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起因
我这次要讲的故事其实包含有两个紧密相关的内容：一个是1947年国共内战中开始的晋察冀充满血腥气的土改运动；另一个是1950年我们湖北家乡紧跟全国开始的土改运动。而我讲的这两个故事的起因，却是由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位台湾退役将军从美国回来的故事引起的。
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位将军——中国对日抗战中投身国民党军队、开飞机同日军在长空搏战出来的空军将军，是我们的湖北老乡。这位国军将军在我们湖北老家一直都居住在我们县城西边，所以既与我们家、也与我太太家都是近邻。再细说一下，将军的父亲、叔叔与我家是近邻，我们家的那个村子是个大村子，我们湖北当地叫“集”；而将军的一家人与我太太家为近邻，住同一条街上。我太太的家住在城关，应该算是半个城里人了。
将军大名冯德镛，八十年代从台湾退役的国民党空军少将，现定居在美国。
这位冯将军出身贫寒，他的祖辈、父辈两代三个人因为在我家所在的潘家集石膏矿任记账先生，所以跟我家是近邻。但他十分贫寒的家，总共只有两间小房、一块菜地，则在我们县城的城关西街，与我太太家为邻。冯将军本人也出生也在这里。在年龄上，冯将军与俺家老爹、俺太太的老爹几乎前后脚出生，相差不过一岁，所以相互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家与我太太的家，相距六里地，当年在我们那个“土得掉渣”的地方，却形成了“城乡之间”都根本差别。
我们家住在潘集，是“乡下人”；彭家（当然也包括樊作楷家、冯德镛家）因为住在城关西街，就属于“城里人”。而“城里人”从来是看不上土头土脑的“乡下人”的，所以俺家老爹每天步行几里地去他们那个“城里人”的地界上学念书的时候，应该没少受“城里人”的气。
那时的杨家与彭家除了历史上形成的亲戚关系，又形成了一层新的亲戚关系和经济关系，什么关系？我放后面来讲，这一次重点讲这位国民党空军将军冯德镛。
1931年那一年的年末，贺龙红军来到了我们家乡。实事求是来说，那时候的红军，像四处流窜的“流寇”一样，名声可不大好。走到哪里，杀人、绑票、抢东西、睡女人，可能在被称作“苏区”的红色根据地有“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好事，但在我们“白区”那里绝对没有。
以后我翻阅那段历史才知道，当时贺龙本人并没有过来，是他手下的大将段德昌过来的，为的是给黄安、麻城、大悟一带被国军围困的鄂豫皖红军解困。红军从武当山、房县一带呼啸而来，把我们的家乡——除了县城没有能打进去，其余但凡他们占领的所到之处，沿途稍富裕些的家庭以及一切商家店铺，都被这些衣衫褴褛的武装队伍洗掠一空。
可能出自他拉杆子起家的看家本领吧？缺钱少粮武器弹药匮乏的贺龙红军最拿手的一招——就是绑票。绑那些家里有点钱的富人家的孩子，然后让孩子的家人拿钱来赎，还威胁说看不到钱就“撕票”。以后贺龙红军在长征途中，竟然把贵州偏远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也绑了票，让国民党地方政府拿钱来赎。结果呢，贵州地方无意赎人，于是这两个外国传教士跟着贺龙红军一起走完了长征路，还写出了回忆录，成为奇谈。
红军打到我们家乡的那一年，那时我们家乡凡家里有点家底的，为了躲避被绑票，都赶紧把孩子送走，或者到县城避难；或者远走武汉。俺家老爹因为是“独苗”，被送进汉口城里的我亲戚家。俺太太的老爹那一年也是如此，他到了武昌的博文中学念书，就是今天的武汉第十五中学。这位冯将军1931年也是由他在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念书的大姐夫李必达引荐，到武昌粮道街美国圣公会开办的教会学校文华中学念书。我们家乡的应城人在这所学校念书的人不少。
那时，冯将军的父亲已经从记账先生混到“管事”，相当于现在的经理，跟我的祖父一样。那年月，“管事”的收入已经有几十至几百大洋不等，他家在经济上已经属于比较富裕的小康之家，不困难了。
我们上面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人物樊作楷家境殷实，他家与彭家是亲戚，他本人与这位冯将军同岁，1918年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城关镇。1931年底红军打过来的时候，他家住在城里，不需要跑，1932年在应城县城里的西河初中读书，1935年在武昌中华大学附设高中读书。他在学习期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和革命理论。
1936年，全国抗战爆发的前一年，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感召下，我们家乡的学子成立了“应城旅省同学会”，他们创办刊物、组织剧社、宣传抗战，俨然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1936年暑假，这个同学会组织了“学生剧团”，回到应城家乡四处巡回演出。这个同学会有许多人，最主要的出头人物是李必烈、樊作祯、冯德镛、龙作云、陈继实、樊作楷、陈德麟、程兴国、彭正谟、彭正顺等人。我知道的，其中只有樊作楷、李必烈（抗战后期在应城县委书记樊作楷身边任社会部长兼副县长）、彭正谟后来加入到中共一边，其余人都在为国民党效力。
上面的人物中，其中一个叫龙作云的，以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救济总署任职，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时任应城县委书记的樊作楷、蔡坚夫妇（蔡坚也是应城人，父亲是峒商，即石膏矿主，抗战初期被日本鬼子杀害，蔡坚时任应城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在李先念部队突围后，准备转移到解放区去，于是找到汉口救济总会的龙作云帮助。那一次龙作云帮助他们夫妇准备了两份假证件，假冒救济总署的官员脱离虎口，到达上海，与哥哥樊作栋（1949年1月在应城牺牲）和弟弟樊作刚见面。
这是后话。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我们湖北家乡的学子们踊跃报国参加国军，当时只有最“一等”的学子才被挑选去学飞行，冯德镛成为首要的一员。后来驾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起义的杨培光也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他是以士兵身份被选送去学飞行的。晚年在涿县六航校担任领导职务的杨培光，给我讲过许多过去的故事，但惟独对他这个同乡兼同事的冯德镛，杨培光却只字未提。反之，冯德镛多次回到大陆，也从未去见这位过去的国民党空军同事杨培光。
1945年抗战胜利，眼看我们湖北家乡有可能沦为国共交战的战场，冯德镛这位国军的空军军官（那时是少校，杨培光升迁较慢，直到1948年起义前夕还是上尉）利用——用当今的社会术语说叫“职务之便”，将自己的家人全部搬到了南京，空军的机场航站附近。1949年那一年，这位看问题很前瞻的空军军官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又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家人全部转移到了台湾，从而躲过了大陆家乡的土改。八十年代初将军退役，不看好台湾岛国的混乱政治形势，冯德镛及时将全家搬到了美国。
正因为冯德镛举家迁到了美国，不受台湾“公教军政人员不得去中国大陆”的禁令，所以自八十年代开始，多次回到大陆的家乡，去看望解放前就留在大陆的姐姐、姐夫一家人。
1945、1949、八十年代初期，接连三步举家搬迁，以及八十年代的多次回到家乡，不仅证明冯德镛将军的高瞻远瞩和见识非同一般，还见证了他超乎于常人的胆魄和决心。他不拘于俗套，敢想、敢说、敢做、敢当，我想这也是他的大多数同事都牺牲于对日军飞机的空战中，唯独他们少数人活了下来，当然除了胆识，运气也占有很大的因素。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他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一家人从天上飞走，但俺们家乡其他的那些在地面上用腿走的“国军”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俺们的老家，是一个国军、共军都有着深厚人力资源的小县，在抗战和国共内战的十二年战争史上，国军的优势远大于共军，仅通过黄埔军校效忠于国军的，就有三四十名之多。而历年来投身于国民党军中的我们家乡人，应该起码在百来人左右，不会再少。相比于那些屈指可数的投身于共军的家乡学子，国军的压倒性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即使在中国大陆自抗战开始的十二年战争中有所死伤损耗，或者被迫留在中国大陆的人员除外，最后到达台湾或辗转美国的，也应该有二十几、三四十人之多。
久居在岛上或海外，思念得家乡久了，便开始相互流传从家乡传递过来的只字片言，既作为历史，也作为故事来传。这些传言中有的准确，也有的不准确，作为自发流传的“口述历史”，没有人去核对它们的真伪，历史，当然也包括讹传的历史，就这样被流传下来了。
其实，台湾人的“口述历史”虽然“人言可畏”，但不能一概当真。当年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联系几乎彻底被断绝，很多从中国大陆辗转过去的传言其实是不准确的。
这些流传在台湾的大陆历史，有真有假，真假难辨，有的人也不愿去辨别真假。在国共党斗的高潮时期，只要是在说对方的坏话，就一律当作真的收进历史。有些一眼就能看出编造的谣言甚至进了台湾的“国防部”档案，在龙应台写《大江大海1949》时写进书里作为“历史证据”。
我在前不久的文章中，曾引用中国社科院历史专业的研究员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内容，有在台湾的国民党后裔以讥笑的口吻，一本正经地向定宜庄讲述，1949年开进北京、天津的解放军土包子竟然无知到在厕所的抽水马桶里淘洗做饭的小米，结果水一冲，小米都被冲跑了，无知的解放军竟然蛮横的拉着房东要他们赔小米。
但凡稍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共军队里的那些土包子们即使再无知，再没有见过世面，一路从山沟沟里出来，打进北京、天津，也不会愚蠢到在大小便的抽水马桶里淘洗做饭的小米。即使真的有小米被冲走的事情发生，解放军也绝不会蛮横到硬逼着要老百姓赔小米的道理，这是由解放军自建立以来的传统，以及严格的军规、军纪所决定的，有谁敢这么干，军法决不轻饶。
但国民党军就绝对没有这个传统，编出这件事情的人把本该发生在国民党军的事情，硬要安在解放军的身上，这么下作，就连在《大江大海1949》中利用国民党历史档案中诋毁解放军的龙应台，也绝不会传播这样拙劣的“笑话”。这一看就知道是宝岛上充满恶意编造出来的花边新闻：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打不过解放军，跑到台湾海岛上之后，就编造出了这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花边新闻来安慰自己。
除了不着调的“马桶里淘米”，还有“看镜子吓唬自己”，解放军一进门，看见正对着门口的镜子里出现了自己穿军装拿武器的身影，竟然紧张到赶紧去掏枪……。这就是把解放军贬低到与动物那样的智商了。但凡是个人，哪能连镜子都不知道呢？从国民党后裔编造出来的这两则“笑话”中，我清晰看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和深刻敌意。
这些幼稚到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的“笑话”，恐怕只有孩子们才会相信，可我们中国社科院的历史专业的研究员定宜庄竟然也相信了，而且把这些刻意糟蹋解放军的笑话原样搬进了自己的书里。
老北京人定宜庄研究员是1948年出生的，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京，定宜庄刚满一岁，虽然那时她还小，不懂事，但她应该是亲身接触到那个伟大变革时代的人。专程到台湾采访的定宜庄也应该知道，这些接受采访的“老北京人”之所以定居在台湾，是在1949年的那一年被解放军的到来吓跑的。这些打骨子里仇恨共产党、解放军的人对定宜庄讲出丑化解放军的笑话，其实也是一个试探，看看这位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立场如何？分辨力如何？结果，这位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原封不动地刊出了这两则台湾国民党后裔刻意丑化解放军的笑话。
当然也有可能，这些丑化解放军的笑话确实是老北京人编出来的，以后传到了台湾。那时的台湾，与中国大陆联系不畅，来自中国大陆的任何传言消息都被认为是可信的，成为那些失败的国民党人茶余饭后的闲聊内容。想不到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传言又通过定宜庄先生带回了北京。
就像定宜庄研究员从台湾带回来了老北京人丑化解放军的传言一样，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台湾空军将军，从军队退役后定居在美国，八十年代后多次回湖北家乡探访，当年，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中辗转流传到台湾的那些消息，现在又被带回来核实。在多次回乡之后，他对接待他的我们家乡的地方党政领导人，提出了希望同他过去在武汉时一起读书的两位老同学，此时已经退出北京军政界领导岗位的樊作楷、彭正谟见面，再叙当年的学生友情。
家乡的党政组织出面，牵线这次见面，哪里有不见的道理？冯德镛来到北京同他们见面的时候，彭正谟已经从军队退了下来，樊作楷也退居二线，但还挂了一个“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董事长”的头衔，于是，樊作楷也行使了一次“职务之便”，接待这位过去抗战前的老同学。
顺便说一句，当时在北京的家乡人，活着的还有周自为、杨培光、杨树勋等人，因为冯德镛都没有要求见面，所以不在邀请之列。
有关这些见面的详情，彭家老爹晚年时对我讲述过几次，其中就包括我们家乡解放初期土改的内容。老人在2013年的11月30日去世。他去世前，留下一纸手书，详细谈到了这次同国民党空军将军老乡的见面，但有关他讲给我听的土改那一段故事却只字未写。现在我正在讲的内容，是他没有写进去的这段土改的故事。
当年，1937年抗战前夕，上面这三位老同学是我们家乡的学子中闻名遐迩的左翼积极分子，因在一起宣传抗战、闹学潮游行、出演“文明戏”而名声大噪。
据说，这也是冯德镛要求见面的出发点，他想当面问一下：当年我们在一起闹学潮，为什么你们几个后来都投奔了共产党？莫非你们早就有预谋吗？
他还想问，当初你们你几个的家里都很富裕，不愁吃穿，结果，你们反倒投奔了共产党那边，我们这些家境贫寒的学子反倒投奔到国民党一边，搞错了吧？
我们家乡的学潮起自于1935年底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自1936年春天开始，我们家乡的学子开始在武汉和家乡的县城里走上街头，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这些当年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抗战爆发后大部分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骨干力量。
后来当上国民党空军少将冯德镛的就是一例，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
故事再回到开始的地方。
国军冯将军与共军樊、彭二人见面，席间，聊起学生时代的往事，三个人又回到年轻时候。冯将军不愧胆识过人，借着高兴，也借着酒意，他突然提起土改时的往事，先问樊作楷：我们在台湾听说，土改时你是咱家乡的第一父母官，以后又执掌孝感地区的生杀大权，台湾说你杀人之多，有“樊阎王”之称。还说以后你高升孝感地区专员、武汉市副市长，再以后调到外交部，担任几任驻外大使，是不是跟你土改时杀人很多，得到上面的信任有关？
又问彭正谟：我们在台湾，听说土改中你母亲被害，你竟然没有回来奔丧，听之任之。要是换了你们在晋察冀的那个投奔了国军的团政委陈怀初，那还不端着挺机枪回来拼命？
上面这段问话并不是原话，是我知道了问话的内容后尽可能还原出来的问话。其实也可能并不是问话，冯德镛根本就没打算得到回答，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冯德镛只是把在台湾、美国时湖北老乡们会面时的传言，又反馈回给了这两位“共军”的领导人。
回答不回答，或者回答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在座的双方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些问话的内容都是事实，都在历史上真实的出现过、存在过。只不过在台湾和美国的湖北老乡并不了解中国大陆解放初期严峻的政治形势。
当时国内开展的三大政治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同军队出国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几乎同时交织在了一起，滞留在中国大陆的各种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为确保国内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得不严厉镇压以取得震慑效果。
换位思考，几乎在同一时间，台湾不是也颁布了“戒严令”在大批屠杀共产党和其他反对派人士吗？只看到在“杀人”，而没有看到“为什么在杀人”，这就是当时双方的不同着眼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