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教训
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陈怀初以自己复仇的抉择，以自己鲜血的悲剧，以自己生命的代价，为晋察冀众多出身不好干部换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因为当时的晋察冀军队干部中，抗战中参加八路军的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是非常多的。
1949年1月，在中共军队打下张家口之后（陈怀初就是在这一战中殒命的），中共中央军委将全国军队统一编为人民解放军，当时在统编为解放军的七十个军中，原晋察冀——现华北军区的七个纵队改编为八个军，从六十三到七十的八个军。
其中，由三纵组建的六十三军、由四纵组建的六十四军、由八纵组建的六十五军、由北岳军区一纵组建的六十六军、由二纵组建的六十七军、由六纵组建的六十八军、由冀中军区七纵组建的六十九军、由华北军区军直及各二级军区军直部队组建的七十军。
在这七十个军的最后一个军，短暂存在的七十军中的一个师——二〇九师，是由原察哈尔军区地方部队组成的。1949年4月七十军被撤销后，这个师改称为华北军区直属独立步兵第二〇九师，师长詹大南，政治委员邓可运（后改为高厚良），副师长纪亭榭。其中，以察哈尔军区警备二团、独立七团合编为六二五团，以察哈尔军区警备一团、独立十三团合编为六二六团，以察哈尔军区原警备三、四团合并为六二七团。1950年10月这个师改编为空军驱逐第三旅，后改称空军第三师，师长改为2015年3月去世的红军干部方子翼。
我要介绍的是这个师的第六二六团的三任团政委，第一任团政委梁进路，1937年参加八路军的原晋察冀二分区干部，从北岳军区主力一团团政委调过来的；第二任团政委彭正谟，原晋察冀一分区干部，察哈尔军区警备一团团政委；第三任团政委吕品，原晋察冀十分区干部，1942年冀中沦陷后在一分区、平西军分区都干过，当时任团副政委。我要说的是，这前后三任团政委没有一个是好成分，都被挂上了地主阶级的头衔。
这第二任、第三任团政委我虽然熟悉他们的历史，但他们出于某种原因，都没有写自己的回忆录，只有第一任团政委梁进路在晚年时写了自己的回忆录。
我摘录他有关晋察冀土改的那一段内容：
1947年10月，我到了阜平石家寨冀晋军区政治部、住招待所期间，听了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参加了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要干部过好土改这一关，查阶级定成分，清理阶级队伍。对成分不好的干部就撤掉了，名“搬石头”。查阶级要查三代，查出我祖父辈是经营地主，虽早已破产，还定我为破产地主出身。
十二月，我找到驻涞水县某地的六分区，这一路上都是老解放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
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
古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干部梁进路在自己晚年能写出上面这段话，是很了不起的。我猜彭正谟、吕品不会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是不敢明确讲出来而已。
我以前还曾举例华北步兵学校，校一级领导七位军师两级领导干部，有六位都是剥削阶级家庭走出来的。
军队里不搞土改，可是搞“三查三整”，也是要定每个人的“阶级成分”的。直到解放后，才统一了认识，更改过来，叫“阶级出身”，可当年的战争年代里就是叫“阶级成分”。当年的许多人被定下剥削阶级的成分后，也就认头了，华北步兵学校的政委是曾任旅政委和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张明河。当时连张明河那样火爆脾气的人到那时候也没了脾气，在“三查三整”的干部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的父辈是南阳地区有名的大地主，在湖北的老河口一带都开有买卖字号。他在家排行第六，家里人称“小六子”，走出家门人称“六爷”。
有一件有关张明河的故事，我以前错安到王志廉的身上，现予以更正。
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有一次带我应邀到父亲多年的警卫员宋德禄和他的妻子蒋有敏家里见面，他们聊起过杨浩在土改中干过的一件傻事。
1948年的4-5月间，晋察冀地区的土改运动已大体完成，时间上正是鄂友三率领他的骑兵旅一千来人偷袭冀中军区腹地之后。鄂友三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河间县，距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华北步兵学校所在的晋县——今天的晋州相隔仅三个县：肃宁、安平、深泽。那一次为了迎击胆大包天的鄂友三骑兵旅，被紧急召集起来的步兵学校两千多人走出在晋县的驻地，前往深泽、安平，打算截击鄂友三部队。但人家机动性强，早已远去，步兵学校这两千多人的老兵骨干追，追不上；打，没得打；没有了用武之处，只能再返回来。
当时步兵学校校部在晋县的驻地，是原来朱德在打下石家庄之后召开战斗英模经验座谈会和晋察冀野战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的那个地方。这原本是一处地主的大宅院，1947年的土改运动结束后，地主家的浮财和土地都已经被分配给农民，只有这处大宅院因为被朱德等高级首长们占据，没有被分配给当地农民。那次在晋察冀军队的高干会议上朱德提议成立华北步兵学校，并亲自推荐了校长赵再生，于是步兵学校的校部就占据了这处大宅院。
这户大宅院的房东是地主分子，但儿女都在晋察冀共产党一方工作，所以房东一家人同步兵学校的那些干部、学员即战士们相处得很好。
这些在冀中地区的地主们在土改中被伤害不大，根据刘少奇1947年7月30日的讲话我们得知，晋察冀第一次土改是“右倾”的，许多晋察冀地区的地主分子被他们“革命干部”的孩子保护了下来。
注意：这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是相违背的。所以刘少奇提出要“复查”（晋察冀叫“二次土改”，步兵学校干部都说：这二次土改可是缺了大德了）。“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
但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
1948年鄂友三偷袭冀中，发生在4月11日之后，那一次，还没有组建完善的步兵学校为防止石家庄被袭击，几乎倾巢出动。当然，人家来的人也不多，转一圈又回去了，到底两条腿的没有四条腿的快，步兵学校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当时，返回到原来所驻扎的大宅院，发现这里已经被什么“贫农团”所占领，中间还有几个地方驻军的军人，应该是军分区系统的，属“地方部队”，隶属于冀中军区，而步兵学校属“野战部队”。
在原来校部最大的那个院落，现在几乎成为了刑讯场，原来的房东和几个当地的地主被绑在院里的树上拷打。拷打的目的，是要榨出他们“隐藏起来的浮财”，那些在场的“贫农团”成员对来询问的步兵学校干部说：他们还有的是家当，他们的家当不止这一点，要把它们都挤出来。这个“浮财”，主要还不是指他们悄悄埋藏起来的那部分家产，而是过去投资到城镇工商业的那部分财产，这才是个远超过农村财产的大头。
晋州这个地方属于冀中的富裕地区，西边经藁城过去就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石门，以后叫石家庄；晋州东边是工商业同样发达的辛集。我母亲就读过的华北联大——解放后的人民大学——也在这里，与在晋县的步兵学校隔县相望。
经济发达地区的地主，有几个是专门吃“土地”这碗饭的？早就向城市、城镇的工商业发展了。他们投资入股，参与石家庄的纺织、粮食加工业和商业；参与辛集的皮货加工和销售，这可是要比土地种植要大得多的经济收益。“贫农团”就是眼红这一块的巨大收入，但他们是“土疙瘩”脑袋，认为投资到城市、城镇，不就是“钱”吗？把钱拿回来不就行了吗？
可他们不懂，当初的投资，此时已经转化为土地、厂房、机器、设备这些不动产，而投到原材料、工人工资、运输等环节的费用也是不可能轻易抽回来的，除非你变卖这些资产，不再生产。中共的土改政策，明确指明土改运动的范围不包括工商业，这是个原则，可“贫农团”不懂，他们认为我严刑拷打你，你受不住了，只好把资金抽回来了。
步兵学校的干部们回到各个房间，许多房间里也是狼藉不堪，被翻得一塌糊涂。步校大队出击，留守在家里的人不多，重点要看守司政几个机要部门，然后是食堂、仓库、供给部门，其余的宿舍看不过来，被闯进去的“贫农团”一通乱翻，稍值点钱的东西都没有了。
据说，当时已经回到自己房间的杨浩正在收拾被翻乱的物品，此时被窗外一阵阵严刑拷问的哀号声打动了，那一时间他想起了什么我不知道？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晋察冀军区明确指示野战军不得干预地方的土改运动），冲出房间到院子里去制止打人。
去制止的人少，据说只有十几个人；现场的“贫农团”人多，有两三百人围观并动手参与拷打，于是他们被围住了。步兵学校有几个从冀中过来的军队干部，他们一看事情不好，赶紧去劝，结果越劝对方“贫农团”的气焰越是嚣张。为首的大叫：你们是什么成分？竟然敢帮助地主分子说话……
一心想发财的“贫农团”人多势众，当即在现场鼓噪起来，当时的现场形势很紧张，宋德禄说，他站在最前面，把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掏了出来，对准了那几个为首的分子，大叫起来：“来吧，看你们谁敢上？大不了老子陪你们几个去死。”
“贫农团”也不示弱，只听得后面有人高喊：解放军不敢对老百姓开枪，冲上去下了他们的枪……
危急时刻，我母亲和宋德禄说，只见政委带着一大帮人，全副武装的警卫连和许多学员，明晃晃的刺刀在现场的人头上晃动，用枪托为自己开道，冲了进来。只听得政委大喊：跟八路作对，你们好大的胆子，把这些来闹事的都给扣下，一个都不要跑了。他们冲击部队驻地，强占部队营房，抢夺部队财产，是跟国民党鄂友三一伙的。老子今天非要把你们几个带头的抓起来枪毙不可。
紧接着看见四周房顶上机枪也架起来了，指挥的正是李青川。
一看见这要动手的真架势，一听见政委喊出来的他们的罪名，这伙“贫农团”傻眼了，一个个作鸟兽散，很快跑得没了影。
我母亲和宋德禄讲这件往事的时候，当时张明河刚垮不久，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一撤二开”（撤去党内外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公职），人们忌讳谈到他的名字，所以用“政委”来代替。
我初听到这件莽撞事，认为是原冀察军校的政委王志廉干的。他是红军干部，文化不高，跟杨浩同为湖北老乡，后来的私交甚好。杨浩被围有难，他不会坐视不顾，于是带着一帮人，主要是原冀察军校的学员们，端着枪闯了过来。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当时做出这件看似莽撞事的，是步兵学校的政委张明河。老人们说，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政工，他当时很巧妙地避开了会惹出大麻烦的“土改”这个难题，用“冲击强占部队营地”这个过硬的理由来绕过“土改”，作为解决军民之间冲突的出发点。
事后，李青川训斥杨浩：他们打的又不是你的老子，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即使打的是你老子，你救得了你老子吗？还不把你也搭进去？
据说因为这件引起军民冲突的事，张明河向晋察冀军区领导做了汇报，他是有脑子，有水平的领导干部，知道要汇报的重点是什么，向哪个方向扭转。汇报回来，张明河在步兵学校干部大会上宣布：今后，凡在步兵学校官兵当中的“贫农团”一律解散，不得私自建立部队机构以外的组织。一经发现有谁再敢以“贫农团”名义活动，执行军法决不轻饶。
事后还得知，冀中地区的土改运动对所涉及到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其实是很严格的，冀中军区保卫部部长翟家骏，就是因为自己的地主家族在土改运动中“受到保护”的问题，被撤职调离冀中军区，到华北步兵学校改任供给部部长。
我在以前介绍过，当时的华北步兵学校就像一个大收容所，许多出身不好（当年叫“成分不好”）的军队干部都被收容进来，这部分干部最后竟然占据多数。当时跟着翟家骏一起，从冀中军区调到步兵学校的许多军队干部，基本上都是地主或其他复杂家庭出来的干部，大都与冀中的土改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晋察冀土改政策中“对成分不好的干部就地撤职、免职并调离”的“搬石头”的部分。这部分被撤职的干部在来到步兵学校的很长时间里都灰头灰脸的抬不起头来，所以一直到1948年12月成立平津两个纠察总队的时候，这部分有着相当资历的干部大都没有被分派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李青川因为背靠聂荣臻，有这个硬后台，所以一直都在领导岗位上步步高升。这也是李青川的一大长处，从国民党军队的李服膺、王天存；从抗战时期晋察冀八路军的杨成武、郭天民；一直到聂荣臻，李青川总能够审时度势，为自己找到最硬气、也是最可靠的后台。
也有不认头硬顶的，我举过蔺柳杞的例子。当时由抗战时期的一分区部队组建的二纵队四旅，上下都是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四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蔺柳杞被定为“地主分子”，他当场跳了起来，大叫：“老子从小就离开家出去念书，十七八岁到延安参加革命，你们说老子哪点是地主了？”后来闹到上面，在李志民的干预下，各自后退一步，蔺柳杞按照“查三代”的原则，被定为“破落地主”，跟上面那位团政委梁进路一样。
顺便说一句，我太太母亲的家在河北霸县，今天的霸州，当时已经败落，担任按照“查三代”原则被定为“破落地主”。
杨浩当时也属于“成分不好被撤职”的干部之一，但因为同张明河、张迺更在张家口时期的那层并肩作战的关系；同李青川、郑旭煜在一分区时期的战友关系，所以在1948年12月成立北平纠察总队的时候被启用，这里面已经有“关照”的因素。
我母亲当时在步兵学校，也被定为地主分子成分，解放后统一变更为“地主分子出身”。她在宣化被任命为“日语翻译”的时候，已经被内定为“控制使用”，以后在顶头上司赵静之和郑旭煜的帮助下，才摘掉了“控制使用”这个帽子。
哎，我这几个长辈亲戚可真不争气，竟然没一个好成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