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图文故事——1939年12月，一分区战线剧社音乐队全体成员
此照片原标题“战线剧社在狼牙山地区野外演出”，应改为“战线剧社音乐队成员合影”
这张照片刊登在刘峰《抗日战争摄影作品集》的第204页上，我初步认定为拍摄于1939年的12月，一分区战线剧社从唐县军城回来的时候，拍摄地点是当时一分区政治部和战线剧社的所在地，易县北管头村的村北。
照片上的人物有十四个，都是当时战线剧社音乐队的成员，仔细看照片，其中有五个“娃娃兵”，年龄在十五六岁以下。照片上的十四件乐器，二胡就占了五件，三弦、手风琴各有两件，一把提琴、一个口琴，其余三件乐器我不熟悉。
照片上因为是冬天，着衣混杂，但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有一件大衣御寒，足见1939年底一分区的富足。大衣中，缴获的日军呢子大衣与国民党军棉大衣混在一起，每个人都打着绑腿，头戴棉帽，帽子上钉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军徽。
1939年12月的战线剧社音乐队，队长王佩之，河北满城县人，1939年1月从孟阁臣六分区曙光剧社过来的，以后，一直担任战线剧社的音乐队队长。1946年，晋察冀共军丢失张家口之后，士气一度低落，王佩之及时创作出一曲欢快鼓舞士气的《战斗进行曲》，从此大名响彻全军。
刘峰拍摄的这张照片的时间背景我分析一下。
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为什么初学者刘峰的上一卷照片中，照片的画面显得模糊不清，而这一张照片仅一个月之后，就如此清晰，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1939年11月黄土岭战斗后，从重庆国民党政府、延安八路军总部，纷纷打来祝贺电报到晋察冀军区，为黄土岭战斗一分区八路军打死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提出褒奖。
于是晋察冀军区聂司令员，立即派出沙飞并带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的两名专职摄影干部杨国治、李鸿年来到一分区，那张“杨成武、高鹏、罗元发指挥战斗”的摆拍照片，就是那一次在沙飞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这张摆拍照片造成了无数人在很长时间对黄土岭战斗的误解，认为杨成武真的在黄土岭前线现场指挥了这场战斗。
1939年12月黄土岭大捷后沙飞来一分区指导的摆拍照片
我认为在这次沙飞、杨国治、李鸿年来到一分区之际，经沙飞亲自指导，刘峰完成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份摄影作品。从照片拍摄的清晰度和画面构成来讲，刘峰的确是在技术上跨越了一大步。
说到音乐，说到刘峰，就不能不联系到刘峰以前的老部队二十六团。我感到惋惜的是，阴差阳错，使得易县出生的一位大音乐家与一分区战线剧社擦肩而过。这就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著名的音乐家唐诃。
唐诃是易县梁各庄人，乡村教师世家，所以喜欢乐器，一摸就会。唐诃1938年参加八路军时的家庭成分是中农，1947年易县土改时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受到了被批斗的不公正待遇，文革结束后才被改正。唐诃参军是在二十六团，跟刘峰同一个部队。但唐诃比刘峰大一岁，1939年任二十六团宣传队长、文化干事。
在唐诃担任二十六团宣传队长之前，他已经与王佩之、苏友邻等人认识，只是阴差阳错，没能进一分区战线剧社。
1940年底二十六团被调往郭天民的二分区，随即被解散。唐诃进了二分区的七月剧社，从此正式走上文艺道路。
唐诃2013年7月在青岛去世，享年91岁。
这一次照片上重点突出介绍的历史人物并不是唐诃，而是战线剧社的音乐队长王佩之。在这张照片上，他坐在右下角的位置，怀抱着一件我不熟悉的乐器。
照片上这十四个人的名字，全都能找到，但只是名字而已，对不上号。在这张照片中的五个“小鬼”中，有两个“小鬼”要介绍一下。
一个“小鬼”叫苏国柱，王佩之的河北满城老乡，在孟阁臣时期就跟着王佩之在一起。因为苏国柱上过学，有点文化，1940年被杨成武点名抽调到一分区司令部机要科，担任译电员工作。1946年一分区改编的四旅整军完备，苏国柱跟组织科长李振军、宣传科长蔺柳杞一起，担任四旅政治部保卫科长。苏国柱最后的职务是山西省军区政委。
另一个“小鬼”叫曹振峰，画面中的哪一位是他我分辨不出来。以后，发现他的绘画才能要远远高于音乐才能，于是改学画画，真画出了名堂。解放后，曹振峰画出了许多连环画作品，他最后的职务是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
曹振峰抗战题材作品
曹振峰油画作品“清风店大捷”
再讲王佩之。
王佩之是“老一分区”，起码从1939年到1945年都在一分区战线剧社。
1943年秋，一分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残酷大扫荡，总共持续了三个月时间，易县狼牙山根据地几乎全部沦陷，只剩下了西南部最贫瘠的一块地方。那一次为了扩大存活人数，战线剧社被迫暂停，人员分散到各主力团。
我以前介绍过，当时一分区分为东线、西线两个战场，每个战场各有两个主力团独立作战（注意；不是配合作战，就像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各军分区一样，分散单独作战）。
由于东线战场的形势较为紧张，所以到东线一团、三团的战线剧社成员较少；到西线战场的二十团、二十五团的人员较多。比如社长胡旭带领的战线剧社女同志、小同志都去了二十五团；苏友邻带领的一些人员都去了涞源县的二十团。
提一句，当时正在养病的杨成武也在西线，二十五团的防区之内五峰寨一带，二十五团专门派出一个连保护。
相比之下，当时去易县东部一团的就少了许多，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但就是这几个人还损失惨重，非死即伤。到满城县三团的人最少，只有王佩之、王钵带领的不多几个人。用当时王佩之自己的话说，他是满城人，命中要死，到哪里都躲不过去，要死也死在家门口。
1943年秋的这次大扫荡，隐蔽在西线战场二十团、二十五团的战线剧社人员都没受到任何损失。三团也是如此。损失最大的是在一团的那些同志。
一团在狼牙山东部的战斗最为激烈，几次往复争夺，一团的根据地越打越小，日伪军围得像铁桶一般。战线剧社中几个有点名气的才子，雪天牺牲在狼牙山东边的邢家庄；鲁丁（蔺柳杞的山东老乡，聊城人）随一团二连在狼牙山东部的突围中遭敌人埋伏，被俘后押往北平监狱中，绝食牺牲；陈慕沙随一团团部在老君堂条条岭上被日军炮弹击中牺牲；鲁奔在突围中负伤，一团被迫放弃在易县狼牙山东部的根据地，全部撤往满城县三团控制的根据地。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曾无数次审视1943年下半年的一分区两个战场。
西线打得比东线好，是西线的部队强吗？难道二十团、二十五团，要强过一分区的第一主力一团、第二主力三团吗？或者说是一分区东线战场面对的敌人力量要更强一些吗？
都不是，我是看了萨苏的书之后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萨苏的书中提到过，1943年下半年，日军一支新组建的师团，1943年5月1日在华北以独立混成第156旅团人员为基干组建——63师团来到了易县，替代下以前一直驻扎在此地的日军110师团。
以后写下《陆军士兵よも やま物语》（《陆军步兵漫话物语》）的日本漫画大师斋藤邦雄，1920年出生，1941年从一个青年演员被征入伍。入伍后担任日军第63师团（代号“阵部队”）机枪射手，1943年春，斋藤所部组成分遣队进驻河北易县。萨苏曾专门介绍过斋藤邦雄这个人和他的漫画故事。
而一分区西线战场上面对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直都没有更换，熟门熟路。
一分区在东线战场的第一主力一团，就败于这个新成立的日军部队。
分析一分区东西线两个战场，很明显的一个区别是西线战场上还有黄寿发在指挥作战，可以使西线这两个团合成一个拳头，相互配合打击敌人。而东线战场就不同了，因为内部原因，原先一直指挥东线战场的徐德操被迫离去，造成东线缺乏一个统一指挥东线战场这两个团的领导，于是一团和三团只能各自单独作战。
1943年的下半年，杨成武身患重病，离开了工作岗位，一分区又没有可以鼎立的副司令和副政委，第二把手徐德操离去，只剩下一个没有了任何职务的黄寿发，一分区当时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对东线战场面对的危机形势，当时的一团长邱蔚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你让他当时向谁倾诉？跟谁商量？他只能孤军奋战，一个人硬着头皮死死顶住。
当时负责采访一分区东线战场形势的蔺柳杞，并不了解这其中的难处，作为宣传干部，他只能看到成绩、战果，往好了宣传。你哪能长敌人的威风呢？你越是往好里写，这邱蔚就越是为难：你把我们捧得这样高，一旦掉下来，怎么得了？
果然，日伪军联合作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每占领一块地方，就在中心村子里修建炮楼据点，稳固成果。邱蔚尝试过打攻坚战，但损失更大，因为非八路军之所长。日伪军在界安、步乐、林泉村修建炮楼据点，标志着一团的东大门已经不在；而日伪军最后在狼牙山脚下的东西水村修建炮楼据点，标志着狼牙山的控制权已经丢失，对邱蔚一团的合围已经形成。
此时，一团除了突围向满城县三团根据地转移，还能到哪里去？
在一团的形势恶化，突围到满城县之前。在满城县三团的王佩之，不用说，跟王栋、李振军、杨浩几个家伙厮混的很好。而且这个友谊保持到了解放以后。
王佩之在一分区直到1945年6月，抗战胜利的前夕。那一次，王佩之与战线剧社的社长胡旭二人，奉命到延安的教导二旅，但途径晋察冀军区的时候被留了下来，留在了抗敌剧社，今天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王佩之那首脍炙人口的《战斗进行曲》就是在抗敌剧社创作的。
解放后，只知道王佩之转业的很早，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担任一个戏剧的领导工作。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的全国戏剧文艺调演，各地方戏剧齐聚在北京，那一次是王佩之最风光的日子。我记得我们家的许多戏票、成套的戏剧会演资料、丛书，还有以后的相声、曲艺汇编书籍，都来自王佩之的馈赠。这些书一点没有浪费，以后我一一细读过了，至今留有深刻的印象。
以后，还听说王佩之曾为电影《战火中的青春》配乐，他此后的详细消息再不知道，只听说他好像在北京评剧团担任团长。
长影电影《战火中的青春》
晚年王佩之
一张老照片，引出这许多闲话，百味杂陈，一言难尽，暂且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