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图文故事——1939年12月，一分区战线剧社音乐队全体成员

              此照片原标题“战线剧社在狼牙山地区野外演出”，应改为“战线剧社音乐队成员合影”

这张照片刊登在刘峰《抗日战争摄影作品集》的第204页上，我初步认定为拍摄于1939年的12月，一分区战线剧社从唐县军城回来的时候，拍摄地点是当时一分区政治部和战线剧社的所在地，易县北管头村的村北。

照片上的人物有十四个，都是当时战线剧社音乐队的成员，仔细看照片，其中有五个“娃娃兵”，年龄在十五六岁以下。照片上的十四件乐器，二胡就占了五件，三弦、手风琴各有两件，一把提琴、一个口琴，其余三件乐器我不熟悉。

照片上因为是冬天，着衣混杂，但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有一件大衣御寒，足见1939年底一分区的富足。大衣中，缴获的日军呢子大衣与国民党军棉大衣混在一起，每个人都打着绑腿，头戴棉帽，帽子上钉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军徽。

1939年12月的战线剧社音乐队，队长王佩之，河北满城县人，1939年1月从孟阁臣六分区曙光剧社过来的，以后，一直担任战线剧社的音乐队队长。1946年，晋察冀共军丢失张家口之后，士气一度低落，王佩之及时创作出一曲欢快鼓舞士气的《战斗进行曲》，从此大名响彻全军。

刘峰拍摄的这张照片的时间背景我分析一下。

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为什么初学者刘峰的上一卷照片中，照片的画面显得模糊不清，而这一张照片仅一个月之后，就如此清晰，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1939年11月黄土岭战斗后，从重庆国民党政府、延安八路军总部，纷纷打来祝贺电报到晋察冀军区，为黄土岭战斗一分区八路军打死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提出褒奖。

于是晋察冀军区聂司令员，立即派出沙飞并带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的两名专职摄影干部杨国治、李鸿年来到一分区，那张“杨成武、高鹏、罗元发指挥战斗”的摆拍照片，就是那一次在沙飞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这张摆拍照片造成了无数人在很长时间对黄土岭战斗的误解，认为杨成武真的在黄土岭前线现场指挥了这场战斗。

 
                                      1939年12月黄土岭大捷后沙飞来一分区指导的摆拍照片

我认为在这次沙飞、杨国治、李鸿年来到一分区之际，经沙飞亲自指导，刘峰完成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份摄影作品。从照片拍摄的清晰度和画面构成来讲，刘峰的确是在技术上跨越了一大步。

说到音乐，说到刘峰，就不能不联系到刘峰以前的老部队二十六团。我感到惋惜的是，阴差阳错，使得易县出生的一位大音乐家与一分区战线剧社擦肩而过。这就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著名的音乐家唐诃。

唐诃是易县梁各庄人，乡村教师世家，所以喜欢乐器，一摸就会。唐诃1938年参加八路军时的家庭成分是中农，1947年易县土改时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受到了被批斗的不公正待遇，文革结束后才被改正。唐诃参军是在二十六团，跟刘峰同一个部队。但唐诃比刘峰大一岁，1939年任二十六团宣传队长、文化干事。

在唐诃担任二十六团宣传队长之前，他已经与王佩之、苏友邻等人认识，只是阴差阳错，没能进一分区战线剧社。

1940年底二十六团被调往郭天民的二分区，随即被解散。唐诃进了二分区的七月剧社，从此正式走上文艺道路。

唐诃2013年7月在青岛去世，享年91岁。

这一次照片上重点突出介绍的历史人物并不是唐诃，而是战线剧社的音乐队长王佩之。在这张照片上，他坐在右下角的位置，怀抱着一件我不熟悉的乐器。

照片上这十四个人的名字，全都能找到，但只是名字而已，对不上号。在这张照片中的五个“小鬼”中，有两个“小鬼”要介绍一下。

一个“小鬼”叫苏国柱，王佩之的河北满城老乡，在孟阁臣时期就跟着王佩之在一起。因为苏国柱上过学，有点文化，1940年被杨成武点名抽调到一分区司令部机要科，担任译电员工作。1946年一分区改编的四旅整军完备，苏国柱跟组织科长李振军、宣传科长蔺柳杞一起，担任四旅政治部保卫科长。苏国柱最后的职务是山西省军区政委。

另一个“小鬼”叫曹振峰，画面中的哪一位是他我分辨不出来。以后，发现他的绘画才能要远远高于音乐才能，于是改学画画，真画出了名堂。解放后，曹振峰画出了许多连环画作品，他最后的职务是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

 


                                                       曹振峰抗战题材作品

                                              曹振峰油画作品“清风店大捷”

再讲王佩之。

王佩之是“老一分区”，起码从1939年到1945年都在一分区战线剧社。

1943年秋，一分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残酷大扫荡，总共持续了三个月时间，易县狼牙山根据地几乎全部沦陷，只剩下了西南部最贫瘠的一块地方。那一次为了扩大存活人数，战线剧社被迫暂停，人员分散到各主力团。

我以前介绍过，当时一分区分为东线、西线两个战场，每个战场各有两个主力团独立作战（注意；不是配合作战，就像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各军分区一样，分散单独作战）。

由于东线战场的形势较为紧张，所以到东线一团、三团的战线剧社成员较少；到西线战场的二十团、二十五团的人员较多。比如社长胡旭带领的战线剧社女同志、小同志都去了二十五团；苏友邻带领的一些人员都去了涞源县的二十团。

提一句，当时正在养病的杨成武也在西线，二十五团的防区之内五峰寨一带，二十五团专门派出一个连保护。

相比之下，当时去易县东部一团的就少了许多，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但就是这几个人还损失惨重，非死即伤。到满城县三团的人最少，只有王佩之、王钵带领的不多几个人。用当时王佩之自己的话说，他是满城人，命中要死，到哪里都躲不过去，要死也死在家门口。

1943年秋的这次大扫荡，隐蔽在西线战场二十团、二十五团的战线剧社人员都没受到任何损失。三团也是如此。损失最大的是在一团的那些同志。

一团在狼牙山东部的战斗最为激烈，几次往复争夺，一团的根据地越打越小，日伪军围得像铁桶一般。战线剧社中几个有点名气的才子，雪天牺牲在狼牙山东边的邢家庄；鲁丁（蔺柳杞的山东老乡，聊城人）随一团二连在狼牙山东部的突围中遭敌人埋伏，被俘后押往北平监狱中，绝食牺牲；陈慕沙随一团团部在老君堂条条岭上被日军炮弹击中牺牲；鲁奔在突围中负伤，一团被迫放弃在易县狼牙山东部的根据地，全部撤往满城县三团控制的根据地。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曾无数次审视1943年下半年的一分区两个战场。

西线打得比东线好，是西线的部队强吗？难道二十团、二十五团，要强过一分区的第一主力一团、第二主力三团吗？或者说是一分区东线战场面对的敌人力量要更强一些吗？

都不是，我是看了萨苏的书之后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萨苏的书中提到过，1943年下半年，日军一支新组建的师团，1943年5月1日在华北以独立混成第156旅团人员为基干组建——63师团来到了易县，替代下以前一直驻扎在此地的日军110师团。

以后写下《陆军士兵よも やま物语》（《陆军步兵漫话物语》）的日本漫画大师斋藤邦雄，1920年出生，1941年从一个青年演员被征入伍。入伍后担任日军第63师团（代号“阵部队”）机枪射手，1943年春，斋藤所部组成分遣队进驻河北易县。萨苏曾专门介绍过斋藤邦雄这个人和他的漫画故事。

而一分区西线战场上面对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直都没有更换，熟门熟路。

一分区在东线战场的第一主力一团，就败于这个新成立的日军部队。

分析一分区东西线两个战场，很明显的一个区别是西线战场上还有黄寿发在指挥作战，可以使西线这两个团合成一个拳头，相互配合打击敌人。而东线战场就不同了，因为内部原因，原先一直指挥东线战场的徐德操被迫离去，造成东线缺乏一个统一指挥东线战场这两个团的领导，于是一团和三团只能各自单独作战。

1943年的下半年，杨成武身患重病，离开了工作岗位，一分区又没有可以鼎立的副司令和副政委，第二把手徐德操离去，只剩下一个没有了任何职务的黄寿发，一分区当时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对东线战场面对的危机形势，当时的一团长邱蔚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你让他当时向谁倾诉？跟谁商量？他只能孤军奋战，一个人硬着头皮死死顶住。

当时负责采访一分区东线战场形势的蔺柳杞，并不了解这其中的难处，作为宣传干部，他只能看到成绩、战果，往好了宣传。你哪能长敌人的威风呢？你越是往好里写，这邱蔚就越是为难：你把我们捧得这样高，一旦掉下来，怎么得了？

果然，日伪军联合作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每占领一块地方，就在中心村子里修建炮楼据点，稳固成果。邱蔚尝试过打攻坚战，但损失更大，因为非八路军之所长。日伪军在界安、步乐、林泉村修建炮楼据点，标志着一团的东大门已经不在；而日伪军最后在狼牙山脚下的东西水村修建炮楼据点，标志着狼牙山的控制权已经丢失，对邱蔚一团的合围已经形成。

此时，一团除了突围向满城县三团根据地转移，还能到哪里去？

在一团的形势恶化，突围到满城县之前。在满城县三团的王佩之，不用说，跟王栋、李振军、杨浩几个家伙厮混的很好。而且这个友谊保持到了解放以后。

王佩之在一分区直到1945年6月，抗战胜利的前夕。那一次，王佩之与战线剧社的社长胡旭二人，奉命到延安的教导二旅，但途径晋察冀军区的时候被留了下来，留在了抗敌剧社，今天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王佩之那首脍炙人口的《战斗进行曲》就是在抗敌剧社创作的。

解放后，只知道王佩之转业的很早，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担任一个戏剧的领导工作。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的全国戏剧文艺调演，各地方戏剧齐聚在北京，那一次是王佩之最风光的日子。我记得我们家的许多戏票、成套的戏剧会演资料、丛书，还有以后的相声、曲艺汇编书籍，都来自王佩之的馈赠。这些书一点没有浪费，以后我一一细读过了，至今留有深刻的印象。

以后，还听说王佩之曾为电影《战火中的青春》配乐，他此后的详细消息再不知道，只听说他好像在北京评剧团担任团长。

 
                                                       长影电影《战火中的青春》

                                                                      晚年王佩之

一张老照片，引出这许多闲话，百味杂陈，一言难尽，暂且放下。

老照片图文故事——1940年5月-10月，战线剧社两次演出现场

这两张照片刊登于刘峰《抗日战争摄影作品集》第201-202页上，巧合的是，这两张照片所反映的实际过程在时间上也是连贯的，都是1940年战线剧社前后两次演出的实况照片。当时刘峰奉政治部领导的命令跟跟随战线剧社一起外出而拍照留下的照片。

回顾刘峰最初的摄影生涯，即1940-1941这两年，因为两位资深摄影干部杨国治、李鸿年的到来，初入门的刘峰在一分区摄影活动上还处于从属的地位。在1940年春天3-4月间，由当时的宣传科长史进前带领，刘峰陪同杨成武夫妇和高鹏、黄连秋、史进前、赵凡等人狼牙山登顶，5月份服务于一分区大会，6-7月间跟随战线剧社到各地演出，8月份百团大战开始，跟随一分区主力一团一起行动，刘峰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印记。

刘峰拍摄的一分区战线剧社演出的照片很多，唯独这两张，前一张可以说是军容严整，军威震撼；后一张群情激昂，鼓舞人心。

这两张照片中，面向合唱队背向摄影者的指挥人是罗浪，1939年12月到1942年6月在一分区战线剧社，担任战线剧社音乐教员。

这两张照片上还出现了一种不常见的乐器——风琴，或者叫“脚踏板风琴”。这种风琴出现在抗战时期的易县、满城县地区，只能存在于三个地方：教堂、梁各庄那样的富裕小学校、县城或镇子里的富贵人家。这种风琴看似笨重，但可以拆卸拼装，战线剧社的配置有几匹骡马毛驴，专门拉布景、道具和风琴用的。

这两张照片的前一张，我认定为是拍摄于1940年的5月30日，一分区北娄山大会的演出实况。那一次，为庆祝抗战三周年，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各项工作更进一步，杨成武倡议，在一分区北娄山村附近的柿树林空场地上，一分区召开了“五卅”文体大会，

这是战线剧社专门为这次大会演出的实况照片。

1940年的战线剧社，像这样严格讲究军风纪的实况演出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4月，战线剧社全体在一分区政治部所在地南娄山村南搭起鼓动棚，为开赴晋东南参加“反顽”战斗的一团送行。那一次的演出规模宏大，要的是气势；“五卅”这一次的演出规模较小，要的是高质量。

第一张定在1940年的5月30日，“五卅”大会上的演出，第二张定在什么时间？

在这次演出之后，战线剧社还有过两批次演出活动：

一次是6月初，战线剧社由社长李直、副社长王克修带队，到满城县、徐水县游击区进行演出，写标语，印发宣传画，对社会中坚力量和伪军开展政治攻势。

因为是到游击区，所以战线剧社全体人员均身穿便衣。

在徐水县南陈庄（徐水县委、县政府所在地，一年多后徐水县长刘萍牺牲的地方）的一次演出，演出刚结束，附近大王店据点的伪军对战线剧社连夜偷袭，战线剧社在当地老乡掩护下紧急转移。几天后，保定的敌伪报纸刊出消息：此次偷袭，俘虏了战线剧社副社长王克修和几名“女社员”。

接着是6月中旬，战线剧社全体出动，到平西的斋堂、野三坡的紫石口，为肖克的挺进军进行慰问演出。1940年7月初返回。

这一次演出因为途径日伪军封锁线，所以也是便衣出动。

现在的问题：这第二张照片，究竟是在满城县、徐水县的那次演出呢？还是在平西挺进军的那次慰问演出？

这两个不同地点的演出，刘峰均跟随战线剧社一同前往。但从照片上看，第二张明显不是战线剧社自己一家在演出，还在跟别的不知什么人在一起演出。

经仔细查，一分区战线剧社只在历史上跟挺进军的挺进剧社、冀中的烽火剧社在一起同台演出过。与挺进剧社的同台演出时间是在1940年，但不是在1940年6月的这次去平西演出。

在平西挺进军的史料中，清楚记载了挺进剧社同一分区战线剧社的同台演出。

1940年3月，挺进军肖克司令员决定挺进剧社全体到联大学习，挺进剧社全体成员总计七八十人，从良乡，经涞水县、龙门、紫荆关，进入一分区，在良岗稍事休息整顿后，过唐河到三分区，过沙河到四分区平山县，联大文艺部所在地。

总共学习了近半年时间，1940年10月，学习结束的挺进剧社返回平西，在当时一分区战线剧社驻扎的北大悲村，与战线剧社的社长李直见面。挺进剧社来找李直，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希望暂时停留在一分区休整，能够解决一些给养问题；三是希望一分区派一支部队保护他们回到平西。

北大悲村，今天是顺平县的大悲乡所在地，大悲乡的南面有西大悲村和南大悲村两个村子。大悲乡的西面就是杨成武一分区司政机关驻扎的南北洪城村。

所以我猜测，挺进剧社到达大悲村战线剧社的这个时间，是1940年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后日军正在对一分区进行报复性大扫荡，杨成武带着一分区司政机关和战线剧社隐蔽在顺平县、唐县交界处的时候。

 
                         刘峰第二张照片的拍摄地点——顺平县大悲乡战线剧社驻地，1940年10月

因为日军的大扫荡还在进行，易县狼牙山地区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挺进剧社要返回平西，又必须借道一分区不可。于是，只能安心先住下来。

史料上记载：这一次，杨成武、高鹏、罗元发亲自到挺进剧社的驻地去看望大家。一分区战线剧社与挺进剧社两家各拿出一部分节目，同台联欢演出，一分区几位领导不仅现场观看，还在节目演出后上台祝贺。

演出过程中和演出结束后，刘峰在现场拍摄了不少照片。这就是这第二张照片的原委。我也怀疑，这一次所照的这些照片中只有这一张被保留了下来，其余照片均已遗失。

顺便说一句，这一次挺进剧社返回平西，并没有和杨成武一起走，而是自己先走的。杨成武派了二十五团一个营担任护送。挺进剧社到达良岗的时候，与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见了面，带领这个营担任护送任务的，是二十五团副团长马辉。

这一次返程并不顺利，北行接近拒马河的时候，被敌人拦截，四面八方的敌人围了上来，为了不被全歼，他们只能退回。

第二次，他们没有走易县往北进涞水的这条近路，而是西去涞源县，绕道东团堡回到涞水县福山口，当年这里是挺进剧社、挺进报社、挺进军教导队的驻地。

挺进剧社回到挺进军不久，鬼子扫荡结束，平西涞水县野三坡地区发生了“汤各庄事件”，实际上是“地方民变”。面对民间暴乱的肖克急电请示了晋察冀军区直至延安之后，不得已下令派部队镇压暴乱。闻讯平西发生暴乱，恐怕挺进军立足不稳，杨成武急忙带领主力一团、二十五团，前去平西助肖克一把。

镇暴结束，一分区战线剧社在平西为挺进军再一次进行演出，以示慰问。因为这一次挺进军的被服仓库、粮食仓库在鬼子扫荡中都被焚毁，挺进军无冬衣可穿。演出中，只见挺进军干部战士在寒冷的冬天身披着棉被在半饥半饱中挤在一起取暖，景象惨不堪言。

有这等惨状在，刘峰是不会留下照片来的。

一分区战线剧社，从1939年11月开始人数激增，尤其一分区黄土岭大捷的名声一响，各路文化界、文艺界人士，纷纷要求来到一分区。杨成武也是来者不拒，一分区照单全收，收来的人放在哪里？就放在战线剧社。到了1939年的12月，战线剧社达到一百三十多人。

此时的各军分区剧社，包括编制级别高于一分区的平西挺进军剧社，人数都不过七八十人，冀中火线剧社人多一些，也不过百来人，只有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抗敌剧社，能够与一分区战线剧社媲美。

我们在上一次看到的，刘峰拍摄的1939年12月的战线剧社音乐队全体成员的那张照片，是在沙飞他们到来之后，但文化界、文艺界各路人才到来之前拍摄的，所以人员简洁，只有十四位。

当时拍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们音乐队的老队长王佩之送行，王佩之要到晋察冀联大学习一年。

在王佩之他们走的同时，各路文艺人士特别是音乐人士到来之后，王佩之带领的音乐队激增到二三十人，人员几乎翻了一番。

让我们看看1939年12月，刘峰拍照了那张照片之后，战线剧社的重大人事变动：

为提高艺术水平，战线剧社将自己的几个顶梁柱，戏剧队长胡旭、音乐队长王佩之、美术组长张德壁送到晋察冀联大文学院学习一年，1940年底才回到一分区。临走之前，刘峰为音乐队全体成员拍照留念。

我怀疑戏剧队也应该为胡旭队长拍照留念，但由于刘峰老照片有遗失，这张照片未能见到。

有一件往事，不能不说。一分区的建立，一分区建立后所取得的成绩，杨成武固然出力最大，但这一切成就均是众人“合力”的结果。尤其一分区政治部的组建，政治部下属战线剧社的组建和发展，邓华、罗元发、袁升平为此倾注了很多心血。

1939年的麻田岭战斗、雁宿崖以及黄土岭战斗期间，由于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不在，很多事情都是当时的三团政委袁升平在主持拿主意的。我想1939年12月送胡旭、王佩之到联大学习，应该也是当时刚被提升为一支队政委袁升平的建议。

胡旭、王佩之，都跟老三团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特别是胡旭，是今天还健在的胡可的哥哥，他们是满族人，在北平时期就跟着赵侗一起搞抗日活动。所以胡可参加革命，是哥哥胡旭带出来的。以后赵侗五支队被编进三团，胡旭担任连指导员，以后又被袁升平一手调出，来到战线剧社，是“袁系”干部的标杆人物。如果袁升平不离开一分区，胡旭应该有更大的造就。

注意：此时距陈正湘、袁升平、纪亭榭的离去仅有一个月时间。

1945年6月，在延安的教导二旅（旅长黄永胜、旅政委邓华、旅政治部主任袁升平）通过晋察冀军区给已经大大缩小的一分区发来一个公函，要调胡旭、王佩之二人去教导二旅。要问这是谁的主意？除了邓华坚决支持的袁升平，还能有谁？

胡旭、王佩之赶到晋察冀军区，要开具奔赴延安的组织介绍信，当即被在晋察冀军区主持工作的领导们坚决留住，送到了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

胡旭离开一分区后的情况不详。但我知道，六十年代钱丹辉在安徽挨整，以后千方百计调到陕西，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当时帮助他调进陕西省的那个人就是胡旭，当时胡旭1961年刚上任陕西广播事业局副局长。胡旭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后半辈子，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撤职，1978年平反后复职副局长兼副书记，1983年改任顾问。

回过头再谈战线剧社，由于黄土岭战斗歼灭阿部规秀的赫赫威名，一批来自晋察冀联大、抗大总校、抗大二分校的干部进入一分区，比较著名的：晋察冀联大过来的罗浪、腾晨、康路、吴文光；从抗大总校来的陈慕沙、史坦等人，不那么知名的一般人就更多了。

我查了一下当年由罗浪谱曲的歌曲，魏巍作词的歌曲有：《五壮士之歌》、《生活在晋察冀真快活》；钱丹辉作词的有：《抵制仇货》等等。

到了1940年初，战线剧社达到了一百三四十人，此后的两年多时间，1940、1941、1942年的6月以前，人数一直都维持在这个数目上，直到1942年6月，战线剧社精兵简政，大裁减人员。战线剧社从原来的一百四五十人的规模，仅留下三四十人。罗浪在那一次精简时回到了原来工作的晋察冀联大。

            

       
           罗浪在去年，2015年刚刚去世，享年95岁，我曾撰文纪念

原战线剧社社长李直，北平艺专毕业；原指导员陈逊；两个人调离一分区。原战线剧社副社长王克修，改任一分区政治部管理科长。新任战线剧社社长胡旭（1939年的三团连指导员，1939年12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调战线剧摄任戏剧队队长）、指导员吴文光（1939年12月从晋察冀联大调来的，当时任政治教员）。

精简后的全社这三四十人还要被分为两队两组：戏剧队（队长苏友邻）、音乐队（队长王佩之）；文学创作组（组长鲁丁）、美术组（组长张德壁）。

其中，戏剧队人最多，半数以上是戏剧队的人员，因为戏剧队除了演戏剧小品，还要承担着独唱、合唱、舞蹈，以及快板、说唱的任务；音乐队不足十人，只承担乐器演奏和伴奏的任务。文学组承担剧本创作、歌词写作人物；美术组以画作为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的曹振峰，就是从美术组培养出来的小八路。

在精简之前，战线剧社自己是单独一个伙食单位，住在南管头村，单独核算。精简之后，战线剧社的伙食单位被撤销，与在岭东村的政治部机关合并为一个伙食单位。

这就是为什么战线剧社的这张合影不在管头村、而在岭东村的主要原因。

1942年那一年，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全晋察冀军区及所属部门、相关部门都在精简。有的部门甚至被彻底取消，比如肖克的挺进军和抗大二分校。

1942年下半年，华北联大（当年叫晋察冀联大）精简，一批文艺高手来到了一分区，其中包括鲁易、范景岳、原火、卡洛夫、劳火（女，霍恨环）、张美蓉（女）等人。你总不能把人家再精简了吧？于是留在了战线剧社。

1942年底，冀中沦陷后转移到一分区的十分区烽火剧社，也有一批文艺人士进了战线剧社：李光启、陶申、田垒、王忠、罗丹、张捷、路奔、余立（女）、戈扬（女）。其中，陶申担任音乐队副队长。

从两张战线剧社的老照片，又扯出这拉拉杂杂的一堆故事，扯远了。

还是从刘峰拍摄的这张老照片谈起。

很早就想讲讲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因为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一分区1943年的秋季反扫荡，当时的一分区处在一个非常的状态之下：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身患重病，离开了工作岗位养病；曾任一分区副政委李志民和当时的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因故离开了一分区，当时领导一分区进行史上最艰难的反扫荡工作的，是当时没有了任何领导职务的曾任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所以这一时间的这一段历史人们知道的不多，几乎都不曾多谈。

即使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对1943年的秋季反扫荡也文字不多，因为领导1943年一分区秋季反扫荡的唯一一位军事负责人黄寿发，已经在1948年被执行枪决，不在人世。其他军事领导人比如一团长邱蔚、三团团政委王平民，不是过早故去，就是已经牺牲，其余人对这一段历史知之不多，所以八十年代杨成武写回忆录，对1943年秋季反扫荡这一段历史简叙而过，没有过多细谈。

也因为1943年秋季反扫荡的这一段历史所包含的信息量极大，我很想写，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入手，所以一直拖延到今天。这一次我抽丝剥茧，一点点谈，希望能把这一段历史谈深谈透。

这一部分文字较多，请耐心看。

这张照片的原说明：“《八路军战斗在狼牙山》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北岳东线沙岭子战斗指挥所”，基本上没错，但照片中的详细内容，我还要再说明一下。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我初步判断为1943年的10月15日至20日之间，占领了界安、林泉、步乐村的日伪军，在修筑了炮楼，巩固了所占领的地盘之后，然后沿沙岭村、沙岭沟，向狼牙山上的一团进攻。

在这张照片上，作为二线指挥所的团部都架上了机枪，二线和最前线的区别已经没有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有多么残酷了吧？

从时间和地点上来推断，这应该是刘峰1943年秋季采访一团战地摄影系列照片中的最后一张。这一阶段的一团战地照片，以9月份为最多，以记录林泉战斗为主；10月份为少，此时一团已后退到了林泉以西的沙岭一带；到了11月-12月，几乎完全看不见一团的战地照片，都是以记录日军大扫荡中的残暴罪行为内容。

 
                         照片原标题：救救孩子 《狼牙山血海深仇》组照之一。刘峰1943年摄

                              照片原标题：日军“扫荡”中被杀害的中国百姓

因此我认为，在这张照片之后，沙岭一带也相继失守，由于战场形势的日益恶化，刘峰无法再待在一团前线，只能回到一分区政治部，跟政治部一起转移。

所以自1943年底到1944年1月，刘峰这一时期的一分区照片以反映政治部日常工作为主，比如在满城县慈家台的整风、在易县西部小兰寨到敌后生活。

 
         这是 刘峰拍摄的 1943年的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全体同仁，政治部机关从岭东村撤退前的合影

对一团来说，这张照片不仅是一团1943年的最后一张照片，而且也是一团在一分区的最后一张照片。1944年2月，一团奉命开赴延安，一团在一分区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我从头，从日军的大扫荡谈起。先看当时历史的整个过程。

1943年9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其第26、第63、第110师团大部，第62师团及独立第1、第2、第3混成旅团各一部和伪军共4 万余人，对北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历时3个月的扫荡。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萧克、代政治委员程子华，率北岳区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及雁北指挥司令部所属部队共4万余人，民兵18万余人，采取敌进我进，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抗击日伪日军的扫荡。12月15日，日伪军全部撤出根据地，反扫荡战役结束。

还记得姜克实教授吗？他以前谈狼牙山日军，一直都是他最熟悉的“狼牙山担当部队”110师团的冈山县冈山联队，姜教授长期在日本任教的那所大学的所在地。

实际上，姜教授所谓的“狼牙山担当部队”只是在非扫荡状态下的日军在狼牙山地区的驻守部队。所以，姜教授以“狼牙山担当部队”有没有出现伤亡来作为对狼牙山八路军有没有战斗的判断有认识误区。因为在狼牙山的历次大扫荡，也包括1943年秋季的这次大扫荡中，姜教授最熟悉的“狼牙山担当部队”只是众多日军扫荡部队中的一支，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支。

据查，在1943年的秋季大扫荡中，进攻狼牙山一分区的日军部队，东部以1943年初组建并开过来接防110师团的83师团为主；进攻西部靠近涞源县张家口日军管辖区的，是华北日军第26师团的11联队。制造易县西部寨坨村大屠杀惨案的就是这一伙日军。

1943年秋季大扫荡是在整个八年抗战中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最残酷的大扫荡。

当然，那时候并不知道日伪军的这次大扫荡要持续三个月，就像抗战期间，没有一个人会预先知道这场抗日战争要打八年一样。

我说它是在“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最残酷的大扫荡”，是指它持续的时间最长，历经三个月100天，而1941年的狼牙山五壮士那一次大扫荡只有六十六天；它在一分区进行的大屠杀也最野蛮，尤其寨头血案，扫荡日军11月5日至8日，先后在寨头、杏树台、桥家河等村搜捕到游击组员和群众111人，日军挨个挑死后推入坑中。后经群众抢救，只有3人脱险，其余108人全部被惨杀坑埋，其中7名是八路军伤员；扫荡造成的后果也最严重，反扫荡结束后，时间已到1943年的年底。鬼子的这次大扫荡耗时百余天，为一分区史上之最。鬼子退走，剩下的原主力团驻地大都修筑了伪军据点。

一分区八路军（可能也包括晋察冀军区）叛变最多的人数就出自1943年。

逼迫杨成武不得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恐怖暗杀手段展开报复行动，也是从1943年开始的。

杨成武写自己回忆录的时候，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此时“不得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恐怖分子”这些概念还没有走上高峰时期。在战争状态下向敌对方展开恐怖活动被认为是合理的攻击方式之一。在《杨成武回忆录》出版的十几二十年后，“恐怖活动”被明确定义为必须禁止的贬义行为。

1943年，杨成武通过一分区锄奸科，制定过几起暗杀和爆炸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对日军和敌特分子的暗杀和爆炸，有情可原，但是在保定电影院安置的爆炸装置，使得众多敌伪人员和无辜平民一起在爆炸中丧生，就值得商榷。因为电影院属于“公共场所”而非“敌伪机关”，敌伪人员和平民百姓均有可能同时出入，如果在公共场所搞爆炸，造成玉石俱焚，那跟今天恐怖分子进行的恐怖活动有什么区别？

所以杨成武如果在晚年重新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这一段史实会摈弃不用。就像聂荣臻极力避免将消灭赵侗游击队的“功劳”归结在自己头上一样。

1943年9月大扫荡开始的时候，晋察冀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因为赴延安参加“七大”，早已离开，留在晋察冀看家的是肖克和程子华。如果从表面上的数字来看，进行大扫荡的日军四万人，晋察冀八路军也是四万人，此外还有十八万民兵，看似能抵挡一阵，其实不然。以当年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储备、军事训练素质、战地救护水平来看，都与日军相差得很远，不在同一个量级上。

特别是由于1942年“五一大扫荡”冀中的沦陷，处于山区的北岳冀西地区无粮可供，整个晋察冀八路军都饥饿不堪、疾病缠身。再加上武器弹药的极度匮乏，1943年日军春季进山扫荡时，八路军已经无力回击，只能四处转移，躲避鬼子。

晋察冀军区，下属四个军分区，加上一个雁北指挥所，总计四万正规部队，一分区占了一万。

1943年的第1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杨成武（兼）、副政委李志民（中途调走，改任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部长）、副司令员高鹏、参谋长徐德操（下半年离开了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建中。

第1团：团长邱蔚、政治委员张如三、 参谋长晨光；

第3团：团长肖应棠、政治委员王平民、副团长黎光、参谋长郑三生；

第20团：团长陈宗坤、政治委员史进前、参谋长吴伟；

第25团：团长宋学飞、政治委员曾雍雅、副团长陈焕、参谋长陈焕（兼）；

第1区队：区队长齐景武、政治委员梁正中、副区队长霍志德；

第2区队：区队长马辉、政治委员黄连秋、副区队长区功贯；

第3区队：区队长黄伯峰（后换为晨光）、政治委员邓经伟、副区队长张碎侠、参谋长李尚德。

保满支队：支队长张行忠、副政委郑旭煜。

1943年9月，侵华日军开始了对狼牙山地区100天的“大扫荡”，塘湖、界安、独乐等原一分区八路军主力驻军的几个村子全部沦陷，被日伪军占领并修筑炮楼。

一分区部队虽多，但无力接战，主要是因为体力的原因。部队连续转移，经常露宿野外，接连几天吃不上饭，不能休息，由于发霉的小米、黑豆，致使部队干部战士的体力消耗过度，体质进一步下降。从机关到各团的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疮疥、夜盲症普遍流行。有的团部队患病达90%以上。现在不仅是一分区机关自办休养所，连各团、各营、各连都自办休养所。

所以1943年秋季的一分区形势，远比1941年秋季大扫荡更加恶化。

那一年的9月15日，日军对狼牙山的扫荡刚开始的时候，易县东部的日军（63师团部队）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前推进；西线日军（26师团部队）则长驱直入，切断易县狼牙山通往涞源县的交通要道。西线日军采用与东线日军不一样的进攻方式，我猜他们接到密报，杨成武隐蔽在易县西部五峰寨山区有关，他们要搜索杨成武的下落。

反之，东西线两个战场的一分区八路军战术基本一致，都是以小股主力部队的阻击和民兵地雷战的配合来阻挡住日伪军的攻势。

打了半个多月，二十来天的时候，局势已经明显对一分区不利，一分区司政机关，当然也包括一地委和专署机关，已经在安排要分头转移了。

一分区供给部自坡仓苑岗迁至七峪乡六平地村水泉。这个水泉村原来是一分区卫生部休养所的驻地，姜克实教授史料中提到的1940年11月2日那位阵亡的日本兵，就是在奔袭水泉村的战斗中被八路军打死的。

一分区供给部被服厂迁到旺家台村野鸡沟，厂长郄子尚，全厂分裁剪、缝纫、印染、制鞋5个车间，全部住在民宅，有男女军工100多名。

一分区枪械修理所从甘河净乡筐子沟迁至七峪乡大富车村。

一分区卫生部医院第一所设在甘河净村。有医护人员数十人，伤病员多时达到四五百人，村中老百姓家，几乎都住过伤病员。

1943年的10月6日，一分区政治部在岭东村布置转移工作的时候，一团团政委张如三下山（当时的一团部在狼牙山老君堂），找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建中谈即将要开始的撤退工作。那时周庄的司令部、岭东村的政治部都要立即搬家转移，还要精简人员，处置埋藏物资，确定一些非战斗人员的分散和隐蔽地点。

张如三同王建中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政治部文职干部在大扫荡期间由一团代为掩护的问题。

张如三和王建中这两个人都是赵侗五支队出身，北平学生军过来的，1937年“七七事变”时就混在一起，相互很熟，不用多说了。当年赵侗五支队里的学生和文化人很多，这些人在一分区形成一股强大的人脉。

当年，1938年7月五支队一合并进一分区三团，除去几个被提拔为团一级、甚至团以上领导的干部，比如高鹏、汪之力、王远音、纪亭榭等人，其余几个营一级干部，当属史进前、王建中、张如三、尚英几个人。现在几年过去，他们又都被杨成武推荐，提拔为团一级干部。熟人见面分外亲，张如三在岭东村留了下来。

想不到刚刚两天过去，10月8日傍晚，战况传来，一团面对的敌情不是太妙，要张如三赶回去，参加一团部召开的作战会议。

我想那些日子日军的步步紧逼，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一团长邱蔚已经看到了日军的企图，是要将一团四面包围，最后困死在狼牙山上。当时的邱蔚，已经萌发了一个作战意图，就是在夜间远道奔袭团山村，消灭日军正在修筑的炮楼据点，在日军的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一团一旦在狼牙山站不住脚了，可以经这个缺口南撤到满城三团的地盘上。

他要团政委张如三第二天回来，就是要开会制定这个作战计划。

接到邱蔚要开会的通知，9日上午，为做些战争准备，领给养弹药什么的，跟张如三一起下山来的一团供给部门、侦察部门的干部耽搁了一些时间，要到周庄的一分区司令部去了解情况。那时杨成武患病修养，在易县西部的五峰寨、小兰寨一带，徐德操又刚离去，一分区当家的只有一个黄寿发，当时没有任何职务。为了使黄寿发的领导地位“名正言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杨成武特地安排一地委军事部长王道邦给黄寿发搭伴。这样对晋察冀军区汇报的时候，就说是黄寿发、王道邦在共同领导。

实际上一分区真正当家的是有一定军事指挥才能的黄寿发。

有关1943年徐德操的走，我谈过一些，也做了分析，这件事的实质问题，其实是杨成武为黄寿发的回来重新掌握兵权铺平道路。否则，一山容不得二虎，一分区司令部只能有一位“参座”，至于谁去谁留，最终还是要以杨成武的意见为主。

对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来说，他处在夹缝之中，左右为难，最终，他采取了中间道路：满足杨成武的意见，调走了徐德操；但又同时满足打击杨成武势力的那些人的意见，不给黄寿发授予实职。

如果徐德操不走，不离开一分区，会怎么样？

一分区没有副司令（高鹏不算，是空架子，从未掌握过实权）、副政委，参谋长就是实际的第二把手。所以如果徐德操不走，黄寿发的处境会很尴尬，他虽然十分熟悉一分区的周边敌情、地理环境和所辖部队，但他确实没有指挥调动部队的权力。

徐德操如果不走，一分区东线战场的处境有可能会好一些，易县的一团和满城县的三团会相互支援，打组合拳，创造出一些更可以利用的战机。如果徐德操有政治眼光，主动分权让权，使得黄寿发能名正言顺指挥西线战场，这将是一个一分区皆大欢喜的局面。

可惜最终事与愿违。虽然都穿着军装，但骨子里还都是一群农民呀。

按照杨成武很早都确定的反扫荡计划，一地委和专署机关的几位领导干部，从来都是跟着一分区司令部一起转移。

当时黄寿发真正指挥的是西线战场，他可能认为，东线战场的一团长邱蔚、三团长肖应棠，指挥才能可能比西线战场的二十团团长陈宗坤、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更有把握一些，可以由他们各自当家，独立作战，所以没有做更多地干预。

8日午后，一团团长为张如三一行才出发。临走的那天早上，王建中说，正好蔺柳杞要去采访一团，就跟你一起走好了。

在一团的干部们这天上午四处忙碌的时候，蔺柳杞也在忙碌，他找到政治部管理科长王克修，按照政治部一般干部、即干事上前线采访，原则上只配一支短枪护身，以防万一，不配战士跟随。但蔺柳杞身体一直不好，体弱多病，眼睛又高度近视，于是与蔺柳杞私交很好的王克修，特地给蔺柳杞配了一名战士跟随。

这段经历蔺柳杞在自己的回忆《旅伴吕世英》中讲到过，给他搭配这名小战士，其实也是为了政治部的转移精简人员，人越少，“行动轻便些”。

这位名叫“吕世英”的小战士十六岁，山东人，蔺柳杞的老乡。我曾在讲李振军的故事时讲到过，小伙子是胶东人，鬼子扫荡时抓夫，运到了东北下井挖煤。李振军他们在煤矿暴乱时趁机跑了回来，小伙子跟着李振军到了一分区，然后被动员留下来参加了八路军。

有关蔺柳杞领枪，有一段趣事。凡眼睛高度近视的干部，一般是不配枪的，因为怕看不清开枪时打了自己人。所以最初蔺柳杞在1941年秋季大扫荡时被派到涞源县起义的原蒙军义勇队工作，属于“上前线”，按规定必须要领一支短枪。

当时与蔺柳杞很熟的魏巍等人开玩笑说：你眼睛看不见，开枪打得着敌人吗？

当时蔺柳杞说了一句很悲壮的话：打不着敌人，难道也打不着我自己吗？

这句话后来被接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的王道邦当众表扬：蔺柳杞同志有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这一次上狼牙山，蔺柳杞原本是要采访一团的，但采访未成，蔺柳杞自己说：当晚他在老君堂“功德堂的小庙里宿了一夜。第二天夜晚就随一团的部队攻打临时据点团山之敌。战后返回杨树岭，正好遇上了易县县长王绍文和易县武装部长李福来。听他们讲了东线的地雷爆破战，随后要了一封介绍信，到地雷爆破线上去采访。”

一团的这次夜袭团山据点，就像以前一团夜袭东罗村据点一样，未能达到如愿的结果。天色大明之后，为避免被日伪军合围，一团不得不撤回来。蔺柳杞跟着一团团部走到杨树岭，老君堂的前面，没有再回到一团团部，而改为去采访民兵的地雷战。这次地雷战采访之行，蔺柳杞为1944年3月第五期的《晋察冀画报》写下了“东线大门内，风雷四十里”的著名文章。

我在这一次主要讲蔺柳杞原本要写但没有写的一团的东线战斗，地雷爆破战是地方民兵搞的，不在我这一次讲述的范围之内。

我从蔺柳杞的这段回忆谈起。

那一次蔺柳杞为什么独自在“功德堂的小庙里宿了一夜”？因为他未能参加一团的团部会议。会议刚开始，他就被一团长邱蔚请出了会场。这使得蔺柳杞的自尊心大受打击，他以后回到政治部宣传科，不止一次跟别人讲起这段经历。那时的大家猜测，可能是由于“团山作战”的保密需要，遵照杨成武在涞灵战役时留下的指示，今后凡举行的作战会议，没有作战任务的政治部无关人员均不得旁听。

可以我的猜测，团山作战，只是会议的一小部分内容，更多的内容，是分析一团当时所面临的日益危机的险峻形势。是打，如何打？如果打不赢，要退，往哪里退？都在这天夜里做了个布置。


                                                 1943年秋季反扫荡的一团形势

那一次，蔺柳杞跟着张如三等人来到狼牙山老君堂的一团团部，时间是1943年的10月9日，两天后的10月12日，王建中带领的一分区政治部离开岭东村，往南向满城县转移。同行还有一分区卫生部司政机关休养所一批人。

1943年初，由于粮食及食品匮乏，一分区很多人患了营养不良症，导致夜盲症、身体虚弱而病倒层出不穷。杨成武倡议，在一分区司政机关及各团都开办病号休养所，各尽其力千方百计获得食物及营养品送到休养所，优先让病号们尽快恢复健康。所以这一次政治部转移，由于战线剧社已经被先一步分散出去，只剩下了休养所跟着政治部机关一起转移。

当时政治部要去的方向，是满城县的龙居、慈家台、芝兰沟一带，如果形势稳定，就留在那里；如果形势继续恶化，就向顺平县、唐县的三分区方向继续转移。

 
                                                         1943年底的一分区形势图

一分区政治部转移途中，发生了一件小故事，是有关政治部唯一的女干部王琳的。解放后，王琳改名杨蔚华（我曾错写作杨蔚云），在北京双榆树一带的著名军工企业青云仪器厂担任副厂长。

几个月前，朱利、王琳的两位公子来访，我太太曾向他们当面讲述了王琳的这次历险，现在我再讲一个完整版。

在一分区干部中，有几个格外“命大”之人，几次历险，几次又化险为夷，最具故事性的，当属这一分区政治部唯一的女干部王琳。

王琳是一分区政治部的妇女委员，这是现在的说法，当年叫“妇女书记”，全称“负责妇女工作的技术书记”，是一分区政治部总支几个委员中的一个，专门分管第一军分区下属各部队中的妇女工作。即，一分区所有女同志的妇女代表和代言人。

王琳的三次历险，均留下了传奇故事。

第一次，某年夏天（给我讲这件事的那位一分区子女记不清了，但她母亲也同时在场），王琳和几位女同志在只有齐腰深的漕河边上洗衣服。忽然间，看见远处的高坡上，一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科长杨德才在向她们挥臂高喊，因为距离远，喊得什么也听不清，但她们知道应该是有急事，不然杨德才不会跳着脚的高喊。于是她们赶紧放下手中正在洗的衣服，向高坡赶去。走不到一半，身后一人多高的洪水呼啸而下，原来是上游下雨了，发生了洪水，杨德才站在高处看见了，赶快呼唤她们离开河边。

第二次，1941年秋季大扫荡中，一分区政治部干部狼牙山脱险后，在双峰村停住脚休息，被赶上来的日军突袭。政治部干部基本上毫无武装，只能向西北方向的五峰寨山区奔跑，鬼子兵端着刺刀在后面追，边追击边开枪射击。王琳跑得慢，突然间倒地跌向山沟，一副中枪牺牲的样子。只见鬼子兵从她身边纷纷经过，追击前面正在奔跑的目标，却没有一个人低头细看。那一次王琳虎口脱险，靠的是机智和侥幸。

第三次，就是1943年秋季大扫荡中的政治部转移。当年，从岭东村向满城县慈家台一带转移，最近的走西线，上下隘刹那条道路；如果走东线，就是独乐村、北赵庄那条道路。但当时的10月12日，日伪军已经占了西边的南管头和东南的北赵庄，这两条道路都被切断，政治部如果到满城县，只有翻山路，走凤凰山、木兰峪过去。当年那种状况，吃不饱，又背着背包走山路，艰难之处可想而知。

王琳不愿攀山路，于是独自一个人走山边的大路，与大家隔着几百米远，相互喊话听不见，但挥手看得见。

走山路，站得高看得远，远远望见大路的远处有一队日伪军开过来。大家急忙在山上向走在大路的王琳挥手，要她提防，及早躲开大路。王琳突然明白过来，但要避开爬山，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正值10月，农民秋收的日子，大路边散落着农民还未搬回家去的谷草、秫秸和高粱杆，王琳就地倒在路边的沟里，拉过一些秫秸杆盖在身上。日伪军从大路上走过，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路边沟里的王琳，于是她又捡了一命。

鬼子经过后，她飞快爬到山上，与大家会合。当时她与朱利的恋爱关系已经确立，只见王建中抱怨地说：“你这个傻大胆，多悬哪。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朱利交代呢？”

1955年，王建中授衔大校，他最后的职务是空军后勤部副政委、顾问。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一分区干部聚会，王建中还手指着王琳重提此事。

再讲1943年的秋季反扫荡。

其实将一分区分为东线战场和西线战场，早在1942年新参谋长徐德操到来之前就划分好了。徐德操当时看出来，东线战场面临的形势更险峻一些。

因为当时在易县东部的一团距易县县城很近，易县县城又距涞水县县城很近，这两个县城的附近只有一团这一个正规八路军对手，其余游击队一类的小打小闹构不成根本性的威胁。

三团就更困难了。三团面临的敌人就近有三家：保定、满城县城、大王店据点。尤其大王店据点，是日伪军机动力量的屯兵所在地，凡给一分区造成大麻烦的日伪军，大都出自大王店据点。

反之，西线的二十团、二十五团战场，面对的只有紫荆关、王安镇、涞源县城几个地方的日伪军，而且隶属于张家口的日军警备队，兵力不足、战斗力不强，在西线构不成致命的威胁。

1943年徐德操走，没有亲眼看见事情的发展结局，但他对敌情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对的。他长时间亲自坐镇在满城县的三团，也是因为三团面对的保定、大王店和满城县的敌人力量最强，三团的压力最大。

我猜是徐德操同一分区政治部之间的关系不大融洽的缘故吧，我找不到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到三团或满城县战场采访的任何记载，而且摄影干事刘峰也没有到过三团的任何记载。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徐德操越过一分区政治部，直接向晋察冀军区要人，于是派来了文字记者戈焰（我很长时间错写成“葛焰”，应该是“戈焰”，跟那位“戈扬”同一个姓氏）和摄影记者叶苍林（以后记载为“叶昌林”）。

我后来仔细察看1943年-1944年的这一段历史，戈焰、叶苍林二人从未融进过一分区的干部群体之中。一直在满城县工作的戈焰和叶苍林，始终都跟保满支队在一起，三团！竟然没有能留下一张照片。徐德操走后不久，戈焰、叶苍林也随后离去，先是回到晋察冀军区，以后去了新建立的冀察军区。戈焰去了从平西搬迁到平北的挺进报社；叶苍林留在冀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以后被任命为宣传部下设的三个科的摄影科长。

在这里打住一下，我穿插进一件往事。

在上一期文章，我谈到一分区战线剧社的两张照片中的第二张时说过，一分区战线剧社，只跟两家剧社同台演出过，这就是挺进军的挺进剧社和冀中的烽火剧社。但我不加解释，就将第二张照片确定为1940年10月的同挺进剧社的同台演出，为什么就不能是同冀中的烽火剧社同台演出的那一张呢？

因为那一次战线剧社与烽火剧社的同台演出，发生在1943年的5月，由于罗浪已调走，担任大合唱指挥的是烽火剧社的社长崔嵬，身材高大的河北壮汉。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刘峰在一团采访，没有为这次的两个剧社的联欢和同台演出留下照片，否则，我们会看到抗战年间的崔嵬。

这次谈的重点是在易县东部拼死苦战的一团。

日伪军用炮楼战术包围一团，这相当红军被迫长征前国民党军采用的“碉堡战术”，从中央红军过来的人，应该毫不陌生。为打破炮楼的围困，一团也搞过攻打据点，夜间偷袭，1943年10月10日夜间这一次偷袭团山据点就是一例，但几次组织偷袭，效果都不是很好。偷袭东罗村据点，还搭上了一个已经宣布提升为一团政治处主任的营教导员孙培谋。这个孙培谋也是北娄山烈士陵园中埋葬的职位最高的一分区八路军干部。

我对比过三团和一团的“打据点”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三团几次打据点，还是在满城县近郊，每攻必克，一团为什么打得如此艰难？

我发现，邱蔚为人实在，打仗也是如此，太实在了。他攻打据点的招数，夜间偷袭，不行就强攻。跟什么一样？跟他当三团长时攻打东团堡完全一样。

三团长肖应棠（还有马辉）是当参谋出身，打仗更善于动脑子。日伪军也曾向对付一团那样在三团地盘上建炮楼，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用高粮回忆录《历史的脚印》第73页的话来说：“敌人在清醒东山上搭起帐篷，运去了砖瓦木料，大有像唐梅、金坡、界安、北赵庄那样向我们山区楔钉子安据点，对我们进行蚕食封锁。”

高粮这段话中提到的几个地名我做点解读。

“清醒东山”，在顺平县两个清醒村以东，这里原本是一分区的后方腹地，被日伪军打进一个楔子，要在这里修筑炮楼。但三团长肖应棠就没有让他们得逞，命令高粮的五连趁炮楼没建好就予以拔除，为拔掉这个炮楼，高粮连搭进去一个连长杨才鑫。此战斗过程见《高粮回忆录》第72页。

“唐梅”，是唐县与顺平县交界处位于唐县境内的大村落，总共有三个唐梅村。以前一分区与三分区往来，唐梅是必经道路。唐县是个大县，参加八路军的不在少数，尤其女同志，王昆、田华去了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都是唐县文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可能人们不知道，王昆的姐姐就在一分区战线剧社。一团长邱蔚的夫人田池、王栋的夫人刘枫，也都是三分区的。忽然一天，日伪军在唐梅修筑了炮楼，一分区、三分区之间的交通被截断，以后只能绕行。

“金坡”，是易县靠近易涞公路大拐弯处的一个村子，过去一分区常在这里越过易涞公路。1943年春末，日伪军突然在金坡修筑了炮楼据点，给一分区越过易涞公路造成了很大的不便。1943年下半年，杨成武身患重病，原本在狼牙山老君堂养病，由一团保护。但10月，日伪军开始了秋季大扫荡，杨成武只能转移到更加偏僻的易县西部五峰寨。刚落下脚，就遭到一百余日伪军（《杨成武回忆录》记作是鬼子兵，但实际上是伪军占多数）的偷袭，二十五团派来保护杨成武的那一个连，竟然抵抗不住这一百余日伪军的进攻，急得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急忙带领侦察连前来救助。偷袭杨成武的这一百余日伪军，就出自金坡据点。

“界安”，不用多说了，过去曾作为一团团部所在地，那时的塘湖还在三团的控制之下，界安村还属于后方。现在被日伪军占领，修筑了炮楼，成为敌占区。

“北赵庄”，原本在三团团部所在的西赵庄的北边，更靠近一分区易县狼牙山根据地，所以还是满城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1943年春末，突然被日伪军占领，修筑了炮楼据点。

对正在修筑的炮楼，三团采用夜间偷袭加强攻，但损失也是难免的。杀敌一百，自伤八十。后来改变策略，对修建起来的炮楼采用智取的方式，成效显著。显然一团还没能走到这一步。

在这次蔺柳杞采访一团未成的几天之后，刘峰到达一团，拍摄了这张一团沙岭战斗时指挥所的照片。

此时的邱蔚，已经将一团部从老君堂迁至沙岭沟西面的山岭上，摆出了一副“困兽犹斗”的拼命架势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所以刘峰原照片的说明“北岳东线沙岭子战斗指挥所”，其实也就是邱蔚的一团团部。这照片上仅有的五个人，除了特意被搬上画面的机枪手，另外四位都是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两个1955年少将邱蔚、宋玉琳；两个六十年代少将晨光（杨有山）、张如三。

结果，这一次的一团几位领导都亲自上阵的沙岭阻击战仍未能成功，沙岭失守，一分区主力撤退到满城县刘家台一带。

黄寿发直接领导的一分区西线战场的形势也不是很好，1943年12月以前的鬼子新建据点，在狼牙山西北的易县及涞源县地区，有主良村、西白羊、南豹泉、上黄蒿、紫荆关西十里铺村、上陈驿、流井、上庄（石棉矿）。

1943年虽然形势险恶，一分区步步后退，但一分区八路军正经打得不差。

一团大部队走了，离开了狼牙山，但一团留下了一些零散部队，以班组为单位，各自活动，用冷枪打击敌人，称之为“飞行射击组”。比如一团涌现出以为全晋察冀表彰的一等战斗英雄，五连飞行射击组组长安全福。

安全福这个战斗小组在三个月的反扫荡中，其中只有十天没有打仗，其余时间每天都在地方民兵游击小组的配合下袭击敌人，骚扰敌人的大股清缴队和运输队。有一次，他们六个人和1500鬼子、伪军战斗一整天，打乱了敌人对狼牙山的进攻，在1944年2月的晋察冀军区英模大会上安全福被评为一等战斗英雄。

二十团也打得不差，在涞源三战银坊，威名大震。

家住在易县西部杏树台的“爱护子弟兵的模范”崔络唐，也是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涌现出来的。

 
        1943年在抗战最低潮涌现出来的爱兵模范是很难得的，因为你不知道八路军能否胜利？

有着一分区“第一县”的涞源县，被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对敌斗争模范县”的光荣称号。

1943年12月15日，北岳区持续三个半月的反扫荡结束。就在同一天，杨成武病愈，回到一分区主持工作。仅仅五天之后的12月20日，杨成武主持写出了《1943年秋季“扫荡”中日军战役战术特点及我之收获》。

几乎在同时，一团杀了个回马枪，截止到1944年的1-2月，狼牙山东南的独乐、松山、界安、林泉等据点均被拔除。可惜在这个关键时候，出师告捷难持久，一团接到了开赴延安的命令，易县东部地区一分区再无部队前来接管，只能忍痛放弃，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才被收复。

1943年的年底，杨成武下令，一分区全体司政机关干部，包括一地委、行署机关在内，全都聚集在满城县慈家台，举行“祝捷、控诉、复仇大会”大会，同时安排布置1944年的一分区工作；杨成武在会上向大家宣布：1944年一分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训练部队、特别是培训干部。

接着，就是奉延安和晋察冀的指示进行一分区干部整风。

这以后发生的故事我讲过了。

      冈山与福山，相去甚远矣

首先向姜克实教授致歉，我把他任教的大学和居住地搞错了，应该是日本冈山县冈山市，我错误当成了广岛县福山市，这两个地方的差别我不是不知道，是太马虎，在写作时搞错了，把“福山”当成了“冈山”。这也说明，我这个人不是专业做学问的出身，纯属山野村夫，野鹤青云随意惯了，没有太拿姜教授的任教大学和居住地当回事，结果出错。

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我在此特别致歉。以前我在文字里写错这两个地名的地方，会马上改正。

帮助我发现这个错误的，是一则新闻：《中国发现佐证“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日方史料》。

记者从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获悉，研究人员从日本征集到的侵华日军史料《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史》中，首次发现了“狼牙山、棋盘陀附近战斗”的记录。相关记录与中方史料实现了互证互照，披露了壮士们殉国之前的战斗细节。

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人员胡卓然告诉记者，经过反复研究、比对，他从《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史》里发现了“狼牙山、棋盘陀附近战斗”的记录。

依据日军的记录，日军步兵第110联队第三大队在此次大规模扫荡之中专门详细记录下作战细节的战斗有两次，一次是“易县于河附近战斗”，另一次就是“狼牙山、棋盘陀附近战斗”。日军称这次战斗源自“在9月25日拂晓对棋盘陀附近的八路军展开包围、攻击、歼灭的行动。”

日军对战斗开始阶段的记录是“（八路军）用捷克式机枪向我军进行猛烈射击”。中方史料里，“狼牙山五壮士”中生还的葛振林和宋学义都曾回忆，他们所在的六班确实先带着一个机枪组，用火力牵制和吸引日军。由宋学义口述整理的文章《碧血狼牙山》，曾刊载于1988年版的《沁阳县文史资料》中，他提到与六班配合作战的机枪组，随后从山路上顺利转移脱险了。当时班长马宝玉之所以选择让机枪组撤离，是为了保护当时对八路军来说十分珍贵的武器。机枪组顺利撤离后，六班的五位壮士为了继续多拖住敌人一会，则毅然选择了与撤离反向之路，走向悬崖峭壁。

实话实说，研究侵华日军史料《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史》最早的人，应该是这位姜克实教授，起码，我就是从姜教授这里才知道《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史》这件史料的，而不是从什么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人员胡卓然那里知道这件事的。

对比起来，姜教授多年来在冈山任教，并且亲自采访过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的人员和旧址，这位胡先生有没有亲自赴冈山采访的过程，他的日语程度如何？又是从何处得到这件史料的？是不是像我一样，从姜教授那里？记者都没有加以说明。

不管怎么说，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中国发现佐证“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日方史料》这一则新闻，因为它让我发现了我的错误和不足。

    口述历史中最常见的错误问题

看到一篇新闻报道：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北京中医学院附中90后教师魏祺。这位90后的中学历史老师说，他在上历史课时，给学生们留了一个作业，就是了解自己家庭的历史，因为：“我说历史是有记忆的，家族是有记忆的……”

于是我这才知道，中国大陆早在十几年前，就在“与国际接轨”，成立了一个关于“口述历史”的研究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先生说：“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从西方引入的。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口述历史日益受到学界和大众的普遍关注。”

这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左先生以及中国大陆那位年青中学历史教师的观点，当然还包括我的观点，显然同姜克实教授“不要再去搞什么口述历史了，越述越神”；以及“读读档案，做一些实证研究呢”的基本观点背道而驰。

虽然与姜教授的基本观点不同，但“知己不足，方能补己之短”，口述历史的确有很大的缺陷和不科学、不严谨的一面，这就是最常见的“不准确”问题。而且由于最初讲述者的身份特殊，很容易造成谬误远流的社会景象。如古人云：“瓜田无取终成谤，市虎相传久是真”，谬误流传久了，人们习以为常，就会当成了真事。

1941年的9月25日那天七连与五壮士在狼牙山上苦战，歼灭敌人近百名的故事，就是这样传出来的。这件在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很多人却把它当成了历史的真实场景。

我认为口述历史中最常见的错误原因，并不在于“从民间故事转化为历史的真实记述”，而在于由于年代久远，口述人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在时间上记差了。

从每个常人的思维角度来说，人物、地点属具体概念，很容易记牢，也不容易出错；但时间属抽象概念，很多亲身经历者口述历史，大都在时间上记不准确或出错的。

今天我再举两个实例，都是有关一分区这段抗战史的，两个过去的一分区老兵的亲口回忆。

先看第一则报道：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近日，记者拜访了江西省南昌地区的一位抗战老八路任福林。回忆起那段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任老痛斥日本人“否认侵华就是逃避罪恶！”，呼吁年轻一代要牢记历史，不忘国耻。

   
                             任福林老人亲述“狼牙山的故事”
       
            抗战纪念馆里对老八路任福林的介绍-1955年授衔少校，1962年授衔中校

采访中说：1925年，任福林出生在河北保定。1940年11月1日，年仅15岁的任福林上了两年半的学，就遇上日本鬼子来了。身为家中四兄弟里的大哥，他自告奋勇参加了八路军。

“我记得当时新兵训练是在离家四、五十里的狼牙山下，带我们班、排、连长都是红军。除了走队列、投弹射击，还学文化、学政治、学秩序。当时部队武器弹药匮乏，枪少子弹少手榴弹更少，每个连都有人拿大刀片子，能扛上老套简子就很不错了。三八大盖是缴日本鬼子的，轻机枪、中正式步枪是缴伪军的。”任老告诉记者。

采访中说：新兵训练结束后，任老被分到老一团一营二连二排四班。当时，任福林所在部队，主要在河北易县活动，易县属晋察冀边区，司令员是聂荣臻，分区司令是杨成武。

任福林告诉记者：“1941年初冬，在狼牙山附近，有一次被日军包围，中午时还侦察过没有敌军，谁知下午一看发现山顶上一村边都是敌人，部队从村里往外突围，夜里行动，天黑雨大，我们从山腰悄悄迅速往前走，终于成功冲出包围圈。”

“秋季大扫荡时，我们团大部队离开了狼牙山地区，由一分区转移到三分区地区，部队留少部分在狼牙山与日本鬼子周旋。当时，三营七连六班为掩护部队突围，没有走出去。最后，五名战士砸烂武器，舍身跳崖，他们就是英雄人物‘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为使部队更精干，机动性更强，进行了部队整编，以连为单位活动，在一个地方住一个月的时候都很少，不行军时，星期天伙房会烧水给大家烫虱子。

注意，上面文字中的这一段：

“1941年初冬，在狼牙山附近，有一次被日军包围，中午时还侦察过没有敌军，谁知下午一看发现山顶上一村边都是敌人，部队从村里往外突围，夜里行动，天黑雨大，我们从山腰悄悄迅速往前走，终于成功冲出包围圈。”

“秋季大扫荡时，我们团大部队离开了狼牙山地区，由一分区转移到三分区地区，部队留少部分在狼牙山与日本鬼子周旋。”

我质疑这一段回忆中的场景，好像不是在1941年发生的。1941年的日军对晋察冀的大扫荡，从1941年的8月12日开始，历时六十六天，到十月中旬，已经全部结束。尤其日军在狼牙山地区的扫荡，8月20日开始，10月初就已经撤走，不再有敌人。

所以这一段回忆的时间放在1941年不太准确，但活脱脱一团在1943年秋季大扫荡中的真实写照，所以我猜任老的回忆，应该是一团在1943年秋季大扫荡中的过程记载。那一次一团被敌人合围，邱蔚果断下令，放弃狼牙山，向满城县三团转移。

文中的这个“三分区地区”，指的就是三团防区顺平县与唐县交界的那个地区。

但1941年，狼牙山五壮士那一次的秋季大扫荡，一团的经过如何？

那一次大扫荡开始后，一团奉命奔赴阜平，给晋察冀领导机关保驾。五壮士发生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给我讲这件事的人自己记不清了），一团在一个夜间回到了狼牙山。那时杨成武还在顺平县梯子沟突围，没有回来，狼牙山下还都是日军，没有退走。

给我讲这件事的人当时站在一团副团长宋玉琳的身后，看见宋玉琳用打残了一个镜筒的望远镜，观察着山下的敌情。战前，杨成武疏散一分区政治部干部，他被安排到一团（钱丹辉跟政治部在一起、魏巍到电话情报站、蔺柳杞到涞源义勇队、吴文光到涞源县支队）。

第二天上午，一团派出侦察员，联系上了隐蔽在蔡家峪的邱蔚，同时接到杨成武从大平地打来的电话，要一团不要在狼牙山与敌人接触，要打到外线去，袭击平汉线铁路，调走在狼牙山地区的敌人。

那一次一团在涿县、徐水几个地方同时袭击平汉线铁路，果然，驻扎在狼牙山地区的日军被迫撤走，去保护平汉线铁路。这是进攻一分区的日军要早于六十六天大扫荡提前结束并撤兵的主要原因。

一团出击平汉线铁路的同一天下午，杨成武回到狼牙山九连山，邱蔚重新回到狼牙山老君堂。

在这之后的1941年初冬、深冬直至1942年春夏，一分区整个都没有战事。一团依旧驻扎在易县东部的老防区，担任一分区东大门的把守重任。

说“完全没有”，也有点绝对。1941年12月初，晋察冀军区发来鬼子即将进行冬季大扫荡的敌情预报。接受夏秋季鬼子大扫荡给一分区带来的惨痛损失，这一次杨成武再不敢大意。于是，组成一分区北上支队，主要由分区机关非武装人员和卫生部伤病员参加，总人数约四五百人。北上支队司令卫生部部长张杰、支队政委由刚调到卫生部任政委的朱利担任。那一年冬天，北上支队到平西根据地的房山十渡，躲过了这年的鬼子冬季大扫荡。

但实际上日军并没有来。

对华北日军来说，因为要筹划1942年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准备一举歼灭冀中八路军，所以不会再与冀西山区的晋察冀各军分区纠缠下去。这就为一分区迎来了1942年的休整时期。

还有，在任老的口述中还出现了一处关键错误，这也是一个本不该出现的低级错误，这就是“三营七连六班为掩护部队突围”。

任老在一团当兵，一团是每个营四个连的编制，所以，七连应该属于郑三生当营长的二营，而不是张英辉的三营。时间久了，难免会记差，更正过来就是了。

除了任老，还有一位红军身份的一分区老兵回忆在一分区一团经历的战斗。

余新元，1923年11月出生，1936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甘肃静宁人。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辽沈战役等。荣获两次大功、抗日战斗模范、“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抗战老兵余新元

采访中讲：余新元1936年13岁参加红军，1937年14岁投身抗日烽火，身经百战，九死一生。鞍山军分区原正师职顾问、92岁抗战老兵、老红军余新元的一生写满传奇：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参加了击毙日寇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之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为他治过伤。

有关“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为他治过伤”这一段情节，值得一提。因为如果在时间上没有错误的话，余新元将是白求恩一生中最后亲手治疗的几名伤员之一。

原文中记载：1939年，日军对晋察冀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亲率1500余人，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没想到却落入了早已埋伏在黄土岭的八路军包围圈。大战随即打响。日军拼了命地想突围出去，余新元所在团（应该是一团）连续打退了敌人１７次冲锋，阵地前留下了３００多具日军的尸体。

战斗结束后，余新元却站不起来了，军医捧起他血肉模糊的左腿，不得不提出了截肢的建议。所幸，白求恩医生刚巧到余新元所在部队的医疗点巡诊，经过几个小时抢救才保住了余新元的左腿。

看白求恩生命的最后日子：

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

11月1日，白求恩在为从前线送来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切开伤口时，手套被手术刀划破，带伤的中指受到致命的细菌感染。

从11月2日到6日雁宿崖战斗前后，他为伤员做手术13例，其中包括一分区特务营长马辉的面部枪伤留下的豁子缝合手术，并写了治疟疾病的讲课提纲。

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白求恩的病情已日趋严重，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夜晚住在太平地，他由两名护士搀扶，坚持为伤员做初步疗伤。

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70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这时，他的体温升高到39.6℃，但他仍叫通讯员通知各战斗部队，把伤员都送到这里来，并说：“凡是头部、胸部有伤的伤员要首先抬来治，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起来。”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又加重了。

11月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可到下午，头又剧烈地疼起来，高烧至40℃。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派人送来急信：“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

1939年11月12日凌晨，因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分析一下：黄土岭战斗，在11月7日上午打响，8日上午结束，一团是最后撤出黄土岭阵地的部队。所以余新元负伤并被抬出战场，应该是在7日那一天。因为8日那天被最后抬出的伤员们很难再接受到白求恩的亲手治疗。

在“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70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的时候，应该就是治疗包括余新元在内的那一批伤员。

这段史料记载的几个地名在表述上有误，我更正一下：

白求恩到达旺家台的前一站被记作是“太平地”，实际上没有这个地名，应该是易县西南的“大平地”或全称“南大平地”，从唐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到一分区卫生部的必经之处。

1941年9月底杨成武大队梯子沟脱险，进入易县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在大平地。这里设有一分区的联络站和情报站，所以有电话飞线，可以与易县的其他各情报站点通话沟通。

“王家台”应该是“旺家台”，一分区卫生部所在地干河净附近，当时是一团卫生队（队长尹明亮，1961年少将，今天海军少将尹卓的父亲）收治雁宿崖、黄土岭伤员的所在地。

 
                           白求恩途径大平地，到达旺家台一团卫生队

                        从黄土岭战场，经甘河净，到旺家台一团卫生队

余新元最重要的口述回忆在下面一段。

余新元讲：1941年9月25日清晨，为消灭八路军主力，驻管头、龙门庄、界安的日伪军35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狼牙山，当时被困在山上的游击支队、主力部队、党政机关和附近的老百姓共计2万多人，但能够实际作战的却只有200人。

敌众我寡，余新元所在部队指挥员杨成武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部队在南、北管头一带向敌人猛烈开火，发起佯攻，造成我军突围的假象。鬼子中计了，从沙岭一带调兵来支援西南线，从而使沙岭这一带就空出了十多公里的大缺口，我主力部队向着缺口方向趁着月色撤出了狼牙山，留下1团7连担任掩护任务。

时任副排长（应该是七连吧？前面没有做介绍）的余新元，立下“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带领战士上山阻击敌人，为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争取时间。日军约2000人开始向狼牙山进攻，团长给7连的任务是坚守到中午12点。

战斗异常惨烈。时近中午，全连伤亡非常惨重，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二班和机枪班的战友大部分壮烈牺牲了，而这时，子弹和手榴弹也全都打光了！余新元毫不犹豫，带着战士搬起一块块大石头狠狠地向鬼子砸去，硬是打退了敌人的19次冲锋，敌人最近之时，离他们的阵地只有十几米。

当敌人发起第20次冲锋时，余新元身边的战友张祥的两条腿已被炮弹炸掉。张祥临牺牲前嘱托余新元，假如能活着回去，每年到他父母和哥哥的坟上祭奠。余新元抱着战友的尸体，泣不成声。此时，冲锋上来的鬼子越来越多，而身边的战友却一个个倒下。在得知大部队成功转移之后，余新元立即率领战友集中火力，浴血厮杀，终于打退敌人进攻，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拼杀出一条血路，成功突围。

滔滔易水河传颂着战士的英名，巍巍狼牙山铭刻着英雄的业绩。在这次战斗中，余新元和战友共打死打伤鬼子120多人。突围时，子弹从他的左前胸打进从右后肩穿出。反扫荡结束后，杨成武签发命令，授予余新元“抗日战斗模范”荣誉称号。

你看，这一段故事多么精彩，有真人讲述，有时间地点，你能怀疑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吗？如果这一场战斗是真的，那狼牙山五壮士跑到哪里去了？总不能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的同一场战斗打两次吧？

但不知道讲述者明白没有：你越是讲得精彩，战斗越是激烈，你也就抢了狼牙山五壮士存在的合理性。既然有你们在掩护大部队撤退，那还要五壮士留下来干什么？所以这段故事的结尾，居然没有提到狼牙山五壮士一个字，因为风头都让“七连这场战斗”给抢走了。

尤其：“在得知大部队成功转移之后，余新元立即率领战友集中火力，浴血厮杀，终于打退敌人进攻，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拼杀出一条血路，成功突围。”

你看，他们掩护了大部队撤退，最后又成功突围，比五壮士都棒。只是不知道敌人追击他们了没有？他们的背后有五壮士掩护？为什么不提一句呢？

口述历史，不能夸张，夸张了，就成为传奇故事，细追究起来漏洞百出，不再是历史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往事杂谈——百合以及百合花的故事

去年初冬，我们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实行了“立体绿化模式”，从原来单一的河边草坪，变成了栽树、灌木，还有各种花草的高、中、低植物群落，所以今年夏天，原本空旷单调的小河边一片花木繁茂，争奇斗艳的缤纷景象。

花草中，那一片片橙色的百合花格外引人，这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还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时我还很傻，不知道百合是可以吃的。

我一位甘肃的朋友，是吃军营“恩给”的，说白了，就是靠“军饷”为生的。朋友祖籍宁夏，自幼在兰州长大，以后从军，接着又调进北京——但是和西北王郭伯雄没有一点关系。

有一年朋友冬天回兰州家里探亲，回来的时候，送给了我们两颗兰州产的“百合王”。这百合王是小孩拳头大小的两株花球，通体洁白如雪，细凝如羊脂玉，与我们冬天常养的水仙相仿。那时我还没有开化，愚昧得很，不知道百合是可以食用的，更不知道朋友送给我们百合的用意也是让我们食用的。

我错误理解成了让我们在家里种植，然后赏花。

正好那时家里有两个空下来的大个绿瓷花盆——厦门的一位朋友来时，送给了我们两株酒瓶兰。我以为南方的植物，喜水，于是浇水勤了点，这两株酒瓶兰被我给浇死了。此时，空下来的花盆正好种百合用，于是我就把百合种了下去。

这是第一个错。

春天，我冬天栽下的百合长出了嫩芽，接着长高，接近一米，很快又长出了花挺，然后开花。花是橙色的，橙红色，之后接连不断的开花，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非常好看。但有一点给我们惹了点麻烦，百合花的花粉之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夏天，衣服多是浅色的，一不小心，浅色的衣服沾上了橙色的花粉，我们又要拿回去冲洗，但这个天然着色剂很难洗掉。

正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花再好看，也有个开败的时候。花期一过，百合花凋谢了，我以为百合的根就像开过花的水仙一样，没有什么用了，于是挖出来随手丢掉。

这是一错再错的第二个错，不知道百合的根球留在土里，它是会继续生长下去的，而且还可以分出新的球茎。

时过不久，一次与这位送百合花球的兰州朋友见面，闲谈时谈到了这几株百合。我自然要高抬几句：这几株百合的花很美，我甚至谈到了法国大革命以前王室的花卉标记就是百合花。我说这一次长见识了，法国王室选用百合花，的确是因为百合花开得很美。

没想到朋友听了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说：我带给你的那几颗百合，原本不是要你种的，而是为了让你吃的。兰州出产的百合，与别处出产的百合不同，味道是甜的。

从此，我才知道百合是用来吃的，而且具有很高的药用滋补价值。以后我无数次自己购买百合，干的、鲜的，但再没碰见过那么大、那么好的百合。

懂得了一个道理，就要“举一反三”，使眼界更开阔些。这一次“百合花事件”给我的启示是：对于你不懂的事情，硬要去做，常常会闹出笑话，事后才明白过来。为了要使自己成为内行，不再闹笑话，就要事先向内行人请教。

无论对于抗战史和晋察冀史都是这样。

  往事杂谈——我的抗战史师傅是萨苏

我以前并不是研究晋察冀抗战史的，是研究中国民俗和中国传统宗教史的。众所周知，诞生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只有一个，就是道教。有人会说：不对，应该还有萨满教。但萨满教只是宗教的原始形态，萨满教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了现代宗教的萌芽。

我研究道教——中国的本土宗教，跟我是湖北佬有没有关系？有一定关系。因为自古：楚人好鬼。与其说是这个“鬼”，不如说是这个“簋（Guǐ）”，祭祀时盛放黍稷的器皿。楚人常祭祀死去的祖先，死去的人是什么？是“鬼”；而祭祀时使用的器皿，也称作“簋（Guǐ）”。

我很早就介绍过，我去道观烧香，是从四五岁就开始的。烧香的道观是关帝庙，领着我去烧香的是我那个吃长斋的奶奶。我记得很清楚，我这位奶奶的立场分明，她并不是给关老爷烧香的，走过了关帝庙的一溜大殿，最后一重殿是观音殿，这才是我奶奶要去的目标。

进了殿，奶奶先把钱给了看殿的道姑，一个四五十岁穿黑色道服、头戴纶巾的中年妇女，给多少我没有看见。然后燃香，上香，在一个蒲团上跪下叩头，当个然不是她自己跪，还要拉着我一起跪下。叩几个头也记不清了，但就像我凡事都认真去做一样，我下跪、叩头，一丝不苟，没有一点内心对神佛不恭的臆想。但以后的几十年间，当我几次被中国这个腐败凶残到极点的泥沼险些吞没的时候，神佛并没有因此对我有一丝关照。

 
    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可能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读我的百万字《道姑李莲翠》一书。读懂《一分区》很容易，但没有一定的文化、文史、文理的底蕴，能读下去并读懂《道姑李莲翠》这部书，并不容易。

忽然有一天，我捉摸着该写点那些熟悉的人的战争故事，这就是我今天《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这一系列文章。在《家国往事》中的这个“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家，是包括了我家在内的许多一起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些熟悉人的家；这个“国”，指的是战争年代的一分区，还有晋察冀这个共产党根据地的小国，当然也包括整个中华民国这个大国。

决定了写什么，但没有确定用哪种文笔形式来写，于是就有了一阵博览群书的时候。念书人的家庭，肚里不饥、身上有衣，手里又有几个闲钱的时候，就开始往书店送钱，换那些专骗我等念书人的各种杂书来读。

不光我们傻，还有比我们更傻的。一位姐们，少时一起长大的“发小”，北大哲学系毕业，在人民日报混过几年，以后在香港、大陆之间来回跑，我们不知道她都干些啥？靠何谋生？她每次从香港回来，总是带回香港出版的境外书籍。香港的书价很贵，每次接到她送来的书，我们的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很长时间——怕欠下这个人情，将来不知道用什么还？

再说国内，我们亲眼所见，看书的人，有阅读能力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超出一千几百字，就被人指为“长篇大论”；稍一谈点理论问题，就有很多人都读不懂，还会曲解出另外的意思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书店也不好混，几十年间，我们打过交道又眼看着倒闭的书店，应该不下十来家吧？身边的书店没有了，就通过互联网从亚马逊订购书来读。当然常常是以太太、儿子订购为主，然后我再看他们定购来的书籍。

在订购的这些书中，日文的原版书也占了相当部分。这就是傻子吧？不光给国内的出版商送钱，还主动给国外的出版商送钱。

如今，人们一提起“留日学生的大省”，人们就往东三省看，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中国腹地的留日大省其实是湖北。翻看史料，湖北在清末年间，由张之洞派往日本的留日学生数量居全国之最。而这些学子形同今日的抗日愤青，起初曾坚决反对去日本留学的，由于张之洞的“发怒”，才促使了这批学生的日本之行。

当年，我们杨家是居住在乡下的土包子，几代单传，所以没有“留洋”者出现。但靠近县城的彭家就不同了，彭家老爹的“老爹”，就是那时的第一代留日生，法政专业；彭家老爹属“正”字辈，他的两个年长他十几岁的叔伯兄弟彭正大、彭正二，也都留学日本，在东瀛“那疙瘩”混了十来年。

当年民国时期留学日本，跟今天一样，也分为“官费生”和“自费生”。“官费生”要经过难度很高的考试才能获得，我猜这些乡间的土包子学生留学日本，应该基本上都是自己家出钱的“自费生”吧？还有，从这些人“留学日本”多年后“学成归来”，很多人并没有效力国内的政界，而是隐居乡间从商开矿来看，他们应该“书是读了”，但最后没能拿到毕业的文凭。

抗战期间，俺祖父因为管理着杨家、彭家那两座膏盐矿，此时应城出产的石膏和盐已经被纳入日军控制下的军用物资。不知哪根筋不对，俺祖父被他人捏个“通匪”的罪名关进了县大牢，严刑拷打不说，眼看性命不保。危难之中，杨家的亲戚彭家这几个“留日归国贤达”出面了，那时的应城县城里，还驻有日军第58师团部，他们就直接去了师团部。其实这案子是下面的一个小宪兵队搞的，师团部根本就一无所知。那一次，这些个操着一口“关东腔”和“关西腔”的人来到日军第58师团部，惊起一片不大不小的涟漪，很顺利日军宪兵队就把人给放回了。

顺便说一句，我在谈到一分区一团1940年晋东南“反顽”战斗时提到过，那一次打击的重点是国民党军的顽固反共分子朱怀冰。俺们湖北老家那些与日伪敌产有关的膏矿企业，在汉口的总公司1945年日本投降后都被这位朱怀冰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接收。

我最初的《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原本是打算从我的湖北老家这些闲杂事谈起的。但横杠子打进来一个萨苏，使我的《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改为从晋察冀这个靠近北平、天津的北方地区谈起。

事情发生在某一年，记不清哪一年了，应该是我孩子刚上大学的那一年，允许他读闲杂书了。他学的是理科，数理专业，跟文科没有一点关系，但他定的都是文科的书。快递送书来后，我发现中间有很多本萨苏的书，这小子跟他妈妈一起挑选的。那时萨苏的书涵括三大领域：中国抗战往事、晋察冀抗战往事、北京老公安往事。这三个领域我都不陌生，所以读起来轻车熟路，我一边读，一边在想：我还有哪些内容要补充进去的？

你看，当萨苏成为“著名作家”著述不断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晋察冀抗战史的旁观者，还没有动手发掘这一段历史。

当时，我连萨先生姓张，名谁都不知道，我把他当成了满族人，跟那个“著名的艺人萨顶顶”有着亲戚关系的某个人。

在萨先生书中的晋察冀抗战史料中，起码有两件史料我“接收”过来，又做了发挥。一件是日军63师团1943年初进驻易县发生的一些故事；另一件是原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俘后又逃脱的日军记载。当然，从萨先生的原著出发，我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剖析问题也可能更深刻一些。但我的“再发挥”不过是对萨先生原著的注释或诠释，也是对“著名作家”萨先生的一个正面形象的再宣传。

哈，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往事杂谈——俺湖北老家在红军时期那点事

八一建军节前夕，周日，电话铃突然响起，住在不远处的朋友来邀，附近的八一剧院有庆祝的文艺节目演出，要不要一起去看？

当即回绝：不好凑那个热闹。

电话铃再次响起，住同一个大院的朋友，邀请去民族大学为朋友的演出捧场，问：去不去？

再次回绝，但婉转了一些：天热，不出去了……

不去，意味着与喧嚣、浮华、嘈杂的外部世界保持着相对的距离，不受干扰。出发点是基于内心的“定力”。而一个人内心“定力”的深厚在于他是否沉稳。

 
                你可以悟出道家虽一弱女子，但可以立意沉稳、立足千钧的定力吗？

俺那个留在湖北乡下老家被活活饿死的老祖父还在北京的时候，常对我念叨：一个人，要沉稳，不要肤浅。他说，肤浅的人，很容易浮躁，举止也轻浮，成不得事。沉稳，则是一个人内心深沉的表现。沉稳、深沉的人，才会在内心静得下心来，表现为“沉静”。而“沉静”的社会表现就是“低调”，与世无争。

道家：“上善若水”，“为而不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些古来以往的湖北佬推崇的“大道归隐”，也是讲的这个道理。我以前专门有一篇故事讲这个道理的。

与此相关，还有一则人所尽知的名言：“大隐于市”，已经讲的是另外的道理了。“大隐于市”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跟“道”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尽管也在我关注的范围之内，我也为此专门写过有关的故事，但那是另一重意思了。

俺家是湖北的乡下人，具体地点在湖北省应城市（过去是县）县城西边的潘集往南一点，地名上叫“蔡杨”的那个地方。顾名思义，就是历史上姓蔡的和姓杨的居住的地方。时间过渡到清末民初的民国年间，那里姓蔡的人家不多，姓杨的人家却不少。

种田人，人们以聚集的群落为“塆”，以区别河边湖畔人家的“湾”，那时杨家已群居了十来个塆。距杨姓这十来个“塆”不远，就是彭姓的几个“塆”。一听这些姓氏，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外来人，杨姓来源于江西、安徽；彭姓来源于江苏。

 
                 一分区这三个湖北佬的家都在应城县城的城西，相距不远

                          现在白鹭成灾，到处都是

我曾回过湖北的乡下老家，考察过那个地方。由于祖上传下有五十多亩水旱田，一座十来间房的房产、房前的一座池塘，池塘前的一座土包（当地叫“小山”，实际上就是几米高的一座土包），所以我们当属不愁衣食的小康人家。

1949年湖北解放，年底土改，这户小康人家被划到“地主”的圈子，从此陷于三十多年的大难之中。

中共的阶级政策，“地主”属于“自己不劳动，依靠地租为生”的那些人。今天的解释还有“地主指家庭拥有土地，其成员不参加劳动的人。”

当年的这个“不劳动”属于一个很荒唐也很无知的概念，因为这个名词的真实含义是“不种田的劳动”。但乡下人见识短，认为你不种田，就属于“不劳动”，至于其他行业属不属于“劳动”，他们那个偏狭的脑袋是一点都不能理解的。

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凡事都简单化理解，这也是造成如此众多民族愤青、如此众多头脑简单的激愤群体的主要原因。

自明代开始，我们湖北乡下就开始懂得开矿，石膏矿和盐矿，如果你今天说：只有下井才是“劳动”，从事调度、财务、后勤等管理工作就不是“劳动”，人们会认为你是个白痴。可当年土改工作队和他们所领导下的翻身农民，却都是这样来理解的。

而且他们还认为，从事餐馆、教师、裁缝、理发、医生等工作的人，也都不属于“劳动”的范围。因为早年间，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们但凡手里积攒下几个钱，都用来买地，以便能留给子孙一些田产，当然自己干不动了用来养老也是个原因。可土改运动一来，这些人都被打成了地主。因为根据那个荒唐的理论，他们这些人都“不劳动”，而是以地租为生的。

我祖父，当时作为矿产企业的“管事”，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属于高级雇员一类，土改时大难临头，也就认了。土改时我们那个村子潘集乡总共六户地主，除去我们是最大的一户，其余的五户被抄家批斗的“地主”人家，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裁缝，都在其内。

奇就奇在，还有周自为这样的寡妇人家。家里原本有十几亩田，可以自家耕种，但这家的男主人去世，寡妇无法种田，于是租了出去，变成了“自己不劳动，以地租为生的地主”。

 
          这是我们家乡的孔庙，拜孔子的父子来自日本，已经入籍，是日本人了。

这个荒唐昏庸的土改局面不止发生在我们湖北，而且据有全国性质。解放区土改，解放军里面也是要划成分的，干部战士一律如此。当年不叫“出身”而叫“成分”，你就知道这件举动有多荒唐了吧？一分区组成的四旅也躲不过去，人人都要过这个关。划到四旅政治部宣传科长蔺柳杞的头上，他一下子跳了起来：老子从小出去念书，十几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你现在要把老子划成地主，谁敢划老子就跟他拼了……

最后旅政委和政治部领导找谈话（龙道权、陈亚夫），双方都做了妥协，最后蔺柳杞被划为“破落地主”。

好笑吧？但荒唐的时代，一定会有荒唐的事件发生。

实话实说，红军时期，我们家乡的周边在闹红军。当年以平汉线铁路为分界线，铁路以东的麻城、黄安、大悟这些大别山地区为鄂豫皖红军，以后的红四方面军；我们县南边的汉川人参加的是贺龙的湘鄂洪湖红军，以后的红二方面军。

鄂豫皖红军不用说了，涌现出来的知名红军将领百多人打不住。汉川籍红军将领，尹先炳、陈文彪为首，至少有六七个之多。可我们这个县就没有跟着红军闹起来，从没有能拉起过一支红军队伍，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应城人觉悟低，或者反动，而是当时的红军留在应城的名声不好。当年的红军走到哪里，他们又没有银行，除了一路像李闯王、八大王张献忠一样搜刮民间的粮食资财，又能有什么办法？

 
           红军时期的“反动县”应城，近百名学子进入黄埔军校，成为国民党军的中坚力量

其实致使当年的红军名声最坏的，是走到哪里都侮辱妇女，说白了就是奸淫妇女。

更要命的，是红军的杀人，尤其自己人杀自己人，令人发指。鄂豫皖红军自相残杀，湘鄂红军自相残杀，被杀害的军民各自不下万人之众，远胜过国民党对红军的残杀。从“苏区”逃难出来的百姓以口相传，人们都认为红军是八大王张献忠再世，于是唯恐避之而不及。

红军失去了民心和老百姓的支持，是当年红军丢失红色根据地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而所谓国民党军的过于强大、红军最高领导层的错误战略战术，都属于次要原因。

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历史文件被发现，也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说真话了，当年的历史真相被揭露出来。

这是一份当年的鄂豫皖红军领导人有关红军违纪问题写的报告，收录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279-280页。本文作者方英，原名方运炽，1931年初任安徽省委书记、后转任皖西北特委书记、皖西道委书记等职。1931年12月被撤职，稍后因肃反扩大化被捕，受到张国焘等的迫害。1932年9月在随红四方面军进川途中殉难于川陕途中，年仅26岁。

1931年7月1日，方英关于红四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节选摘录如下：

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年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如以上事件是非常普遍现象，我认为非常严重的。在扩大会议上与此不良倾向没有做无情的斗争，仅很空洞地提出改造红军之空洞口号。

你看，这已经不是极少数人的问题了，成为了一种“习气”。对所谓的苏区，在自己的地盘上尚且如此，对于敌对的白区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鄂豫皖红军的军纪差，跟鄂豫皖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的纵贯有很大关系。

在军队文史作家吴东峰《长征中的女性》一文中，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告诉笔者，长征快到甘孜的某日夜，张国焘贴身交通队少数人，伙同几个彩号(伤兵)，闯进工兵营(运输营)住所，图谋不轨（这个工兵营全部是由女战士组成的）。林月琴当时任工兵营营长，她果断向女兵们下令：“把他们轰出去!”红军女战士们奋起自卫，一时间，运送的物资、彩号的拐杖都成了武器，结果，那些家伙被打跑了。张国焘闻此事不悦说：“这还了得。”但他还是借此事，下令撤消了林月琴营长职务。

1936年朱德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写到这里，我插一句，抗战期间的晋察冀，八路军军纪最好的当属一分区，比其他各军分区，包括挺进军的名声都要好。杨成武本人就以身作则，几十年仍然是原配夫人，始终如一，没有离弃。除了个别人，他的属下们也大都如此。

贺龙红军的军纪，比那个鄂豫皖红军要好一些。当然贺龙的红军部队也有不少问题，你看看贺捷生的生母遭遇就知道了，那个尹先炳不过是代表人物之一。不过比起张国焘的鄂豫皖红军，湘鄂红军还是要好了许多。贺龙红军在我们那里发展的部队，叫“汉川独立团”，人有两三百，枪有几十支。当年，带领贺龙红军攻打我们应城的就是汉川独立团带的路。

陈文彪所在的汉川与彭家老爹的应城县两县紧挨，口音相同。这两县很多人家都有着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陈文彪是彭家老爹参加八路军，到抗大后最先遇见的大恩人，中国民间俗称之为“贵人”。曾任十六军军长的尹先炳同样是汉川人，因为与尹家的关系很近，我听到过不少尹先炳的故事，尤其他好色成性的负面故事，口碑不好。但陈文彪的人品很好，也是留下口碑的。

1932年1月的所谓“贺龙攻打应城”的那场战斗，实际上打头阵的正是这个将“祸水”引向应城的“汉川独立团”。

当时，为策应湖北麻城、黄安、大别山一带的鄂豫皖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贺龙军队奉命在汉口北边连续作战，调动围剿大别山的国民党军西来，以减少那边鄂豫皖红军的压力。逼近到汉口以北的贺龙军队，只确定了作战意图而没有确定具体的作战目标，因为打哪里不打哪里，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在不知敌情之前就确定下来。

许多年后，贺龙红军中的汉川人陈文彪说过，当年有谁不知道，贺龙的红军所到之处，抢掠钱粮，搞得当地人财两空。凡贺龙军队拿得动的，都被掳走了，连富裕人家的子女都是如此，要富户人家拿钱去赎。此行当称之为“绑票”，仅土匪和红军才使用，所以当地人把红军的到来称之为“兵祸”。只要风闻红军过来，当地人但凡有点家产又不忍舍弃的，只能携全家老小纷纷远遁，唯恐避之而不及。贺龙的军队走后，当地要有两三年的发展时间，才能恢复到红军到来以前那样的繁华市面。

据说，那一次贺龙军队（贺龙本人并没有来，指挥这支军队的是段德昌，后来在肃反中命丧夏曦之手的优秀将领）从皂市过来，原本是要打汉川的，因为有汉川独立团做内应，更容易得手。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军事理由，因为汉川距汉口更近，贺龙军队要摆出一副“打汉口”的架势，以便更快的调动国民党军过来，解麻城红军之围，打汉川应该让国民党更疼一些。但汉川独立团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家乡百姓不受抢掠，于是将矛头一转，改为打邻近的应城，把远道而来的贺龙的部队引到了应城。

不待贺龙军队到来，闻讯的应城人已远远避开。以后抗战时期在一分区的三个湖北佬家庭，当年都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周自为家避到了红军不曾到达的偏远乡间；老彭家距县城近，全家人及少躲进了县城（那一次县城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家）；杨家几代单传，于是把独子杨浩送进了汉口的教会学校。那时害怕红军，是真的怕，怕红军绑票，怕红军滥杀无辜，怕红军强奸妇女。

正因为红军的名声不佳，导致了人心的向背。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保卫大武汉，我们家乡大批的青年人参军报国，但绝大部分参加的都是国民党军队，只有极少数人参加的是共产党的军队。

我查了一下，应城当年那些爱国的学子，投身黄埔军校前七期的大约有30人，远远高于当时全国县级的平均数。第七期以后，黄埔军校中的应城人更多。对比参加红军人数很多的汉川县，只出了一个黄埔生。值得一提的，如第十五期的唐保黄，作家韩素音的丈夫，1947年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在东北战场上被共产党军队打死。活下来的应城籍黄埔军人，后来去台湾的，应该至少有近百人吧？而跑到共产党军队效力的，还不到十个人，几分之一？

如果不是某一年，一位应城籍的国民党空军少将回到大陆，要求与昔日的同学、今天在共产党方面效力的领导干部见面；如果不是彭家老爹在见面后留下一纸亲手书写的情况报告，这些事情我原本是不知道的。

 
            我们县城也唱红歌成风气，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先人原本是红军的对头呢？

我以前曾多次强调过：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区别，并不是道德上的区别，而是政治上的区别。所以无论共产党军队还是国民党军队中，都有道德很高尚的人，也都有品质很低劣的人。那种被罗瑞卿斥之为“禽兽不如”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共产党军队中并不少见，在今天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果不是习主席在今天下决心彻底反腐，揭露出军队里的买官卖官，人们不知道那些道貌岸然的将军服里面，竟然有起码半数是买来的官职（郭伯雄其子郭正钢放言：“全军干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

“禽兽不如”！！！

  天理不容！！！

  往事杂谈——从尹先炳再谈赵侗之死

有人会奇怪，一个是太行八路军领导干部，另一个是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的前晋察冀游击队领导，这两个人怎么会凑到一起去了？这要从这几天看到的一篇回忆文章谈起，因为尹先炳和赵侗的大名都在上面。

当然，这两个人都已经先后故去，成为了历史。我们跟尹先炳的后人是几十年好友，看见有关回忆他父亲的文章，第一时间要通知她们一下。其实在这两个大名同时的，还有另一个，今天还活着的人在上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个还活着的人谈起。

幸福村空军干休所，有几个老人相处得很好，每天在一起散步，顺便聊些大家都感兴趣的实事政治什么的。尤其两个湖北佬魏国运和彭正谟，当然还包括那位方子翼，因为观点相同，看法一致，他们几个很能聊到一起去，所以经常在散步时“妄议国事”。

 
                  幸福村空军干休所的两个湖北佬：魏国运和彭正谟

            2016年7月1日空政文工团上门慰问依旧健在的102岁的红军老人魏国运

有一次聊到军内难以遏制住的腐败现象，不知不觉就扯到了另一个湖北佬尹先炳。抗美援朝时期，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因“睡女人”导致女方怀孕自杀，1956年被明令登报开除出党。大家说，尹先炳当年是“生不逢时”，如果换在今天，他那点事不算是事。

魏国运是湖北省监利县人，1932年，那一次贺龙红军打应城不下，回来后扩军，他十八岁参加了红军。在红三军四师十二团当排长，那时的排长，还有一个尹先炳，两个人平级。以后，1936年底，贺龙二方面军和张国焘四方面军一起北上，西路军甘肃败北的时候，两个人都当了马家军的俘虏，那时，尹先炳是连长，魏国运，那时的名字叫魏贵银，是连政治指导员，两个人还是平级的干部，相互都是贺龙红军的湖北佬，知根知底。

“那家伙人不坏，打仗勇敢，不贪生怕死，也从不多吃多占，从不整人害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鸡巴，走到哪里操到哪里，红军时期、八路时期也是这样，最后硬是把自己一个中将给搞掉了……”

1955年，魏国运是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授衔大校，1961年晋升为少将。比尹先炳差了两个大台阶。魏和彭这两个湖北佬在空军都得不到刘亚楼的赏识，可能是“惺惺惜惺惺”的缘故，这两个湖北佬的私交很好。文革中，这二人都被贬到贵阳“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彭还属于“正式学员”，待遇不变。魏国运因为“假党员”的问题，属于“候补学员”，每个月仅五十元的生活费。

         
         
             
                          以上都是魏国运和夫人吴志刚
              
    在太行八路军总部时期，魏国运是朱德总司令所在的党小组组长，当年朱德给他的题词。

今天的魏国运已经是102岁的高龄，但头脑清醒，身体康健，行动自如。他眼不花，只有耳朵不好使。

再谈尹先炳。

                
                       从王端阳文章中找到的尹先炳照片

我在今年的《炎黄春秋》第四期上，看到王端阳写的一篇文章：“我所了解的尹先炳”。他的父亲王林1936年到东北军搞地下工作，认识了那时还在兰州国民党军的战俘营关押的尹先炳和魏国运。以后王林和尹先炳一起，都在山西的太行八路军工作，留下很多日记写进文章之中。

文章中提到：

齐心在《我的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一文中写到：“1940年底……我们赴延安的一大队人马（包括八路军前方总部一部分人、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军政干部、一队日本俘虏等）由野战军掩护。队伍临时指挥部政委是陆定一，司令员是尹先炳（一二九师旅长）。”后面又写道：“一次我们正准备进一个村子，敌机忽然轰炸了那个村子，接着敌人步兵就抢占了该村，尹先炳司令员机智地指挥我们绕过村庄上山脱险，山上刺骨的朔风钻进我们的毡军帽，像针扎一样，但我们又一次避开了敌人。”

文章中引起我注意的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蒋介石用朱怀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打朱怀冰前，冀中区党委叫我以冀中行署的代表的名义，到鹿钟麟政府要求赈济（是年冀中有大水灾），借此调查鹿、朱的动态。行到赞皇山区，发现一伙队伍，装备整齐、精良，行色匆匆向北突进，十分可疑。我当时报告当地驻军（八路军冀西独立旅，旅长尹先炳）。驻军负责人尹先炳当即大吃一惊。因为刚接到八路军总部密报：赵同从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并带着一批受过特种训练的特务人员向晋察冀边区挺进，企图与其旧部会合。赵的旧部是由平西游击队（“七七”事变后由我党北平市委派人拉起的，赵同当时受我党领导，拉起队伍后被蒋收买过去了），扩大起来的。如赵回到平西旧部，对我党危害殊大。八路军总部有密令就地歼灭。尹听我汇报后，一方面叫机要人员来给八路军总部报告赵同的行迹，一方面派部队跟迹追击。后在赵同率部过正太铁路后全部歼灭。

在回忆尹先炳的文章中出现赵侗，这是使我很惊奇的地方。王端阳这段文字，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把“赵侗”写作“赵同”。对我来说，我以前只知道这个赵侗跟晋察冀，被消灭时又拉上了晋绥的八路军，原来跟太行八路军也有关系。我以前就赵侗的问题专门做过几次分析，现在再重弹一次老调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的观点：赵侗队伍在抗战期间被消灭一事是个错案，非常典型的冤假错案，应该被平反。中共从成立至今，已经过去了九十五年，在它的历史上被错杀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总人数不下几十万人，赵侗这几百人也是其中之一。

我再重弹我的理由。

第一：对赵侗一开始就使用的是“有罪推定”，他在重庆，开始组织队伍打回老家去的那一天，中共就已经给他定上了罪名：国民党特务，准备到晋察冀跟共产党搞摩擦的。中共就是以这个罪名下达了消灭赵侗队伍的命令。

在王端阳的文章中：刚接到八路军总部密报：赵同从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并带着一批受过特种训练的特务人员向晋察冀边区挺进，企图与其旧部会合。

所以，了解赵侗该不该杀，先要了解赵侗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特务？他有没有接受蒋介石的密令？赵侗这些人到底跟共产党搞摩擦了没有？

首先要说明，赵侗这些人并不是国民党的成员，他们是中国活动在北平地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党“国家社会党”的主要成员。而且，至今都没有发现赵侗这些人加入国民党或其它党的历史记载。所谓“赵同从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没有找到丝毫的历史根据，看来只是中共方面的一个臆想。

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学生是国民党特务，你就要置他们以死地吗？那时国民党特务的主要敌人是日本鬼子，并不是你共产党，抗战时期不是国共合作共同打鬼子吗？应该以抗战大局为重，你何必去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其次，赵侗这些人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也不是地方军阀的杂牌军，赵侗这支只有四五百人的小队伍，实际上半数——两百多人，都是流落在内地的东北男女学生，被赵侗在出发前临时招募过来，又上了一些以他的亲身经验传授的“游击战”培训班的，中共的所谓“特务训练”罪证就由此而起。另外半数是在北方临时雇佣的挑夫和脚夫。这支学生为主的队伍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

最后，赵侗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没有任何同中共搞过摩擦的军事冲突，也就是说，赵侗从未和中共兵戎相见过，他手上没有一滴中共的鲜血。你想打他，本来都找不到任何理由的。

讲到这里，我顺便说一说王端阳文字中有关赵侗另一处不准确的地方。

王端阳说：赵的旧部是由平西游击队（“七七”事变后由我党北平市委派人拉起的，赵同当时受我党领导，拉起队伍后被蒋收买过去了），扩大起来的。

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应该是赵侗拉队伍在先，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派人进去在后才对。否则，中共地下党组织绝不会一开始就将这支队伍的关键性领导位置交到非党员、也不受信任的赵侗的手里。

王端阳文章又提到：如赵回到平西旧部，对我党危害殊大。

实际上，当时在1939年底，赵侗这支旧部队已不复存在，被一分区彻底改造了。

赵侗这支部队，1937年12月隶属于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给编制五支队，驻地番号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在平西的斋堂地区。这支部队鼎盛时四五千人，1938年7月合并到一分区时候，《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有一千五百余人，对此纪亭榭表示异议，认为杨成武有意缩小了五支队的作用。

纪亭榭的理由如下：

1、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队伍，在平西斋堂单独驻扎是不可能的，周边的日伪军和土著力量就会吃掉你。

2、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队伍的那么多领导人，不会被晋察冀军区授予诸多的团以上、军分区一级的各级领导职务。

3、五支队合并进一分区的时候，纪亭榭估计应该有将近三千人的数量，仅三团一个团就有原五支队一千五百来人。

现在又回到一桩历史往事的上面。

1939年的11月初，一分区雁宿崖战斗刚结束，黄土岭战斗即将开始之前，一分区突然临阵换将，撤下三团长纪亭榭，由三团副团长邱蔚接替，参加马上打响的黄土岭战斗。

注意，纪亭榭被撤下的这一时间，正是赵侗从重庆出发，赶赴晋察冀的半途之中。联系到王端阳文章中提到的：“如赵回到平西旧部，对我党危害殊大”的说法，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大家自己去判断吧？

抗战期间有时在延安握有生杀大权的中央社会部多疑，几乎到了“望风扑影”的地步。此时，延安已决定了赵侗的死刑，作为防范措施，紧急撤下纪亭榭，不让他带兵，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二：在消灭赵侗的过程中，中共军队使用的手段十分卑鄙、而且十分残忍。

1939年秋，就在晋察冀一分区取得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胜利，受到重庆蒋委员长通令嘉奖的时候，受到晋察冀八路军胜利的鼓舞，重庆一支两百来人的小队伍，以赵侗为首，基本成员都是原东北三省的流亡学生，他们组成队伍，开始向晋察冀进发，他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

为了这支学生军的出发，重庆大后方的老百姓为他们专门进行了献金捐款大会，筹备所需的钱款；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为赵侗这支小队伍配置了适用的武器，委以国民党政府军番号“晋察冀游击纵队”，公开送行。

赵侗的返回路线，从重庆乘车过秦岭、经汉中到西安，沿途的国民党地方军政首要设宴欢迎，赠武器赠钱款，也有三三两两的东北流亡学生沿途加入。之后，从西安经山西，从国民党军控制的地盘进入八路军太行部队控制的地盘。王端阳文章中引用的他父亲王林的回忆，就是在这个时间发生的。

当王林向尹先炳打招呼告诉他赵侗队伍到达的时候，赵侗这支三百人，连同挑夫、脚夫总计四五百人的队伍，已经进入晋察冀的南大门，四分区管辖的地盘上。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们知道的，赵侗手持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介绍信，来到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部，要求借道过去，到抗战第一线的前线地区。四分区司令部向晋察冀军区汇报后，给了赵侗同意的回答。但是当赵侗在四分区前行的路途中，八路军四个团（晋察冀部队两个团和晋绥部队两个团）已埋伏好了，将赵侗这支队伍一举歼灭。

赵侗向晋察冀八路军公开借道，他的行为光明磊落，无可指摘，他从没把八路军当成敌人，从而违反了在中国生存的第一要诀：“防人之心不可无”。没有丝毫的防范之心，是赵侗这支小部队注定要灭亡的自身原因，中共把赵侗当成了非杀不可的主要敌人，使赵侗的灭亡势在必然。

对于消灭赵侗这支部队的过程，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叶长庚、以及四分区主力五团团政委肖锋都留下了回忆录。但说法各不相同。

叶长庚的回忆中，是在赵侗队伍的行进途中，八路军突然伏击，全歼了赵侗这些人的。

肖锋的回忆中，赵侗的队伍在埋锅造饭吃饭期间，八路军突然偷袭，消灭了这些人的。

不管哪一种回忆，但总之赵侗的这支队伍都是在毫无防备之中，被八路军消灭掉的。

因为要绝对保密，所以围歼的八路军奉命战场上“不留活口”，所有被俘人员一律“坑杀”，被活埋掉。此细节见作家戴晴的微博，是当年晋绥的一位亲身参加过此战斗的老干部亲口向戴晴讲述的。

戴晴的微博中讲：被推向坑中的一个女学生，抱住负责行刑的一位八路军干部的双腿，哭着说要给他当小老婆，只要能活下去。但还是被推到坑里活埋了。

说心里话，虽然四分区的叶长庚、肖锋都是主张赵侗这些人该杀的，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但叶长庚、肖锋也不愧都是行为光明磊落的汉子，他们奉行了中国历史上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好汉做事好汉当”，“敢作敢当”，承担历史的责任，把这段历史留了下来。否则，赵侗的被杀害就只能是一桩历史之谜。

在《聂荣臻回忆录》和《杨成武回忆录》中，都曾提到过赵侗的往事和他的下场。聂荣臻和杨成武都是政工干部出身的军队领导人，政策水平要远高于其他那些军事领导人。

聂荣臻的回忆中只提到了两点：一是消灭赵侗这些人，是来自延安或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只是执行而已；二是这一次行动是贺龙的晋绥部队指挥的，晋察冀部队只是配角。

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之所以强大？不仅是因为一分区是靠着晋察冀唯一的一支成建制武装，一一五师的独立团起家的，还因为一分区在发展的初期吞并了三大民间武装：赵侗五支队或晋察冀第五军分区的队伍、孟阁臣晋察冀第六军分区的队伍、赵玉昆的河北农民游击军三总队的队伍，这三支武装，总计不下一万五千余人。

注意。杨成武吞并这三支武装，基本上都是“兵不血刃”，和平过渡，所以杨成武的双手上也不曾沾染上赵侗、孟阁臣、赵玉昆这三个人任何一个人的鲜血。

这就是说，杨成武有能力、有机会杀人，却没有杀。这说明，杨成武奉行的是：宁可这些人负我，我不能负这些人。这为杨成武带来了一生的历史荣誉——杨成武本质上是个从不滥杀无辜的厚道之人，他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残暴的骂名。

赵侗的这件事讲完了，有人会问，事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换了你，你认为当时中共或晋察冀八路军应该怎样做才好？

杀赵侗的命令，明显出自延安或八路军总部，也就是说，决定赵侗的生死权不在晋察冀，而在上面的最高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同样，“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八路军也不例外，所以，赵侗之死，死在必然，中共要你死，你在中共的地盘上，不死就成了怪事。

如果换了一位有远见的中共领导人，他能够预见到将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早晚有人会翻这本老账，他就不会下杀赵侗的命令。赵侗这批人，充其量不过三百来人，加上挑夫脚夫，不过四五百人，他们能在共产党的晋察冀地盘上兴风作浪吗？

中共不下杀赵侗的命令，晋察冀就不必担这个骂名。聂荣臻可以派出一个营，四五百人，全程护送赵侗这支队伍通过晋察冀。一旦赵侗这支小队伍与日军交锋，这支包括女学生在内的学生兵能坚持多少时间？还很难说。但这中间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为国捐躯，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这是毫无疑义的。剩下来的人要想活下去，只能寄希望于晋察冀八路军的救援。

好，救援之后，剩下的人不管是谁？都有谁？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重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另一条是留在晋察冀，参加八路军打鬼子。那时这些幸存的人都在你的手上，你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可以细查：赵侗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他到底有没有从重庆接受蒋介石的密令？还发愁你查不清吗？

你何必非要杀这些男女学生，担这个历史的骂名。

往事杂谈——从一位保定徐水人给我的来信谈起

我在《往事杂谈》栏目里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跨出了一分区、甚至晋察冀的内容范围，但也都属于《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系列，于是就放进这个栏目之中。

我写的这些文字，大都属于“起早不贪黑”，只在早上写，白天干许多其他事，晚上看各种内容的东西，基本上不用来写东西。这就是说：早上往外倒东西，晚上往里装东西。

老年间的人大都讲迷信，记得小时候，我那个湖北老家只读过私塾没进过学堂的祖父闲暇时对我说：有个常用的成语，叫“入木三分”，众人皆可随意使用，而唯独杨姓、柳姓、林姓、梅姓等等这些木字旁姓氏不可用，要改作“入骨三分”，为的是“避姓氏忌讳”。

八路军讲不讲迷信？听说也讲。据说杨成武就很忌讳这个“狼牙山”，因为不知谁忽悠的，说“羊”与“狼”相克，杨姓上山要吃亏的。杨成武信不信不知道，但参谋长黄寿发就相信了，他是坚决主张杨成武远离狼牙山的。

1943年的下半年，杨成武身患重病，丧失了工作能力，离岗修养。一分区大权由黄寿发代管。杨成武原本在狼牙山脚下的东西水村卢星文卫生所修养，听了邱蔚的忽悠，说东西水这边人多嘴杂，休息不好，不如上狼牙山，老君堂养病如何好如何好。杨成武相信了，由卢星文陪着上了狼牙山，住进老君堂。

黄寿发是在杨成武上山之后才得知的，那时正赶上鬼子对一分区举行秋季大扫荡，黄寿发要向东西水卫生所的杨成武通报一下，一打电话，人没了，这才听说，邱蔚忽悠杨成武上了狼牙山老君堂。黄寿发登时就急眼了，立即打电话给老君堂，说鬼子开始大扫荡了，要杨成武不能耽搁，立即转移到狼牙山西边更加偏僻的五峰寨一带。

紧接着，黄寿发打电话到一团，找到邱蔚，说：杨成武离开东西水，上老君堂养病，人所皆知，鬼子汉奸当然也会知道。狼牙山上屁大点地方，又是荒山秃岭，没地方可躲，如果鬼子的飞机往山上轰炸，你让杨司令往哪里去？

这一次我主要讲，杨成武有机会、有能力杀该杀的人，但没有杀。除了以前提到的赵侗、孟阁臣、赵玉昆，还有今天要谈到的白静洋。当年都属于“该杀之人”，但杨成武都没有杀，所以杨成武从没有担上“滥杀无辜”的历史骂名。

这封来信讲的就是这一情况。先看来信，我后面再细讲。

言信先生您好：

这两张照片取自于徐水陈庄烈士陵园。可能是徐水县将牺牲的烈士全都刻在碑上了，比较凌乱。

这块碑在名字上、部队番号上、时间上都不大准确。白宝章投奔白静洋参加革命，碑上白宝章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38年，白静洋参加革命的时间怎么会是1940年呢？或者是另一个白敬洋？

白静洋同志是老樊村人（现在叫新农村）——老樊村旧址在暴河水库库底，搬迁后改名新农村。碑文被掩盖部分为抗大二分校特工委。1940年可能是其牺牲时间（那里很明显是参加革命的时间）。

据介绍：白静洋同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曾是文革前夕张北县县委书记，丈夫为河北大学书记。文革后其女搬到徐水县县委大院，家中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先（现）失联。

老家人有两种说法：一是白静洋在审查期间，悲愤交加吞金而死；一说是去延安学习路上，被坏人害死。我三姨夫是徐水户木人-是从老樊村搬来的，是白静洋的孙子辈儿人，小时候去上坟还和白静洋睡一个炕头。据说白静洋是一个瘦高个，穿长袍，戴眼镜，曾在徐水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在监狱中经历严刑拷打未曾变节，家里人都称他是一条铁汉子！

白宝章烈士是我三姨夫的亲叔叔，是当初投奔白静洋的，后为八路军副教导员或副指导员。牺牲在灵丘，后人说是在掩护大部队撤离时候，牺牲在涞源和易县，尸体被抬回灵丘。

这个陈庄距离保定不远，在易县东楼山南边五华里的山后边。离徐水釜山比较近。

若有机会，我一定先去探路。也欢迎您到保定来做客、考证先人事迹。

我现在保定广播电视报工作，能提供一些便利。

                          夏安     

 刘贺田    2016.6.28

这位刘先生之所以给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有一定的正义感，能公正的评价历史，不势利眼，不是那种只为胜利者唱赞歌的人，是为这个社会的一切弱者、为在革命洪流中的一切无辜的受害者抱以同情之心的人。

在易定徐这三个县的结合部地区，白姓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姓氏，除了上面所说的白静洋、白宝章二人，我以前还讲过一个老资格的区委书记白殿章，在1944年初的一分区整风之后牺牲在一次日伪军的小规模扫荡之中。

易县地方豪杰赵玉昆起家的时候，原本正经是一条汉子，受抗战大趋势的影响，多少做了些有益于抗战和老百姓的事情，不像后来叛变后被抹黑的那样，一贯坏得不可救药。这赵玉昆拉杆子起家之初，效仿《三国演义》上记载的做法，颇有点古人遗风。这易县就在涿县的南边，《三国演义》刚开始举行“桃园三结义”的地方，这赵玉昆也学着古人的做法，广交易定徐的地方名人雅士，各路豪杰。比如，易县的宋学飞、徐水的白静洋、定兴的张琴南就是当年的三县名杰，被赵玉昆三顾茅庐拢在身边。

这三个人，都属于家财万贯的大地主家庭，也属于家世源流长久的地方豪绅，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才涌现出来的暴发户。这三个人之中，宋学飞属于“武人”，东北军讲武堂毕业，当过营长；白静洋是北京大学毕业，地方小有名气的中共党员，但属于“托派”系统；张琴南是北平朝阳大学法政毕业，跟白静洋一样，两个人都蹲过许多年的国民党监狱，抗战爆发后刚恢复了自由。

这易定徐“三杰”帮助赵玉昆拉起队伍，走上正轨之后，都被赵玉昆委以重要职务：宋学飞任参谋长、白静洋任政治部主任、张琴男任军法主任（后改为保卫科长）兼武装便衣队队长。

最初一分区准备从涞源县进入易县，将在易县的两个土著地方武装孟阁臣、赵玉昆衡量了一下，认为孟阁臣是富户出身、东北军连长；赵玉昆是贫农出身、东北军大头兵，阶级成分更好一些，于是决定：拿掉孟阁臣，保留赵玉昆。

“保留”，就是将赵玉昆的基本部队不再遣散，而是改编成正规的八路军主力团。这是在1939年9月的事情，当时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派来晨光、马青山、朱利、韦统泰、周自为等一帮干部，准备进入赵玉昆五支队领导班子。

其中这位朱利，原准备是顶替下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白静洋的。为什么要撤换下白静洋，因为白静洋是当时榜上在册的“托派分子”。

1939年的3月，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跟彭真一起随行来到晋察冀的干部中，有一位经过长征，原名杜理卿，原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长，化名许建国的干部来自延安的中央社会部。跟他一起来到晋察冀的有十三名社会部青年干部，他当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查晋察冀的“托派分子”。1939年6月，应彭真的请求，许建国留在晋察冀，担任晋察冀社会部部长（沙飞孩子的博客中，说许建国是保卫部长，这应该记差了，当时只有晋察冀军区设保卫部长，保卫部长是化名吾必成的余光文）。

 
                          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后左六许建国
            

            

            
               下面三张许建国在晋察冀任职的家庭照片均取自沙飞的摄影作品

“托派分子”这个罪名是康生从苏联回国时带回来的，从今天来看，当年打击“托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讨好斯大林。但中国和苏联打击“托派”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苏联打击“托派”，是为了肃清斯大林的一切政治对手而编造出来的罪名，就像“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党”一样，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苏联的这个罪名，适用于中国这个政治环境吗？康生从苏联到延安后，担任有生杀大权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他把苏联的“托派分子”作为一项大罪搬进了中国，所以，当年凡是被扣上“托派分子”罪名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当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为赵玉昆五支队派来的干部班子到达一分区的时候，杨成武已经抢先一步，用一分区自己的干部配备了赵玉昆五支队的支队和团这两级领导班子。从晋察冀来的这批干部，于是被安置在了分区机关和一团。

当时从一分区走的原赵玉昆五支队的领导干部，据查只有白静洋一个人。他一到晋察冀军区就失去了自由。因为白静洋基本上没有在一分区干过，所以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一分区干部名册之中。

1939年期间，这是许建国这些来自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干部组建起晋察冀社会部的那段时间，在晋察冀范围内大搞肃反。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被捕，被扣上的就是“托派分子”嫌疑的罪名。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正（真名熊大缜）的被捕也在这个时间，他是被供给部政委王文波举报的，罪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跟赵侗属同一个罪名。

当时在这一时间被捕的还有：跟吕正操一起在冀中举行起义的原东北军重要骨干；1937年底举行冀中农民大暴动的河北游击军重要骨干；抗战爆发后从北平、天津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像熊大缜一样的大批知识分子干部。

我看到在公安部老干部回忆许建国，以及在百度人物资料有关许建国的介绍文字中，有“在许建国的领导下，深入调查，了解情况，认真分析辨别，进行了全面的复查，特别是纠正了刑讯逼供的错误做法，对一些被审查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谈话、复查，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经北方分局审批，平反了冤假错案，释放了错捕的同志，挽救了大批干部。”

尤其是有“许建国给熊大缜等人平反，当即释放了他们”的字样。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真实的情景，除了考虑到恶劣影响，对动员大批敌占区的知识分子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利，于是释放了被关押的除熊大缜、李晓初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干部之外，其余人都没有被释放。

我不清楚说这席话的公安部老干部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因为从八十年代中期河北省为当年被关押的这些抗战时期的领导干部平反来看，包括熊大缜、李晓初，以及河北游击军那几个师一级领导干部，他们都是在当年被杀害的，并没有得到释放或平反。

在当时那个普遍偏“左”，以杀人越多，工作成就越大的政治环境里，对被认为是“托派嫌疑”的人尚且如此，不留活路，对名正言顺的“托派分子”的处置就更严厉了，还能有你的活路吗？所以，在我以前谈到白静洋的时候，有来自白静洋家乡的人说：“有人看到白静洋在延安学习”，我就感到好笑，这怎么可能呢？当年的那个严峻形势，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晋察冀的。

来信人说：“老家人有两种说法：一是白静洋在审查期间，悲愤交加吞金而死；一说是去延安学习路上，被坏人害死。”我倾向于白静洋的死，是在晋察冀执行的死刑，死亡时间与被打成“托派分子”的李晓初几乎同时，而杀害他们的命令则来自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八十年代熊大缜、李晓初平反，是在死难者家人亲属的长期不断努力之下，前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大力支持，这才被河北省委出面平反。白静洋缺少这个条件，又属于“货真价实”的“托派分子”，所以没有被公开平反。

正因为白静洋是被共产党杀害的，被杀害时头上还带着“托派分子”的罪名，所以像熊大缜、李晓初一样，白静洋没有被刻上烈士碑。

拘捕和枪决“托派分子”白静洋，命令来自延安的中央社会部，杨成武在一分区就可以做，但他没做，而是让白静洋到晋察冀军区去。谁扣的罪名，谁自己去执行，杨成武不代劳，不担这个恶名，不想去讨好这个掌握有内部肃反大权的社会部。我想，这就是杨成武的高明之处和厚道之处吧？

中国的“托派分子”虽然解放后还在被关押，但自文革结束，也为中国长期“极左”的政治形势松了绑，那些被长期关押的“托派分子”都恢复了自由，跟家人团聚。我们应城家乡的刘仁静就是一例。当然还有彭述之。

我一直在纳闷：“托派”，这个产生于苏联的罪名，竟然在中国杀害了那么多人。难道不值得该认真反思一下吗？

  一分区史研究——有关1939年的一件小故事

闲暇时翻看老笔记，抗战初期的1939年，有关赵侗事件中的杨成武一件小故事。事情虽不大，可提，可不提，几乎不值得一提。但由此能看出杨成武的为人处世态度是很通人情的。用两分法看，这个“通人情”有优点的一面，也有缺点的一面。今天回味一下很有意思，故此留笔。

我在上一次重弹赵侗的问题，是因为刚刚看到了王端阳回忆尹先炳往事中的那段历史记述中，提到了赵侗游击队从国民党统治区经太行八路军控制区进入晋察冀。在赵侗他们一过正太铁路，进入晋察冀不久，这些人就被早已埋伏的八路军全部消灭，三百余人的游击队，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王端阳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母亲2012年去世后，他在母亲留下的日记中看到了他母亲在冀中烽火剧社期间，曾经与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谈恋爱，相互间爱得很深。以后这段婚姻中搅进了“组织”和“政治”的因素，凌子风被动员与一位女红军结婚，他与王端阳母亲之间的恋爱被迫中断。

王端阳母亲去世后，王端阳发现他母亲与凌子风当年的来往信件、照片、日记都保存完好，清楚留下了抗战那段时间在冀中火线剧社的纯真爱情。我说王端阳这个人很了不起，是因为他非常理解自己的母亲，他将这些真实反映着他母亲早年情感的日记资料全部出版。

他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我就绝对做不到。他如果站在他父亲的角度，发现自己的母亲虽然早已嫁给了她现在的丈夫，但始终对以前的情人念念不忘。我猜，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一定会心里酸溜溜的，都不会对自己念念不忘以前情人的夫人宽容吧？

所以说王端阳真的很了不起。我父母亲年轻时的故事，我也知道的不少，可我就不敢对外说，怕犯大逆不道之罪。王端阳有关母亲的书，我在亚马逊书店订购了，书还没有送来，等书送到后，我一定仔细拜读。

今天还是谈赵侗，其实是谈赵侗事件中的杨成武。

赵侗出走，与晋察冀八路军决裂，发生在1938年的5月。两个月后的7月，原赵侗五支队被合并进一分区，五支队从此不复存在。当然，一年多后，赵玉昆部队被冠以五支队番号，这是另一回事。

当年，1938年5月，赵侗出走，五支队合并到一分区，大家都以为事情从此算结束了。想不到在一年之后的1939年的5月间（准确日子记不清了，应该在一分区打大龙华据点之前），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突然给一分区政治部发来通知，要求尽快收集有关赵侗历史情况的全部资料，上报给延安。

我分析，这是赵侗到达重庆后，与他母亲赵洪文国和全家人会合，然后四处作报告，写书，举办游击战培训班，在大后方影响巨大，夺了八路军风头的那个时期。所以，真正向晋察冀要赵侗资料的，应该是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

而且，1939年5月的这个时间，是赵侗在重庆公开宣布要组织游击队，再打回晋察冀的那个时候。周恩来未雨绸缪，在赵侗一宣布要回来，就动手收集赵侗的资料，确定下一步对赵侗的北上是打、是和？当然，周恩来最后拍板，确定的是打，消灭赵侗。

1939年5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向一分区政治部下发这个调查赵侗通知的时候，不仅要求汇报赵侗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同时还要求在赵侗的原同事中间进行揭发检举，找出他的所有错误、罪行和致命缺陷（我猜是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要掌握赵侗这个人的政治态度）。

对晋察冀军区来说，这个对赵侗的揭发检举只能在一分区这个范围举行，是因为赵侗的所有老部下和老部队都被合并进了一分区部队。晋察冀军区的其他部门都没有。

出颐和园北宫门，继续向北三四里地，地名黑山扈，就是解放军309医院的所在地。当年我太太的大姐因突患疾病，承蒙在309医院工作的王宗槐的大女帮助，在这里住院治疗。我得以在探望她之后，沿医院后面的山沟，向百望山方向摸索前行。

这里原本是一块教堂的管辖区，也是赵侗游击队在北平沦陷后，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地方。

1937年8月22日，赵侗游击队先是智取北平第二模范监狱，缴获3挺机枪，40余支步枪。解救包括70余名政治犯在内的587人，其中240人参加国民抗日军，使队伍迅速壮大到1000多人。

1937年9月5日，游击队在三星庄村召开全军军人大会，重新任命了军政委员和各级领导人，正式确定部队名称及标志。这支被称为“北平学生军”的游击队正式定名为国民抗日军，大会同时由赵侗首先宣布全军纪律。

1937年9月8日，赵侗游击队在这里黑山扈与来自驻守颐和园北宫门的日军发生激战，这也是国民抗日军自建立后第一次与日军的交战。在战斗中，游击队的排长苏家顺（原29军副连长）用轻机枪击落敌机一架，坠毁在清河的农田里，成为抗日战争中击落的第一架日寇飞机。

参观百望山，在纪念碑上看见了杨成武的题词。我起初纳闷，赵侗百望山战斗的时候，八路军还在从陕西开往山西忻口战场的途中，没有杨成武什么事。赵侗百望山战斗的半个月后的9月25日，八路军平型关战斗才打响。百望山抗战纪念碑为什么要由没有什么关系的杨成武来题词呢？

想开了，也不奇怪。后来的赵侗游击队不是全被杨成武的一分区兼并了吗？杨成武成为当然的赵侗事业的继承人，抗战荣誉也包括在内。

再回到1939年的5月。接到来自上级军区的通知之后，当时一分区宣传科科长钟蛟蟠，指派他科里的两位学生干部钱丹辉、彭澎参加这个调查工作，来到涞源县银坊的三团担任担任调查和记录工作。

当时三团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两位营教导员王建中和史进前。

当时的一分区副司令高鹏、三团团长纪亭榭，都去了银坊，也都谈了自己对赵侗的认识过程。当时的原赵侗部队中的王远音、汪之力等许多人（包括今天还健在的胡可）都已调走，在其他军分区任职，所以不在这次座谈收集赵侗资料的人员之内。

当时宣传科干部在出发前，先去征求了杨成武的意见。杨成武说（大意是），开几个小范围的座谈会，每个人只谈与自己有关的内容，有不愿谈的人不得强迫他们谈。而且，不得算老账、不得打击一般人、不得揭发检举谈赵侗以外的其他人的问题，那是向组织谈的内容，不在这次公开的座谈会上谈。

几十年后，文革结束的初期，纪亭榭由于被人举报，在文革中参加造反派活动，以及同海航政委李呈瑞的不幸去世有关联责任（据铁流先生着文说：文革时李呈瑞在海军被定为反“李王张”的人物受到批斗，直接迫害他的是海航参谋长纪亭榭——见百度百科），于是没有被授予职务、也没有再参加工作，提前退了下来。

当时的海军大院与空军大院一街之隔，在海军大院里住着憋气的纪亭榭，经常到空军大院的彭家来串门，多次谈起过1939年的那一次赵侗调查。他们二人的最初相识，就是那一次通过到三团调查赵侗的历史资料才认识的。

还有一件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往事也值得一谈。

文革结束，有一段时间是“落实各项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当时在沈阳的高鹏夫人也到北京的空军大院来上访，为高鹏六十年代初因为受到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事件的牵连，一时想不开，自杀身亡。高鹏夫人要为高鹏讨个说法。

在彭家，高鹏夫人与纪亭榭见面，两个人都唏嘘不已。高鹏夫人说，高鹏在自杀前，很多天处在焦灼状态，自责说自己当年对赵侗不公，今天自己受到了报应。

1939年5月那一次整理收集赵侗资料，一分区主力三团作为原赵侗部队最集中的地方，成为揭发检举的重点，当年一分区副司令高鹏、三团长纪亭榭、以及两位营教导员王建中、史进前，都做了重要发言（注意，我在这里埋着伏笔呢，张如三、韩庄等许多人都没有积极发言），对赵侗的历史做了揭发检举。发言的内容在今天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几十年来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主要内容围绕着三点：

第一：赵侗是国社党党员（以后查明，高鹏、纪亭榭也是，他们总共一二十人，是通过燕京大学一个教授的发展集体入党的）。

第二：赵侗有野心，逛东安市场的时候在刻章的摊上私刻了“总司令”的铜章，总带在身边。

第三：赵侗在拉队伍起家的过程中曾重用土匪亲属，打击、甚至要暗杀纪亭榭等进步力量，后来在纪亭榭等人的反击下不得不遣退了这几个土匪亲属。

在揭发检举中的其它许多内容不足以反映出赵侗“反动”的一面，所以收录的内容只作为情况通报，不作为定性使用。

发言中高鹏、纪亭榭揭发，赵侗的家是辽宁省岫岩县有几千亩地的大地主，1931年“九一八”发生的时候在沈阳上学，日本鬼子占领东三省后回到老家，1932年开始，拉起队伍参加抗战。1936年抗日义勇队面临缺枪少弹，打不下去了，于是他带着一些身边人携全家人一起来到关内，到北平寻求东北军张学良在钱财和武器方面的支持。

通过东北军驻北平的副官处（副官处处长是高鹏的父亲，高鹏从此与赵侗在一起），赵侗与在西安的张学良联系上了，他与高鹏、纪亭榭等人一起，曾到西安面见张学良，得到了张学良赠予的钱款（数目不大）的支持。

在北平期间，赵侗家在辽宁老家的田产房产在他们全家出走辽宁时被低价出售，所得钱款在北平购得房产一处（德胜门内鼓楼大街一带），用来安置、抚养一起到北平来的前义勇队成员许多人达一年之久（纪亭榭也在其内，高鹏在北平有自己的家，不在其内）。同时，赵家老太太亲自出面，四处购买流失在民间的武器，准备再次起事，打回东北去。这中间有许多杂七杂八的故事，汇报时从略。

我补充一下。以后才得知，赵侗这家人的抚养对象，不仅是那些跟着赵侗一起从辽宁来到北平的前抗日义勇队成员，还有许多他们的眷属。这些贫民也都需要赵家出钱帮助。比如，赵侗的亲戚就跟来了好几户人家。1938年赵侗的母亲赵洪文国离开北平南下，先到武汉，再到重庆。赵家在北平的这处房产，就由这些来自辽宁家乡的眷属们居住着。

1945年抗战胜利，赵家老太太带着残存的赵侗弟妹，从重庆回到北平，与这些老乡见面。赵家老太太曾带着这些老乡们一起回到关外，打算再回到辽宁省岫岩县老家去务农，重振家业。但从沈阳往南走，一路看到的国共内战打个不停，故乡已无法安身。于是这一群孤寡妇孺只能调头，再回到北平。赵家老太太最终没有在北平定居，她返回了重庆，在那里定居，因为重庆有赵家购置的房产。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的原国民党各公职机关迁往南京，于是重庆的房价大跌。据说赵家只用很少的一点钱，半买半送就从一个国民党机关手里买到了一幢楼房，于是赵家人定居在重庆，三年内战期间没有被搅进国共内战。

1950年初，新中国已经建立，国民党准备放弃大陆，聚集到小岛台湾。在四川盘踞的国民党临走，邀赵家老太太全家人一起到台湾去，赵洪文国拒绝了。其实她如果继续定居在重庆，是可以继续躲过去的。但她想起共产党的杀儿女之恨，非要留在四川多山的乡下打游击，和共产党军队周旋到底。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四川土匪仅一年时间就被剿灭，解放初期，罗瑞卿提出的口号是“对反革命党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所以这些被抓住的余孽都被枪毙。

可能赵家人有留下活口的，但我没有能查找到。

1939年5月的调查中也发现了赵侗的一些优点。赵侗在抗日、打鬼子上面是坚决的，他屡败屡战，几落几起，始终不低头、不服输。没有发现赵侗与小鬼子有任何妥协、勾搭的迹象。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1936年，赵侗就在北平公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所以，把“假抗日，真反共”这个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是不合适的。

此外，没有发现赵侗在金钱上有什么劣迹，他们散尽全家财产用于抗日就不必多说了，全家老小也都投身抗战。此外，他对公款不贪不占，在北平北郊时期曾盗墓挖过清皇室陵寝，所得物品都分给身边人，他自己没发现有私留物。他不好色，没有男女绯闻，没有男女私情，父母曾给他张罗成亲，但他不积极。

一分区一位红军子弟告诉我，纪亭榭在盗墓之后，曾分的小金佛等物件两三个，去延安时怕出事，半路上丢在河里了；高鹏的详情不知，但分到东西是不争的事实。

赵侗在“七七事变后”再次起事，所有过程大家均知道，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如何与晋察冀八路军合作的，也是由大家众口一词，形成文字报告。解放后，当时这一合作形式以后来曾任三团营教导员、五支队政治部主任、三团团政委、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的王建中一份回忆为准。他说赵侗最初是打算到山西找阎锡山晋军的，是赵侗队伍中的共产党成员，极力说服他留在晋察冀，成为八路军的一员。

赵侗最终与八路军分裂，只带极少数人离开了队伍，这一过程也写进了报告。但原因归结为“赵侗有野心，闹个人主义”，“不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自己离开了五支队。离开时赵侗曾放言：他几次失败起事，不怕再一次白手起家。

这份文字报告形成后，通过晋察冀军区上报给延安，延安通过这份报告估量到赵侗再次回到晋察冀后对共产党军队的威胁，于是赵侗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定性为“国民党特务”，最终，下定决心要消灭这股“准备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共产党作对的国民党特务”。

史进前就是在这次揭发检举结束前离开了三团营教导员的位置，揭发检举之后，就任新一届宣传科长的。

对赵侗的揭发检举后还在进行的时候，1939年5月19日，一分区以一团为主攻，打响了大龙华战斗。因为当时一团长陈正湘患病，这次攻打大龙华据点的战斗由杨成武亲自指挥，黄寿发亲临第一线担任侦察后拟定作战计划，一团副团正熊招来在前线具体指挥。

大龙华战斗，在涞源县银坊驻扎的三团本应该全力以赴，配合一团协同作战。但实际上，只派出一个肖应棠当营长的三营前来助战。一营、二营都没有过来。

一团打大龙华，为什么三团只出动了三营配合作战？

因为三团三营这个营赵侗老部队的人最少，基本力量都是肖应棠当涞源县支队长时期带过来的。当时三营在解放后军乐团指挥罗浪的家乡梁各庄、西陵镇一带，和一分区特务营、赵玉昆部队在一起埋伏打伏击，准备歼灭敌人的援军。可惜赵玉昆部队因为经验不足，远远看见敌人的身影后就开始放枪，日伪军发现前面有埋伏就不再往前走了，立即掉头往回走。埋伏的一分区部队只好起身追击，原本的伏击战，打成了一个追击战。

与此类似的情形，1939年的9-10月间还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发生在一团。杨成武、袁升平出面，处理一团一年前1938年的7-8月间远征冀中时发生的干部严重违纪事件。

恰逢此时，晋察冀军区发来作战命令，要一分区立即派出部队，打掉日本鬼子组织的修路队。这就是著名的麻田岭战斗（很多军史和《杨成武回忆录》中都错写为“摩天岭战斗”）。

一分区接到战斗命令的时候，因为军情紧急，一团又脱不开身，于是参谋长黄寿发亲自带队，出动一分区直属特务营和一团的三营，远赴蔚县麻田岭作战。

赵侗的资料调查完毕，钱丹辉、彭澎从三团回来，将座谈的发言形成文字，呈送给杨成武。杨成武仔细翻看过资料之后，因为内容不多，不知道上面是否满意，所以还不大相信的向他们二人核实：就这些东西？都在这里了？没有留下了什么吗？

那时的钱、彭二人都是二十岁刚到的年轻人，少不更事，于是向看过文字资料的杨成武告状说：这就是全部的东西了。跟高副司令、纪团长一起从赵侗部队过来的人不少，但很多人对揭发赵侗闭口不语，敌我不分。会上只有很少的那几个人来回发言。

据说，当时的杨成武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沉思了一下，对他们说（大意是）：高鹏、纪亭榭是跟赵侗最久的人，他们都这样说了，应该是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跟赵侗一起出来的人，有先有后，他们能知道的，大体上就是这些东西。赵侗的亲戚和亲信有可能知道更多的东西，但那些人都已经跟着赵侗跑光了，留下的都是铁了心要跟着八路军的人，对愿意留下的这些人应该信任。

但那些跟着赵侗一起过来的人，也会有虽然知道些事情，但不愿意说什么的。那些凡是在赵侗家吃了很长时间饭的那些人，不是赵侗家养着他们，他们早饿死了。这些人如果有良心，是不会跟着揭发赵侗什么的。还有那些从德胜门第二监狱被赵侗劫狱救出来的那些人，这些人的命是赵侗给的，你非让这些人揭发赵侗，就违背了这些人的良心。这些人不愿开口揭发赵侗，说明这些人还是有良心的，要你们去交朋友，你们当然愿意交这样的朋友，不愿交那些当你倒霉后极力揭发你的人。

1939年的杨成武，也不过二十五岁（1914年生人，只比他们大几岁），但非常老成持重。杨成武想问题之深，超过了一般人，所以深得宣传科这些干事们的信服。

我查了那一次，没有跳着脚揭发检举赵侗的人，还是有几个的。我用三个人为例。

第一个是卫生部长张杰和钱丹辉的安徽老乡韩庄。他1927年十五岁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前被关押，是赵侗游击队从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救出来的。他加入平西游击队因为有军事才能，从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副连长到五支队连政治教导员、大队长。1938 年4月，赵侗出走的前一个月，五支队在二道河子歼灭战中受到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韩庄升任第二总队总队长。五支队合并进一分区，韩庄以三团一营长的身份参加揭发赵侗，他在会上说：我来得晚，什么都不知道。

韩庄以后改任一团政治处主任，赵玉昆五支队的副司令员兼二十六团政委，以后留在郭天民二分区，先后任中共晋察冀二地委副书记、河南区队政治委员、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保卫科科长等。解放战争时又回到杨成武的手下在三纵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另一个是在一分区有“哈哈”之称的张如三。张如三是内蒙古包头人，母亲是满人，所以在国民抗日军里与满族人赵侗的私交不错。张家境较为富裕，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母也重视教育，他高小毕业后就在北平念书，以后在北平参加了革命。他是北平地下组织派到赵侗游击队中的一员，历任排长、连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揭发赵侗，张如三说：我要说的，他们都替我说了，我没什么再补充的了。

最后一个，是今天还活着的胡可的哥哥胡旭，帮助钱丹辉到陕西落脚的老一分区干部。揭发赵侗的时候，他是三团的连指导员，他说他兄弟二人参加抗日军队，是跟着赵侗一路走过来的。现在会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下去。胡旭1939年就去了战线剧社，整个抗战期间没再挪地方。1944年初老一团到延安去之后，不久给晋察冀来函，要胡旭、王佩之这二人一起到延安去。途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时被截留下来，留在了抗敌剧社，今天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

政工干部出身的杨成武，当然会把“讲原则”放在第一位的。但如果仔细分析杨成武这个人，他常常也会有不那么“讲原则”的一面，而会“讲人情”的一面。“讲人情”体现的是灵活性。我认为，不那么“讲原则”、“讲政治”，比较“讲人情”，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说杨成武不那么“讲政治”，但“讲人情”，所以一分区从不把大精力放在“抓坏人”上面，而只抓军纪，抓干部素质，抓部队教育，这就避免了肃反扩大化，避免误伤、错杀了许多人。一分区老干部写回忆，说杨成武亲自担任“一分区锄奸委员会主任”，但没有错杀一个好人，这是有道理的。但也是由于杨成武更看重“人情”，忽视了人的本质，所以看人有不准到时候。以后赵玉昆叛变、刘长生叛逃，都把杨成武闹了个措手不及，究其原因，是因为杨成武太相信他们了。

至于解放后，乃至晚年的杨成武，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不在我的分析之内，所以不予评价。

最后还要谈一句赵侗这个人。

赵侗，一个“过气”的历史人物，我为什么要再三谈到这个人物？因为他是中国抗战历史的一部分，不研究这个历史人物，就会在晋察冀抗战史上出现空白。你可以封杀、无视赵侗这个名字和他的历史作用，但你无法抹杀赵侗在中国抗战历史上的客观存在。

但仔细分析赵侗，我对赵侗这个人的实际评价其实并不高。赵侗在抗战上是有功的，但他这个功只是自己打仗，绝不能与八路军的全民抗战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相比较。他那套在国民党大后方被捧到天上的游击战理论同共产党游击战相比较，简直如同儿戏。赵侗不是带兵的人，不是将才，他没有军事素质，不懂战略战术，治军不严，看他那松松垮垮的带兵过程就知道了。折射出他在多年的战争中几乎一点没有汲取教训，没有长进，白白打了这几年仗。

1939年的11月初，一分区雁宿崖战斗刚结束，黄土岭战斗即将打响之前，杨成武突然撤换下三团长纪亭榭，换上副团长邱蔚接替团长。我以前研究这一段历史，因为眼界狭窄，只是在一分区这个小圈子里打转转，认为这是杨成武向聂荣臻要求的结果。实际上不是。撤换下纪亭榭，起码是来自延安或太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

此时，正是赵侗从重庆出发，途径西安来到晋察冀的途中。撤换下纪亭榭，并且要纪亭榭去延安“学习”，目的是防止赵侗的旧部起来相应赵侗产生哗变。我认为这绝对是高抬了赵侗，因为此时，1939年底，他在晋察冀旧部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远远不及杨成武了。

纪亭榭的突然离去，害的三团在黄土岭一战中没能发挥到最大作用。临时接替纪亭榭的团长邱蔚心神不安，战斗没结束就匆匆离去。因为离去的匆忙，连声招呼也没跟一团长陈正湘说一下。如果纪亭榭留下，不被撤换，黄土岭战斗时三团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也会消灭更多的敌人。

赵侗的政治眼光更加糟糕。当抗战爆发，全国大批最优秀的青年把眼光一致认定在共产党身上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腐败缠身的国民党政府。历史给了他很好的机会和机遇，但他由于眼力不行，给错过去了。1939年，他应该留在重庆，一心一意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自大到要重返回晋察冀，以为能打出一个他自己的天下。

赵侗的灭亡，势在必然。当时华北的抗日前线，在山西、河南的太行一线的国共战场，不在晋察冀。因为晋察冀属“敌后”，已经不具有“前线”的性质了。一旦赵侗的行军路线是进入晋察冀领域，他就只能在八路军势力的庇护下才能生存下去。如果八路军深深感受到来自他的威胁必须要消灭他，赵侗就只有死路一条。

今天，给赵侗的定性是“无党派人士”，他们集体曾加入的那个“国家社会党”连“乌合之众”都算不上，属“子虚乌有”的一个幽灵党。没有政治党派的指引，赵侗无法清楚预见到抗战期间的政治形势。赵侗来晋察冀，实际上是来“找死”。“找死”而不自知，所以，非死不可。连死在抗日前线的目标都无法达到，可见赵侗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水平的低下。

但即使“军事才能”很差，“政治眼光”低下，一心抗日的赵侗也不该死在八路军手里。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分区史研究——高鹏这个副司令的确是挂名的

上一次说到赵侗的老战友高鹏，说完之后意犹未尽，这一次再“找补”几句。

有关一分区的影视剧，我最赞不绝口的就是1990年拍摄的《黄土岭1939》。那一次拍摄时，诸多的一分区老干部还都在世，在这部影视剧中挂有“军事顾问”的头衔。看着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真让人感慨万分。特别是，因为有那些军队领导干部们的参与，拍摄这部电视剧时动用了许多军队来参加，无论八路军还是日本军，真实感都大为增强，远比那些散漫邋遢的群众演员要强多了。

这部电视剧当然也有败笔的地方，其中，黄土岭战斗期间，杨成武、黄寿发、高鹏在一分区司令部研究军情，就属于与事实不符的情节。当然，有许多与事实不符的镜头，可以这样来拍摄，也可以搬上银幕，但不能当作真实的历史。

1938年7月，五支队合并进一分区，原五支队副司令，赵侗的副手高鹏被任命为一分区副司令。

杨成武在一分区干部大会上宣布了晋察冀军区的任命命令之后，同时也宣布了一分区正副两位司令的工作分工：杨成武负责主力部队和作战；高鹏负责后勤部门的供给部和卫生部。

负责供给部和卫生部的高鹏，并不经常到这两个后勤部门去检查工作，也不经常听取这两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他就在司令部“呆着”，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司令部开会，布置日常的训练任务或作战任务，比如1939年的攻打大龙华和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等等，高鹏可以在场旁听，也可以回避躲出去。即使在场，他也从不发表意见，因为他知道自己缺少实战经验，只能说外行话；尤其他更缺少领导那些红军干部的政治资历，所以基本上他从不开腔。

高鹏不参与一分区军政大事，最初是秘密，没有张扬，知道的人非常少。政治部的干部是很晚才发现这个秘密的，是在1941年9月底的花塔山上研究部队突围的方向。

1941年9月24日，杨成武从涞源县向易县前进的途中，知道了虽然他在涞源县的山沟沟里隐蔽了一个月时间，但围困狼牙山的鬼子兵仍未退走。在满城县张家庄，杨成武通过电话飞线，布置了当夜的军事行动，即三团、二十团夜攻南管头、松山之敌，调动围困在狼牙山北面的鬼子兵南下，以便使被围困在狼牙山上的近四万军民突围出来。

因为电话线路的不通畅，这几个原本很简单的电话内容，杨成武几乎用了半天时间才算打完。打完这通电话，杨成武原本洪亮的嗓子已经显得有些嘶哑了。当年的电话，“长途通话基本靠吼”，可能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都有过这样的通话体会。

当杨成武通过电话紧张布置的时候，其余人都在埋锅造饭，尽力一饱。因为头一天，从涞源县出来的时候，刚杀了一头猪，大家吃的红烧肉，猪板油还留下不少。这一次在张家庄埋锅造饭，玉米、土豆、豆角、南瓜，再加上头天留下的猪板油，香喷喷的煮了一大锅。这只是司令部的炊事灶，其余的警卫连、侦察连、跟司令部一起行动的三连都各有一个炊事班，各自单独埋锅造饭。但吃的内容都差不多。

当大家都尽力一饱之后，杨成武这边的电话刚刚打完。一向谨慎用兵的杨成武，知道这一通电话打完之后，他这个一分区司令部必暴露无遗，于是电话机一放下，立即通知马上转移。

往哪里转移？

先不要问，走了再说。东面去不得，都是鬼子，还得往回走，到西面几里地外的山上再商量去哪里。

大家都吃过饭了，只有杨成武一个人没有吃，怎么办？炊事班把杨成武没来得及吃的饭盛在一个，有的人告诉我是大号的洋瓷缸子；还有人告诉我是缴获的日本军饭盒，总之，满满的盛了一下子，交给司令部的警卫班，其实也是杨成武的专属警卫班随身带走。

大队西行，迅速脱离开张家庄，以防日军的突袭，此时，已经接近傍晚时分。我想应该在“庙尔顶”附近，一分区几个领导人碰了下头，计有属于军队领导干部的杨成武、黄寿发、罗元发；也有属于党政系统领导干部的王国权、李耕涛、牛树才几个人，目的是大家议一议，下一步往哪里走好？

领导干部聚在一起商议，高鹏、白文治几个次一级领导，和那些参谋干事站在一起，等着商量的结果。

因为刚从西边的涞源县出来，那边张家口日军出动大扫荡，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军队攻击，二十团团长、政委都负了伤，涞源义勇队全军覆没，他们站不住脚，才过来的，此时当然也回去不得。

往前，即往东，更去不得，那边都是鬼子。

留在满城县，也不行，杨成武刚才那一通电话，就是在告诉鬼子“我们现在正在满城”，满城县已成为险地。以后的行军过程证明，杨成武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他指挥大队连夜行军，就是要离开张家庄越远越好。

剩下只有两条路：一条往北，涞水县挺进军那边；一条向南，完县、唐县的结合部地区。起码，一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1939年、1940年，连续两年都是在那里避过去的。最后确定了，往南。

命令一下，大家立即行动，从满城县进入完县，向唐县进发。这是一段很难走的山路，要横穿过完县，还是在夜间，没有火把和灯笼，全靠九月底那夜间的月光照明。这中间也发生了许多故事。完县、唐县的交界处，今天那些在山涧中的旅游胜地，当年是晋察冀卫生部、后方医院和白求恩医校所在地，到处是没有武装的伤员和医务人员。

杨成武此行的真正目标，是到达葛公村邻近的南北洪城村一带，1939、1940两年，一分区司令部都隐蔽在这里。

大队行至唐县的花塔山一带，山下就是花塔村，如果继续往南偏东方向走，过神南乡之后，就可以到达白求恩医校的所在地葛公村，还有葛公村东边，隔着一条小河的北洪城村，然后是南洪城村。

在这座并不高的花塔山上，人们看见了山下的花塔村里到处是鬼子兵宿营的篝火，而在山上，聚集着从葛公村退下来的白求恩医校的学员，还有王文波带领的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人员。冀中军区的几个兵工厂、被服厂都设在这里，鬼子兵突然扫荡这个地区，他们都被困在了花塔山上。鬼子兵的打算，等天一放亮，就要进攻花塔山，把困在山上的八路军一网打尽。

此时已接近拂晓，天眼看就要放亮，日军的进攻就要开始。山上大都是没有武装的后勤、卫生人员，日军一旦到山上，就会毫无顾忌的展开屠杀。眼下的军情十万火急，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杨成武身上，一致要求杨成武带领大家一起突围出去。杨成武答应了，当即召集几位领导干部都围过来，研究突围方向。

我要讲的重点，在这里展开。当时令一分区政治部干部吃惊的是，领导干部们围在一起，研究突围方向，而高鹏却没有参加。高鹏和警卫班在一起，他从警卫班的行囊中翻出留给杨成武的饭，立即开始大嚼起来。

这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从花塔山往东北方向，是今天著名的旅游胜地龙潭湖风景区，沿风景区往东北走，有一条狭长的山沟，叫“梯子沟”；出梯子沟再往东北走，就是白洋坨，当地的最高峰；过白洋坨再往东北，就是道士关，这是被写错的地名，正确的老地名同音不同字，叫“道士观”。白求恩医校那些学生被追上来的日军屠杀，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梯子沟突围，杨成武率先带警卫连开路，黄寿发带侦察连殿后，其余人，包括一分区干部大队、晋察冀卫生部白求恩医校的学员、冀中军区供给部居中，这中间还夹杂着大批住院的伤病员，由一团三连担任护卫，挣扎着向东北方向撤退。

杨成武为什么要安排参谋长黄寿发殿后？要侦察连自己打不就行了？是不是不放心他们？

对了。黄寿发殿后，体现出当年八路军的一个致命弱点。用游击战训练出来的八路军，有一个既是优点、又是缺点的战术特点，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全然不顾全局的需要和兄弟部队的死活。在解放战争中这一缺陷格外突出。

梯子沟突围，杨成武担心的，是追击的日军火力一强，攻击一猛，在后面担任掩护的侦察连不顾走在前面的大队行动迟缓，自己退了下来。于是安排黄寿发殿后，“无论追击的日军火力多强，也绝不能自作主张退下来”。

杨成武的意思其实再明白不过：即使这个侦察连全打光了，也要确保走在前面的大队安全脱险。黄寿发坚决执行了杨成武的这一命令，就紧盯在侦察连后面一步不离。追击的日军见梯子沟口攻不进来，于是放弃进攻，退了回去。

只有像杨成武、黄寿发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兵，才会看得出刚来一直猛攻的日军不会这样善罢甘休，一定是绕道到前面追击他们去了。

梯子沟战斗，在后面担任掩护的侦察连连长胡尚义牺牲。在《杨成武回忆录》里面，胡尚义原本是李青川的手下，负责部队训练工作的“教育参谋”，胡尚义走，离开参谋去下部队，是因为这一摊工作交给了新来的参谋杨浩。

一位“老一分区”半真半假的对我说，当初，参谋长黄寿发对被派到高鹏身边的杨参谋下了这样的命令：一旦发现高副司令有落在鬼子手里的危险时，你直接给高副司令的脑袋上来一枪，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到鬼子的手里。

黄寿发不是自己拿主意的人，他敢于这样说，一定是得到了杨司令的指示。黄寿发又不是能保密下命令的人，他对杨参谋下命令时，司令部其他参谋也在现场，闲话就这样传出来了。高鹏可能也有所耳闻，几年后的1943-44年时，他曾向杨参谋当面核对：黄参谋长当年有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可能，一分区任何一位领导干部，都对“高鹏一旦被俘，立马就会叛变”的看法坚定不移。因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高副司令身上一点都看不见。但高副司令的好人缘在一分区却是第一流的，他从不急不恼，对任何人都没有架子，一视同仁。他永远是笑哈哈的……

从道士关出来，继续向东北走，就出了今天的白洋坨风景区，进入了易县境内的南大平地。当年杨成武大队从梯子沟脱险，在道士关没有停留，不顾疲劳继续前进，在南大平地才松了一口气。在南大平地，杨成武突然感到饥饿难忍，这才想起来，他一天一夜没有吃一口东西，以前因为高度紧张，不感到饥饿，现在走出了危险境地，他才真正感到了饥饿。

他想起来，从张家庄出发的时候，炊事班给他留下了一大缸子饭，等到他一提起来，才发现这缸子饭已经被高鹏给吃掉了。

杨成武没有任何怨言，他空肚子灌了一气只加了几粒味精（当年缴获日本的，叫“味之素”）的冰凉的井水，接着又带队前进。

而黄寿发却气愤不过，说了一句直到今天一分区干部们还牢牢不忘的话：你看你（指高鹏），就知道吃。全一分区干部都是瘦子，只有你一个胖子……

 
                                梯子沟突围路线全过程

                                       从花塔山到梯子沟

                                    从梯子沟到道士关

                                 从道士关到南大平地

南大平地的下一站，是更加安全的旺家台村。记忆好的人，我在前一次谈到1939年的白求恩来到一分区，也是从唐县过来，走南大平地，到达旺家台的。那时的旺家台是一分区一团的卫生队所在地。白求恩在这里做了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手术。

在旺家台，这支队伍才得以埋锅造饭，杨成武吃了这一天一夜以来的第一餐饭。

当年的八路军，基本上是由一群农民组成的部队，知识分子也都是农民习气的学生组成，自由散漫惯了。1941年梯子沟突围回来，“高副司令是甩手掌柜的——嘛也不干”就传遍了整个司政机关。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垮台，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也被撤职。沈阳清除邓华余党，当时担任沈阳空军副司令的高鹏就这样被揪了出来，但他的核心罪名只有一个，就是“嘛也不干”。

从今天来看，这是一个最轻不过的罪名，从各方面找不到你的短了，才找出了这个不是罪名的罪名。可惜高鹏的承受能力极差，他最终选择了自杀。

 
 高鹏在一分区七年，这是他唯一一张“工作照”：高鹏在蔚县军民联欢大会上演讲，1937.11 沙飞摄

注意：此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是“国社党员”。

1944年，有人说是在年初的一分区整风会上，也有人说是在那年秋天与杨成武的分手时，高鹏说了一席肺腑之言。他说，我这个人毛病多，假如换一位领导，我不定都死过几回了。幸亏赶上个杨成武，我才有了今天……

小结一下：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你如果坚持抗战，不当亡国奴，就只有两条选择：或者跟着国民党、或者跟着共产党。追随共产党的精神动力在于人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不以追究个人利益为宗旨的。

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尽管都嘴里喊“民主”，但都不是民主的制度。只不过共产党廉洁，国民党腐败。因为民主的基础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从没能掌握国家政权。

毫无疑问，赵侗带领的国民抗日军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混合体，但其基本成员是以理想主义为出发点的。赵侗先是选择了跟着共产党，但发现不受信任之后，又选择了与共产党决裂，跟着国民党的道路。

高鹏没有主见，他一直是跟着赵侗一起走的。从北平抗日，到归属晋察冀八路军，都是如此。赵侗与共产党决裂，高鹏如果不是身在晋察冀，被一个共产党群体包围着，他跟着赵侗投靠国民党的可能性很大。

高鹏的无能无为，没有个人主见，是他可以担当赵侗的副手，以后是杨成武的副手的重要原因。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他是跟随型的，不是首创型的，他永远没有当一把手的能力和野心，不会对一把手的权力构成威胁。

诸君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趣事杂谈——“橘生淮南”的故事

朋友，近邻，军人夫妇，科研人员。有一子，年十七，甚聪慧，亦为顽劣无赖之徒。因行为不端，惹事连连，父母头疼且无奈。

今年暑假，因孩子考试成绩颇好，于是家庭奖励，决定送他去日本旅游。正好，父母有积存未休的假日二十多天，全家三口人可以一起同行，到日本小住近一个月。他们分别居住于在日华人朋友家、日本朋友家、旅馆三种。

 
                                京都是必须要去的

从日本回来，朋友找到我，说最大的收获，是发现孩子在日本变了。

变什么样了？

朋友全家人到日本，除了到名胜旅游地要住进旅馆，其余时间都住朋友家：在日中国人家庭和日本人家庭。朋友最初怕孩子出丑，再三叮嘱注意事项，不可粗野、不可鲁莽、不可没教养、不可斯文扫地、不可……等等等等。

但想不到的是，从成田机场刚一出来，日本的街道之干净，社会治安之好，人们相互间彬彬有礼，商店餐馆服务之周到，都让他们赞叹不已，像进了君子国。好像感受到这一切，孩子立即像换了个人，举手投足无不文质彬彬，待人有礼貌，说话不高声、行走不张扬、做事不喧哗，尤其横穿街道走人行横道、看红绿灯之类，不亚于日本人。

 
                 在日本，赶上了看“花火”，中国称之为“放焰火”

等住了下来，惊奇的事接连不断。

与日本房东接触，那“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はよございます”、“こんばんは”、“こんにちは”，都说得十分利索，敢情来日本之前就演练了多日。就是在中国从没有的礼节、客套，比如吃了人家招待的饭，说一句“ごちそうさま”，也令父母惊讶不已。

还有搞房间卫生、洗衣服、按日子分类扔垃圾，这些在国内孩子从不去做的事情，在日本都学会了做。有一户日本家庭的孩子在超市打工，他居然也跟了去，免费给人家打了几天工，受到了人家的一致好评。于是，孩子竟然成了这些日本家庭和在日华人表彰的对象，夸他懂事，夸他成熟，俨然“学生之典范，青年之楷模”。

 
          冷不丁想起来，俺一个汉口的老朋友，就住在大阪淀川毛馬橋那一端的楼房里

短短的不足一个月，二十七天，一晃即过。接近了8月末，孩子眼看要开学了，大人的休假时间也到头了，只能一起回来。回来不足三天，孩子旧态重返，又变成了大少爷一个。

在家里闲聊时，父母曾问过他，为什么有这天地一般的差别？他说，在日本，人人都要守规矩，走到哪里都是这样，好像有一层严格的约束，稍一不守规矩便十分扎眼。回到中国，那层被严格约束的感觉没有了，人人都不守规矩，谁守规矩就要吃亏，就要被这个整体都不守规矩的社会淘汰。所以，为了能适应这个环境，为了生存，人们就只能破坏规矩。

朋友对我讲过，还补充说，你看，如果这处处守规矩的日本人在中国，绝对没有他们的活路。

我听了，半晌无语。那一时间，你要问我有什么体会？

我只能说，我清楚看到了现实版的《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趣事杂谈——莲藕的故事

我们是湖北佬，可能是遗传基因的缘故吧？食莲藕的次数要多一些。尤其藕粉，几乎每天都缺少不得。

诸位可能看到过莲藕的摘采过程，最艰难的是每年冬季，正是一年中莲藕收取的最好时光。农民现在有可以防护大半身的下水服了，在满是积水淤泥的藕塘里，一根根的脚踩，然后是手摘，洗净，装运回来。

 
                          这是湖北洪湖的采藕，十分不易

看到农民采藕如此不易，分外辛苦，我们就有个共识；在市场里买莲藕时，从不还价，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算是对采莲藕人的一点补偿。

莲藕买回，我们通常是三种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做法，或炖：湖北佬常用的做法，就是排骨炖藕块；或凉拌：开水焯一下，大量姜末、白糖、酱油、香醋，滚油炸干辣椒一浇，即可；或炒：细长藕条，炒肉、素炒都行，我们多用糖醋口味。

我们不喜欢复杂的做法，也炸过藕盒，因为费事，用油也多，非健康食用的方法，故废去不用。

买藕，我们尽量挑选九眼藕，藕身浑圆饱满，短粗壮者为最好。炖吃的藕要挑老一点，靠根部；凉拌吃的藕要挑嫩一点，靠上层。买藕，特别注意要两头无破损。因为莲藕长在淤泥之中，一旦破损一点，淤泥就会流进去，你再仔细洗刷，口味已不同了。那股土腥气你是怎么也洗不掉的。

 
                             现在九眼藕不少，北方七眼藕也很常见

前天去买藕，现在卖菜的蔬菜大车已经每周两次开到小区中间，送菜上门了。夏天的莲藕，与冬天的莲藕有所不同，但同样好吃。我买菜、挑藕，没有问题，两头都完好，滚圆壮实，所以也似乎格外压秤。

买回来，就要吃，先用刀切去两头，然后刀刮外皮，洗净食用。

想不到这一刀下去，只见从藕身里流出一股污水，待污水流尽，藕眼里满是污泥。眼见是根本无法食用了。即使洗刷干净也不行，那股土腥气你是洗不掉的。这两节藕的藕身完好，两头齐整，这污水污泥究竟是怎样流进去的？令人费解。

清代诗人阮元的《吴兴杂诗》，我记得很牢，那一句“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讲的是景，可也是在讲道理。清代的这个“吴兴”，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

 
          俺应城老家田店南1公里处的王店村，可以清楚看到稻田、藕田和菱角的混种

哈，不说了，想家了。想俺那个湖北乡下的老家了。

      趣事杂谈——党费的故事

朋友是一家部队医院制药厂的厂长，药学专业。当年部队还允许经商时开办的企业，后来下了文件，部队一律不得经商，这家规模很小的制药厂也下马了。下岗了的朋友被闲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早就办了退休。最近，她的退休关系被交到地方——说白了就是街道办事处。

上个月的一天，朋友到居委会，她所在的街道党支部去交党费——这是她几年来的第一次交党费。自从这个党严重腐败以来，很多入党资历很深的老党员都拒交党费。拒交的目的，是同那些盘踞在各级领导岗位的腐败分子一刀两断。

一位懒散的女职员将她交来的钱扔在一个抽屉里，在一张表上找到了她的名字，在她的名字后面画了个勾，便不再理睬她了。她好奇地问：“完事了？”

回答是：“当然完事了，你还要什么？”

“不给个收据什么的吗？”

“我们从成立到现在，从没给过收据什么的。”

“那我怎么知道你收到了我的党费，又用于何处呢？”

“你不需要知道，这是组织的事，不是每个普通党员都应该知道的。”

“那你把钱退给我，我不交了。”搞药学的人，比较叫真，一丝一毫都差不得，朋友的执拗脾气登时犯了。

“你，不交党费？要干什么？”对方没有料到这个情形，顿时瞪大了眼睛。这时，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都被吸引了过来。

朋友坦然地说：“我好多年没缴党费了，再多一个月、几个月不交，也没有什么。我们那里很多党员都长期不缴党费，为什么没缴？是因为缴与不缴，都一个样。现在贪官污吏横行，党组织涣散，如同贪官污吏的手中玩物，随意处置。你们对收党费如此随意，每个月收到的钱不是小数，你们却连个像样的收据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你们把这些党费都怎么样了？是吃喝了，还是都分掉了？我们怎么会愿意缴钱供你们去挥霍呢？”

办公室里的这些人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从另一个房间走出一个负责人的模样，对她说：“谢谢你提的良好建议，这回先给你打一个字条，我们马上把收据给补上。”

补没补？不知道，因为朋友至今没对我说。

      趣事杂谈——借钱的故事

朋友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名字不必提了，一个“很司机”的名字。大学毕业后，朋友在一家大公司下面的小分支机构干事，因为能力不强，多年来只混上个小头目什么的，苦兮兮的。朋友的夫人在一家大医院当护士，收入比他要高多了。

有一天，久未联系的朋友突然找上门来，说单位经营困难，资金缺乏，于是公司领导层提出要高利息内部筹款，年利13.6，为期一年。利息高，自然风险就大，他们不敢全部投入进去，所以前来找我求助，希望能帮助他一些钱款。

那一次，看到老同学一脸懊丧，低眉垂眼，我才知道他曾跑了很多地方，但无一例外都碰了钉子，我顿时升起恻隐之心，要帮他一把。

我欣赏朋友的诚实，他如实对我讲了这里面的一切。没有用老爸老妈去世、老婆被车撞、孩子重病求医之类的谎话骗我的钱。他如实讲了他既眼红这个高利息，又害怕这里面的高风险，于是找我借钱。我欣赏他的诚实，于是就借钱给了他。这笔钱数目也不大，相当一个人四个月的工薪，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万一损失了，颗粒无收，我的经济上也承受得起。

临分手前，朋友给我打了一张借条。我对老同学说，他这一次要得太急，我来不及筹款。如果时间富裕的话，我再筹到多少还是有的。

事后一位老朋友对我说：可能就是你最后的这句话，为你挽救了这个本钱。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大约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朋友打电话过来，说返还的钱到账了，要我去取。我心里有点不快：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借钱时，你找上门来；还钱时，你不送上门来，反倒要我去取，涨行市了？

但老同学嘛，不必那么计较，有些人了；有些人在礼节上是不太注意的，你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

我带着老同学一年前给我打的那张借条，去了老同学公司的办公地点。这个地方在北京大学附近，一长排简易房子的把头一间，房间很大，里有十来个人的桌椅，都坐着人。我暗自夸老同学的心细：借钱可以私下里操作，但还钱一定要当众进行：万一我要是收到钱事后不认帐耍赖了呢？还有证人在这里呢。

坐在老同学的办公桌前，老同学从抽屉里取出钱，一五一十当面点清，一年前我借给他的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都还给了我。

可能有心细的好事之徒会叫起来：不对呀，还应该加上利息才对。他给了你多少利息？

一分没有。利息是他们公司给他的福利或奖励，当然没有我什么事。

钱数点对，我还给了他那张借条，心里也暗自庆幸：幸好我没有为他筹款揽钱，否则我将要赔出多少利息。

看到我正要把钱收起来，老同学及时说到：“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们公司今年继续开展高利息筹款，我记得你上次说过，如果时间有富裕的话，再筹到多少还是可以的。我们有近一个月的筹款时间，你是不是把这笔钱，还有再筹到的钱，继续都借给我？”

我说：“很抱歉，现在到处都钱紧，筹不到钱了。我这笔钱也有用途，我已经从银行购买了一款理财产品，今天马上要送钱过去。”

“理财产品？年利多少？”

我说：“年利3.5，比银行定息存款的2.7要高……”

朋友一听哈哈大笑，带着炫耀的神色看着周围的同事：“你呀，你还好意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笑话。你这个理财产品的年利，不过是我们的零头，你还是把钱放在我这里好了。”

我压低声音，但全办公室的人都听得见：“我买的理财产品利息虽然不高，但我的本钱，我的利息，收入都落在我的钱包。而你的利息虽高，可本钱是我的，利息你全部占有，我一分都得不到。我为你筹得钱款越多，你的收益越大，我的亏损也就越大。你说，我是把本钱留在自己手里的好，还是放在你这里好？”

我话讲完，他目瞪口呆的坐在那里，整个办公室里鸦雀无声。

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无利不起早”，有贪念是很正常的。但要贪念有度，不能无边界。生意场上有一条最起码的原则，叫“利益均沾”，而不是“利益独占”。而“利益独占”，只能是一个人自私到极点时的昏庸表现。一个人越是贪婪到极点，他的表现也越就愚蠢到极点。所以，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到他的“诚实”，还要看到他是否有不加掩饰的极端自私的贪念表现。

这样的人在生意场上还能有合作伙伴吗？

呵呵。

   理论研究——关于“民间学者”和“官方学者”

我最近写这几篇小杂文，是为了做一个缓冲和放松，为我正在做的一个研究课题在精神氛围上调剂一下。也巧，最近出了两当子事，引起了我的深思。

一件是“著名作家萨苏”（引用姜克实教授语）因为一件史实镜头的引用和解说出现失误，受到众多媒体及个人的攻击。

我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说明，我也会经常出错。我研究1939年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应该是下功夫较多，比较到位的，但也会出错。我在分析研究1939年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时候，一直对雁宿崖战斗结束后，黄土岭战斗打响之前，纪亭榭突然被撤去三团的团长职务感到不解。临阵换将，为之大忌，杨成武不能等这一仗打完再说吗？

所以在很长时间，我始终都认为纪亭榭被撤职，是三团、当然也包括一团那些红军资历的营团级干部强烈呼吁的结果：一是纪亭榭确实不属于“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之列；二是他的确没有红军的资历难以服众。

但实际上不是。纪亭榭被撤职另有原因。直到最近，我看了王端阳的文章才找到答案，原来撤换纪亭榭的命令，并不是出自杨成武一分区和晋察冀军区，而是来自延安或八路军总部，为的是防止纪亭榭同南下的赵侗遥相呼应、相互配合。

还比如，黄土岭战斗尚未结束，接替纪亭榭的新任三团长邱蔚，已经自作主张的下令返回，连跟一团长陈正湘打声招呼都没有。我以前把这个现象看作是老资历红军领导干部的随意和任性，现在看来，下这个结论有点草率。

邱蔚其实是很厚道的人，雁、黄战斗的一个多月前，1939年的9月，据说三团的几个红军干部营长，一营长赖庆尧为首，已经多次向副团长邱蔚反映团长纪亭榭指挥“不行”，邱蔚当时并没有搅进去，而是要他们越过自己这个副团长直接向杨司令反映。

邱蔚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其实1938年的阜平保卫战，一分区部队打的东西庄战斗，这是纪亭榭被任命为团长后指挥的第一仗，已经明显表现出他的指挥缺陷。日军的一次进攻被打退后，纪亭榭亲自带领大家冲出阵地，一个反冲。当他回来后，在阵地上代替他指挥的团政委袁升平、副团长邱蔚中了日军的毒气弹，告诫他说，你的任务不是冲锋，而是守住阵地。你放弃阵地不管，日军一个穿插，把阵地占领了可怎么办？

战后，杨成武介绍说，纪亭榭这个团长是聂司令推荐的，他没有撤换权。纪团长第一仗虽然有缺陷，不代表将来不会打好。有谁是天生的指挥员，多打几次仗就懂得指挥了。于是调整过来几个营长，补纪团长的不足。

雁宿崖战斗之后，杨成武突然下令撤换下纪亭榭，但没有跟邱蔚讲出内情，只说是上面的命令。邱蔚心里忐忑不安，以至于打黄土岭战斗心不在焉，战斗没完就带领全团撤了下来，他是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问题？

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三团返回的半途中，邱蔚与团政委袁升平商量了一下，准备了一个“大礼包”，从缴获的生活物品里汇集起来的，给纪亭榭，是“安慰”还是什么用意说不清。但一肚子委屈的纪亭榭收到礼包后，当即把这个“礼包”拆开，把东西分给身边的人。

这属于因为史料的不足，我判断有误，出现了理解错误。

检讨对比一下，我与萨先生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方面。

相同的方面，别看萨先生在电视镜头上频频露面，与官方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密切，但他本质上同我一样，属于民间学者而不是官方学者。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依靠官方的定期俸禄而生存的，他必须要自己打拼，靠自己的稿费、出镜费来生存。我可以埋头研究，长期默默无闻而不问世事；他却必须要靠广泛宣传来扩大他的知名度，以使他写的书畅销，他需要靠稿费生存下去。

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与萨先生不同的地方。我以研究为主，他以宣传普及为主。我关注的是一个“点”，晋察冀十二年战争的一个局部问题，力求与“精”；他关注的却是几个“面”，晋察冀抗战、中国抗战，前两天看见他在电视节目里大谈抗美援朝中的铁原战役，令我吃惊：他真的成了中共军史专家了，什么都懂。关注面如此广大，都一一去做细致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精”，成为他的软肋。很多人说他“忽悠”，原因于此。

还有一件事，值得关注。前不久，一位研究战争史的学者突然去世，不提他名字了，以免对去世者不恭。我注意到在对他的介绍中，特别提到了“人们都以为他是民间学者，其实他是某军事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员”，即官方学者。

奇特的地方在这里：一个人去世了，在纪念他的文字中却非要强调他与民间不同的官方身份，就好像在说：“你们以为他是老百姓，不对，他其实是官吔。”

这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也反映出我们今天这个国家真实的社会性质。

起码在今天，2016年来讲，中国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完善的民主制社会，而是具有共产党政治背景、又具有初级民主形式的官本位的社会体制。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如此。

中国目前的“初级民主形式”，决定了这个社会留有民间学者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存在空间；而这个“官本位的社会体制”，决定了官方学者比民间学者具有更优势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

官方学者是吃“俸禄”的，有住房、有医保、有养老，这一切都是那些民间学者望尘莫及的。还有不可小瞧的官方地位，你今天到北京市车道沟西里的解放军档案馆去试试，说你要查看战争期间的某些史料。你拿得出相当级别的介绍信吗？没有介绍信，仅有你一个“民间学者”的称呼，谁拿你当个葱？谁拿你当个蒜？“民间学者”，那是好听，实际上，你就是元代社会划分的那个“九儒十丐”中的“儒”，只比乞丐强点。

官方学者体现着“体制内”学者的一面，而民间学者体现着“体制外”学者的一面。所以，官方学者必须“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因为你是人家“养着的”；民间学者则没有这个必要。据我的观察，老萨基本上做到了“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几乎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但“人有失误，马有失蹄”，老萨偶尔出个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老萨有点看不大上眼的姜克实教授，也属于体制外的民间学者，从姜教授：“讲历史要做到对每一句话负责，根据在哪都要说清楚，更不要受政治的摆弄，讲什么阶级立场、民族立场、党的观点。史论中也不要使用形容词。先把近代史、党史从宣传和神话中解放出来是最重要的”、“党史研究直到现在，似乎也不欢迎讲实话”的这些话来看，姜教授远比老萨走得更远，也更大胆，因为他不靠国内这个市场的稿费为生。

看到这里，你对老萨靠稿费生存的处境是不是多少有了点同情和理解？民间学者，真的是生存不易。

在老萨的出镜中，他更多的是引用日本及国外发现的史料，而不是官方史料，就说明他是与官方学者有明确的区别。当然，有错，当然要批。不然会谬误流传，贻害后人。作为民间学者，没有集体的力量来把关，只能靠“文责自负”，出错时难免的。

有错，改过来就是了。

老萨是民间学者，没有靠山后台，也没有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什么的为他撑腰。他跟我一样，靠的是个人努力和孤军奋战，没有任何“组织”在他身后。一旦名声受损，书销不出去，他没有“俸禄”收入，你让他去喝西北风？

但民间学者又是中国社会目前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你都靠官方学者，一言堂，一个腔调，“自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不就成了“党文化”了？这个社会再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像文革中一样？谁当权就跟谁跑？那怎么得了？

官方学者，一个“官”字决定了他的性质，拿谁的“俸禄”就跟谁走。如果历史让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那样的人掌权，官方学者们同样也会二话不说，跟他们走。这就是官方学者与民间学者的最大不同之处。

说官方学者眼盯着“上面”，不是虚词，而是事实。我们谈“狼牙山五壮士”多少年了，作为解放军的最高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仔细研究过“狼牙山五壮士”吗？从来没有。这几年人们关注“狼牙山五壮士”，于是从官方机构到民间舆论，所传之词谬误不少，足见都是临时抱佛腿，研究得非常不到位。

我们这个社会，不要“欺软怕硬”，给民间学者一点宽容，让他们生存下去，不是坏事。

易县抗战旅游的精华在狼牙山南，而不在山上

人们去易县参观一分区八路军故地并瞻仰狼牙山五壮士殉难处，都习惯往山上走，而忽视了山南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建在北娄山的烈士陵园。其实，狼牙山南才是一分区八路军活动的区域，狼牙山上只是几次鬼子扫荡同八路军小规模战斗的地点。

所以，当我听说正好一周前的上个周一，8月29日，又有一些一分区子弟和八一厂子弟去了易县，也按照众人参观易县的老习惯直接去了山上，我说：“外行人往山上跑，内行人往山南跑。”

你想，抗战期间的一年365天，一分区所辖的八路军大都是在狼牙山南的广大地区在活动，只有在鬼子到一分区扫荡的那几天，才有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在狼牙山上与日军周旋，总计不过一年时间里的几天。其实，有许多一分区八路军在狼牙山南地区生活过许多年，但从未到过山上，所以山南地区才是八路军生活战斗的故址故地。

当然，山上建有一碑一馆，不可不看。但人们通常以为：参观了这一碑一馆，也就完成了对一分区八路军的了解，于是打道回府。这是外行人的做法，是一窝蜂的做法，就像是“大跃进”，人们都有个“从众”，好热闹的心理，一窝蜂都来到山上，看个热闹又扭头回去。别人，外行人，广大群众都可以这样做，唯独父辈在易县一分区战斗过的后辈子弟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应该到山南地区再看一看。哪怕绕个弯也好。

这就好比：热闹繁华之处，未必是真学问之所在；寂寞冷清之处，却往往能悟出真谛。

狼牙山南的一分区八路军故地主要都有哪些值得一去？

我曾归纳出五个字：“南北周慈小”。这五个地方，都曾经是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一分区其他领导机关，还有主力团的驻扎地，也都距司令部不会太远，在这五个地方附近。

我逐个介绍一下。这五个地方，有四个易县地方和一个满城县地方。

“南”，指的是易县的南管头村，后来的南管头镇，今天的狼牙山镇。一分区八路军进入易县之后，1939年初，第一个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与此相对应，一分区政治部设在北管头村，一地委、一专署，也都在这里。1939年的一分区几次重大战斗，比如攻打大龙华、雨季战斗、麻田岭战斗、雁宿崖及黄土岭战斗等等，都是在这里做出的决策并进行指挥。1940年一分区司令部搬走，南管头村因为村子大，交通便利，多次用作一分区教导队和战线剧社所在地。

1939年冬初，黄土岭战斗刚结束不久，那天晚饭，司务长搞到了猪肉和白面，吃饺子。晚上天临黑之时，杨成武发现日军的飞机在头上飞过，但没有轰炸。这使得杨成武警惕起来，他临时做出决定，夜半时分，南管头村的司令部和北管头村的政治部趁夜深紧急转移，到满城县慈家台村。但他和司令部几个头头都没有走。后半夜，日军果然偷袭，占领了北管头村，并向南管头村摸进。杨成武众人急忙向上下隘刹村方向转移，这才躲过一劫。

还有件事不能不说，1941年日军对狼牙山的秋季大扫荡，日军把南管头村作为驻扎地，从这里登上狼牙山进行扫荡。刚一上山就遭到七连连长刘福山带领的两个班的坚决抵抗。

 
                                          南管头村

                                        北管头村
 

“北”，指的是易县北娄山村，今天北娄山烈士陵园所在地。这里原本是孟阁臣司令部所在地，1940年成为新的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这个村原本绿树成荫，流水潺潺，被彭家老爹称赞为“最具江南特色的一个地方”（今天不知道怎么样了？）。与此相对应，一分区政治部在南娄山村，一地委及专署领导（此时从原来的一专署改为三专署）在西娄山村，专署对外办公机构设在松山村。

 


                                          北娄山村

“周”，指的是易县的周庄，1942年的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当时杨成武身兼一地委书记，所以一地委机关也设在这里。与此相对应，一分区政治部在旁边的岭东村，三专署设在偏东的小村裴庄。

周庄在用作一分区司令部以前，很长时间是晋察冀党政军领导机构在一分区的办事处和招待所，用来接待并审查来自敌伪统治区知识分子和地下组织人员的所在地。也就是说，是一分区境内最安全的一个村子。司令部占据周庄，可以看出一分区的处境日益恶化。

岭东村，很长时间一直用作一分区政治部开会的所在地，很多一分区党代会、政治工作会都在这里召开。这个村子1943年下半年才被放弃。

 
                                       周庄

                                      岭东村

“慈”，指的是满城县的慈家台村，1943年形势恶化后，一分区司令部迁到这里，1944年初的一分区整风也在这里。从这里起，由于一分区司令部机关和政治部机关的人数减少，两个机关的干部们都挤在一起。地委、专署机关在附近的芝兰沟村。

还要补充一句，1944年10月，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因为无法马上成行，在慈家台小村住了一个多月，等待能出发的日子。三团驻扎在慈家台村附近的刘家台，担任保卫任务。终于在1944年的12月底，杨成武动身出发，彻底离开他亲手创建并领导战斗了七年的一分区。

 
                                         慈家台村

“小”，指的是易县西部的小兰村，抗战八年期间一分区司令部的最后一个驻扎地，政治部也在一起。杨成武走后的一分区四巨头：司令员肖应棠、政委杨士杰、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龙道权、参谋长马辉都在这里。一分区也在这里接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小兰村

                                    小兰村内

                            小兰村人家，刘峰照片中有此一景

                                    小兰村小学

其余重要地点，还有干河净，今天的甘河净，很长时间用作一分区卫生部所在地，俺太太的大姐1945年就是在这“疙瘩”出生地。还有七峪，一分区供给部所在地，一分区几个被服厂、兵工厂都设在七峪周边的几个山旮旯里。刘峰拍摄的一分区抗战老照片中，卫生部的照片不多，但供给部的照片正经有几张，从中可以看到七峪的风貌。

 
                                          今天的甘河

                                      甘河水其实很浅

                 一分区卫生部所在地——甘河净村，过去的干河净

狼牙山南的主力团驻地，一团最初在界安、林泉、松山、团山、沙岭，一度登上狼牙山老君堂，最后在满城县刘家台踏上了去延安之路。三团最初在塘湖，以后迁到界安，1941年秋就转移到了满城县，到1944年底护送杨成武离开一分区过铁路线后，调往蔚县参战，以后再没回到满城县。二十五团基本上由易县自己的子弟兵组成，从塘湖迁到牛岗后，再没换地方，直到抗战胜利，离开易县。

至于一分区卫生部几个不断变换的卫生所，当年也叫休养所，那就更不胜说了。七峪附近的水泉休养所，杨成武大女儿杨毅（杨易）的出生地；旺家台休养所，白求恩最后一次动手术的地方。还有桑岗卫生院，听名字，你就知道比休养所高了一级，可以动手术的地方。

 
                                  旺家台村（远景）

                                 旺家台村（近景）

还有东西水村，更值得一提。这个小山村因为地点隐蔽，1939年以前是孟阁臣部队卫生部所在地，以后是一分区东部卫生院。1941年秋七连登上狼牙山担任掩护任务以前就隐蔽在这里。1942、43两年这里是一分区机关干部休养所。1943年秋冬被日伪军占领，在这里修建了据点炮楼。现在的东西水村建有农家乐庄园，每年的夏秋是这里风景最好的时节，值得一去。临回来时，不要忘记买上大批柿子、核桃回来。

 




                                           东西水村

  有关1942-1943年满城县三团的一段记忆

这些日子，我在整理有关一分区1942-1943年往事的时候，有一段记忆很有意思。

在以前，我曾经谈到狼牙山五壮士往事的时候，在图片中间插进过一段彭家老爹的回忆。他说，当年一分区政治部不定期的对各主力团、各游击支队的指导员、副指导员进行讲课，讲些政治理论、国内外形势什么的，这就是“提高培训”。

讲课地点一般挑在各团位于中心地带的某座小庙，距团部和团政治处不远，与各位指导员、副指导员到来的距离也尽可能大体接近。我以前介绍过，当时的一分区分为东线和西线两个战场，四个战区；每个战区各有一个主力团和一个也属于团级编制的游击支队。

比如，一分区的东北战区是一团和易定徐支队；东南战区是三团和保满支队；西北战区是二十五团和过去的二区队、后来的龙华支队；西南战区是二十团和涞源支队。各主力团不用说了，指导员就是连指导员；但各游击支队则称作“中队指导员”。

我曾评论过，一分区能有这个军事布局，与一分区的军事实力强于其它军分区有很大关系。很少有军分区像一分区这样，手里有四个主力团，还有四个地方游击支队，很容易就划分为东西两个战场和四个战区。

对各团担任讲课任务的一分区政治部干事，一般都由宣传科的干事来担任。政治部三大科，组织科、锄奸科从来不承担讲课任务。所以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曾经把一分区干部分为三类：卖命的、卖力的，还有“卖嘴的”。不用说，一线的战斗部队都属于“卖命的”；而机关干部们一般都属于“卖力的”；最后的宣传科这些干事们就被他划到了“卖嘴的”的行列。

1942年初，徐德操来，黄寿发走，到十一军分区任司令员。临走时，杨成武高瞻远瞩，要罗元发转告黄寿发，从政治部挑几名干事带走。黄寿发当时勃然大怒：老子是去平西打仗的，又不是去卖嘴的，结果只和被任命为十一军分区参谋长的熊奎一起去了平西。

结果呢？不到一年，黄寿发就被撤职，而整理出黄寿发罪名进行上告的，恰恰是他看不上眼的那些政治干事们，但此时已经不是他熟悉的一分区政治干事，而是肖文玖领导下的十一军分区政治部那些干事们。当然是在坚硬后台肖文玖的坚决支持之下，十一军分区政治部整理出了黄寿发的几大罪状，上报到晋察冀军区领导层。如果当时有一分区过去的几名政治部干事在十一军分区政治部，从中通融缓解一下，黄寿发不至于吃那么大亏。

1943年初，从平西十一军分区惨然回到一分区的黄寿发，被杨成武指着鼻子问：你明白了吗？

黄寿发说：我明白了。

杨成武又问：你明白了什么？

黄寿发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来。

杨成武叹一口气：你还是没有明白。告诉你吧，你永远不要小看了秀才。别看秀才拿不了刀枪打仗，但自古“秀才杀人不用刀”呀……

哈，又走题了。再回到当年，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给各团、各游击支队的指导员们上课。当年谁跑的西线不大清楚，但长跑东线的，彭家老爹跑一团、钱丹辉和吴文光跑满城县的三团。钱丹辉最初认识葛焰，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

经常到满城县三团讲课的是吴文光。1939年12月，黄土岭大捷之后，原晋察冀联大——华北联大一批干部调进一分区，吴文光是其中之一。调来后在战线剧社担任政治教员，以后任副指导员，然后调进政治部宣传科任专职的政治教员，也是到各团为指导员们讲课最多的一位教员。

虽说挑选上课的地点小庙在团驻地中央，但距各连、各中队的距离还是有远近的。那时通过电话飞线通知下去，距离近的当然先到，距离远的就会后到。小庙一般是团部某个部门先占下的，地上铺满了稻草，人们一进庙来，就横七竖八倒在了稻草上。为了省电，错了，应该是为了节省灯油，等人到齐了才点上油灯，所以人们都倒在稻草上，海阔天空的“吹牛”，今天叫“侃大山”，边聊边等后来的人。也有从不参加聊天，倒头便呼呼大睡的指导员，那时吃的不好，睡眠又少，体力普遍不支。

先到的指导员们除了相互寒暄之外，或者私下里托来讲课的宣传科干事给组织科、锄奸科带过去某种信息。彭家老爹说，当时的指导员徐正冲，就托他回到政治部后，向锄奸科科长杨德才汇报：说另一个指导员蒋志刚“落后了”。那时侯一分区锄奸科，已经秘密安排蒋志刚伪装落后，准备打入敌人内部，这些布置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的，徐正冲并不知道。可惜蒋志刚费尽心机打进去后，还是被敌人识破，最后在保定英勇牺牲。

扯闲话，最多的还是谈吃的东西。那时的肚子里没油水嘛，整天就是馋好吃的，什么好吃就聊什么，今天叫“精神会餐”。每个人都把自己心里认为是最美味的好吃的抬了出来。有人说要吃“一个肉丸的饺子”；还有人说干脆把那张饺子皮都省了，就吃“大肉丸子”。还有说吃“方肉”的，敢情就是一大块四四方方的猪肉，白水煮得烂熟，然后用酱油蒜末调味，白嘴干吃。

一个老一分区对我说，你父亲心里头最好吃的（我猜应该不是在这样的指导员的聚会吧？应该是其他的聚会），一说出来就把大家给逗笑了，原来他最想吃的是湖北的“豆皮子”。大家说，放着大肉不吃，吃什么“豆皮子”？以后我去过武汉许多次，武汉街头的豆皮子我吃过无数次，但各处的餐馆，各种的口味，从最常见的“三鲜”和比较新潮的“海鲜”口味都吃遍了，也从没吃出个所以然来。这还叫“美食”吗？不过是很普通的一种地方小吃罢了。

后来看电视介绍的“老汉口”节目，原来解放前的“豆皮子”和解放后近些年来的那些知名的“豆皮子”并不是同一种食物。解放前的豆皮子吃法很简单，豆浆煮开，将上面的豆皮子挑出，晾干后切成细丝，麻油葱花一拌，便成美食，简单至极。俺家老祖母祖辈食长素，家里很少见油腥，所以俺家老爹回忆美食，也自然是素食，不是肉食。其实这位湖北佬回忆“豆皮子”，还有对自己远方家乡母亲的一种怀念在里面。

聊完美食，还要聊抗战胜利后都干些什么？当然每个人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决定要留在部队里的人最多——抗战胜利，也不能放下枪杆子。你看咱党的教育多深入人心。

当问到刚进门来的三团侦察连指导员王栋的时候，他只说了四个字：“我要读书。”

这在当时三团、保满支队的众多指导员、副指导员中间属独一份，没有第二个人跟他的想法一样。

“咦，……”，大家一下都愣住了，你这小子，党要你拿枪杆子，你这个土包子，反倒想去当洋学生了，快说，你小子怎么个想法？

王栋说，俺那个斋堂老街上，你看那些流传深远的大户人家，门前都有一副对子：“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他们怎么不是“刀枪继世长”呢？因为动刀动枪的难以长久，有文化才是正根，才能流传长久。再说，抗战胜利，和平了，老百姓打心眼里要的是和平，不是打仗，要那些刀枪干什么？还不如早一点去当学生学习的好。

1949年，新中国建立，当时任六十五军后勤部卫生处政委的王栋，不顾在军队里的远大前程，坚决要求脱下军装，进大学学习。

讲这段回忆的吴文光，当时是宣传科干事，专职政治课教员，以后担任冀察军区政治部文化科科长，文革前担任吉林省文物局局长。他讲起这段往事，说：“你看现在的王栋，已经是代表中国的驻外大使了，放在几十年前的那次三团指导员听课会上，大家还都是同一个起点，一群灰头灰脸的土八路，满脑子都是枪杆子，但只有他一个人想着学习。不简单呀！”

谈冀中《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中的一分区部分

1942-1943两年，冀中的火线剧社曾经在一分区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的故事从王端阳为他母亲刘燕瑾出版的那本《女兵日记》谈起。但不是讲其全部内容，而只讲其中的一小段，日记开始之时的1943年3月到5月份，在一分区三团防区内避难的那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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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王端阳

刘燕瑾是老北京人，是北京被称作“旗人”的满族人（一分区的满族人也有不少，比较知名的，有团政委张如三和战线剧社指导员胡旭）。她父亲是二十九军的军医，以军医的收入养活全家。1937年秋天北平沦陷后，她父亲下落不明，全家人的生活出现危机。1938年，十五岁的刘燕瑾到冀中参加了八路军，被留在当时的火线剧社。当时在晋察冀、挺进军、冀中这三大八路军中的来自平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应该不少于上千人吧？

1942年“五一大扫荡”冀中沦陷，冀中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都突围来到了相邻的晋察冀，被安置在一分区辖区。其中，火线剧社成员也突围来到了一分区。

在当时一分区三团连指导员高粮的回忆录中，记载着：“5月初（1942年），我们奉分区杨司令员的指示，到易县与定兴交界的山外去迎接从冀中突围出来的十分区部队、火线剧社和冀中军区教导队。”

高粮这个连迎接从冀中突围出来的部队，十分不容易。因为冀中的突围部队一过铁路线就被敌军围困起来，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冀中的这支突围部队边打边前进，非常艰难。所以，当与迎接他们的一分区部队会合的时候，高粮说，对方的眼泪都几乎流下来了（高粮回忆录第69页）。一分区部队装备较好，能打仗，与敌人一交手，对方惊呼“杨成武的老八路出山了，快逃呀！”

能喊出这样的话，应该是伪军。你看到没有：交战的双方都是中国人。所以我说，所谓的“抗日战争”，在很多战斗中其实是中国人之间的战斗，是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八路军同投靠日本侵略军的伪军之间的战斗。

接回来的冀中这几支部队，就安置在满城县、完县（今顺平县）交界的地区，这个地区属一分区三团的防区，安全上有保障。当然这几支冀中的部队不是同一时间突围出来的。高粮回忆录中讲述的，我认为应该是十分区政委帅容带领的边苦战边突围的那一场战斗。只有十分区机关大队在过平汉线铁路的时候经历了残酷的激战。其余冀中军区教导队在过铁路时还算顺利，没有打就过来了。

冀中的火线剧社在突围中遭到了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不等接近平汉线铁路就遭到了很大的伤亡，队伍被打散了，很多人不是牺牲，就是被俘了。我查了火线剧社的大事记，火线剧社最后是分散突围过平汉线铁路线的，没有经过战斗。过铁路时，时间已经是7月份了，距“五一大扫荡”过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日伪军已经麻痹了。

突围出来的冀中党委、行署及火线剧社在内的其他部门，都被安置在冀西山区军事力量最强的一分区。具体地点在完县（今天顺平县）的张家庄地区（火线剧社史错写为“张各庄”，完县其实没这个地名）的周边几个村子。这里是一分区腹地，也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区，前面即东面有三团顶着，北面是一分区司令部，南面是三分区地盘，后面即西面直通涞源县和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卫生部、供给部，还有抗大二分校的一大队，以及晋察冀卫生部医院、冀中军区供给部兵工厂和被服厂都在这个地区。

 


                   注意看冀中领导机关同一分区和三团之间的位置关系

在火线剧社转移到一分区期间，1942年12月，崔嵬从华北联大调到冀中军区工作，担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兼火线剧社社长。查当时的干部任命：除了崔嵬，黄中（以后非常知名的国家体委副主任）被任命为剧社指导员；胡苏任副社长兼副科长；苏路任副社长。

注意到没有：冀中军区正式宣布被撤销的时间是在1943年底，但是在宣布被撤销前，冀中党委、行署、军区还在正常的任免干部。

从刘燕瑾的日记来看，火线剧社在这里住到了1943年的4月20日，然后奉命离开一分区，到晋察冀军区。期间在晋察冀召开参政会时候，火线剧社曾赴晋察冀参政会慰问演出，之后又在晋察冀军区接受干部的统筹调配，余下的人员，在三月初又回到了一分区。刘燕瑾的日记就是在这一时间开始写的。所以也可以说，《火线剧社》的发展和女兵刘燕瑾的日记，与一分区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

1943年4月20日这一次火线剧社离开一分区，原准备在晋察冀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可惜一周后就赶上了鬼子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火线剧社再次返回到军事力量相对比较强的一分区，在这里参加反扫荡。刘燕瑾在日记中记载，5月15日，鬼子兵包围了狼牙山地区，一分区形势分外紧张，火线剧社才离开了一分区，转移到唐县的三分区乌园寺，从此再没有回一分区。

因为这一次介绍的中心线索是刘燕瑾的日记，所以我按照日记中的时间顺序来讲。

火线剧社从1942年7月突围到一分区河北省完县的张家庄地区，到1943年5月15日离开，总共十个月时间，除了两个月在晋察冀军区，在一分区总共住了约八个月时间。这位火线剧社的女兵刘燕瑾开始写日记，是在1943年的3月8日开始的，正是再次回到一分区的这段时间。

刘燕瑾在日记中说，他们住在高各庄洛褂村，我找不到这个地方，但是在冀中党委、行署机关所在的张家庄靠北一点，有一个高家庄，我疑似就像张家庄错写为张各庄一样，高家庄也错记为高各庄。但这个“洛褂村”的确找不到。易县、满城县、完县（顺平县）、唐县都没有。

 
  这个高家庄，应该就是当年火线剧社的驻地，因为大扫荡开始，火线剧社转移的下一站就是慈家台

在火线剧社的大事记里，记载着1943年的3-4月间，火线剧社奉命为一分区部队巡回演出。在刘燕瑾1943年3月29日的日记里，写着：“……一天又行军（从三团回到一分区），又演出（给他们的高干会），……”“晚上由周庄回来后，大家全很饿……”。这段日记的写作地点记作是“南坟头”，周庄附近哪里有这样一个地名？我疑似“南管头”的错写。因为南管头村当时曾被用作一分区战线剧社的驻扎地，村子大，让给冀中的火线剧社，自己住北管头村，也无不可。

刘燕瑾记载的这个“一分区高干会”，值得一提。

杨成武一月份参加晋察冀参政会回来，不久，晋察冀军区给一分区派来了新任分区副政委李志民。此时，在平西铩羽归来的前参谋长黄寿发、从雁北铩羽归来的前副司令高鹏，都回到了一分区。

所以，我分析这个“一分区高干会”的内容，应该是一分区团以上领导干部，欢迎新任副政委李志民的到来。李志民到来之后，坐一分区第二把交椅，一把手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三把手分区参谋长徐德操；四把手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建中。回来的黄寿发、高鹏虽然也维持原领导干部待遇，但没有晋察冀军区授予的实职，这是军队系统。

其余的“一分区高干”还应该包括党政干部系统，一地委副书记（原书记）王国权、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牛树才、一地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白文治；三专署专员李耕涛等等。

在4月2日刘燕瑾的日记里：“晚上在供给部演出（一分区），成绩颇佳，据说只有一个晚会，大概后天即可回去。”

但没有能回去，4月3日的日记里：“昨天刚演完，今天就又要出发到抗一队去。”这个“抗一队”是个简称，全称是“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其实当时已经合并进一分区，被改编为一分区教导队了。

4月6日，还是在刘燕瑾称为“南坟头”的南管头村，刘燕瑾记载：“到一分区来以后，哪一个团也没有这里给我们的鼓励大，特别是精神上的慰劳太厉害了，每个同志也全加了最大力气，想给他们以圆满的回答。”这是对南管头村的最好赞扬。

给三团的演出在4月8日举行：“盼了许多时候的晚会今天总算开成功了，收到效果颇佳，明天就该回去了。”

实际上4月10日“晚上又一次演出，节目拖延的那样漫长，最后只剩下了少一半观众，大概是最爱看戏的了。等收拾完一切，走回周庄，已经听到井边的辘轳声了……”

4月14日，火线剧社同战线剧社（一分区）、抗敌剧社（晋察冀军区）一起进行文艺座谈，我意思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晋察冀局部版。

4月15日：“吃过了晚饭到二十九团去演出，大概这也就是最后一个在一分区的晚会了，因为军区来电话叫我们回去呢……”，“这个团是冀中的，到底不同，我们情绪也很高。”

这个冀中的二十九团，团长就是被留在一分区三团的黎光。二十九团原本在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中，是掩护十分区领导机关突围的。当突围到接近平汉线铁路的时候，担任十分区突围的最高指挥十分区政委帅容，考虑到一起过铁路线的目标太大，于是将队伍一分为二，帅容带十分区机关大队和警卫连走南线，即定兴县那段路线，后来被高粮连接应；黎光带二十九团走北线，从涿县一带过铁路线，但二十九团过铁路线不顺，直到接近年底才过来。

过来后的二十九团，一直担任张家庄的冀中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以后团长黎光被留在一分区，担任三团副团长，这是我以后要专门讲的一个话题。

4月20日，火线剧社奉命回到晋察冀军区所在的阜平县，但仅过了九天，4月29日，日军对晋察冀山区的大扫荡即将开始。晋察冀军区自身的警卫力量不足，非战斗人员聚在一起目标又大，于是，火线剧社不能留在军区了，刘燕瑾的日记中：“我们马上又回到一分区去反扫荡”，回到被称作“高各庄”的高家庄。

4月29日，回到一分区，第二天，4月30日，“夜行军到了慈家台”。第三天，5月1日，“夜里三点钟敌人到了台于（注：应该是“台鱼”，完县即今天顺平县的一个乡），离我们二十几里，一切全做出发的准备。天大亮了还没吃早饭，敌人便到了刘家台，到我们这里只有五里地了。街上炸了，一切全紊乱着，像敌人包围了村一样，队伍拉出去了，跑了十里地，在一个山坳里休息。”

 
              刘燕瑾所说的“台鱼”的地理位置，原本是三团三营的控制范围

         慈家台与刘家台只隔五里路，刘家台被敌人占领，慈家台乱成一团，因为太近了

“黄昏，情况弄清了，我们马上分成两个队，指导员队跟着三团，我们和社长一起向二十团出发，行程四十里。”

之后接连几天下雨，在雨中行军，5月2日：“夜行军在山里，真不是好玩的……，经过了一个悬崖瀑布——龙泉，夜里看不见什么奇景，只听到呼呼的流水声就使你非常恐怖。”

上面的几个地名，刘燕瑾在日记中都记错了，这一个也不例外。这是在慈家台不远处的龙居瀑布，跟慈家台一样，隶属于满城县刘家台乡。今天是旅游胜地，门票30元，当年是免费。龙居瀑布前的龙居村，我介绍过，原本属根据地腹地，但1943年的最困难时期，全村十几个青年妇女，包括已婚未婚，都跑出去到了敌占区，嫁给了特务和伪军。为的是有口饱饭吃，能活下去。这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听说后专门派人来调查的结果。

 

    

    
            龙居瀑布全长2.7公里，分为九个瀑布，飞流直下，气势磅礴，最高瀑布落差达43米

5月3日，因昨天夜行军，休息一天。

5月3日：“捉着了两个汉奸，据供敌人最近可能扫荡一分区基本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更向深山里进。”

你看，折腾了几天，这还只是前奏，日伪军对一分区的真正大扫荡还没有开始，还处在派遣特务的侦察阶段。火线剧社只能连夜向西行军，在三团一个连的驻扎地隐蔽。刘燕瑾的日记里：“半夜里就到达了一个小庄，为了保守秘密，任何人连屋都不让出，……连队首长对我们是非常关心，真是所想象不出来的。”

5日、6日都在行军，8日：“夜里传来了这样的消息，敌人全退却了，黎明前我们就要赶到团部（注：三团的团部），随他们一起回分区（当然是一分区）。路程有一百多里地，真把每个人都吓着了。”

战争年代的消息，很多是瞬息万变的假消息，不能当真。刘燕瑾并不知道，真正的大战还在后面。

5月11日：“下午情况又变了，分区叫我们马上回张各庄，走了半夜快到了，前站回来说军区转移了，那边有情况，于是马上又回来。到刘家台下了大雨，全淋湿了。”

12日、13日：“只注意休息和行军。扫荡，真讨厌。净他妈行军……”

5月15日：“敌人包围了狼牙山，使我们转了很大的圈子，跑坏了半双鞋。现在又回到三分区了……”

刘燕瑾一分区日记，到此为止。

5月15日，火线剧社离开了一分区，到了南面的三分区，此时，一分区原冀中党委、行署和火线剧社的驻地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发生在1943年5月的这一次反扫荡，在高粮回忆中有较为详细准确的描写，我补充一下。但高粮回忆中比较含糊的地方是将1942年和1943年的事情混在了一起，我分别梳理清楚后，整个过程就清晰了。

我们从1941年的大扫荡就可以发现，日军的大扫荡规律，是首先扫荡阜平县、唐县的晋察冀领导机关，打掉首脑机关，然后再扫荡军事力量比较顽固到一分区。1943年的大扫荡也是这样。

4月底日军首先扫荡晋察冀军区，火线剧社于是返回到一分区。5月11日，保定情报站向一分区报告，保定敌人集结了四十多辆大卡车，纠集了一千五百多鬼子准备偷袭山区的根据地。

我多次介绍过，抗战期间，日军很重视情报工作，日军收集情报的能力和手段都是第一流的。所以，这一地区即山区隐蔽着来自冀中的大量机关和人员，日军不可能不知道。日军偷袭满城县与完县结合部这一地区，就是冲着冀中的这些人来的。

12日下午，三团的肖应棠团长紧急召集两个连：五连连长杨才鑫和连指导员高粮；侦察连连长王九成和连指导员王栋，告知日军的进攻路线来自易县、保定、满城、完县、唐县，今日下午三时就可以到达石井山口。石井村，今天的满城县石井乡，当年是根据地的前沿，与日伪游击区接壤。要五连和侦察连无论如何拖住敌人五个小时，为后方机关和人员的转移赢得时间。

为什么三团长肖应棠要把阻击敌人掩护撤退的任务交给五连和侦察连？是因为当时三团把守东大门任务的就是五连和侦察连。五连负责东南方向，侦察连负责东北方向。当时的战斗布置，侦察连负责土门村的阻击任务，由连长王九成指挥，掩护后方机关撤退；五连负责杨家台村阻击任务，由连长杨才鑫指挥两个排，掩护分区领导机关、冀中军区兵工厂、修械所、医院向后方撤退。

 
                  敌人从石井西进，必然要经过五连和侦察连的防区

                五连长杨才鑫防守的杨家台村，背后就是冀中机关隐蔽的张家庄

                              五连几次战斗的地理位置

此战的结果，我以前讲过了，侦察连和五连担任阻击任务的两位连长王九成、杨才鑫先后牺牲。因为冀中党委、行署机关都早已撤走，火线剧社也转移在外面，只有当时在那一地区的冀中军区教导队牺牲了两百余人。特别是五连长杨才鑫牺牲的那一天，正好是火线剧社转移到三分区的那一天——5月15日。

日伪军这一次进入满完地区的一分区腹地，原本要在清醒村附近建一座据点。5月16日夜间，高粮向杨成武汇报之后，从指挥的二排派出两个班，由侦察班长带队，夜袭敌人的建据点工地，将建筑材料全部烧毁。敌人在根据地内建据点的企图落空了。

刘燕瑾日记中的一分区部分，以5月15日为结尾，以后再没有出现一分区内容（注：火线剧社大事记也是这样记述的，跟日记完全一致，只是地点更精确些）。但根据高粮的回忆，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这一次反扫荡于5月18日结束，进入一分区根据地的日伪军全部退走，高粮回忆录记载：“经我们保护过的火线剧社又回到了我连驻地，来进行联欢慰问庆祝胜利。他们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使战士们感到十分温暖。我们把山上养的猪杀了招待他们，剧社领导听说我们喜欢看京剧就给我们演出‘法门寺’，好像当时缺贾棍的角色，崔嵬社长就自己出来救场，大家评论他演的‘棍’比那位正式演员演的还精彩。”

       火线剧社社长崔嵬

最后要说，刘燕瑾的日记，高粮回忆录，都属于被一些专职历史学教授不看好的“口述的历史”。但永远不要小看口述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这被称为“口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因为口碑代表着真正的民意。而所谓的“正史”中有时代表的却是被曲解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