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察冀一分区史料看雁宿崖、黄土岭战斗
研究晋察冀抗战史上的一场重要战争，最主要的历史依据是什么？
是中日两方面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史料。
中国，即晋察冀八路军方面，由于有关的历史文件不足，所见到的主要是战争亲历者们的各种回忆录，即姜克实教授认为要少搞一些的口述历史。换句话说，如果把姜教授认为的“口述历史”抛弃的话，八路军方面的大部分史料也将被抛弃，所以，口述历史，缺少不得。
承蒙在国外的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助，日本方面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史料也搞到不少，当然，这些日本史料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直接的史料记载着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有关内容；间接的史料记载着日本华北方面军，即“北支那方面军”在1939年那一年，日本昭和十四年在华北地区的有关活动记载。这部分史料也缺少不得。
中国方面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回忆录，大都集中在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有关干部的回忆之中。其中，以杨成武和陈正湘为两大回忆类型：杨成武一系记载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整体概况；陈正湘一系记载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战场详细概况。这两大回忆体系都有着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都缺少不得。
杨成武是一分区八路军的创建者、指挥者、精神灵魂；陈正湘是黄土岭战场的领导核心和主心骨；这两个人都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杨成武不是完人，他在一分区的领导工作难免会有一些失误，比如，对陈正湘的军事作用重视不够，使用不当，造成了陈正湘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过后的一个多月，1940年初，彻底离开了一分区。陈正湘的离去是一分区的重大人才损失，一分区再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军事人才来填补陈正湘离去的领导空缺。
陈正湘离去的几个月后，八路军总部发动的华北百团大战打响，无论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远征井陉，还是在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涞灵战役，由于再没有合适的“统兵”领导人才，这两次杨成武都不得不亲自带部队前往。杨成武属大刀阔斧、高屋建瓴的“粗放型”的全才，陈正湘属用兵谨慎、稳打稳进的“细致型”的将才，在一线战场指挥打仗并非是杨成武的长项，但却是陈正湘的长项。
我之所以把了解和掌握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详细概况放在陈正湘一边，道理就在这里。
如果陈正湘还留在一分区，哪里用得着杨成武“御驾亲征”呢？
陈正湘离开一分区的第二年，1941年4月，陈正湘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的“南大门”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跟“北大门”的杨成武平起平坐。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正湘又同杨成武一样，双双担任晋察冀军区野战纵队司令员，如果留在一分区，陈正湘可能会永远屈就在杨成武的手下，能不能发挥自己指挥打仗的长项，还很难说。
晋察冀军区，从聂荣臻司令员开始，基本上都是政工干部出身的军政领导人，像陈正湘这样杰出的专职军事领导人才为数不多。陈正湘指挥战斗，一贯习惯于亲临现场，他对敌手和战场形势的观察更细，指挥更具体，陈正湘这些实际作战的指挥才能都是杨成武所不如的。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杨成武、陈正湘两大回忆类型，各有特色。凡有关黄土岭战斗的回忆，不是具有泛泛而谈的“杨成武类型”，就是具有更加细致具体的“陈正湘类型”。
这也是“在不在现场”的两大分水岭。黄土岭战斗亲历者们的回忆大都属于后者。
“杨成武类型”的回忆录代表作之一是蔺柳杞的《黄土岭战地旧景》。一看到蔺柳杞这篇文章中“狼诱子”曾支队把阿部规秀引到了黄土岭，这个很肤浅的初级谬误在一团任何一个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找不到，你就知道蔺柳杞对黄土岭战斗的了解看来还处于启蒙教育的“初级阶段”。
“陈正湘类型”的回忆录基本都出自黄土岭参战部队的干部战士，迄今看到的黄土岭战斗回忆大都出自原一团干部，从团长陈正湘、团参谋长杨上堃、二营长宋玉琳、三营长张英辉、一团通讯主任邱荣辉、原一分区直属炮连连长杨九秤1991年写的《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当然这些人一致提到的是“四炮齐射”，但都没有提到什么“神炮手×××”。
我以前提到过的是，原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写的黄土岭战斗回忆录较为特殊，因为内容与署名杨成武的回忆录和《名将之花》一文实在太接近，看不到黄土岭战场上“更加细致具体”的内容，我疑似是其子女根据《杨成武回忆录》而不是根据战场的实际回忆写出来的，所以我把他归为“杨成武类型”的回忆录范围中。
比如，在杨上堃的回忆黄土岭战斗中，记载着“我主力一团一营五、六连与二十五团一部这时准时到达诱击敌人的位置，在白石口与敌接火”，别人不知道一团每个营有几个连，你是从一团的连长、营长提拔到团参谋长位置上的，你应该知道，五连和六连绝对是二营，而不是一营的——原文写错了，你抄下来，还没有更正，说明了什么？说明本人并不知情。如果他知道这段抄文，他会及时提出更正：错了，一团的每个营只有四个连，这个五连和六连是二营的部队……
顺便说一下，魏巍、蔺柳杞是一分区、也是全晋察冀都知名的两大秀才。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期间，这两个人当时都在一团，任教育干事，但都不属于直接的参战人员。这两个人，魏巍身体好，跟团政治处干部一起上战场了，担任抬伤员什么的。雁宿崖战斗最后的总攻阶段，大家打了一天，都疲乏了，为激励士气，连魏巍都端着刺刀冲上去了。蔺柳杞的身体不好，跟同样担任一团教育干事的瞿世俊在一起，被留在后方。
所以这两个秀才写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回忆文章，我也放在“杨成武类型”里面。
经反复对比研究，我得出结论：只有“陈正湘类型”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回忆录属于黄土岭战场的第一手材料，也才更具有历史的参考价值。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一团是从易县“远道而来”的作战部队，而三团是一年前，自1938年底就驻扎在涞源县银坊镇的“本地部队”（注：黄土岭战斗后，三团驻地改为易县的塘湖地区，涞源县银坊成为一分区新部队二十团长达数年的“永久驻地”）。
也就是说，三团的回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才更清晰些。
可惜迄今为止，三团当年的参战人员除了高粮，几乎没看到其他人的回忆文章。我以前评论过高粮的文章，高粮写雁宿崖、黄土岭这一段内容，并非只是靠当年的回忆来写的，五十年后他又重返了涞源县的旧战场一带，也就是说，这个回忆既有“反思”，也有“升华”。
毫无疑问，作为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所以，把高粮的回忆录归于这两场战斗的亲历者的“陈正湘类型”，应该也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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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赠送给我的高粮回忆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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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版本的高粮回忆录我第一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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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粮的回忆录我做过通盘解读，这一次专门挑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部分重申一遍。
雁宿崖战斗前，三团三营驻地在涞源县的上下碾盘村，三营长陈宗坤、营教导员耿玉贵。这个三团三营的前身是涞源支队长肖应棠带回过来的，来到三团之后组建为三团三营，肖应棠担任三营长。
涞源支队前后三届，除了肖应棠带走第一届，肖应棠之后，被任命为新任涞源支队长的马辉也带走了一届，组建为一团三营，马辉任三营长（杨上堃、张英辉的前任）。马辉走后，原广灵县长曾雍雅下岗后调到涞源，接任涞源县支队第三任支队长。
就是这个第三届涞源支队，被人简称为“三支队”的一部分人，在雁宿崖战斗的初期起着“狼诱子”的作用。
注意：这还不是涞源支队被称为“三支队”的主要原因。1938年的一分区，管辖范围包括广灵县、灵丘县在内的雁北这两个县。所以，按先后顺序，广灵支队为一支队，灵丘支队为二支队，涞源支队为三支队，蔚涞涿支队为四支队。
1939年5月大龙华战斗的时候，驻扎在涞源县银坊的三团正在因赵侗的问题开会。又因为三团的一营、二营基本上都是由原赵侗五支队的成员组成的，所以都被留在了银坊，只有肖应棠带领的三营奔赴易县，参加了大龙华战斗的阻击打援任务。
1939年8月的雨季战斗之后，一分区各主力团领导班子进行全面调配，三营长肖应棠被任命为团参某长，新任三营长陈宗坤。雁宿崖战斗之前，三营教导员耿玉贵就被召集到一分区开会，以后再没有回来，三营雁宿崖战斗前的动员都是营长陈宗坤一手包揽的。
一分区前后有过几个“下落不明的红军干部”，都是营级干部，这位耿玉贵是其中之一。这个“下落不明”主要有两个原因组成：一是整肃，因肃反问题被制裁；二是因违犯军纪受到惩处。我曾探寻过这位三团三营教导员耿玉贵的下落，但没有成功。我怀疑他被召回去参加的会议，就是杨成武、袁升平主持的“反不良倾向大会”，会后几个犯有严重错误的营级干部直接被送到晋察冀军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
三团1939年全年在涞源县驻扎的时候，三营作为最受信任的一个营，被放在三团最前端的上下碾盘村驻扎。高粮（那时还叫高良玉）担任连指导员的三团三营十二连，三团十二个战斗连编制的最后一个，连长陈玉书，原孟阁臣部队的东北旧军官，据说是副连长（孟阁臣本人是东北军上尉连长），战后提升为三营副营长。
陈玉书走后，新任十二连连长王九成，外号“大豆”，也是东北军旧军官出身，少尉排长，跟高粮的私交很好。1943年秋季大扫荡，王九成担任三团侦察连连长期间，因担任掩护任务在满城县一次战斗中牺牲。那一次为永远纪念牺牲的“大豆”王九成，高良玉从此改名叫“高粮”。
1939年的三团顶峰时是十五个连的编制，其中十二个战斗连，每个营四个连（跟过去的独立团和现在的一团一样），每个连一百六七十人。团部直属五个处三个连：参谋处、副官处、政治处、供给处、卫生处、侦察连、特务连、工兵连。
1940年9月的东团堡战斗之后，三团元气大伤（我计算伤亡折损至少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加上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井陉战斗的伤亡，折损两千人也不为过），战后所幸存的干部战士编不满一个营。1940年以后，冀西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人口萎缩，农村青年枯竭，新兵又招不上来，从此三团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高粮回忆录《历史的脚印》中提到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我逐个分析一下。
第一个是雁宿崖战斗的傍晚时分，对日军最后据守的小山包进行总攻，一团二营和三团一营冲在最前面，高粮本人也冲进了日军的最后据点。沿途高粮本人也用手枪撂倒了一个日军，被另一个日军把手削掉一块肉，手枪掉在地上，这个日军随即被同行的八路军干掉。
至此，我看到的所有晋察冀一分区八路军干部的回忆录，均记载雁宿崖战斗中日军设在小山包的最后一个据点也被攻克，雁宿崖战场上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日军阵地。
第二个是雁宿崖战斗后，三团刚要撤下去休息，被团政委袁升平拦住，说从延安来的摄影队被晋察冀军区派过来了，要拍电影。希望三团战士们把刚扒下来的日军大衣、背包和大皮鞋重新给死去的日军穿上，以便拍下雁宿崖战场全景。三团照办无误。
如果雁宿崖战场还有没被攻克的日军阵地，延安来的摄影队敢去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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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都把日军的大衣给脱下来，套在日军死尸上面，要拍电影呢
我查了一下雁宿崖战斗后的三团团部及三个营得驻地分布：团部在银炉台村，团后勤、即供给处和仓库都在银坊，黄土岭战斗前被偷袭的日军缴获，一把火烧光。三团三营驻地在“大安”，最靠近雁宿崖南战场——雁宿崖战斗最后结束的地方；三团一营、二营在大安至银炉台中间的几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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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前三团三营的驻扎地点涞源县上碾盘村
第三个是雁宿崖战斗，高粮记载是：俘虏了日军十三名，一部分伪军，还“解放了五百多民夫和骡马”。
雁宿崖战斗，日军战斗部队在雁宿崖村以东、以南的主要战场，一直跟在后面走的后勤辎重及民夫骡马分布在雁宿崖村以北至三岔口一带。雁宿崖战斗结束后，一团三营，张英辉营在雁宿崖北战场到三岔口一带打扫战场，所以“所获最丰”。在雁宿崖南的三团看到自己缴获不多，于是由“某位领导”带队，抢夺了一团三营已经缴获在手的三百匹骡马驮子。
此事记载在当时的一团三营营长、1955年少将张英辉的回忆录中，此事应该不是伪造或编造。战争年代的共军与国军一样，都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对上级是绝对的服从。也就是说，敢带人抢一团三营长的缴获品，三团的来人应该比营长的职位要高。
查三团当时，三团长纪亭榭已不在战场，调回到军分区，三团由副团长邱蔚带领。即使纪亭榭在，他资历太浅，不敢对红军干部有“不敬”的举动。但邱蔚就不同了，他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他在独立团当三营副营长的时候，张英辉只是个排长，远在他之下差好几级。
敢抢张英辉缴获品的是谁？不用点名说了。
第四个是黄土岭战斗打响的准确时间，高粮再一次明确指明：中午12时，日军先头部队到达一团据守的最后阵地寨坨村（今天叫寨头村），一团（包括二十五团）全面打响。下午3点多，日军全部人马被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二三里、宽百多公尺的峡谷中，“在统一号令下，八路军一百多挺轻重机枪和各种火炮一齐开火。”
中午十二点，一团全面打响。下午三点，黄土岭参战的几个团全部打响——但不包括来自一二〇师的特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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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是特务团参战的准确时间。
被八路军突然一齐开火打懵的日军在喘息过来之后，训练有素的日军很快恢复了战斗力，日军先是向在前面（往东）据守的一团寨坨（寨头村两侧）阵地猛冲，被一团五个营，其中包括二十五团的两个营的猛烈火力打回来之后，于是掉头向后面（西面）进攻三团的阵地。正在三团艰难阻击之时，从三团侧后，特务团赶到了，一起杀了过去，总计两个团六个营的火力，把日军打回去了。
特务团参战的时间，在下午三点以后，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第五个是黄土岭战斗中，担任连指导员的高粮谈到了三团提前撤兵的时间和原因：8日凌晨，飞来五架日军飞机，投下了七个降落伞，除了粮食弹药，还有人。正在这时，“来了紧急通知”，告知日军南北的保定、张家口的援兵就要到了，三团于是撤出了战场。
是谁给三团通报的消息？只能是来自易县南管头村一分区司令部专线电话的杨成武。换了一个人都不具有这样的绝对权威性，三团领导、二团领导都不会相信。
这么重要的消息，通知到一团和特务团没有？看来是没有，因为撤退的只有三团和二团。连一团三营长张英辉在晚年时写回忆录，还认为三团、二团提前退出了黄土岭战斗，是因为弹药打完了。
高粮回忆录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他不是只说好话的人，而是全面反映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即使有不那么好的事情他也记录了下来。
雁宿崖战斗结束，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大家的肚子都已经饿了。三营长陈宗坤让通讯员搞点吃的，通讯员说没带，一时又找不到。陈宗坤看到老乡院旁（是不是雁宿崖村？）有晚秋黄瓜，于是叫摘一条来吃。
通讯员不敢，说怕违反群众纪律，被营教导员知道要批评处罚的。
营长陈宗坤当时卡壳了，待了好一会儿才说：“妈的，军事上需要吗！”
从此在三团留下个话柄，叫做“陈营长吃黄瓜——军事上需要。”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有战斗英雄宁亚川偷吃老乡一根大葱受到杨成武的严厉批评；在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争论中，为幸存下来的两名壮士该不该吃两个老乡的萝卜争吵不休。
对这个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处在一天战斗之后极度饥渴中的八路军战士，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充饥，可不可以吃老乡留在战场附近庄稼地里的东西？
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认识这个问题了？
恐怕每一个认识到八路军是在为老百姓打鬼子的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支持八路军吃地里的东西——过后可以给老乡一定的补偿。
高粮回忆录中还解惑了一些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的其他问题。
比如晋察冀军区摄影科长沙飞来到一分区部队观摩战斗，他是什么时候来的？跟谁一起来的？
过去我一直有一个错误认识：沙飞是在雁宿崖战斗的过程中来到的，是跟唐县三分区的二团一起来的。
这两点都错了。
根据高粮的回忆记载，沙飞是黄土岭战斗开战后来到的三团，直接由三团团政委袁升平派通讯员带到了三营十二连，高粮所在连。以沙飞来到三团的时间来看，沙飞应该是跟着来自唐县南北大悲村的一二〇师特务团一起来的。如果跟着二团一起来，就可以为雁宿崖战斗留下影像史料。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雁宿崖战斗的影像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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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这张“向黄土岭开进”的照片，拍摄的应该是一二〇师特务团
可惜黄土岭战斗的形势远不尽人意，由于黄土岭战场环境的高度紧张，沙飞没能为这场著名的战斗留下照片。也许是由于这个遗憾，沙飞才在事后易县南管头村的一分区司令部附近，留下了那张曾误导了无数人的“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一分区副司令高鹏、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在黄土岭战场指挥战斗”的那张摆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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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三位领导人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期间都没有在涞源县战场上出现过。
同样没有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出现在战场的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由于拒绝在一切公开场合“出镜”，在一分区干部战士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高粮回忆录如实记述了黄土岭战斗中没有留下任何战利品或缴获物。一分区黄土岭参战部队，最先走的是二十五团，7日下午三点钟左右就已经离去。那时同日军刚交战不久，没有战利品可以到手。三团是第二个走的，8日上午，陈正湘的回忆中是早晨，没有交战就走了，也没有战利品到手。最后走的是一团，8日下午四点悄悄脱离战场走的，因无法打扫战场，可能到手的战利品会有，但极少极少。
晋察冀，包括一分区后来公布的那些“黄土岭战利品”来自何方？看来很大程度上是“挪用”了雁宿崖战斗的战利品。
高粮回忆录中有没有“不准”的地方？当然也有。因为几十年后的人的记忆也是会出现偏差的。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与我们争夺小秃山的同时，一团、二团和我团的迫击炮一起轰击了教场村外敌人的指挥所，大家眼看着炮弹落在戴着金晃晃肩章的敌军指挥官旁，轰！轰！轰！”
当时一团、二团和三团是都不具有迫击炮的，下一节我详细说明。
第二个，“在撤出时，团部命令我连把住南山，掩护设在孙家庄小庙的白求恩火线医疗队。敌跑已轰击到孙家庄白大夫还坚持把最后一个伤员的手术做完……”
白求恩医疗队在孙家庄小庙做手术，是在10月份的麻田岭战斗期间，三团三营十二连因为就近，担任掩护任务是在那一次，不是在黄土岭战斗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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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庄所在的涞源县位置——王安镇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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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庄距黄土岭战场的距离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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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的白求恩医疗队位置
孙家庄在王安镇以南的银山口庙子沟，“庙子”就是白求恩做手术的小庙。此处距黄土岭战场很远。雁宿崖战斗期间，白求恩医疗队设在干河净，距雁宿崖不远。黄土岭战斗期间，因战场周边形势的恶化，医疗队转移到干河净南的小山村旺家台。因当时白求恩伤口感染到了后期，臂膀肿胀，持续高烧，已无法为伤员亲自动手术了。
在对待八路军和日军的史料问题上，我坚定站在八路军史料的一边，但不是不加分析地滥用，而是取其正确的地方，避免其错误的地方。
希望那些凡事必引用日军史料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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