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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史研究——简述晋察冀军区及其第一军分区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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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晋察冀军区及其第一军分区的建立和发展

 

今年,2017年,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7117日成立的八十周年。很多人只闻其名,但对晋察冀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并不清楚。于是向我询问,要我简要讲一讲这个过程,算是做一个对晋察冀历史的启蒙教育,讲到1939年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结束。

 

晋察冀八年抗战,包含在现代从1937年到1949年的晋察冀十二年战争史之中,这也是我多年来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十二年的战争阶段,有八年处于对外战争,即抗日战争阶段;有三年处于对内战争,即国共内战或解放战争阶段。

 

无论在抗战八年还是在内战三年之中,晋察冀八路军或晋察冀共军一直都处于劣势,在被日军和国民党军不断围追堵截和清剿之中。可能当年处在平津及晋察冀的旁观者们,在这十二年的战争进行期间几乎没有一个看好八路军或共军一方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194712月,晋察冀中共军队打下石家庄之后,当时“共军最大头领”朱总司令亲自向晋察冀建议成立“华北步兵学校”,就是考虑到至少还有“三五年恶仗要打”,一线的基层干部伤亡太大,有必要成立一所为全晋察冀野战军提供营连排干部的步兵学校。可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194812月东北野战军近百万大军秘密入关,改变了晋察冀国共之间的力量对比,仅一个多月时间,共军在整个华北地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这个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使得一向在华北、绥远战场占据上风的国民党军和傅作义军队目瞪口呆。

 

1945年宣布投降的日本人一直认为:他们是输给了美国人,而不是输给了中国人。

 

1949年在北平被迫接受和平整编的国民党军队也认为:他们是输给了带狗皮帽子的东北共军,而不是输给了衣衫褴褛的晋察冀共军。

 

作为一个多年的研究者,我简要讲讲这段人所皆知、但又知之不多的这段历史。我用我的方式实事求是来讲,不打一点官腔,不讲一句官话,用事实说话。

 

整个晋察冀地区,从1937年燃起战火,到1949年迎来和平,这十二年接连不断地打了十一个年头,只有不足一年的短暂和平时期。所以,把晋察冀这十二年时间定义为“战争史”,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

 

1937年的9月,应山西土皇上阎锡山的邀请,红军在陕西三原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急行军赶到山西,准备参加在山西省东北部地区阎锡山对日军展开的“大同会战”。

 

这一个不起眼的抗战开场白行动决定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个历史名称的诞生。

 

1937年的7月底,占领了北平、天津的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日军南下,追击败退的二十九军;另一路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北上,8月初在占领了张家口、宣化后一个掉头,直奔山西的门户大同。措手不及的阎锡山集中主要兵力布阵大同,准备将日军阻挡在山西的大门之外。

 

布阵之中阎锡山对大同会战抱着十足的信心和决胜的把握,在蒋介石派兵援晋之时,他慨然拒绝,胆壮气粗地说:“我决心以晋绥军三十万,全力在大同与敌会战,御敌于门外,以保疆圉。”

 

但阎锡山拒绝了蒋介石派兵入晋,却深知自己兵力的不足,于是向陕北的数万红军发出邀请,请出这个半年前把自己打得损失惨重的红军来参加迎击日军第五师团的大同会战。

 

1937年的8月下旬,准确地说是820日,中央红军,或者叫红一方面军,在陕西省的云阳镇,过去几十年来历史中记载的“三原改编”——实际上是泾阳县的云阳镇,应该叫“泾阳改编”,红一方面军第一个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云阳镇在泾阳县


改编的时候,时值暑热高温的八月,但是从甘肃和陕北过来集结的红军还穿着老棉袄。红军的干部战士一概如此,身上的衣服都结了厚厚的汗碱。您别笑话,当时,19378月,红军在陕甘交界的那个贫瘠到极点的地区物资匮乏,军费枯竭,穷得连单军装都更换不起。

 

红军在云阳镇改编八路军时更换的单军装来自阎锡山的晋军被服厂,河北出产的棉花在山西纺织成布,介乎于细布和家织的粗布之间,旧中国标准的“军装布”。就连印着“八路军”的臂章和胸章人家也都给缝在了军装上。当年晋军,或晋绥军,或包括晋绥军、二十九军在内的整个西北军,都是一色的灰粗布军装,与国民党中央军的黄色军装、东北军的蓝色军装形成反差。

 

时至今日,但凡影视剧中出现的八路军形象,一概以“灰布军装”为代表性。实际上人家晋军提供给你的这身灰布军装只给了两年,随着太原被日军占领,然后是八路军与国民党军的交恶,八路军只能自己给自己解决军装问题。

 

晋察冀八路军的军装是土黄色,聂荣臻称之为“长城和黄土地的颜色”,以槐树豆煮色染成,实际上与日军和伪军的军装颜色很接近。以后共军与阎锡山军队交恶,兵戎相见,战场上是以黄军装(共军)与灰军装(阎锡山军)之间的战火冲突。

 

黄军装才是晋察冀八路军的基本颜色。

 

19378月底的那个日子,跟着单军装一起发下的还有阎锡山提供的,10天时间内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钱和菜金,当年叫发给八路军的“盘缠钱”。因为国民政府下发的军饷尚未接到,由晋军提供的这十天军粮是要你早一点赶到即将开战的大同前线。

 

八路军就是凭这点钱先是经富平、蒲城、合阳一路向东,步行到黄河边。这段途径几个县的道路八路军今天开车半天足以,但当年八路军用双脚走了七天。七天后,八路军到达了黄河边的韩城县的芝兰镇渡口——黄河河道最宽的地段,因为此段黄河水也最为平缓,适宜渡河。晋军配有一支专门的黄河口岸部队,在这支晋军的调度安排下,八路军乘坐晋军提供的大木船渡过了黄河。

 
                     的韩城县芝兰镇


1937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杨成武担任师长、邓华担任师政委、罗元发担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师,总计三个团,总共1500人,改编为在国民革命军队中没有番号——当然也就没有经费的独立团。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陕南成立的红七十四师千余人,合并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两个旅四个团(改编时八路军自己扩编了若干团)。据说,因全师人数超过了编制中的一万五千人,林彪动了个心眼:他打埋伏藏下了一支“红军嫡系”部队作为“老本中的私房钱”,不在这个师的编制之中。这支被打埋伏藏下的部队就是红一师组成的杨成武独立团。

 

1935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此时中央红军仅剩下三个师: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第一想到的,是把这个红军骨脉的“红一师给藏起来”。怎么藏才好?就是不列入在师编制之内,万一国民党政府调这个师出去,不在编制内的独立团可以悄悄留下来。

 

因为改编时的红军人数,主要指的是贺龙的红二方面军部队,人数实在太少,不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个师的每个师一万五千人的编制。于是时任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在距云阳镇不远的自己的家乡富平县,紧急动员了一批家乡青年参加八路军。

 

这批从富平县新参军的农村青年是没有枪的,林彪闻讯后从这些新兵中“抓了一把”,要到了二百人,分到了不受部队编制限制的独立团。来到独立团的这两百名陕籍青年的带队人是富平县当地的游击队长孙胚谋,来到独立团后担任连副指导员,以后是一团连指导员,1941年升任营教导员。

 

1942年,准备实行晋察冀军区的军制改革,取消“大团”制,改为“小团”制。由于取消了营一级机构,大部分营职干部都下放担任连职干部,只有几个极为出色的营职干部提升为团职。已经确定为从营教导员提升为一团团政治处主任的孙胚谋在调任前夕,在最后一次参加攻打易县东罗村据点的战斗中牺牲,被安葬在娄山一分区烈士陵园。这是易县北娄山烈士陵园埋葬的级别最高的八路军干部。

 

东渡过黄河的八路军进入到山西境内,在山西步行过万荣县后,在曲沃县的侯马车站乘坐上了阎锡山专门下令的火车,急急赶往山西的东北部战场。但车行半途,日本军采取“两翼迂回”战术,打乱了闫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913日,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侵占大同,14日占怀仁。坚守七天的阎锡山晋军李服膺部直到大同失守四天后,才撤到县城已失守的广灵县境内。

 
             大同会战的失败使日军占领了大同周边的多个县城


由于阎锡山对李服膺的“处理过当”,李服膺旧部数千人散落在大同一带,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晋察冀八路军、特别是杨成武的部队。能活到解放后并得到“善终”的人又寥寥无几,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青川。

 

李青川出身山西和顺县地主家庭,阎锡山宪兵军官,如果在解放战争,这属于解放军里绝对不能使用的一类;如果按后来的“公安六条”衡量,又属于绝对应该被镇压劳改的一类。但他赶上了好时候和好人,在杨成武手下,一帆风顺,历次政治运动都安全度过,1955年授衔大校,比一分区许多红军干部授衔都高。

 

当年,大同失守,日军紧逼,阎锡山不得已又策划忻口会战。

 

920日,大同失守后的一周,与河北接壤的灵丘失守,21-22日,八路军经原平县到达灵丘境内。

 

八路军投入到抗日战场的第一仗——山西省灵丘县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山西忻口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达县城已沦陷的灵丘县大营镇
           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和独立团腰站战斗的各自位置


一一五师打响的平型关战斗和独立团打响的腰站战斗我不细谈了。以后随着雁门关失守,忻口会战也告失败,阎锡山再次策划太原会战。此时的八路军已不知不觉陷于敌后,日军已经切断了八路军与阎锡山主力之间的联系,八路军只能自谋生路了。

 

灵丘,还有灵丘以北的广灵县,以后称为晋察冀军区的“雁北地区”,也是最初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管辖地域。

 
    杨成武带领独立团一营、三营,从广灵向蔚县发展;季光顺二营从灵丘向涞源县发展


在杨成武独立团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那一时间起,实际上就有许多打算坚决抗日的山西、河北的进步青年纷纷加入到八路军行列。

 

在山西侯马车站,几个来自易县的青年加入进独立团,其中一个名叫“高良玉”,以后在一分区三团当连指导员时改名叫“高粮”,以纪念曾经跟他一起搭档牺牲的东北籍连长。

 

列车过太原的时候,加入进了几个有着大学学历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个名叫张迺更,河北省平泉县人,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以后再没有离开过晋察冀,解放后是解放军防化兵的创建人。

 

列车到达原平的时候,还有一批山西省本地的知识青年加入了进来。其中一个较为著名的是山西繁峙人宫呈祥,在一分区直属特务营担任连指导员后,被提拔进政治部机关任组织科干事,以后副科长、科长一直在组织科工作。宫呈祥还是后来人所皆知八一厂电影演员胡敏英的前夫。

 

此时的八路军,理论上是四万五千人的三个师,实际上林彪的一一五师超过了一万五千人,而贺龙的一二〇师不足一万五千人。由于新加入八路军的万余陕西籍新兵是没有枪的,所以这四万多八路军仅三万余枪。据记载,贺龙的一二〇师部队近半数无枪;独立团的情况较好,但也有四五百人无枪。八路军临上前线,阎锡山没有给八路军一支枪,只给了一些手榴弹,无枪的战士每人两颗。

 

更困难的是,此时的原红一方面军组成的一一五师因一件特殊事情的发生,已经面临“弹尽粮绝”的经济窘境。

 

一一五师上山西前线的同时,被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取一一五师9月当月军饷的师参谋长周昆,在领到六万法币之后,他一辈子也从未见过这么多钱,高兴得一下子头脑错乱,于是动了歪心眼。他一面命令部下带三万元回来,向师长林彪交差,自己带着另外三万元玩了个“人间蒸发”,从此再不见踪迹。

 

当时与周昆的情况相似,带着辎重和经费一起“失踪”的还有被编进一一五师的陕南红七十四师师政委李隆贵。这两个失踪的红军高级领导人都是既没有投靠国民党,也没有与共产党组织再进行联系,直至今日也下落不明。

 

三年后的1940年春天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先是一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陈正湘、袁升平离去,到了晋察冀军区;紧接着五支队司令赵玉昆叛变投敌,到了日军门下;然后是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带几个红军干部出走。杨成武一面派部队堵截,一面在司政干部大会上痛斥一一五师改编前后的两位红军领导人的不辞而别的事例,表示有人效仿,决不轻饶。

 

平型关战斗之后,阎锡山的忻口决战计划也已然失败,参战的晋军部队都已经南下,日军趁势追击,八路军所在的广灵、灵丘地区成为敌后。困境中的一一五师,由副师长聂荣臻率师部非战斗人员留下,计骑兵营不足二百人,警卫连四五十人,孙毅为校长的随营学校一百多人,以及其他闲杂散落人员一百多人,合计五百多人,加上杨成武独立团一千七百余人,总计两千三百余人,这些人都是在一一五师的正规编制之外的,开始从灵丘县向西、向南、向北发展,这就是“晋察冀”的最初历史。

 

当然,也有史料记载,说开创晋察冀的是聂荣臻带领的三千人,这个数字要大一些。但有许多人都是稍后一些才到来的。当杨成武从灵丘兵分两路,他带领独立团两个营:一营和三营,经广灵县到蔚县去的时候,二营从灵丘县直奔涞源县,再到涞源县进入易县的连接隘口紫荆关的时候,对一分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和重大贡献的三个人来到了独立团,这三个人就是邓华、陈正湘、罗文坊。

 

这三个人在一分区的时间都不长,邓华于1938年的1月离去,带领独立团二营扩建成的三团去了平西斋堂;罗文坊1938年的7月离去,到新成立的冀中军区担任保卫部部长;陈正湘于19401月离去,到晋察冀军区养病。这是后话。

 

1937117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府,也包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宣告成立的时候,短短两个月,晋察冀八路军已经从两千多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与一一五师的人数相当。其中七千多人是杨成武独立团发展起来的,晋察冀军区在请示八路军总部后定下的部队番号是“独立第一师”,成立了三个各约两千人的主力团。

 

有“独立第一师”,自然也会有“独立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四师”,分别是后来的第一军分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但晋察冀的这个“独立师”编制存在的时间很短,不足一个月,在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下,“独立师”番号被取消,代之以“支队”的番号,支队下属各大队为“团”。这个“支队”的番号与“军分区”并立,基本上很少使用,以后被“军分区”代替。

 

要说明的,在日军的历史档案中,这个“独立师”,特别是杨成武“第一独立师”的番号一直被记载着,直到1940年一分区赵玉昆叛变投敌后,日军才发现这个“独立师”的番号其实早已经废弃不用。

 

由于整个晋察冀开创时期的主力部队——唯一的一个独立团都集中在第一军分区,所以抗战八年期间晋察冀形成一个共识:每逢军区和上级领导机关有难,去“救驾”的都会是一分区部队,特别是有“老一团”之称的一分区一团。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要强调一下:由于身处敌后,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晋察冀的地盘上没有任何一支国民党抗日军队,也就是说,晋察冀八路军既没有抗日同盟军,也没有竞争对手,一直在独自同日军作战。

 

到了晋察冀军区成立一年之后的1938年底,晋察冀八路军发展到近三万人。

 

到了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的193911月,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打响之前,晋察冀八路军发展到五个军分区,总计主力部队约十个团,三万多人,接近19378-9月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人数。如果加上挺进军和冀中八路军,整个晋察冀地区有八路军九万多人。

 

在日军华北方面军1939年,或昭和14年统计的“共产军”的数字中,记载着晋察冀仅有八路军三万人,而冀中八路军和平西挺进军的数字都是空白。这说明当时晋察冀的八路军很好地隐蔽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直到1940年的百团大战,华北日军才被突然跃起的大规模的八路军吓了一跳,1941年开始认真对付晋察冀八路军。

 

193711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初创的时候,下设第一至第四共四个军分区:

 

晋察冀军区最北端,也是最靠近北平、张家口的第一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华从193710月到19382月,在一分区任职五个月,带一分区老三团到平西,以后再没有回来过。

 

一分区最初建立时的管辖地盘,计浑源县、原平县、广灵县、灵丘县、涞源县这五个县,其中四个县在山西省境内,只能称作“晋冀”地区,跟“晋察冀”没有拉上什么关系。以后一分区占领蔚县之后,跟浑源县、原平县脱钩,有资格称作“晋察冀”了。但管辖易、满、涞、定、徐、蔚六个县,还是1939年以后的事情。

 
            1937年11月刚成立时起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

                 1938年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

               1939年以后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

  

  

  
   1939年以前,一分区没有自己的摄影记者,这三张老照片均出自沙飞之手,拍摄时间是1938年春天,拍摄地点在涞源县浮图峪、插箭岭一带,被拍摄的主角是一分区一团。因为老三团被邓华带往平西,新建的三团在灵丘一带集训,没有过来;二团还在从晋军过来的王天存领导下,不会把沙飞往二团派。1938年4月,一团奉延安的命令东征冀中,所以此照片应该是三月下旬拍摄的。


晋察冀最西端,包括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在内的,是郭天民、赵尔陆领导的第二军分区。

 

晋察冀最东端,以保定、石家庄之间的广大地域为管辖地盘的,是陈漫远、黄永胜、王平领导的第三军分区。

 

晋察冀最南端,包括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共领导机关所在地的平山县,还有与山西接壤的灵寿县在内的,是周建屏、刘道生为首的第四军分区。1938年春天周建屏故去后,四分区先后更换几任司令员:熊伯涛、陈正湘、邓华。

 

为了区别于冀中八路军,在八路军总部的行文中,晋察冀常被称作“北岳区”。但只有狼牙山一分区和五台县二分区,符合“北岳区”这个地理概念,其余三分区和四分区,都超出了“北岳区”的地理概念。

 

193711月,当晋察冀八路军建立的时候,晋察冀八路军的两个日军对手:在石家庄的日军第110师团和在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都没有出现,这两个日军编制是在1938年才建立的。也就是说,日军在1938年成立的这一个师团和旅团,特别是110师团,就是专门为对付河北省境内出现的抗日力量而建立的。

 

相对于战斗力远据八路军之上的日军,日军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派遣军)对付河北省境内的中国抗日军队仅四个旅团:110师团的所辖两个旅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

 

其中,110师团的133旅团对付一分区、三分区和晋察冀军区及冀中地区的八路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对付四分区及冀南八路军;110师团的108旅团对付冀南地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及部分国民党军;阿部规秀当过旅团长的独立第1混成旅团,对付冀南与河南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军鹿钟麟、石友三和朱怀冰的部队。

 

193711于成立的晋察冀军区这四个军分区没有疑义,是老牌的,几乎没有变动的军分区,以后1944年晋察冀成立四个二级军区,军区领导人都出自这四个老资格的军分区。

 

变动较大的是第五军分区和短暂存在过的第六军分区。

 

第五军分区前后出现过三次,成立-取消,再成立-再取消,第三次成立。

 

第一个“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给予了193711月投奔到晋察冀军区的赵侗“国民抗日军”,管辖地域是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地区。同时授予赵侗的还有“五支队”这个番号。19387月,随着赵侗的出走离去,五支队合并进一分区部队,第五军分区也随之不复存在。

 
                1938年7月以前的赵侗晋察冀第五军分区


第二个“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19397月成立,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1939年初肖克到平西后,与原在平西地区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两位领导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合不起来,宋时轮被撤职、开除党籍回延安;邓华自愿要求回延安学习。但中途邓华被聂荣臻挽留,在雁北地区成立新的第五军分区,由邓华主管。1941年夏天,随着军事形势的日益紧张,日军大扫荡在即,没有基本部队的五分区被取消,雁北地区重归一分区管辖,邓华调任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第三个“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1942年冬天在雁北地区成立,司令员韩伟、政委罗元发。1941年雁北地区重归一分区领导,一分区在1941年的11月,狼牙山反扫荡结束后的第二个月,成立了一分区副司令高鹏为司令员、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为政委的“雁北指挥所”,行使对雁北广灵县、灵丘县的管辖权。

 

罗元发自193712月接任邓华的一分区政治部主任职务,到1941年底职务一直未作变动,所以对“雁北指挥所政委”这个虚职没有去急于上任。终于,1942年初,原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调任一分区参谋长,原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调任平西十一军分区司令员,罗元发也终于迎来了自己职务上的变动:升任一分区副政委兼雁北指挥所政委。

 

此后的结局如大家所见:高鹏上任半年多后被免职,回到一分区,雁北的司令员职务由韩伟取代。韩伟这位湖北佬既不是来自贺龙的二方面军,也不是来自四方面军,而是正牌的老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抗战之初,韩伟在晋察冀担任过军政干校的教育主任,郭天民二分区的主力四团团长。韩伟调到雁北接替高鹏的时候,他有不同的两个职务:五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韩伟1955年授衔中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跟陈正湘相当。

 

1939年,打响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那一年,也是一分区大发展或得到飞速发展机会的一年。

 

19391月,杨成武兵进易县,消灭、其实准确地说是吞并了易县、满城县最大的地方土著武装势力孟阁臣的部队七千人。原属孟阁臣的部队人员、武器装备、特别是物资钱款及管辖地盘,从此成为杨成武一分区的囊中之物,当时杨成武派马辉送到晋察冀的金银珠宝和现大洋,就有骡马驮子二十多驮。

 
             1939年1月以前的孟阁臣晋察冀第六军分区


吞并孟阁臣七千人部队后的最潜力收获,还在于获得了大批有十余年实战经验的原东北军的军事骨干和易满本地的知识分子干部。在高粮、姚雪森书中出现的那些东北军骨干,基本上都出自也是原东北军旧军官的孟阁臣的部队。以后与徐信搭档,担任分区警卫连连长的吴炎也来自孟阁臣部队。王克修带领的原孟阁臣六分区先锋剧社一批知识分子,从此成为杨成武一分区政治部的重要骨干。

 

孟阁臣这七千人的去向?一分区拣精干青壮吸收了三千多人,分到了各主力团和直属部队。三团一下子激增到三千多人,一团也有两千多人。

 

早年间的八路军,基本上由文盲组成的军队,晋察冀军区只保留有营以上干部名册,分区只建立有连排两级干部名册,战士几乎都没有名册,所以谁牺牲了,都没有姓名保存下来。这与有着健全兵役制度,普遍是高小和初中生文化的日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当年曾有个私下里的说法:同文盲的中国军队相比,日军几乎个个都是知识分子。

 

在杨成武兵进易县并取代孟阁臣的同时,原在易县东南定兴县、徐水县结合部活动的当地另一大土著武装赵玉昆部队也交由杨成武一分区代管。杨成武并不满足于这个“代管”,干脆整编了赵玉昆部队为两个主力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派进了大批一分区干部掌管了赵玉昆支队及这两个团的实权。

 

于上述时间几乎同时,杨成武将自己一分区两千人的二团给了没有建立主力团的三分区,三分区将自己没能编成主力团的十大队给了一分区。这个来自三分区的十大队不满千人,但人才济济,走出了许多开国少将,比如陈宗坤、赖庆尧、郭延林、徐信、陈亚夫等等。这个十大队一来到一分区,杨成武当即将这个大队拆散,分别编进一分区主力一团和三团。

 

据晋察冀史记载,19392月开始,晋察冀军区遵照八路军前方总部整军训令的要求,对全区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编。到年底,全区共编成31个战斗团。其中北岳区编有第1234519202526团和教导团、骑兵团、特务团及游击军;冀热察挺进军编有第6791012团;冀中军区编有第161718212223242729303233团及警备第12团。全区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共计9.5万余人。

 

计:晋察冀军区三万多、冀中军区四万多、挺进军一万多。

 

在上述晋察冀军区、即北岳区编成的九个战斗主力团当中,一分区直接指挥的主力团有四个,计一团、三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以后,19396月,挺进军六团“归还建制”回归一分区指挥,因为这个六团的前身是邓华带走的老三团。1940年,晋察冀军区又把二十团交给一分区指挥,作为对一分区将自己的骑兵营、炮兵连上交给军区的补偿。1940年底,一分区将分区直属特务营扩编为三十四团,这样,一分区直接指挥的主力团达到了七个,独占晋察冀军区军事实力的半壁江山。

 

1939年,还是大批学生干部走进杨成武一分区八路军的重要的一年。

 

193810月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建立抗大二分校的抗大队伍,当年年底就开始向晋察冀各军分区输送毕业生。第一批来到一分区的干部有钱丹辉和彭澎,被分配在一团政治处任指导员。

 

1939年,一大批来自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平津日伪统治地区的知识分子干部经晋察冀统一分配,来到了一分区,魏巍、蔺柳杞都在其内。到来后被分配到一分区主力各团和各地方游击支队,一律任命为教育干事,实际上是文化教员。

 

1939年的雨季反扫荡结束后,又有一批来自延安和冀中的军事干部被晋察冀分配到一分区工作,晨光、马青山、朱利、周自为都在这批干部之中。

 

这都是“成批量”来的,通过各种渠道,零零散散来到晋察冀一分区的知识分子干部就更多了。

 

起码到193911月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前,一分区直接指挥的战斗主力团有五个,拥有作战兵力万人以上。其余的辅助兵力、四个地方游击支队、司政机关和供给部、卫生部的非战斗人员五千人以上。这还只是“党政军”中的“军”的部分,代表“党”的一分区地委、代表“政”的一分区行署,以及下面的县委、县政府;区委、区政府脱产干部至少在千人左右。

 

193910月,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打响的一个月前,一分区在易县南管头村召开“祝捷训练检阅大会”,会场上布置了战利品展览厅,舞台演出和运动场比赛。据记载,一分区所属的一、三、六、二十五、二十六这五个主力团和分区直属部队都派人参加。

 

10月蔚县麻田岭战斗打掉日军的修路大队,为什么由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亲自带队,临时拼凑了两个营前往蔚县,就是因为一分区部队汇集起来在开大会,抽不出人来。

 

一个月后雁宿崖战斗打响,这五个主力团各有分工:一团、三团直接参战;六团担任涞源西部对日军的牵制任务;二十五团担任雁宿崖战场的总预备队;二十六团担任一分区东面的警戒任务。都不得闲。

 

这就是从1937年到1939年秋天,狼牙山一分区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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