谈冀中《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中的一分区部分
1942-1943两年，冀中的火线剧社曾经在一分区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的故事从王端阳为他母亲刘燕瑾出版的那本《女兵日记》谈起。但不是讲其全部内容，而只讲其中的一小段，日记开始之时的1943年3月到5月份，在一分区三团防区内避难的那一段经历。
《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亚马逊书店 优惠价36元
作家王端阳
刘燕瑾是老北京人，是北京被称作“旗人”的满族人（一分区的满族人也有不少，比较知名的，有团政委张如三和战线剧社指导员胡旭）。她父亲是二十九军的军医，以军医的收入养活全家。1937年秋天北平沦陷后，她父亲下落不明，全家人的生活出现危机。1938年，十五岁的刘燕瑾到冀中参加了八路军，被留在当时的火线剧社。当时在晋察冀、挺进军、冀中这三大八路军中的来自平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应该不少于上千人吧？
1942年“五一大扫荡”冀中沦陷，冀中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都突围来到了相邻的晋察冀，被安置在一分区辖区。其中，火线剧社成员也突围来到了一分区。
在当时一分区三团连指导员高粮的回忆录中，记载着：“5月初（1942年），我们奉分区杨司令员的指示，到易县与定兴交界的山外去迎接从冀中突围出来的十分区部队、火线剧社和冀中军区教导队。”
高粮这个连迎接从冀中突围出来的部队，十分不容易。因为冀中的突围部队一过铁路线就被敌军围困起来，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冀中的这支突围部队边打边前进，非常艰难。所以，当与迎接他们的一分区部队会合的时候，高粮说，对方的眼泪都几乎流下来了（高粮回忆录第69页）。一分区部队装备较好，能打仗，与敌人一交手，对方惊呼“杨成武的老八路出山了，快逃呀！”
能喊出这样的话，应该是伪军。你看到没有：交战的双方都是中国人。所以我说，所谓的“抗日战争”，在很多战斗中其实是中国人之间的战斗，是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八路军同投靠日本侵略军的伪军之间的战斗。
接回来的冀中这几支部队，就安置在满城县、完县（今顺平县）交界的地区，这个地区属一分区三团的防区，安全上有保障。当然这几支冀中的部队不是同一时间突围出来的。高粮回忆录中讲述的，我认为应该是十分区政委帅容带领的边苦战边突围的那一场战斗。只有十分区机关大队在过平汉线铁路的时候经历了残酷的激战。其余冀中军区教导队在过铁路时还算顺利，没有打就过来了。
冀中的火线剧社在突围中遭到了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不等接近平汉线铁路就遭到了很大的伤亡，队伍被打散了，很多人不是牺牲，就是被俘了。我查了火线剧社的大事记，火线剧社最后是分散突围过平汉线铁路线的，没有经过战斗。过铁路时，时间已经是7月份了，距“五一大扫荡”过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日伪军已经麻痹了。
突围出来的冀中党委、行署及火线剧社在内的其他部门，都被安置在冀西山区军事力量最强的一分区。具体地点在完县（今天顺平县）的张家庄地区（火线剧社史错写为“张各庄”，完县其实没这个地名）的周边几个村子。这里是一分区腹地，也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区，前面即东面有三团顶着，北面是一分区司令部，南面是三分区地盘，后面即西面直通涞源县和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卫生部、供给部，还有抗大二分校的一大队，以及晋察冀卫生部医院、冀中军区供给部兵工厂和被服厂都在这个地区。
注意看冀中领导机关同一分区和三团之间的位置关系
在火线剧社转移到一分区期间，1942年12月，崔嵬从华北联大调到冀中军区工作，担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兼火线剧社社长。查当时的干部任命：除了崔嵬，黄中（以后非常知名的国家体委副主任）被任命为剧社指导员；胡苏任副社长兼副科长；苏路任副社长。
注意到没有：冀中军区正式宣布被撤销的时间是在1943年底，但是在宣布被撤销前，冀中党委、行署、军区还在正常的任免干部。
从刘燕瑾的日记来看，火线剧社在这里住到了1943年的4月20日，然后奉命离开一分区，到晋察冀军区。期间在晋察冀召开参政会时候，火线剧社曾赴晋察冀参政会慰问演出，之后又在晋察冀军区接受干部的统筹调配，余下的人员，在三月初又回到了一分区。刘燕瑾的日记就是在这一时间开始写的。所以也可以说，《火线剧社》的发展和女兵刘燕瑾的日记，与一分区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
1943年4月20日这一次火线剧社离开一分区，原准备在晋察冀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可惜一周后就赶上了鬼子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火线剧社再次返回到军事力量相对比较强的一分区，在这里参加反扫荡。刘燕瑾在日记中记载，5月15日，鬼子兵包围了狼牙山地区，一分区形势分外紧张，火线剧社才离开了一分区，转移到唐县的三分区乌园寺，从此再没有回一分区。
因为这一次介绍的中心线索是刘燕瑾的日记，所以我按照日记中的时间顺序来讲。
火线剧社从1942年7月突围到一分区河北省完县的张家庄地区，到1943年5月15日离开，总共十个月时间，除了两个月在晋察冀军区，在一分区总共住了约八个月时间。这位火线剧社的女兵刘燕瑾开始写日记，是在1943年的3月8日开始的，正是再次回到一分区的这段时间。
刘燕瑾在日记中说，他们住在高各庄洛褂村，我找不到这个地方，但是在冀中党委、行署机关所在的张家庄靠北一点，有一个高家庄，我疑似就像张家庄错写为张各庄一样，高家庄也错记为高各庄。但这个“洛褂村”的确找不到。易县、满城县、完县（顺平县）、唐县都没有。
这个高家庄，应该就是当年火线剧社的驻地，因为大扫荡开始，火线剧社转移的下一站就是慈家台
在火线剧社的大事记里，记载着1943年的3-4月间，火线剧社奉命为一分区部队巡回演出。在刘燕瑾1943年3月29日的日记里，写着：“……一天又行军（从三团回到一分区），又演出（给他们的高干会），……”“晚上由周庄回来后，大家全很饿……”。这段日记的写作地点记作是“南坟头”，周庄附近哪里有这样一个地名？我疑似“南管头”的错写。因为南管头村当时曾被用作一分区战线剧社的驻扎地，村子大，让给冀中的火线剧社，自己住北管头村，也无不可。
刘燕瑾记载的这个“一分区高干会”，值得一提。
杨成武一月份参加晋察冀参政会回来，不久，晋察冀军区给一分区派来了新任分区副政委李志民。此时，在平西铩羽归来的前参谋长黄寿发、从雁北铩羽归来的前副司令高鹏，都回到了一分区。
所以，我分析这个“一分区高干会”的内容，应该是一分区团以上领导干部，欢迎新任副政委李志民的到来。李志民到来之后，坐一分区第二把交椅，一把手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三把手分区参谋长徐德操；四把手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建中。回来的黄寿发、高鹏虽然也维持原领导干部待遇，但没有晋察冀军区授予的实职，这是军队系统。
其余的“一分区高干”还应该包括党政干部系统，一地委副书记（原书记）王国权、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牛树才、一地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白文治；三专署专员李耕涛等等。
在4月2日刘燕瑾的日记里：“晚上在供给部演出（一分区），成绩颇佳，据说只有一个晚会，大概后天即可回去。”
但没有能回去，4月3日的日记里：“昨天刚演完，今天就又要出发到抗一队去。”这个“抗一队”是个简称，全称是“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其实当时已经合并进一分区，被改编为一分区教导队了。
4月6日，还是在刘燕瑾称为“南坟头”的南管头村，刘燕瑾记载：“到一分区来以后，哪一个团也没有这里给我们的鼓励大，特别是精神上的慰劳太厉害了，每个同志也全加了最大力气，想给他们以圆满的回答。”这是对南管头村的最好赞扬。
给三团的演出在4月8日举行：“盼了许多时候的晚会今天总算开成功了，收到效果颇佳，明天就该回去了。”
实际上4月10日“晚上又一次演出，节目拖延的那样漫长，最后只剩下了少一半观众，大概是最爱看戏的了。等收拾完一切，走回周庄，已经听到井边的辘轳声了……”
4月14日，火线剧社同战线剧社（一分区）、抗敌剧社（晋察冀军区）一起进行文艺座谈，我意思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晋察冀局部版。
4月15日：“吃过了晚饭到二十九团去演出，大概这也就是最后一个在一分区的晚会了，因为军区来电话叫我们回去呢……”，“这个团是冀中的，到底不同，我们情绪也很高。”
这个冀中的二十九团，团长就是被留在一分区三团的黎光。二十九团原本在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中，是掩护十分区领导机关突围的。当突围到接近平汉线铁路的时候，担任十分区突围的最高指挥十分区政委帅容，考虑到一起过铁路线的目标太大，于是将队伍一分为二，帅容带十分区机关大队和警卫连走南线，即定兴县那段路线，后来被高粮连接应；黎光带二十九团走北线，从涿县一带过铁路线，但二十九团过铁路线不顺，直到接近年底才过来。
过来后的二十九团，一直担任张家庄的冀中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以后团长黎光被留在一分区，担任三团副团长，这是我以后要专门讲的一个话题。
4月20日，火线剧社奉命回到晋察冀军区所在的阜平县，但仅过了九天，4月29日，日军对晋察冀山区的大扫荡即将开始。晋察冀军区自身的警卫力量不足，非战斗人员聚在一起目标又大，于是，火线剧社不能留在军区了，刘燕瑾的日记中：“我们马上又回到一分区去反扫荡”，回到被称作“高各庄”的高家庄。
4月29日，回到一分区，第二天，4月30日，“夜行军到了慈家台”。第三天，5月1日，“夜里三点钟敌人到了台于（注：应该是“台鱼”，完县即今天顺平县的一个乡），离我们二十几里，一切全做出发的准备。天大亮了还没吃早饭，敌人便到了刘家台，到我们这里只有五里地了。街上炸了，一切全紊乱着，像敌人包围了村一样，队伍拉出去了，跑了十里地，在一个山坳里休息。”
刘燕瑾所说的“台鱼”的地理位置，原本是三团三营的控制范围
慈家台与刘家台只隔五里路，刘家台被敌人占领，慈家台乱成一团，因为太近了
“黄昏，情况弄清了，我们马上分成两个队，指导员队跟着三团，我们和社长一起向二十团出发，行程四十里。”
之后接连几天下雨，在雨中行军，5月2日：“夜行军在山里，真不是好玩的……，经过了一个悬崖瀑布——龙泉，夜里看不见什么奇景，只听到呼呼的流水声就使你非常恐怖。”
上面的几个地名，刘燕瑾在日记中都记错了，这一个也不例外。这是在慈家台不远处的龙居瀑布，跟慈家台一样，隶属于满城县刘家台乡。今天是旅游胜地，门票30元，当年是免费。龙居瀑布前的龙居村，我介绍过，原本属根据地腹地，但1943年的最困难时期，全村十几个青年妇女，包括已婚未婚，都跑出去到了敌占区，嫁给了特务和伪军。为的是有口饱饭吃，能活下去。这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听说后专门派人来调查的结果。
龙居瀑布全长2.7公里，分为九个瀑布，飞流直下，气势磅礴，最高瀑布落差达43米
5月3日，因昨天夜行军，休息一天。
5月3日：“捉着了两个汉奸，据供敌人最近可能扫荡一分区基本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更向深山里进。”
你看，折腾了几天，这还只是前奏，日伪军对一分区的真正大扫荡还没有开始，还处在派遣特务的侦察阶段。火线剧社只能连夜向西行军，在三团一个连的驻扎地隐蔽。刘燕瑾的日记里：“半夜里就到达了一个小庄，为了保守秘密，任何人连屋都不让出，……连队首长对我们是非常关心，真是所想象不出来的。”
5日、6日都在行军，8日：“夜里传来了这样的消息，敌人全退却了，黎明前我们就要赶到团部（注：三团的团部），随他们一起回分区（当然是一分区）。路程有一百多里地，真把每个人都吓着了。”
战争年代的消息，很多是瞬息万变的假消息，不能当真。刘燕瑾并不知道，真正的大战还在后面。
5月11日：“下午情况又变了，分区叫我们马上回张各庄，走了半夜快到了，前站回来说军区转移了，那边有情况，于是马上又回来。到刘家台下了大雨，全淋湿了。”
12日、13日：“只注意休息和行军。扫荡，真讨厌。净他妈行军……”
5月15日：“敌人包围了狼牙山，使我们转了很大的圈子，跑坏了半双鞋。现在又回到三分区了……”
刘燕瑾一分区日记，到此为止。
5月15日，火线剧社离开了一分区，到了南面的三分区，此时，一分区原冀中党委、行署和火线剧社的驻地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发生在1943年5月的这一次反扫荡，在高粮回忆中有较为详细准确的描写，我补充一下。但高粮回忆中比较含糊的地方是将1942年和1943年的事情混在了一起，我分别梳理清楚后，整个过程就清晰了。
我们从1941年的大扫荡就可以发现，日军的大扫荡规律，是首先扫荡阜平县、唐县的晋察冀领导机关，打掉首脑机关，然后再扫荡军事力量比较顽固到一分区。1943年的大扫荡也是这样。
4月底日军首先扫荡晋察冀军区，火线剧社于是返回到一分区。5月11日，保定情报站向一分区报告，保定敌人集结了四十多辆大卡车，纠集了一千五百多鬼子准备偷袭山区的根据地。
我多次介绍过，抗战期间，日军很重视情报工作，日军收集情报的能力和手段都是第一流的。所以，这一地区即山区隐蔽着来自冀中的大量机关和人员，日军不可能不知道。日军偷袭满城县与完县结合部这一地区，就是冲着冀中的这些人来的。
12日下午，三团的肖应棠团长紧急召集两个连：五连连长杨才鑫和连指导员高粮；侦察连连长王九成和连指导员王栋，告知日军的进攻路线来自易县、保定、满城、完县、唐县，今日下午三时就可以到达石井山口。石井村，今天的满城县石井乡，当年是根据地的前沿，与日伪游击区接壤。要五连和侦察连无论如何拖住敌人五个小时，为后方机关和人员的转移赢得时间。
为什么三团长肖应棠要把阻击敌人掩护撤退的任务交给五连和侦察连？是因为当时三团把守东大门任务的就是五连和侦察连。五连负责东南方向，侦察连负责东北方向。当时的战斗布置，侦察连负责土门村的阻击任务，由连长王九成指挥，掩护后方机关撤退；五连负责杨家台村阻击任务，由连长杨才鑫指挥两个排，掩护分区领导机关、冀中军区兵工厂、修械所、医院向后方撤退。
敌人从石井西进，必然要经过五连和侦察连的防区
五连长杨才鑫防守的杨家台村，背后就是冀中机关隐蔽的张家庄
五连几次战斗的地理位置
此战的结果，我以前讲过了，侦察连和五连担任阻击任务的两位连长王九成、杨才鑫先后牺牲。因为冀中党委、行署机关都早已撤走，火线剧社也转移在外面，只有当时在那一地区的冀中军区教导队牺牲了两百余人。特别是五连长杨才鑫牺牲的那一天，正好是火线剧社转移到三分区的那一天——5月15日。
日伪军这一次进入满完地区的一分区腹地，原本要在清醒村附近建一座据点。5月16日夜间，高粮向杨成武汇报之后，从指挥的二排派出两个班，由侦察班长带队，夜袭敌人的建据点工地，将建筑材料全部烧毁。敌人在根据地内建据点的企图落空了。
刘燕瑾日记中的一分区部分，以5月15日为结尾，以后再没有出现一分区内容（注：火线剧社大事记也是这样记述的，跟日记完全一致，只是地点更精确些）。但根据高粮的回忆，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这一次反扫荡于5月18日结束，进入一分区根据地的日伪军全部退走，高粮回忆录记载：“经我们保护过的火线剧社又回到了我连驻地，来进行联欢慰问庆祝胜利。他们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使战士们感到十分温暖。我们把山上养的猪杀了招待他们，剧社领导听说我们喜欢看京剧就给我们演出‘法门寺’，好像当时缺贾棍的角色，崔嵬社长就自己出来救场，大家评论他演的‘棍’比那位正式演员演的还精彩。”
最后要说，刘燕瑾的日记，高粮回忆录，都属于被一些专职历史学教授不看好的“口述的历史”。但永远不要小看口述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这被称为“口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因为口碑代表着真正的民意。而所谓的“正史”中有时代表的却是被曲解的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