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侠隐》——抗战
按照八路军当年的规矩,你一参军在哪个部队,你就隶属于那个系统和那个部队,除非上级机关的提升或调动。如果按这个理论,杨浩原本属于挺进军九团那支部队,属平西的干部,跟后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处长的马永臣在一起。
但后来发生的事实显示说:当时在平西的八路军晋察冀部门,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拷打,还险些要了他们的命,最后是一分区把他们救了下来,你说他们应该属平西的干部?还是一分区的干部?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杨成武和他的为人特点。从当时的晋察冀,或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来看,很难有几个高层领导人像杨成武那样,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被肖克枪杀的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远,如果在一分区,就不会死,很可能高志远的作为比宋学飞还要出色。
1939年底,黄土岭战斗结束之后,杨浩经人推荐,被调往平西挺进军新成立的挺进报社,担任挺进报社的编辑部编辑。当时的杨浩二十一岁。这也是魏巍所说的,杨浩在晋察冀以“桐古”为笔名在挺进报写了大量文章的时候。
当时的挺进报社社长张致祥,1948年的华北军区军法处处长,宣判黄寿发死刑的主审官;1949年的华北军区宣传部长,2009年满一百岁去世。但张致祥在挺进报社只干了半年,1940年夏天调往平北地区任行署专员。
张致祥之后,挺进报社的社长兼主编就是金肇野,满族人,原名爱新觉罗·毓桐,向肖克点名推荐杨浩到挺进报当编辑的那个人,实际上他对杨浩并不熟悉,只是听说过而已。金肇野1995年去世,他最后的职务是副部长级的中联部顾问。
其余的同事二三十人,我叫得上名字的有十来人,到今天为止还有活着的人,我从略不一一介绍了。当时的挺进报社,人虽不多,只有三四十人(人最多时不过四五十人),却拥有编辑部、机要电台、印刷厂、发行科、后勤行政科在内的诸多科室。
杨浩当时是作为一个“文人”或“文化人”被调进去的,小青年当编辑纯属另类,肖克给了挺进报编辑部的这些编辑记者都是营级干部的待遇。在挺进报编辑的这个“文化人”位置上,杨浩只干了不足一年,就被调出,被谁调的?徐德操。
1940年初,随着平西形势的恶化,挺进报从紫石口迁到福山口的时候,福山口这里已经是一个挺进军的大后方机关,聚集着包括挺进报、挺进剧社、后方医院、教导队、随营学校等诸多机构。李德仲、陆平为首的平西地委、行署机关也在这里。
1939年夏天挺进军成立的时候,直接隶属于挺进军指挥的部队有四个团:邓华支队组建的六团、七团;宋时轮支队组建的九团;还有一个人数较少的平北十团;之后又组建了一个人数更少的十二团。
到了1940年夏天,平北军分区成立,挺进军参谋长程世才调任平北军分区司令员,随后发生了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中,挺进军隶属贺龙、关向应,而不是隶属晋察冀指挥。挺进军部队中仅九团参加,其余各团均不在身边:六团在雁北,划到邓华门下;七团远征平北受到重创,此时在矾山堡休整;九团在涿县张坊;十团在永定河以北;十二团一部分在校受训,另一部分在门头沟一带。
8月21日,在百团大战开始的前一天,日军两百人、伪军四百人,共六百人,就敢于进攻有三千人的挺进军主力九团,史称“上下河战斗”。九团苦战两天,全歼鬼子200人,伪军100人,九团自己伤亡近四百人,战后受到肖克司令员的批评。
上下河战斗的同时,日军还派出了一支两三百人的部队,沿拒马河偷袭挺进军的后方机关福山口。当时,接替程世才到挺进军担任参谋长的徐德操刚刚到任,听到鬼子偷袭的消息,急忙赶到福山口指挥撤退。赶到福山口的徐德操,身边只有几个解放战争在张家口战役中牺牲的老警卫员,他手头也没有一点部队。
此时的福山口,基本上全是没有武装的文人、伤员和后勤人员,只有随营学校学习的十二团人员一百多人有战斗经验,但枪支不全。据说,徐德操当时站在福山口村口,凡带枪的武装人员一律被拦截下来,被赶到拒马河的河滩去阻挡日伪军。连当时身挎驳壳枪穿着便衣的平西地委宣传部长陆平都被抓住了。
徐德操正在拦截、组织、调动之时,拒马河方向的枪声已经响了,已经有人抢先一步阻挡住了来偷袭的日伪军。当徐德操带着这些仓促武装起来的十二团人员匆匆赶到拒马河边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临时汇集起来的乌合之众在同日伪军对抗。徐德操带来的生力军加强了对抗日伪军的力量。
事后分析,日伪军这一场对挺进军后方机关的偷袭,更像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偷袭的日伪军已经深入到挺进军腹地,摸不清这边的军事实力,又害怕被包围,于是快进快退,又飞快撤走。
日伪军退走,徐德操这才打量这伙先行下来抵抗的乌合之众。这伙人为首的,是挺进军七团负伤的参谋吕展,吕展身边一个冒着傻气的家伙就是杨浩。后来在挺进报工作的葛焰,告诉我一个故事,她到挺进报之后听说的。
他说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有过一段名言,讲给挺进报这些文化人听的,很有特色。徐德操说,小鬼子进攻平西根据地,是端着枪来的,而不是端着笔来的。你端着笔能打退端着枪来的小鬼子吗?不能,还要靠端着枪才能打退小鬼子。所以,战争条件下,什么最优先?军事最优先,文化工作也要让给军事工作。你们中间有人是能端着枪打仗的好小伙子,干嘛要拿着笔躲在后方,让别人去保护你?能拿枪的,你就到部队来。
据说,在徐德操这次讲话之后,很快,徐德操推荐吕展担任挺进军教导队队长,又把挺进报那个见了日伪军“不怂”的编辑调到了身边。所以当时挺进军传说,肖克的秘书是罗立斌,徐德操的秘书是杨浩。其实按当年的军队规定,参谋长是不得有秘书的。
在1940年9月打响的一分区涞灵战役中,挺进军出动自己仅有的一个九团,占领了蔚县的桃花堡、白乐镇、吉家庄三个据点,分解了日伪军对涞源战场敌人增援的压力。
百团大战刚一结束,1940年lO月27日,张家口出动上万名日军,分四路进犯涞水野三坡地带,对挺进军展开报复性进攻。野三坡境内32个村庄同时起火,粮食房屋全部烧光,村民死伤多人。只有北龙门、南庄、岭南台幸免。12月侵华日军对平西虎过庄、娄村一带进行冬季“大扫荡”,使该地区遭受严重损失。
日军扫荡,进入满清、民国三百年间都未曾进入过的涞水山区烧杀抢掠,引起当地百姓的极为愤怒。但这股愤怒情绪没有冲鬼子去,而是冲八路军来了,认为是八路军的到来招来了鬼子的扫荡。加上八路军到平西后,征粮、征税、征兵(四个月征兵3000)、征徭役,当地原本繁华的紫石口变得一片萧条。
1940年12月6日,汤各庄事变,涞水县三区十几个村子在反动分子的煽动下起来哗变,绑架我党工作人员30余人,牺牲13人,年仅21岁的女干部应维鲁被反动武装分子用石头活活砸死。挺进军一位接新兵的参谋、红军干部被当场杀害,他十四五岁的勤务兵侥幸脱险,立刻赶回挺进军报信。在请示了八路军总部的最高层领导之后,肖克动用九团进行镇压,处死的人就吊在村头的大树上,以示警告。
闻讯平西发生反革命暴乱,杨成武带领一分区主力紧急赶来救援。百团大战之前,一分区尚有六个团主力:一团、三团、二十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三十四团;百团大战之后,三团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余兵力仅一个营。然后是二十六团被调到二分区,一去之后就被郭天民解散,人员补充到自己各团。一分区实际上只剩下三个团一团、二十团、二十五团尚有战斗力,三十四团也被拆散,人员另做安排。
此时一分区部队到平西,发现那位原本用支援挺进报名义调去的杨浩,现在改作了参谋,不属于“文化人”了。于是汇报给杨成武,那好,我们支援给你的是编辑,不是参谋;既然这个人改为参谋,说明你们的编辑够了,人我们带回。
当时的说法:你看杨成武多不讲理,欺负挺进军和肖克,一分区有好几个主力团,挺进军只有两个主力团,其中一个还被打残了,不补充就无法作战。你杨成武不支援挺进军也就罢了,你还算计挺进军的人,拉到自己那边去。
所以说平西和一分区的矛盾,不是一时间积下来的,而是挺进军时期就有了。领导人自己的不满,流传到中下层干部,就形成了后来平西干部与一分区干部矛盾的基础。
解读这一段历史,平心而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军事领导人,手中拥有各种的人才,就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发挥出人才的作用。肖克,还有后来的张明河,都看到了杨浩的“文人价值”;而徐德操,还有杨成武,看到的是杨浩的“武人价值”。天怜其才,不使其在战斗中过早夭折,所以把杨浩放在机关,放在教导队、军校这样的教学部门。
在一分区,还发生过一件不起眼的小故事,我从未讲过,现在讲也无妨。
1943年夏天,当时担任一分区参谋长的徐德操跟着担任一分区副政委的李志民回到了晋察冀军区。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徐德操走后,杨浩一度被留在三团,担任参谋。当时三团侦察连指导员王栋,是杨浩的铁哥们。此时距侦察连老连长王九成刚牺牲后不久,侦察连出现一个连长的空缺。
当时这侦察连有两位连长,一个是当过副营长的王九成,高粮的铁哥们,在1943年5月底的杨家台战斗中牺牲;另一位连长是红军干部潘永堤,大团改小团后取消营一级编制,潘永堤从营教导员改为连长。所以王九成和潘永堤都是正连长,没有副连长。
因为经常要去敌后担任侦察和骚扰任务,所以侦察连从不是整个连在一起活动,而是将三个排分开,每位连干部各带一个排,四五十人,夜间钻入敌后更灵巧一些,也不会因目标大而被敌人发现。
王九成牺牲后,连级干部出现空缺,这王栋点子多,于是就去鼓捣潘永堤:干嘛不把那个杨参谋调来,带这个排?潘永堤同意了,两个人一起去找三团副团长兼参谋长黎光,黎光没意见,也同意了。接着是三团团政委王平民,最后是团长肖应棠。所有人都同意了,但连级干部的调动和任命要杨成武拍板,此时杨成武正在患病,而在一分区当家的是没有了任何职务的黄寿发,此事就被拖下来了。
1943年底,杨成武病愈归来,开始工作。他在病中已经把一分区1944年的重点工作列为“练兵”。于是,回到一分区的杨成武当即调整由抗大二分校一大队组建的一分区教导大队,李青川、杨浩被调进教导大队,杨浩同王栋在一起工作的努力成为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