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隐》背后发生的故事——京城教头
在北京城的武林界，你只要是个单独的武术门派，你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带徒弟，通过徒弟的传播使你这个门派发扬光大。所以每一个武术宗师同时也就是手下有不同数目徒弟的武林教头。在现实中，不想带徒弟的教头几乎没有，除非你恶意想使你这个武林门派因后继无人而走向灭亡。
在有关老北京武林界的文学作品中，只有两个门派的武林宗师没带过徒弟：一个是老舍笔下的“神枪沙子龙”，他宁可带进棺材去也不外传于他人；另一个是张北海笔下的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太行派”掌门人“李天然”。
借此机会我讲一个实例，我本人所认识的一位真实的武林人士——京城教头，还有他师父的故事。这两位都是北京城里真实存在的武林宗师、武学泰斗。
实不相瞒，我也习过武，但入这行的时间较晚，小学五六年级吧？十一二岁的年纪，对行家来说，有点晚了，除非你的先天材质和悟性不差，否则你很难学出来。那时，我们小学来了一位体育老师，中等偏高的个子，下巴有一道明显的伤痕，叫尹树增，开始在我们小学推广武术。那时，不知道他怎么看上了我，豆芽菜一样的干巴瘦子，明显一个文弱少年，于是就几乎成了他的随身跟班，不好听的叫法是“小催呗”或者“碎催”。
那时的尹树增正当年，又赶上全国武术观摩大赛的期间，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到东单体育场、什刹海体校等地方参加比赛。我也会偶尔临时受命，从他小学的双人宿舍中（他和一位宁老师住同一间房）取一根九节鞭，或一把单刀给他坐公交车送过去，有时就在他旁边跟随。时间长了，此事被许多人知道，在我接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把我叫去，受到了好一通训斥。
这位班主任今天还健在，家住在和平里小区，名字不提了，女儿不幸早死，她和女儿的孩子住在一起。因为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太大，几次同学会上邀请了她，但她都没有出席。我清楚记得，那次训话的时候，她当时眯缝着眼睛问我：“你不是要打算将来去天桥卖艺吧？如果不是，你就好好学习，别练那些不沾边的东西。练把式是最下等人才干的事情……”
于是我的“小催呗”生涯到此结束。
当然，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多年以后，缘分使然，我又跟这位尹老师联系上了，那时他已调离了原来的小学，在陶然亭小学当体育老师。他的家住在陶然同公园东北一街之隔的一条小胡同内，一个名叫“双柳树头条”的偏僻地方。我跟这位尹老师的交情维持到我上大学之前，上大学之后，就失去了联系，以后再没有见过他。
他任教的这个陶然亭小学的前身，就是明清时期的古寺龙泉寺，和现在这个名气很大的北京西北郊凤凰岭脚下的龙泉寺不是一回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南苑战斗中牺牲的抗日将领赵登禹的灵柩就存放在这里，一存八年，抗战胜利后才举行国葬。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龙泉寺建立了龙泉寺孤儿院，1909年改为僧立第一初等小学堂，四年制。1928年又改为龙泉寺孤儿院。1946年改名私立龙泉孤儿院小学，校长百川和尚，依旧是四年制学校。1949年改为私立龙泉寺小学，改为了六年制完全小学。1963年在龙泉寺另设陶然亭小学。1976年两校合并定为现名。
尹树增当时见到我的时候，这两所小学还没有合并，所以尹树增自豪地对我说：他当时在两所小学里同时任教。
看到这个孤儿可以免费上的小学校，你就知道从孤儿中要出现一个中学生，已经是难上加难；而要出现一个美国留学生，基本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要是再学习武术呢？以哪一个为主？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许多年前，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就写过这个真实的武林人物尹树增。我把他写进了《道姑李莲翠》一书，将这个“孩子王”写成了李莲翠的启蒙师父，以使这个真实的人物不致被历史的灰尘掩埋。尹树增善使软鞭，即七节鞭、九节鞭、十三节鞭的统称，一看你会这个路数，就知道你干过镖行或你的师傅来自镖行。
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网上试着看能不能查到尹树增老师的消息，居然一下子被我查到了：
“尹树增，男，1941年3月生，河北省饶阳县人。北京精图集团武术教师。于1957年首次参加北京市武术比赛，获少年组第二名。此后曾多次参加区、市级武术比赛，均获1-3名好成绩。其中包括1963年获北京市武术冠军赛第一名，1974年获北京市全运会武术比赛第二名等。曾参加中央、北京、电视台的武术表演，代表北京参加京津武术界交流表演活动。1982年获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员称号。自1961年起从事武术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宾馆饭店，为中外青少年传功授技，几十年对武术的研练，使其武艺更精进，在1999年北京市传统武术比赛中，获得拳术、短兵、软兵三项第一名；几十年的教学，取得了更加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更高的教学水平；培养的学生在1999年北京市传统武术比赛中，取得一项第一名，二项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好成绩。1995年入《中国武术名人典》1998年《燕都当代武林录》。现任北京武协金城武术社社长。”
我的老师尹树增
尹树增教学光盘
这篇简历看来不大准，也不全面，还有一则更详尽也更准确的记载：
“尹树增，男，1941年7月生，河北省饶阳县东韩村人，获国家一级武术才判员称号。1953年拜原“京都会友镖局”著名镖师、三皇炮锤名家要尧臣为师，学练三皇炮锤拳械。同时得到著名武师张文平、吴学海等人亲传，使武艺更精进。1958年在北京市业余武术学校训练，又得到校长刘佩伟及教练宋志平等人指导，练国家规定拳械套路，使其在武术道路上又迈上一个新阶段。1957年首次参加北京市武术比赛获少年组第二名。此后曾多次参加区、市级武术比赛，均获1-3名好成绩。其中包括1963年获北京市武术冠军赛第一名，1974年获郑州市全运会武术比赛第二名等。曾参加中央、北京、电视台的武术表演，代表北京参加京津武术界交流表演活动。1982年获国家一级武术才判员称号。自1961年起从事武术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宾馆饭店，为中外青少年传功授技，也曾于1982年始在北京东城武术馆、宣武体育场、工人俱乐部、太平桥武术学校，青塔武术学校，等多处教练武术，或担任校长。为发展中华武术，培养武术人才，开展全民健身做出很大贡献。几十年对武术的研练，使其武艺更精进，在1999年北京市传统武术比赛中，获得拳术、短兵、软兵三项第一名；几十年的教学，取得了更加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更高的教学水平；培养的学生在1999年北京市传统武术比赛中，取得一项第一名，二项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好成绩。1995年入《中国武术名人典》1998年入《燕都当代武林录》。现任北京武协《金城武术社》社长。”
上面第二段简介中的尹树增拜师“要尧臣”，我觉得应该有误，应该是北平最著名的武术家李尧臣。但凡是研究过二十九军抗战经历的，应该都知道这个李尧臣。因为他就是镖行出身，抗战初期像天津的韩幕侠一样，当过二十九军的武术教练，创造了以“太极刀”力克东洋刺杀技术，是抗战初期对中国军队的一大贡献。
李尧臣（1876～1973年），河北冀县人。幼年曾拜师学太极拳，14岁到北京谋生，4年后进入前门粮食店南头路西的会友镖局。当时北京有八大镖局，以会友历史最久，声誉最著名。入镖局后即拜三皇炮锤外，又学十八般兵器，及水上、车上、马上功夫，同时还练蹿房越脊、飞檐走壁和飞镖暗器等功。李尧臣在会友镖局前后计27年。1921年，经营了300年的会友镖局解散了。尧臣便在天桥水沁亭开设“武术茶社”，继续倡导武术。
曾任二十九军总教头之一的李尧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紧接着开始了“长城抗战”。二十九军成为一线迎击日寇侵略的抗日军主体，副军长佟麟阁特请李尧臣到部队中去教大刀。李尧臣依据战刀特点，结合“无极子路刀”创编了“无极刀”新套路。这趟刀实战性强，既可做刀劈，又可做剑刺。动作简单有效。以大刀对付敌刺刀时，常用的一招是：出刀时，刀斜向右下方，刀口朝自己，当对方刺刀直刺时，大刀斜向左上方抡动，以刀背磕开敌枪，同时刀锋立即向前劈下，劈、砍连为一体，对手来不及回防，已经身首分离。李尧臣在29军中抽调骨干，由其直接教授，再由他们传给全军。在长城要隘喜峰口战役中，二十九军将士充分发挥了大刀的作用，追杀日军六十余里，砍杀敌人近百名，缴获大炮十八门。
请诸位仔细看李尧臣这个“太极刀”的特点，与以往的二十九军大刀是明显不同的
1942-1943年，杨浩在一分区担任训练参谋，教授“大刀搏击术”，一分区特地打造了“无极刀”数十把。其实这点名堂，都是从在二十九军教授过的李尧臣那里现学来的。
“太极刀”和传统大刀放在一起，能分辨出来吗？
这是二十九军的传统大刀，天津韩幕侠教授的是这种大刀
我在上一节的末尾时说过：《侠隐》或“李天然”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在这里同李尧臣、韩幕侠相比，是不是一目了然？
这个缺陷，就是《侠隐》或“李天然”远不及武林同行的李尧臣、韩幕侠的地方。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一个武林领军人物的责任感是发挥自己之所长，为国所用，关键时刻把“国仇”，“国家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历史的担当”。
我在上一节开始的时候说过：如果“李天然”是虚构的文学人物，也就罢了。但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就要追究一下他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作为：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你在干些什么？你难道就甘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隐”下去吗？
《侠隐》或这个“李天然”，缺少的就是“历史的担当”。
“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8月-1939年北京沦陷后，李尧臣因为帮助过二十九军抗战的这段经历，化名胡禹钦，避祸天津，这期间他母亲病逝。1940年，李尧臣回京卖艺为生，在北京护国寺隐姓埋名教场子，他经常向徒弟和观众慷慨陈词，大讲二十九军用大刀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
1941年由于暗探告密，日伪警备司令部拘捕了李尧臣，关进了监狱。因为他在武林界的名声，1942年，一个会柔道和八卦掌名叫武田西的日本军官，要在蟠桃宫庙会上和他比武。如果他赢了，可以获释；如若输了，要给武田西磕头拜师。
旧时的老北京蟠桃宫位于东便门，今已不在。李尧臣被迫在三月三这天（1942年的阴历三月三是阳历的4月17日）与日本侵略者武田熙在蟠桃宫打擂，日本宪兵荷枪实弹维持秩序。双方先是徒手，武田以柔道对李尧臣的武术，李尧臣接连把武田西打翻在地；武田急眼了，拔出一把日本刀与李尧臣对决，不下两个回合，李尧臣飞起一脚，将武田手中的刀踢飞，武田的手腕也被踢伤。
这位日本军官武田是非常讲信用的，他比武输了，却没有加害于李尧臣，反而将李尧臣释放回家。这与电影《叶问》中日本军官同中国民间武林人士的比武状况截然不同。
当一个历史史实与一部电影作品的内容相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历史史实还是相信电影的情节创作？孰真孰假？不须多说了吧？
尹树增是李尧臣的弟子，尹树增的家乡河北省饶阳县在哪里？在河北省著名武术圣地沧州的西边，紧挨着纪晓岚的家乡河北省献县。
我注意到，解放初期的1953年，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尹树增来到北京，拜师学艺。这跟他“瞄上我”的时间几乎一样。早年间拜师为徒，是要住在师傅家早晚干活伺候的，所以有“一个徒弟半个儿”之说。除了整天干活学艺，他哪里还有什么时间认真读书？所以不要指望他能有较好的学习成绩或较高的学历。他运气好，练出了点名堂，1957年十六岁的时候拿到了北京市武术比赛少年组的第二名，所以在他十七岁的时候，能够进北京市业余武术学校进行训练，走上半专业运动员的道路。这也为他以后能到小学任教，担任体育老师奠定了基础。
再看他以后的成绩，历年来的历次武术比赛不是拿第一，就是拿第二，连第三名都很少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李尧臣的徒弟尹树增，武功不在李天然之下，恐怕不会有什么人产生疑问。而尹树增的师傅李尧臣，武功更是在李天然之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人产生疑问。
说完“武功”，再说“武德”。连日本人还讲个“武士道”呢。
如果这位“李天然”真实的存在过，那么他与李尧臣之间的武德差距就更大了。在日本侵略中国，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李尧臣、韩幕侠当时都已是五十多岁，但他们都能以“国仇”为重，自愿担当二十九军武术总教头，传授“无极刀”克敌制胜的秘诀。而“李天然”呢？在平津行将沦陷之际，他私仇已报，于是又回到了“隐”，把自己深藏不露。
你在《侠隐》这部描述北平沦陷前后，以及书中的“李天然”的身上，看到为保卫平津的二十九军同日军浴血奋战的悲壮情景吗？没有，没有一个篇章、一个段落，甚至几个字，提到当时北平激战的现实情境。翻阅此书，在浑然不觉之中，北平已沦为日寇之手。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大意是）中国人历来都有个“家国情怀”。我写这个《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系列，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这个“家国情怀”。
但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这个“家国情怀”，有的人强烈一些，有的人淡漠一些。比如张北海教授，自幼离开中国大陆，青年时期离开台湾，以后一直定居在美国，期间又跑了非洲等一些地方，为联合国效力。很自然，张北海教授的“国家情怀”和“民族情怀”就相对要弱一些。
尽管这样，《侠隐》仍然是迄今不可多得的有关北平民国时期风土人情和市井生活的一部好书，我从2001年开始读此书，至今十七年过去，仍感到受益无穷。
于是，我们又回到武林界最初的那个话题：你不能对武林界抱太高的政治要求。大敌当前，他所能看到的，首先是自己门派的生存之道，是自己的生存之道，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危。
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