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晋察冀的管辖地域和“出走”晋察冀
上次说到“二朱”，都曾在晋察冀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朱占魁、朱遵斌，最后都选择“出走”，离开晋察冀的管辖地域，到其它省去，这一次我再啰嗦一下这个问题。
大约在十年前，受老萨的影响，我开始着手晋察冀史的研究工作。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具备老萨那样研究全国范围的全才，那时我定了个时间和地域的基本范围，就是研究从1937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的“晋察冀十二年战争史”。
这个晋察冀的十二年战争史，以八年抗战为主，三年内战为辅，其中还有一年的和平时期。在这其中，又以史料比较齐全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的历史为重点，其次是平西挺进军和处在平津夹角之间的冀中十分区为侧重。
有朋友寄希望于我研究红军问题，这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和能力范围，而明知道做不好的事情我不会勉为其难去做，以免辜负了朋友的期望，所以，目标不能选得太大，已经确定的小目标，要做就一定做好。
所谓自1937年抗战开始的“晋察冀”，其核心不过是大约三分之一的河北地区。而且这三分之一的河北地区是河北省最贫穷的西北角地区，再加上山西省最贫穷的东北角几个县，就是晋察冀所在的全部地盘。由于今天河北省最贫穷的北部地区过去隶属于“察哈尔省”，所以这一地区当年被统称为“晋察冀”地区。
严格说，晋察冀这个称谓存在了十一年，1948年5月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原晋察冀军区改称为华北军区，所谓的“晋察冀”不复存在，被“华北”所代替。1955年华北军区再次改名为北京军区，直到今天。
从晋察冀军区演变过来的北京军区，统管的地盘有“两省一区两市”，即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两个直辖市北京市和天津市。愿从晋察冀系统走出来的抗战干部，大都倍安排在这五个地方。除非你自行出走，离开晋察冀管辖范围。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刚上台不久的江那届军委制定下一个军队干部离休政策：在外地的军队军以上干部，可以向总政申请进北京居住，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的北四环，东花园村一带，修建了一处北京市最大的军队干休所以容纳这些老干部们。
以此方式，北京军区后勤部出面，联合了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河北省军区、山西省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军区等几个部门的后勤部，总称“联勤部”，在北京东城区的禄米仓胡同盖起了一座大干休所。
凡在我故事中出现的那些军队老干部们，都许多人都在这两大军队干休所居住。
尤其是北京军区联勤部禄米仓干休所，那里居住的很多老干部都是晋察冀十二年战争的亲历者。
不少人，我主要指的是红军身份的领导干部，是主动离开晋察冀的，离开晋察冀这个地盘，当然最终目的是离开晋察冀这个领导体系。
肖锋不用说了，应该是最具代表性人物吧？1937年“出走”离开红一师，1938年“出走”离开一分区，1945年彻底离开他已经十分熟悉的晋察冀，如果没有特殊的心态，他不会离开他八年抗战战斗过的地方。
那些高调为《肖锋日记》捧场的人，如果真有心研究肖锋这个人的话，为什么不能从这个最关键的地方着手呢？
肖锋是江西省泰和县人，跟三年后“出走”离开华北军区的朱遵斌是老乡。一分区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泰和县老乡是一团卫生队队长尹明亮，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晋升为少将。晋察冀军区比较有名的泰和县老乡是易耀彩，跟着宋时轮来到的平西抗日根据地。
坚决“出走”，执意要离开晋察冀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干部，当属晋察冀军区副政委、代政委程子华。1945年9月，在晋察冀军区政委聂荣臻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在程子华的坚决要求之下，当时主持中央日程工作的刘少奇（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排程子华离开晋察冀，到了东北解放区担任领导职务。
这是程子华主持晋察冀工作的最后时期——1945年2月美军观察组回国前和程子华合影
实际上程子华并没有离开晋察冀，一直负责冀东及热河、辽东的军事及党政工作，只不过隶属关系改为由东北局领导。
仅次于程子华，要求并成功离开晋察冀的军队领导干部是郭天民。张家口沦陷之后召开的涞源会议之后，郭天民被撤去冀察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冀察军区司令员职务，赋闲听候组织安排。半年后在来到晋察冀的朱德总司令的协调下，郭天民得以离开晋察冀，转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职务，到了刘邓手下。
郭天民的原搭档冀察军区政委、冀热察分局书记刘道生，在张家口、宣化沦陷后没有回到晋察冀，而是留在了被国民党军阻隔的冀热察地区，最后也划归东北解放区，与程子华的地域合成一片，统称“冀热察辽解放区”。
我说郭天民、刘道生都属于“成功离开晋察冀”的领导干部，还有一些是要求离开但并未能成功离开晋察冀的领导干部，比如肖克、郑维山等等。
现在人们看待“出走”和“离开”，都习惯使用一个现代的名词——“用脚投票”。
战争年代，由于中共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弱势，所以各部队和根据地都带有“封建割据”的性质，由那个地方的最高领导人说了算。比如，晋察冀党政由彭真说了算，晋察冀军队由聂荣臻说了算，彭真、聂荣臻不在时由程子华说了算，一分区由杨成武说了算，挺进军由肖克说了算，冀察地区的军队由郭天民说了算，冀察的军队干部和党政工作由刘道生说了算，第一把手具有无上的权威。
以此来看，第二把手及下面的各级领导干部“出走”或提出“离开”，实际上就是对第一把手的一种实质性“反抗”。一个看似简单的人事安排，实际上是中共最高层的中央领导干预的结果。
1945年在聂荣臻受到晋察冀干部的群起攻之之后，毛泽东做了关键性表态：晋察冀在彭真走后，聂荣臻负责党政军领导全责，于是，群起攻聂的声音戛然而止。同样，只有刘少奇出面，才能为程子华的调离解围；只有朱德出面，才能为郭天民的调离解围。
一支军队，无论是谁在领导，官本位这个性质是没有改变的，最终还是最高领导说了算。
我们说中共是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领导体系，原因就在于此。
本文不加评论，只揭示了一个当年的客观历史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