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分区史》中的新发现内容——战斗在敌后
有人会说，晋察冀原本就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哪一天不是在“敌后”？哪一仗不是在“敌后”打的？我这里指的是狭义的“敌后”——深入虎穴，在日伪军控制区内或日伪军营垒中进行隐蔽的或公开的抗日活动。
抗战时期的中日军队，战区划分和作战方式是与自己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现代工业化国家经济结构的日本，战区的划分就比较大气，整个华北地区融为一体，称之为“华北方面军”。而小农经济为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国，战区的划分和作战方式也具有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战区分布有一二九师为核心的太行八路军、一二〇师为核心的晋绥八路军、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八路军、吕正操为首的冀中八路军、肖克为首的冀热察挺进军。
这五个八路军战区各自为战，其中，每个战区又划分为拥有几个县地盘不等的各军分区，各军分区也是各自作战，华北抗战八年，几个军分区、几个八路军战区主动联合作战的时候基本没有。只有1940年的百团大战时期，才出现了各军分区以及各战区八路军的几乎一致行动，但“一致行动”不等于“联合作战”。只是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小规模的联合作战，比如百团大战中的“涞灵战役”。
我啰了巴唆这一堆开场白，是为了说明保定的问题。1937年9月日军占领了保定之后，保定成为日军在华北北部除平津之外的最重要据点，八路军当然也派出情报人员潜伏进去。但小小一个保定，夹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和三分区、冀中军区九分区之间，所派出的情报站点，政出多门，互相都没有联系，也不知对方的底细。
抗战时期的保定处在几个抗日根据地的夹击之中
这就是说，当每个军分区或军区派人进保定执行特殊任务，他所能依靠的情报资源，就只有自己部门所辖的那一块情报站点，别的八路军情报站点是指望不上的。这就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
其中，一分区的地理位置因为靠近保定西门，所以一分区情报站点实际上只能覆盖保定西关及周边区域，范围再大就不摸门了。三分区设在保定的情报站点我不了解，不敢乱说。冀中军区设在保定的情报站点因为文化层次较高，解放后的许多年间，出了两本有关保定抗战内容的小说，一本是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另一本是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
李英儒是抗战后期冀中军区驻保定情报站的负责人，《斗古城》一书中的主角“杨晓东”的化身，不过给拔高了许多。而且书中把保定1939年伪军团长王溥的起义搬了过来，放在了书中“杨晓东”策反的工作中。冯志也是当年抗战的亲历者，据说与《武工队》中的小队长“魏强”的身份很贴近。《武工队》一书中的特务组织“夜袭队”也有真实的人物原型，而且一出现就是几十个人的自行车队，还有马队配合，给步行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夜袭队刘魁胜”的原型人物之一，汉奸赵四
一分区派驻保定的情报站点，抗战初期由一分区司令部情报侦察科主管，第一任科长袁彪，红军长征干部，1940年初因杨上堃不成功的出走事件被定为主谋，经延安批准后在晋察冀军区执行死刑。侦察科第二任科长也是长征干部，福建人姜洪照，1940年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井陉战斗后被派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灵战役后因为战前侦察不力、情报不准被撤职。侦察科第三任科长是陕北红军白儒生，他一直干到1944年底去新成立的冀热辽军区。
实际上，自第一任侦察科长袁彪出事后，一分区驻保定的情报站点就移交给一分区敌工科，科长刘原亮。而敌工科的真正后方支撑是一分区锄奸科，即1939年4月以前的军区保卫部系统。所以，严密控制一分区驻保定情报站点的是一分区锄奸科长杨德才。
但凡是一分区军队系统要对保定展开军事打击行动，比如后面我马上要讲到的王栋、刘贵偷袭保定；绑了叛变的电台台长刘长生回来的一分区锄奸科干事宁亚川爆炸日伪军大王店据点、以及在保定电影院引爆炸弹，都是由杨德才当面下达作战任务，有时杨成武也亲临下达任务的现场。
炸大王店伪军据点可以接受，在保定电影院引爆炸弹，是不是会伤及无辜？
有关1942年底一分区派三团侦察连指导员王栋带领一个十余人的战斗小队，趁黑摸进保定西关，打掉日本以民间身份掩护的特务机关一事，仅在《杨成武回忆录》中被提及过，但回忆录提得很含糊，是“王栋、刘贵二人”；在高粮回忆录《历史的脚印》一书中，只提到了刘贵夜袭保定，没有提到王栋的名字。我查保定出版的《文史资料》，王栋夜袭保定一段也写得十分含糊，连准确的日期都没有。
在这本一分区大事记中，有关王栋和刘贵偷袭保定一事均有准确的记述。在总共三次的夜袭保定的行动中，王栋夜袭在前，1942年的12月，前后两次，相隔三天；刘贵夜袭在后，1943年的11月，在高粮回忆中有准确描述。无论王栋夜袭还是刘贵夜袭，都是杨德才亲临三团下达的命令，否则下面不敢乱动。
王栋夜袭保定，1942年12月
1943年2月，王栋还带人趁黑袭击了满城县大汲店
刘贵夜袭保定，在1943年的11月
有一件事大事记里没有提到，但《杨成武回忆录》中有所提及。
1942年底一分区接连三次夜袭保定西关和满城打汲店之后，日军驻保定的特务机关有所察觉，认为八路军三次均得手，保定西关一定有潜伏的八路军情报人员在活动，于是加紧盘查。
此时，八路军自身出事了。当时一分区锄奸科在保定西关情报站的负责人因经费充裕，生活优越，开始包养情妇，走向腐化。在日军特务机关的攻势下，情报站负责人选择了叛变，投向了日本人。于是，一分区在保定西关的几个潜伏人员全部落网，已经打入到敌人内部的锄奸科秘密干事、曾任连指导员蒋志刚的身份暴露，这些被俘人员全部被日军杀害，人头被悬挂在保定西关城头上多日，以示警告。
蒋志刚被锄奸科选中准备打入敌人内部的时候，是通过“伪装落后”的方式来取得敌人的信任的。所以蒋志刚留在一分区的印象并不好，他常跑到富户家大吃大喝，讲落后话，最后干脆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还被卷进敌人的内部矛盾中被狗咬狗杀掉了。
八十年代一分区干部聚会，当年负责汇报蒋志刚落后并担负监视蒋志刚任务的指导员徐正冲，此时在国防科工委工作。大家在回忆往事，他还在内疚当年没有把蒋志刚监视好，教育过来，结果挺好的一根苗子，跑到敌人那边去，还送了命，死了还落了个坏名声。
王栋和蒋志刚都是1938年三团在平西重新组建后参加八路军的，两个人一起在当时的一分区保卫科担任看守和处决犯人的工作。当年，凡准备培养成为政工干部和指导员的苗子，都要在保卫科——后来的锄奸科工作一段时间，接受考验。所谓考验，就是看押、审讯、处决犯人时不手软，还有更缺德的（当年可不觉得缺德），在处决犯人之后的晚上被命令重返刑场，在被处决的犯人口袋里找出写有字条的纸条，来证明自己的“胆量”（此段内容可见高粮的回忆录）。
所以“蒋志刚叛变”，王栋一直觉得此事蹊跷，但领导上又从不出面辟谣，一直让蒋志刚背着“叛变”的黑锅。王栋把自己的怀疑对彭家老爹讲了，说彭家老爹在一分区、冀察军区，一直都在机关跟杨德才一起工作，他出面去问，杨德才是应该能说出真话的。
实际上的确如此，这些内容的真相，只有一分区锄奸科长杨德才心里清楚，但几十年里他一直秘而不宣。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次探望病重住院的黄连秋的时候，他在彭家老爹的追问下这才说出了全部实情：蒋志刚是锄奸科的秘密干事，当年他伪装落后，为的是打入敌人内部，目标是暗杀赵玉昆，但被敌人识破后杀害。
彭家老爹说他当时一听就急眼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解放后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早说出来，给蒋志刚的父亲蒋维平一个交代。你不说出来，有谁会知道，让英雄牺牲了还在为这件事背黑锅。幸亏你今天说出来了，否则，这些英雄的下落至今都是个谜。
蒋志刚的父亲蒋维平，父子俩同时参加八路军，蒋维平1955年经毛泽东特批被授予少校军衔，时年77岁，任解放军北京军区张家口251医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