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隐》背后发生的故事：北平抗战

我这组“我谈《侠隐》”的系列文章，主要讲的是与张北海《侠隐》有着相似内容的历史故事，但是在这个《侠隐》故事的背后，还有着与此大相径庭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不在《侠隐》的范围之内，但又与《侠隐》的故事有关，我将这些真实的历史现实的几个故事介绍一下。

发生在北平的这个历史故事起源于1937年的抗战前夕。两个武汉教会学校出来的湖北佬，同龄，从小学、中学一路走出来的同学，在辈分上是叔侄二人，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的推荐下跑到北平来报考同样是教会开办的燕京大学。早年间的人，求学的最高境界就是“留学”。和老彭家的那两兄弟留学日本早稻田不同，杨家这叔侄二人当年商定的求学计划就是留学美国——从燕京大学学成后直奔美国。

到北平后，这叔侄二人先是住在前门外煤市街的一家对外叫什么“会馆”的小旅馆里，以后搬到了燕京大学在北平城里的办公地点——北平东城区的灯市口附近。我疑似东单附近的东总布胡同就是这样住进去的。

几十年后，我问过这叔侄二人中的那位侄子——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教授的我的三哥，他说年代太久了，他记不得了，只记得是燕京大学的什么机构介绍的，房主是同燕京大学或协和医院有着什么关系的人。院子的主房或正房，住的是外国一家人（但绝对不是私人开业的马大夫一家），他们住的是主房旁边的那两间厢房。

我注意到：在以后的一年间，留在北平的杨浩一直围绕着灯市口、东单这一带打转转，以后居住的东总布胡同、张子奇家居住的东四九条，也都在灯市口附近。

落脚之后，照例要先去“拜山头”，武汉的江湖话叫“拜码头”，到燕京大学拜访一下要报考的院系老师。这叔侄二人中的叔叔杨浩，拜会的是当时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刘豁轩。介绍人应该是在武汉什么报社的资深新闻人士的什么人，我还没有完全查对出来。

杨浩上门，拿的是自己历年来刊登上报刊的新闻剪报——剪报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一辈子；当然还有自己的中学成绩单和学校推荐信。据说（我自己也这样认为）是刘豁轩主动向他推荐了“英文编辑”的那个差事。具体时间我把握不准，也有可能是在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之后刘教授向他推荐的，为的是给他找个掩护的身份和生存的收入。但是从杨浩曾主动参与二十九军学兵的过程来看，刘教授向他推荐这个职业的时间要早一些。

我想象中，刘豁轩向杨浩介绍这位“东家”，跟张北海在《侠隐》一书中“马大夫”向李天然推荐蓝青峰的话如出一辙：“有这么个人，山西五台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在日本留学十年，回国后在军队里干过，现在退下来了，工作在天津，家在北平……”

杨浩被推荐给的那位“东家”是不是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在我看到确凿的证据之前，此事存疑，不做结论。

刘豁轩，天津人，1928年到1936年担任天津教会报纸《益世报》主编，1934年任《益世报》总经理兼总编辑，1936年辞职来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到1948年再次担任天津《益世报》总编。1948年离开报社，去了上海。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益世报》停刊。

                         这本书里介绍到刘豁轩

                     刘豁轩主编《益世报》期间做了一些新颖的改革

                时至今日，刘豁轩的新闻理论观点仍占有重要地位

   刘豁轩的夫人以“何茵”这个名字办了多份“燕京大学雇员”的身份证明来帮助女学生脱险

刘豁轩是支持抗日政策的，他担任主编期间在新闻报道方面除了尽量披露全国各地的抗日新闻外，还不断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阴谋诡计和各种残暴的事实。社论则以敢言著称，深得读者欢迎，报纸销路激增。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驻北平的日军到燕东园将他逮捕，关押在北平日本陆军监狱，半年多后才释放。

刘豁轩在主持天津《益世报》期间，实行了一项在今天看起来很普通，在当年却很新颖的办报政策：在全国主要城市和县市征聘“通讯员”，为报社提供新闻稿源，稿费从优。当时同时为几家报社写稿的高中学生杨浩，无疑听说过刘豁轩的大名。

1937年的6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一个月前，北平的抗日形势如火如荼。当时的全国有志抗日救国青年，慕二十九军和佟麟阁将军坚决抗日的声誉，或跋涉千里，或从海外归来，有的就是抗日同盟军的干部和共产党员，都来参加第二十九军，入军事训练团受训。

在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下，这叔侄二人中的那位“叔叔”杨浩，报名参加了二十九军的学兵团。参加的细节我尚未能搞清楚，是不是与他“东家”交往颇厚的某位二十九军高层人士推荐的？总之，由于以前在湖北家乡就有着习武传统和摆弄枪支，有些军事基础，特别是文化不低，英语不差，结果杨浩被某位二十九军的长官下令，不必去大拨人集体操练的学兵团，而被直接拨付到参谋团，干些打杂跑腿之类的闲杂差事。

我注意到杨浩当时穿的军装，是国民党调拨给二十九军的正规军三叶草铜扣子军官制服，不是西北军和晋绥军常见的木扣子粗布军装。

叔叔当了学兵，但侄子没有。这叔侄二人出自同一血统，同样遗传了家族的身材高大，但侄子似乎更文弱一些。于是侄子打道回府，回到了湖北家乡。以后这位侄子完成了留学美国的梦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1950年侄子回国，在北京——1937年的北平找到了这位跟他同龄的小叔叔。小叔叔靠他一位战争年代过来的“铁哥们”，当时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当人事科科长的王栋，当时这个司主管的北京俄语专科学校正准备升格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于是当即把这位侄子调了进去。

这个“侄子”以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这个外国语学院——今天的外国语大学。他在五十年代被评为教授，1982年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1992年去世。他就是我的三哥杨树勋教授。我的许多有关过去的老故事都是这位三哥讲给我听的。

再说当年，在南苑的二十九军老长官（我至今不知道是哪一位）出去应酬的时候，常会带上杨浩，这位十八岁的学兵一同前往。原因很简单：他比其他在长官身边的那些的勤务兵、传令兵、通讯兵似乎更具有较高素养，上得了台面。

我想杨浩第一次与那位“上海女演员”相见，也许就是在这种“劳军慰问”的场合上认识的。

1937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开战，幻想能“和平解决”中日军事冲突的二十九军上层错过了战胜弱势日本军队的最佳时机，使日本军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卷土重来。

1937年7月19日，对“七七事变”抱和平解决幻想的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中脱帽者）由天津返回北平

1937年7月28日，得到国内大力支援的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击，进犯南苑，时任二十九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与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指挥29军死守南苑，杨浩和他所归属的军部参谋团——有真才实学但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军界秀才们，也被仓促卷进了战争。最后的情景如大家所见：副军长佟麟阁牺牲，南苑失守，二十九军的残兵败将撤退到北平城内，最后集中在西苑兵营撤出北平。

南苑撤退，先行撤退的二十九军大队在快到大红门的地方遭到了日军的半路截杀，伤亡惨重，跟大队一起乘小车撤退的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落在大队后面的零散人员反而没有再受到日军的攻击（也许埋伏在半途中打伏击的日军在得手后就已经撤走），平安退回到永定门。

杨浩跟随着二十九军的军部参谋团，一直来到了二十九军撤退的最后集结点西苑兵营。

据说，这位“上海女演员”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救了他一把。

当时二十九军集中了大批来自全国各界人士的“军事训练团（团长佟麟阁、教育长张寿龄）”、尤其是平津大中学生的“大学生军训班（班主任佟麟阁）”，都不属二十九军的在册官兵，都有着自己的平民身份，可以来去自主自由，而不能被当作逃兵处置。

在西苑兵营，汇集着大批送二十九军撤退的北平大中学生们，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是从南苑脱险后来到西苑兵营的军训团和军训班的学员们。但仍有许多军训团和军训班的学员们跟随二十九军撤退大部队，一起从北平退到保定，又退到河间，经短暂休整后，又继续南撤到河北省与河南省的交界之处。在这里，经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向蒋介石保举，这些跟随二十九军一起撤退的学员们全部被送到黄埔军校，以后成为国军的栋梁之才。

平心而论，不能说历史没有给二十九军以成就大事的机会，抗战十四年的历史上，二十九军是唯一得到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政府大力支持的一支军队。要钱给钱、要军火给军火、要人有人，几乎全部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几乎全国的优秀青年，都涌到了北平的二十九军。二十九军从当初的不满十万人一下子暴增到二十多万人，当时红军有多少人？总共不过四万多人，要什么没有什么，最典型的“叫花子”军队。

                     当时全国各地来慰问二十九军成为时尚

可结果呢？1937年的7月28日那天，南苑战败的二十九军失去了佟麟阁、赵登禹两位主战的核心人物，于是也彻底失去了斗志。连夜撤退的二十九军不战放弃了平津两大城市，接着从“撤退”变成了“溃逃”，真正的闻风丧胆、落荒而逃。失败军队的军纪是最差的，二十九军的溃兵从平津逃往冀豫交界处的一路上，抢东西、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沿途的河北人纷纷拿起武器来自保，杀死落单的或小股的二十九军官兵，有的村落甚至向日本军求助，自愿带路来消灭作恶多端的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退走后，占领了平津的日军一路向西，先是张家口被放弃，接着大同被放弃，通向山西的大门已全部打开。惊慌失措的山西土皇上阎锡山在无奈之下，向在陕北的红军求救，于是红军八月份在陕西的三原县改编成八路军，开进山西的雁北地区与日军交战。当时创建了八路军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的聂荣臻总共带过来多少人？满打满算两千三百来人。你看，二十九军二十多万人都不能办到的事，八路军两千多人就办到了。

如果当时二十九军撤离平津后不往南撤，而是利用在保定军火库的武器装备就近占领广大农村，像后来的八路军那样，你有二十多万军队，何愁打不出一个新天地？但二十九军终究不是八路军，历史给它提供过机会，但这个机会被错过去了，以后再没能翻盘。

当时如果不是“上海女演员”也出现在来送行的大中学生的队伍里，并且及时发现了一身灰土的杨浩，傻乎乎的杨浩原本是也打算跟随这个参谋团一起撤退离开北平的。因为集体走，比个人走要好得多；而且最主要的：往南撤退，越走不是离家越近吗？

“上海女演员”，当时住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距西苑兵营很近。燕京大学虽然当时处在放暑假期间，但由于国难当头之时，全国青年学生云集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里也住进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

“上海女演员”及时拉住了杨浩，还在于她当时的那一席话：走？走什么走？往哪儿走？他们一抬腿走了，你也要学他们？你看他们像还要打回来的样子吗？你跟着他们要跑到哪里去？把北平就这么扔下了？半个月前吹得大牛呢？不算数了……

那一次，杨浩乖乖的跟着“上海女演员”，从西苑兵营抄小路来到燕京大学，此时的北平城里，进城后的日军在警察和“热心北平市民”的帮助下，正在走街串巷的搜寻漏网走散的二十九军官兵——就跟十二年后的1949年，解放军北平纠察总队进北平后的做法完全一样。

由于二十九军在7月28日的撤退布置得如此匆忙，以至于下达撤退的命令没有能全部下达到所属的各部队。而当时二十九军军部的大头目们一看势头不妙，早已经溜出了北平的中南海，到达了二十九军的后方基地保定。日军进入到北平城里之后，只有城里的旃檀寺兵营和西郊的西苑兵营接到了撤退命令，其余如北苑兵营、黄寺兵营，还有二十九军被服厂所在的禄米仓兵营，最后全部落在了日军的手里，被全部缴械。

1937年8月28日，南苑战斗的一个月之后，英国《伦敦新闻画报》采访日军袭击的南苑中国兵营，一辆插着星条旗的轿车前面载着被遗弃在战场的二十九军伤兵回到北平。

北平城里满大街搜寻二十九军官兵，前后折腾了有一个多星期。以后在一分区，一个当时的北平普通市民董友芳，家里开了个小小的石印店为生，相当于今天北京城里随处可见的“打字复印店”。日军搜城，他因为帮助过二十九军，此时成为被搜查的重点，他不得已，背着他那套混饭吃的石板机，跑出北平，最后在杨成武一分区担任石印股股长。

他说起这帮北平的警察和“热心的北平市民”来：“都是同一帮人，半个月前还满大街搜查日本特务，从沿街的商家和市民家里敲诈几个钱财，说你们勾结日本人，不给钱就抓起来；半个月后，又说你勾结二十九军，专门跟日本人作对。我不跑，留下来等被抓进去吗？”

日军进入北平的一个多星期后，局势逐渐安稳下来，终于有一天，杨浩身穿燕京大学教授们凑起来的不合身的西服，戴着顶巴拿马草帽——为的是遮住他那个军人式样的小平头，到城里去见昔日的“东家”。

《侠隐》书中，蓝青峰对李天然的一席话，活脱脱像是“东家”对杨浩讲的话：“你看，原来这家报的三个编辑，一个投靠了日本人，另有高就；一个跟同学一起去了延安，投奔了共产党；只剩下你一个人，这个报还要办下去，你看怎么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