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解放初期镇反的一件往事
还是从已经熟悉的朱占魁谈起，有一个解放初期跟朱占魁的遭遇类似的人物，但因为有“贵人”扶持，得以渡过劫难，与朱占魁的结局完全不同。
有一次等待吃饭前的闲聊，厨房里好几个人在忙乎，用不着老太太插手，于是她就扯些过去的事情来聊，当然也是聊吃饭的话题。这位去世后被八宝山定为“干部级别不够，不能进八宝山安葬”的老太太，在解放初期已经是团级干部，而且蒙聂司令批准，成为当时华北军区机关干部中两位经特批可以吃小灶的女同志之一。
战争年代的共军，物资匮乏，只有“师”以上的干部才有吃小灶的资格。但立有大功，或受过重伤，还有担负重要工作的团级干部经最高首长批准，也可以吃小灶。当年小灶与中灶、大灶的区别，不过是主食多点细粮，副食多几片肉，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穷人很容易达到的生活水准，可当年只有师以上领导干部才能享受。
当年，非战斗部队的干部家属多数都是随军队一起行动的，按规定家属、主要指子女，配偶要是干部级别不够的话，都只能吃大灶。我看到在老鬼写母亲的书中，他父母吃好东西躲在房间里偷吃，不让孩子吃的情景，在那些一切是为了子女的家庭是很难理解的，但在那些从供给制走过来的共军高层领导干部中却不罕见。
我们说，缺乏人性是严酷等级制度的产物，同时还产生了极端自私的本性。
那时候和各级领导一起开会谈工作，到了吃饭的时间，干部们各自往自己级别规定的饭堂走去，互不干扰。领导干部决不会挽留中层和下层干部“在我这里吃吧”，因为这没有文件规定，同样，每次开饭，分管各灶的管理员在开饭时都要坚守岗位，中下层干部决不能进入小灶餐厅，下层吃大灶的干部也决不能进入中灶餐厅，当年的等级制已经产生。
华北步兵学校，校长赵再生和校政委张明河是军级干部，其余几个校领导都是师级干部，这些人都是吃小灶的。仅仅一年多后，等级制更加细致化，仅一个“军级干部”还不行，还要更细致区分出正军级、准军级、副军级三种，师团干部也是这样。某一日，从冀中军区保卫部部长位置上调过来的翟家骏，不在小灶食堂吃饭了，大家猜测，由于土改问题的影响，他的级别待遇是团级干部，干部供给标准被转送到了中灶食堂。
即使师以上首长吃饭时多一点细粮、多一点肉蛋荤腥，也不是管够吃的，而是每人一份。我母亲多次亲眼看见，吃小灶的首长，仔细把配给他的那个鸡蛋，或者几片肉用馒头夹好，包进手绢放进衣兜，为的是回去带给自己的孩子，其余的饭菜就跟大灶的伙食差不多了。为此，张政委曾专门开会，讲吃饭：“那是上级给你的待遇，因为你承担着更重要的责任，不是给你孩子的。”
1955年评军衔前，对解放军中工作的女兵是个灾难，这就是史上“十万女兵脱军装”。离开部队的女兵，根据干部级别和文化程度在地方党政部门任职，当年的“女团职”，很多首长和领导的夫人都担任了北京市各中学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老太太最初担任的是纺织工业设计院的一个科室的党支部书记，1956年干部评级，她跟我母亲一样，都是行政十六级，月工资109.5元。1957年到了，这一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打右派”，纺织设计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分子”能少得了吗？
你想，一个从区妇救会起家的女干部，然后是文化教员、指导员，一辈子没干过整人的事情，现在要把这些已经拖家带口的文化人打成右派，你下得去手吗？这一拖，就是很长时间。上级不耐烦了，开始算计上她——你找不到人填上那个窟窿，就把你填进去。
幸好那时的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都是晋察冀出来的党政机关所组成的，干部中熟人不少，于是赶紧托人，跳出纺织设计院这个苦海，回到晋察冀的怀抱中来，就这样，给她也安排了个中学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中学在崇文区，从区委书记、区长都是从冀中出来的抗战干部。但老太太从这次险些被打成右派的风险中挣扎出来，已经心灰意冷，不想干了，于是就办了长期病休，几乎从没去过这所中学。
幸好从没去过，这帮助她躲过文化革命的一劫，否则，谁都知道会遭遇到什么下场。
自五十年代以后，到了六十年代，从部队下来的女同志只要够团级，很多人被安排到中学当支部书记。
我一个老邻居——高开凉，比我们要大，都是同一机关的子弟，吃食堂经常在一起熟悉的。好像文革前不久吧，他从初中毕业，考上高中。他考上的大概是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这是西城区一所建校历史悠久，办学质量高，有着优良传统的普通完全中学，其前身是1921年由著名教育家、北师大校长陈垣创办的平民中学。据说老革命家荣高棠、原文化部长王蒙、原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大明等都出自这所中学。
开学伊始，他回到机关食堂吃饭，一边不停地念叨学校中看见的新鲜事，比如学校的书记到他们班来讲话，书记是女的，叫×××（名字我记不得了，我查了一下四十一中的历史资料，是不是第四任书记石育英？我不敢肯定，但这是唯一的一位女书记）。
我母亲当时也在一边，听他讲到这个名字，一愣，马上对高开凉说：你在上学的时候，找个机会，悄悄问一下这个书记，还记不记得××？
高开凉到学校一问，把两个当年的老战友联系到了一起。以后文革爆发，联系又中断了。
这几天为写这篇文章，我上网搜索一下我母亲老战友“石育英”这个名字，知道她是个老干部，平安度过了文革，文革后写过回忆录，但其他详细的情况一点不知。从她是北平地下党干部出身，我猜想她可能是北平纠察总队的同事。
1948年12月北平纠察总队在良乡成立后，曾有一批北平地下党干部被分到纠察总队，担任解放军进城后的向导工作。我猜想这位石育英应该是其中之一。十几年后的六十年代初期，她被分派到北京一所老资历的中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与我母亲建立了短暂的联系，可惜被文革的爆发所打断。
当时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想得到：当年的中共党员是真正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革命者，吃苦在先，冲锋在前，享受在后。在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当初的干部级别竟然一动未动，职务显示始终是“中学党支部书记”，如今时行党委制、党总支制的中学比比皆是，一个“党支部书记”算得了什么？难怪八宝山一听这个职务，立刻就回绝了进八宝山安葬的请求。
所以我说今天整个社会都在“势利化”，“八宝山革命公墓”应该改名字了，还是改成“八宝山领导干部和名人公墓”更准确些。
狗眼看人低的世道。
在这次等待吃饭前的闲聊中，老太太说，解放初期，当时十分区的老司令朱占魁已经从软禁转为关押，等候华北军区军法处的审判。但关押期间朱占魁的原“吃饭待遇”优待，吃中灶，跟他关押在一起的原冀中、晋察冀军队的几个领导干部也都是如此。这几个原领导干部都是八路军团以上干部，以“叛变”的罪名关押起来，等待军法处的统一宣判。
知道自己的案子是由华北军区军法处审判，最终不还是聂司令说了算吗？据说朱占魁曾托了许多人，既包括有身份的领导干部，也包括看押他的一般干部，向聂司令写信求援或口头求援，希望聂司令看在他往日对晋察冀的功劳份上，伸出援手。
当时聂司令正在大力清理门户，连当时从华北军区补训兵团补训四旅旅长合并到北平纠察总队，担任训练总队副总队长的张鸿烈都被抓了起来，原因是他带领伪军起义过来的，在伪军时期有血债，现在要清算。所以朱占魁求援不但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被聂司令一通痛批，朱占魁在听到宣判时特地念到了聂司令的批文，断绝了朱占魁的最后一点希望。
我猜朱占魁在以后落实政策安置他时，他要求在河北以外的任何地方，目的就是躲开聂司令的地盘远远的。
说当时华北军区没有“关照”朱占魁，也不尽然，跟朱占魁一起关押的几个叛徒，包括李振军曾经的上司，由抗大二分校一大队改编的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当时这些人都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唯独对朱占魁留了条活命。
我记得我当时曾提出反问：当年解放初期，连法律条文都没有制定，到底是凭什么给朱占魁这些人判的刑？
老太太说，没法律条文就不能判刑了吗？黄寿发还不是一样被判了死刑。
我以前介绍过，黄寿发留给一分区干部战士的印象都很好，这个人有脾气但没架子，有官威但不搞特殊化，不善与人交流但为人很实诚，大老粗们都服他，知识分子干部对他也很敬佩。
一次在政治部开会，司令部全体干部都过来了，从前线部队匆匆赶回来的黄寿发误了饭点，没有吃饭。当年肚子里没有油水，一顿不吃就饿得慌，黄寿发饿不住，偷偷从会场上溜了下来，到政治部食堂去翻找吃的。厨房里一个人没有，黄寿发到处找不到吃的，正在这时，炊事班长贾三回来了，黄寿发满身补丁的后背他根本就认不出是谁，以为是谁在偷吃的，上去照后脑袋就是一锅铲子。
力气用得大了，黄寿发“哎哟”一声，转过身来，贾三一看打的是黄参谋长，给吓坏了。但黄寿发捂着打了个包的脑袋先道歉了：饿极了，没跟你们打招呼就进来了……
那时实行的是干部定额供给制，政治部食堂供应的是政治部机关的编制干部，司令部干部，包括领导在内，供给指标不在政治部这边，所以按规定没有他的饭。即使吃了政治部这餐饭，回头还是要以粮票还过来的，一点不能多吃多占。
这一次讲的是解放初期华北军区的“清理门户”。与朱占魁、张鸿烈的命运截然不同，有一个一分区领导干部险些落到他们一样的下场，但被杨成武保了下来，谁？宋学飞。
宋学飞是原赵玉昆部队的参谋长，赵玉昆的易县小同乡，两家东霍山村与东邵村相距不远，赵玉昆起家时“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跟赵玉昆关系非同一般。
宋学飞、赵玉昆等许多易县人都曾加入过东北军。不过宋学飞有文化，他家是大地主，号称东霍山半条街都是他家的产业，赵玉昆则是贫苦农民出身，所以在东北军，宋学飞可以进讲武堂，以后当到东北军的营长，赵玉昆始终是大头兵一个，连班长也没混上。
1946年初，原宣化警备司令晨光被调到五旅任副旅长，宋学飞接任宣化警备区司令员职务。那个年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宣化警备区司令员又是个闲差，闲暇时分，他对昔日的一分区老战友们讲述了许多自己过去的往事。
宋学飞是赵玉昆的“高参”，不仅懂军事，也懂经济、懂政治，为赵玉昆出过许多“高招”。这些“高招”，有的属高瞻远瞩的“上策”，有的属权宜之计的“中策”，有的是不得已的“下策”。无论是什么“策”，但当时都为稳定赵玉昆部队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开战后，直到日军大反扑的27日，前后有二十天时间，都处在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中。反应到市面上，当时无论是易县县城内还是在乡下集镇上，都呈现出一种市场繁荣稳定的虚假状态。此时的赵玉昆已经拉队伍起家了，并且筹得了几万元的“军款”，用作招兵买马。
但这些军款基本上都是国民党中央几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抓在手里是要贬值的，赵玉昆也作过小买卖，卖过猪肉，懂得这个道理。于是赵玉昆吩咐自己的军需主任或军需处长，是不是那个尹玉斋我不清楚，要他分成一万元一份，分别存入易县地方钱庄、保定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盐业银行几个地方，有三个月一期、六个月一期、一年一期几份。
赵玉昆的意思很清楚，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存银行和钱庄，当时还能赚不少的利息。赵玉昆布置完毕，出门开会去了，此时宋学飞回来，一听，立刻吩咐军需主任，千万不要把钱送银行去，该干嘛干嘛，把钱立即都花掉。
第二天赵玉昆回来，一看军需主任还在这里，不禁大怒：这耽搁一天，要少收入不少利息的，立刻板着脸问军需主任：我昨天交代你办的事情都办了吗？
军需主任说，刚要去办，被宋高参给拦下了……
赵玉昆满肚子不高兴，但又不好对他三顾茅庐请出来的宋学飞发脾气，于是问怎么回事？
宋学飞说他当时“四两拨千斤”，用一句话就解了围，他当时对赵玉昆说：“赵司令，你以为三个月后这里还是国民政府的天下吗？”
赵玉昆当时听了半信半疑，但仅仅几天过去，日军对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紧接着平津陷落，不要说易县，连大半个河北省都跟着沦陷了，大批钱庄、银行倒闭或破产，投进去的钱打了水漂，唯独赵玉昆这几万元军款得以幸免。
这是“上策”。
赵玉昆在易县最大的对头是孟阁臣。孟阁臣也是东北讲武堂出身，当过东北军的连长，懂得一些谋略，所以军队发展的是赵玉昆的两三倍之多。易县乱世之时，孟阁臣以“七路军”闻名，比“八路军”少一下子，赵玉昆部队以“十路军”命名，比“八路军”多两下子。
孟阁臣比赵玉昆更具政治眼光的地方，是他率先投奔到聂荣臻门下，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昆听说后，也要去投奔聂荣臻，被宋学飞拦住了：“你听说过两只咬架的狗投奔同一个主子吗？主子总是要护着先投奔他的那一只狗。”
于是赵玉昆投奔到铁路线以东的冀中军区吕正操的门下，被任命为“冀中军区河北游击军第三总队司令员”。但1939年初贺龙来到冀中地区，与晋察冀军区见面后重新划分各自的管辖地盘和部队，赵玉昆部队因为属铁路线以西的易县山区，所以划归给杨成武指挥。
也是时间上的巧合，杨成武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消灭孟阁臣部队，对易县本地出来的赵玉昆部队实行团结政策。而且根据八路军自己在制定的“阶级政策”，都始终把贫苦出身的赵玉昆作为依靠对象，将地主出身的宋学飞作为防范对象。
以此来看，宋学飞这计只能属于“中策”。宋学飞很长时间被一分区作为防范对象，与他的一个“下策”之计有关。
孟阁臣解决完了归属问题之后，与赵玉昆部队公开决裂，借优势兵力一举包围了赵玉昆司令部，俘获了赵玉昆本人。成为俘虏的赵玉昆向孟阁臣表示，愿解散自己的全部人马，再不起家。
此时，脱险在外面的宋学飞身边没有几个兵可以解难，于是思索之后，心生一计，派手下立即赶到易县县城，向易县的日军求救，说抗日的孟阁臣部队正在围攻亲日的赵玉昆部队。一旦赵玉昆部队被消灭，唇亡齿寒，孟阁臣将进攻日军。于是日军从易县、满城县南北夹击，击溃了孟阁臣部队，解救了赵玉昆。
此战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政治上为赵玉昆、宋学飞留下骂名——与鬼子联手打抗日军队。幸好这支“抗日军队”不久被杨成武消灭，否则历史上还真难解释这场战斗。
1940年3月赵玉昆叛变投敌，成为汉奸，紧急中一分区整肃内部，清除赵玉昆余党，最初锄奸科的清除对象，宋学飞是排在第一个的。据说当时锄奸科连捆绑宋学飞的绳子都准备好了。但是五支队政委王道邦在会上力保之下，杨成武转向了支持王道邦的意见，也转向力保宋学飞，稳定了原赵玉昆部队组建的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五千余人的军心。
1949年北平解放，隐匿三四年的赵玉昆在北平落网，惊动华北军区高层的审讯赵玉昆随即在北平开始。据说每天的审讯结果都要上报给聂荣臻、杨成武，审讯记录各自一份。
在赵玉昆的供述及被捕后从他家翻出的日伪文件上，有着“策反宋学飞”的重要内容。拿到这些文件的聂荣臻，立即命令杨成武拿下宋学飞，关押起来。
接到聂荣臻命令的杨成武，当时在天津，担任二十兵团司令员，他立即赶到北京去面见聂荣臻，力保宋学飞。
杨成武说，日伪文件把宋学飞列为“策反对象”，人家非要这么列进去，你能有什么办法？不是列进去了就策反成功了，边都没有的事……
看记载，当时说得聂荣臻也笑了，抓捕宋学飞成为泡影。1955年宋学飞，授军衔大校，六十年代晋升为少将，河北军区副司令。如果每个干部身后都像宋学飞一样，站着一个坚定信任自己部下的杨成武，那些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就会大为减少。
我曾对宋学飞的女儿说过，自古以来知道感恩的中国家庭，都会在自己家里供奉于自己家有恩人的长生牌位。你们宋家绝对应该为杨成武立一块长生牌位，世代供奉。
中国人，明白的人少，糊涂的人多，能在关键时刻为他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对自己上司抗命，陈述道理的人尤其不多。杨成武能深得人心的地方就在这里。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希望每个人都能懂得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