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尾声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告一段落。实话实说，有关我们湖北家乡在解放初期的土改故事，由于家庭的隐私和不愿为外人所知的缘故，我隐瞒掉了许多家庭人物和发生的故事，以免家庭的成员或家族的亲戚产生异议。我只用主线索讲这段历史故事，当然也足够可以把这段历史故事讲清楚了。
这很正常，我猜想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愿为外人所知的家庭隐私。
按照中国大陆史学界历史阶段的划分习惯，通常把1911年满清解体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称作为“现代史”阶段，而把1949年以后至今这段历史称之为“当代史”阶段。在被我们称作“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历史阶段中，每一次社会当权者发动的政治运动，只要有受益者，就会有受害者，因为受益者只有踏在受害者的尸骨上才能取得自己的实际收益。
问题不在于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而在于那些受益者、受害者是否得当？是推动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我们且看看历史会做出怎样的评价？
土改运动，对一些受益者来说是盛大节日，对另一些被打击的受害者来说就是历史劫难。你让那些家里亲人受到伤害的人来当作“盛大节日”，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在这里我把它称作“历史劫难”，直到三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给地富分子摘了帽子，这个扣在数百万人头上的“历史劫难”才被宣告彻底结束。
一晃，土改的事情过去了几十个年头，原本都已经忘掉了，但彭家老爹与冯德镛的见面又续起这件当初的往事。此时的樊作楷，已经从外交部行政司司长、部长助理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担任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董事长；彭正谟也已经从空军退了下来，两个人在我们家乡党政机关的牵线下，一起接待了从美国回来的前同学、同乡冯德镛。
有关这一次国共老同学的见面情况，组织性很强的彭家老爹曾亲笔写过一份书面报告，向上级呈送。这一次国共老友老同学会面，主要的内容就是叙旧，谈谈当年的往事和后来的遭遇。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是他们谈的较多，也是在台湾的我们家乡人私下里传言较多的一个话题。1947年的晋察冀土改中，因妻子一家老少全被杀害而叛变到傅作义一边的八路军团政委陈怀初，就是在那一次被提到的。
军人出身的人，说话都比较直，不会掖着藏着、说半句留半句什么的，更何况他们当初还是无话不说的同学好友，在后来各自为国共两党效力，共产党胜了，国民党败了，才形成今天这个局面。
冯德镛说，在台湾听说，中共的洗脑教育很厉害，尤其把干部都培养成“六亲不认”。解放初土改，与冯将军同一年出生的樊作楷在我们家乡掌握着生杀大权，由于他的“铁血政策”，不少有些财产的家乡人为此送命，连樊作楷自己的亲戚、还有这位共产党军队干部彭正谟的老母亲都没有放过，是不是这样？
还有这位比他俩小一岁的老同学彭正谟，据说中共在土改运动中害死了他的亲生母亲，他“哼”都没哼一声就忍下了这口气。真的是这样吗？
冯将军这些话，触动了这两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内心灵魂没有？从这两个人晚年的多种表现来看，我认为的确是深深触动了这两个人的内心深处。
人到晚年，逐渐回归到自己的本性，其言也善。当然，我指的是一般的人的普遍现象，不包括那些坏到极点的人，至死也是内心险恶，无一丝善意。
我看到过《樊作楷传》，内容详尽，樊作楷在战争年代的过程事无巨细，一览无遗，应该是樊作楷晚年亲口讲述或夫人蔡坚授意的结果，否则不可能知道得如此详尽。尤其在解放初期1950年8月他上任我们湖北孝感地区的公安处处长，对那一时期大规模的捕人杀人有更详尽的描述，都是在当地激烈的特务土匪的猖獗活动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是“不得不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而且是特务土匪的先主动而为。
但樊作楷、蔡坚夫妇对自己思想的深处却始终没有开放禁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是怎样想的？他们为什么在面对自己孩童时期和学生时期的伙伴杨树勋却面无表情，形同陌人，你永远不得而知他们真实的想法。彭家老爹把大学教授杨树勋作为自己可值得信赖的老友，而没有选择“同为革命干部”的樊作楷，我认为这是彭家老爹在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谁更值得信赖，是人性还是党性？在这里转化为两个具体的人。
人到晚年，都会有一个“返童”现象，即回忆的大都是自己的童年往事，彭家老爹也不例外。他在晚年曾多次回到湖北家乡，回到自己念书时的旧校址——西河中学，抚摸着学生课桌，回忆自己的中小学生活。他在家乡当地的报刊《应城日报》上回忆自己的母亲，说自己的母亲是贫苦劳动家庭出身，被卖到彭家的。他以后能参加革命，也是从小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他回忆自己童年时期的美食：那就是每次放学回来，母亲亲手在灶房里用雪里蕻鸡蛋炒饭，那美味他至今难忘。
他虽然未能谋得“组织上”对他母亲的平反，起码对他本人来说，他在家乡的报刊上公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也是他当年在土改运动中想说但不敢说出的心里话：他母亲在土改运动中绝不该死，如果不是土改运动中，他母亲还可以活很长时间。
晚年的彭，对军队里的事闭口不谈（他只谈解放以前的战争年代，绝口不谈解放以后），连北京军区专业作家舒云托我牵线采访他也回绝了，军队里发生过的很多事情对他来说都是终生的秘密，他不愿提起。唯独对过去湖北老家的往事，他却一再提及。如果不是他对我一再提及，那些湖北老家的往事，我恐怕早就丢到爪哇国里去了。
我发现，彭晚年时最好、也是来往最多的老朋友就是童年时的伙伴、亲戚、老同学杨树勋。彭还多次表示，我如果当年不去延安参加革命，今天也应该是杨树勋的角色，成为大学教授。相反，杨树勋却对我谈起家乡“洋务活动”中的两大派别：杨家是靠近教会一边的英美派；彭家，还有我们应城最有势力的蒋作宾家，都属于几代人到日本留学的亲日派。
除此之外，我近两年才知道，彭家老爹跟杭州的应城小同乡李家桢也有过书信往来，所谈的都是应城家乡的名人轶事。彭家老爹在手头上还保存有李家桢静物写生的油画小品。他跟樊作楷虽有往来，但只作为同乡偶尔会应酬一下，关系绝谈不上密切，也从未有过深谈，更是从未谈起过家乡往事。
这就是说，彭同杨树勋、李家桢谈话的那个深度，同樊作楷却从未有过。
其实，世间的人，各有不同，同人性强还是同党性强的人交往，取决于你这个人还保留着多少人性或人味？
还有一件事例可以说明，彭的人性要高于党性。
一位国民党起义的飞行员，也是我的湖北应城同乡杨培光告诉我说，他经我们的牵线去与同样是应城老乡的彭家老爹见面。在见面之前，他私下里先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发现彭家老爹从未有过“整人”的记载，而且彭家老爹对这些老人从没有职务高低的势力眼，所以他才决定去见面。如果没有这两个基本点，“哼，我才不去见他呢。”
发生在湖北老家的这些往事，我原以为与我的关系不大，这都是老一辈人的故事，与我们这一辈人无关。但突然有一天，彭家老爹带着来自湖北的亲戚，到我这里串门来了。见面一通寒暄之后，然后谈起当时我还知之不多的家乡往事。
我不是聪明人，脑子愚钝，很长时间后我才理悟彭家老爹引家乡人来见面的其中缘故。那时外国语学院的杨树勋已经故去，老人原本是打算领着这些亲戚去看杨树勋的。车到杨树勋楼下，老人才突然醒悟：杨树勋已经故去，深思片刻之后，于是就让司机把车开到距杨树勋家不远的我这里来了。
我其实是杨树勋的替代品，也是晚年的彭家老爹对湖北家乡的一个念想。
以后这样的情况还发生过两次，也是湖北来了亲戚，但彭家老爹已经是专门领到我这里来了。因为每次来都专门介绍：这是华堂先生的孙子。通过与这些亲戚们之间的对话，我知道了土改的那些事情，还有我祖父在文革中的惨死，与彭家老太太在土改中的死，如出一辙。我祖父也是在这样的批斗、毒打、饥饿和寒冷中“自然死去”的。
1986年底的那个阴霾笼罩的冬天，我在家乡几个县区干部的陪同下走进“我家的遗址”。几年前这个国家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时候，我家的房子作为不存在的大队部被附近的村民一拆而光，如今只剩下一片平整光亮的空场地。
1966年文革爆发，我祖父作为“地主分子”，被红卫兵抄家后赶回到湖北乡下。当时家里的房子已经成为了大队部，于是他只能住在大队部旁边的一间小柴房里。在那年冬天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大队干部们商议之后，组织无法下地“促生产”的农民们在大队部“抓革命”，批斗我的地主祖父。
由谁去冒着雨雪通知到各生产小队，于是就让我祖父这个老人去上门通知。
由自己本人去通知，召开在自己家里举行的批判自己的批斗大会，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批斗会上，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许多人拳脚相加，包括我们那些要“划清界限”的亲戚们也是一样。据说，我祖父没有像彭家老太太那样，高声叫着：“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他知道说这些没有用，反而只能自取其辱。会后依旧是民兵押解着鸣锣游街，就像乡下过年节时自娱自乐的景象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一回是拿一个戴着地主帽子的老人取笑。
老乡告诉我说，批斗大会开过之后，我祖父在我家对面的小山坡上对着我家的祖屋哭了半晌，以后就没了音信。几天后大队干部才想起来，到柴房一看，我祖父已经死去好几天了。死的时候锅里没有一粒米，屋里没有一根柴。
他看似死在文革中，其实死在土改中的那顶地主帽子。如果不是这顶地主帽子，他不会从北京被遣返回乡，也不会回到家乡后被那些“乡亲们”虐待致死。文革，本质上是对人性的践踏，是人的兽性、残忍、愚昧、劣根性的一次返祖和显露。
老人被从北京赶回去后，我们家，还有杨树勋家，按月给老人寄钱，但老人根本就收不到，都被什么“亲戚”一类的人给扣下了。老人去世之后，这些“亲戚”对北京隐瞒不报，继续又冒领了一年多汇款，直到杨树勋发现不对头后才停了下来。
1986年那个冬天，在我家祖屋遗址旁边的杂树岗子上，我看到了我曾祖父、曾祖母的两座坟莹和祖父的那座坟茔。在曾祖父、曾祖母高大的坟茔旁边，祖父那座坟茔显得矮小，就像一对农村夫妇的苦命独子，死后又依偎在父母亲的身边，不肯分离。
彭家老爹评价过我这位华堂祖父，说在父母亲眼前严加管教下的独生子，家教甚严，大都是老实巴交度过一生的。杨家几代单传，遵循家训：家有小财而不敢露富，人有小智而不敢显能，“不苟訾，不苟笑”，最终在乡下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父母生前极力尽孝，父母死后守在坟前，现在死后也要守在父母的身边，老实忠厚了一辈子，可惜这个提倡“人相噬”的年代却容不得他，非要把他逼死不可。
有关我这半路出家的历史研究，我在很早就预定过界线：我以晋察冀十二年战争为主要内容，到1949年为止。我不愿谈解放以后发生的故事，因为这会让人感到伤心。我谈湖北家乡的土改，已明显越过了这个界限。
人们最初研究历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怕忘记”。我们这一代人最终也都会故去，成为历史，但我们留下的这些历史故事却可以永存，让后人知道：历史上曾发生了这些事情。
历史的真相在哪里？它在官方变来变去而有些内容又闭口不谈的正史中吗？它在那些跳梁小丑秉承某个权势的意愿而“爆料”的歪道消息中吗？都不是。
历史的真相就在我们每个人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之中。
讲述我们每个家庭发生过的故事，永远留住这些难忘的历史，让后人知道前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