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内战
本文今晨贴出来后，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技术的缘故吧？消失不见了，再贴出来，应该没有触犯什么政治戒律。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发动的“土改运动”，实质上就是红军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继续，而且继续产生在激烈到国共内战之中和之后。所以根子上这也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殊死较量。
有人会说，陈怀初的悲剧不幸在于赶上了国共内战的年代，中共发动的土改运动害怕土改中被打倒的地富分子与国民党军队联手，于是先一步将这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是战争年代实行的迫不得已的军事政策。否则，中共军队和解放区遇到的敌人将会内外勾结，国民党进攻的力量会更强大。
我说，这是彻头彻尾的屁话，鬼都不信。有谁会相信，一个共产党军队团政委的老婆及其家人，会在国共内战中同国民党军队站在一起，打自己丈夫一边的军队？如果以你所说，战争年代的土改运动中不得不村村杀人，以绝后患，那么全国解放后开始的土改运动，国共内战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土改依旧在杀人呢？
我在上一节一共举了四个例子来谈国共内战时期的土改——晋察冀军队干部姚雪森谈的易县土改；以及刘少奇、习仲勋、毛泽东对土改中出现的极左过火行为都持反对态度。当刘少奇、习仲勋、毛泽东发现土改极左过火行为出现的时候，晋察冀的土改流血悲剧已经形成，这个流血悲剧中影响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冀热察军区察北军分区的骑兵团政委陈怀初。
当时准许土改杀害富人（不止是地主，还有其他富裕人家）及其家属的批准权在哪一级？在县委吗？其实也是也不是，当时的土改运动的即兴杀人权限在土改工作组，而有计划杀人的权限在县委土改领导班子。陈怀初的情况特殊一点，他是部队的团政委，即使他自己出身不好，部队也会保住他的性命。但他的妻儿老小一家人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在1947年那个绝大多数人都极其愚昧的战争环境下，陈怀初的妻儿老小就很难保住性命，据说，为了杀害陈怀初的妻儿老小，还是由察北军分区几级政权一起做出的集体决定。
在今天看起来，这个“集体领导的一致决定”真的是愚昧到了极点。当然，肯定会有反对意见，也真的有县委书记表示出不同观点，但这些反对意见被扼杀了。
说是“集体决策”，我表示怀疑。因为从当年的现实状况看起来，军分区一级的军队领导人只管打仗，土改运动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掌握在地方志党政干部手里，军队干部是很难施加影响的。当陈怀初悲剧发生的时候，察北军分区的司令员陈宗坤、政委梁正中均来自一分区时期的涞源县，说他们会批准地方土改杀害自己团政委的家属全家人，我不相信。但地方党政领导做出决定后要他们表态，我想他们不好做出反对意见，只能同意。
察北军分区之上，就是段苏权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委的冀热察军区和冀热察党委，但当时的冀热察地区土改杀人如麻，杀一个地主家庭这种小事到不了军区最高层那一级领导。根据我对段苏权、刘道生这两位领导人的了解，我肯定他们对杀害自己的军队干部家属这件事如果真的知道，是一定会严令制止的。他们绝不会在国共内战的生死攸关时刻做自毁长城的蠢事。
陈怀初的妻儿老小一家人无辜被杀，罪名只有一个：他们是地主家庭。这种愚昧到极点的罪名当时放到哪个国家都会受到人性的一致谴责，但是在那个以血腥为正确的年代却畅通无阻。
更缺德的是，陈怀初妻儿老小一家人都被杀害，“组织”上不仅不去安慰他，反而将他隔离审查，要他表态：土改运动就是好，地主家庭杀得对……
彭家老爹讲到陈怀初的故事时对我说，陈怀初这一幕，他们私下里议论过无数次，他自己也想过无数次，但千想万想，想不到两年多后陈怀初这相同的一幕还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件故事暂且放下，我按照时间顺序放在后面来讲。
在忍无可忍之下，陈怀初选择了叛变，投奔到共产党的晋察冀对手傅作义一边。陈怀初叛变，目的是通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讨个“公道”，同时通过国民党军队为自己的妻儿老小报仇，让凶手受到惩罚。但实际上，陈怀初只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愤怒控诉中共土改中的没有人性，随着国民党在华北政权的垮台，陈怀初以身殉难，成为了平津战役中为数不多的殉道者之一。绝大多数国民党在华北的军政领导人都活了下来。
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说当年满怀革命理想的陈怀初是被“逼上梁山”，不是出于反革命愿望主动投奔国民党，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不管你是什么政权，但你只要有不公平、不公正的暴力行为发生，就一定会有受害者被“逼上梁山”。
还有人会说，陈怀初家属被杀害，是当地群众的要求，要支持当地群众的革命要求，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把决策权推到群众的头上，这不是文化革命初期惯用的伎俩吗？
所以我说，这依旧是屁话，而且混账到了极点。
陈怀初家属被杀害，此事发生在张家口以北的察北地区，今天的河北省北部与内蒙古交界的那个地方，民国时期这个地区被称为“察哈尔省”。这个地方很早就成为日伪的统治区。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三省的日本侵略军，1932年又占领了察哈尔省和部分内蒙古地区，以确保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满蒙生命线”。
当时的察哈尔省以张家口、宣化铁路线为界，以南称作“察南地区”，以北称作“察北地区”。这个地区被日伪军占领的时间仅次于“满洲国”之称的东三省，长达十三年时间。日本人为确保这个地区成为他们放心的后院，除了隶属于关东军的日本驻蒙军司令部，还迁徙过来了四万多有组织的日本移民，即“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移民中的青壮男性平时日本军队的后备军、预备队，战争后期几乎全部都加入进日本张家口部队。
对于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本地人，日本人也采取宽柔政策，准许老百姓大面积种植鸦片，可以用收获的鸦片抵赋税，鸦片烟成为自伪币、黄金、白银以外的第四大流通货币。这使得察哈尔当地的老百姓家家抽鸦片，到处是烟民。在张家口的伪蒙疆司令部蒙古骑兵身穿日军军装作战，除了领章帽徽之外与日军无异。所以，在这十三年时间里，仅察南地区的蔚县有杨成武指挥的游击支队在活动之外，而察南的其他地区和察北地区绝大部分时间一直是日伪军最安静也最放心的“后院”，从没有过抗日军队的出现。
1944年的10月，以郭天民、刘道生为首的晋察冀军区下属的二级军区冀察军区成立。上任之后的郭天民对察哈尔省采取了两个举措：一个是成立熊奎为司令员的察南军分区；第二个是平北十二军分区派部队进入察北地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成立了察北军分区）。由于新成立的察南军分区没有主力团，只有一个杨成武很早前成立的蔚涞涿游击支队，于是郭天民将在涞源县活动了许多年的一分区二十团调给察南军分区，在察南军分区所辖的蔚县、怀来县、怀安县、宣化县活动。
一个主力团在日伪军经营多年的敌占区很难打开局面，于是郭天民再下新招，1944年末，将一分区主力三团由一分区新上任的副司令马辉、副政委龙道权带队，也开赴蔚县参战，帮助二十团打开局面。
于是，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日伪军经营了十几年的这块地方，虽然看到的青年人不少，但由于抽大烟的本地居民实在太多，以至于开赴到察南的这两个八路军主力团竟然募集不到合格的兵员，无法扩大部队。最后三团在无奈之下，放宽条件，征集了一批有参军积极性的“大烟”青年加入进八路军。这还是在群众条件较好的察南地区，平北十二军分区1945年初指挥主力十团、四十团进入到察北地区，唯一最大的收获就是马匹，于是成立了三百多人的察北骑兵支队，这就是抗战胜利时改建的察北骑兵旅的前身。
我在以前分析过，这个察北骑兵旅的成员包括有日军张家口骑兵队的士兵，他们在保卫狼窝沟阵地时冲击到进攻的苏军后方而无法归队，于是投奔了陈宗坤的察北骑兵旅效力。此外，还有日军的张北养马场的职工和皮匠，也因为被苏军阻隔在后方，无路可走，为了活命，也加入了察北骑兵旅。
如果察北地区的兵源质优而且充足，八路军会要这些走失的日本人吗？
这个察北地区在成为日伪统治地区的十三年之后，只有在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或三年内战时期才成为中共的根据地，或者叫“新解放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从“解放”或“光复”到国共内战开始，仅有一年多时间。但土改中这个“新解放区”的名声极坏，凡“有产者”，都被扣上“地主”的帽子，全家不分老幼，都被杀害，家产被瓜分一空。
陈怀初悲剧发生在这个地区，毫不意外。
说到这个地区十分薄弱而且不可靠的群众基础，我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出自军事科学院军史部部长贺捷生对母亲的回忆文章。
贺捷生的亲生母亲蹇先任曾是贺龙的夫人，抗战中与贺龙离婚，抗战胜利后被派到“新解放区”围场县担任县委副书记。这个县所在的地区与察北地区同属冀热察军区，1947年4月以后这个地区被划出晋察冀军区，隶属于东北军区。
1946年8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占领了这一地区，中共军队及地方党政机构也跟着撤退。此时，军分区及地区一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下令，要蹇先任所在的围场县党政班子重返敌占区开展工作。
蹇先任当即表示反对：这不是要我们去送死吗？当地在日伪统治下十几年，刚被我们解放一年多时间，没有一点群众基础，你要我们回去，这不是去送死又是什么？
因为蹇先任“怕死”，不执行命令，又顶撞上级，被记大过处分。幸好刘道生被调过来，担任冀热察军区政委兼地方党委书记，他给蹇先任撤销了处分。
我引用这个实例，一是说明当地“新解放区”的所谓“群众基础”是不可靠的；二是说明某些地区一级的党政军领导水平是有限的，做出错误决定是难免的。
退一步说，如果从群众到领导，两方面都“不着调”，那么陈怀初悲剧的出现就势在必然，毫无悬念。当时察北地区的情况正是这样。
题外说一句，贺大姐担任军科院军史部领导多年，你如果问我军史部曾有何重要成果？我恐怕一个都答不出来。但贺大姐晚年所写的这几篇回忆文章，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我多次引用贺大姐这几篇文章就是个例证。
一般讲陈怀初这段历史，都是点到为止，不往下深说，因为再往下深说，就会给当年中共的土改政策抹黑，有损于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所以多少年来，总会有一些既没有政治眼光、也没有道德观念的脑残，在那里咒骂陈怀初是混进中共队伍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背叛”了中共。
那好，你们认为陈怀初当时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什么？他的妻儿老小一家人都被残杀，死前受尽了侮辱，死后尸体晾在河滩上不许收尸。然后是自己被隔离看押受审查，要他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还要对“组织”高唱“土改运动就是好”的赞歌。
可这些没脑子的人想到过没有：残杀那些有产者是中共土改政策的出发点吗？如果是，中共背这个黑锅毫无悬念。可如果不是呢？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愚昧残忍，没有文化，没有教育，认为只有杀害了这些财产的主人，才可以理直气壮的瓜分这些有产者们的家庭财产。只要这些财产的主人还活着，他们就绝对不敢瓜分这些“有主人的财产”。
这就是很多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虽然没有阶级仇恨，但也要人为激起阶级仇恨，最终残杀那些财产主人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