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杂谈——我的抗战史师傅是萨苏
我以前并不是研究晋察冀抗战史的，是研究中国民俗和中国传统宗教史的。众所周知，诞生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只有一个，就是道教。有人会说：不对，应该还有萨满教。但萨满教只是宗教的原始形态，萨满教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了现代宗教的萌芽。
我研究道教——中国的本土宗教，跟我是湖北佬有没有关系？有一定关系。因为自古：楚人好鬼。与其说是这个“鬼”，不如说是这个“簋（Guǐ）”，祭祀时盛放黍稷的器皿。楚人常祭祀死去的祖先，死去的人是什么？是“鬼”；而祭祀时使用的器皿，也称作“簋（Guǐ）”。
我很早就介绍过，我去道观烧香，是从四五岁就开始的。烧香的道观是关帝庙，领着我去烧香的是我那个吃长斋的奶奶。我记得很清楚，我这位奶奶的立场分明，她并不是给关老爷烧香的，走过了关帝庙的一溜大殿，最后一重殿是观音殿，这才是我奶奶要去的目标。
进了殿，奶奶先把钱给了看殿的道姑，一个四五十岁穿黑色道服、头戴纶巾的中年妇女，给多少我没有看见。然后燃香，上香，在一个蒲团上跪下叩头，当个然不是她自己跪，还要拉着我一起跪下。叩几个头也记不清了，但就像我凡事都认真去做一样，我下跪、叩头，一丝不苟，没有一点内心对神佛不恭的臆想。但以后的几十年间，当我几次被中国这个腐败凶残到极点的泥沼险些吞没的时候，神佛并没有因此对我有一丝关照。
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可能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读我的百万字《道姑李莲翠》一书。读懂《一分区》很容易，但没有一定的文化、文史、文理的底蕴，能读下去并读懂《道姑李莲翠》这部书，并不容易。
忽然有一天，我捉摸着该写点那些熟悉的人的战争故事，这就是我今天《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这一系列文章。在《家国往事》中的这个“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家，是包括了我家在内的许多一起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些熟悉人的家；这个“国”，指的是战争年代的一分区，还有晋察冀这个共产党根据地的小国，当然也包括整个中华民国这个大国。
决定了写什么，但没有确定用哪种文笔形式来写，于是就有了一阵博览群书的时候。念书人的家庭，肚里不饥、身上有衣，手里又有几个闲钱的时候，就开始往书店送钱，换那些专骗我等念书人的各种杂书来读。
不光我们傻，还有比我们更傻的。一位姐们，少时一起长大的“发小”，北大哲学系毕业，在人民日报混过几年，以后在香港、大陆之间来回跑，我们不知道她都干些啥？靠何谋生？她每次从香港回来，总是带回香港出版的境外书籍。香港的书价很贵，每次接到她送来的书，我们的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很长时间——怕欠下这个人情，将来不知道用什么还？
再说国内，我们亲眼所见，看书的人，有阅读能力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超出一千几百字，就被人指为“长篇大论”；稍一谈点理论问题，就有很多人都读不懂，还会曲解出另外的意思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书店也不好混，几十年间，我们打过交道又眼看着倒闭的书店，应该不下十来家吧？身边的书店没有了，就通过互联网从亚马逊订购书来读。当然常常是以太太、儿子订购为主，然后我再看他们定购来的书籍。
在订购的这些书中，日文的原版书也占了相当部分。这就是傻子吧？不光给国内的出版商送钱，还主动给国外的出版商送钱。
如今，人们一提起“留日学生的大省”，人们就往东三省看，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中国腹地的留日大省其实是湖北。翻看史料，湖北在清末年间，由张之洞派往日本的留日学生数量居全国之最。而这些学子形同今日的抗日愤青，起初曾坚决反对去日本留学的，由于张之洞的“发怒”，才促使了这批学生的日本之行。
当年，我们杨家是居住在乡下的土包子，几代单传，所以没有“留洋”者出现。但靠近县城的彭家就不同了，彭家老爹的“老爹”，就是那时的第一代留日生，法政专业；彭家老爹属“正”字辈，他的两个年长他十几岁的叔伯兄弟彭正大、彭正二，也都留学日本，在东瀛“那疙瘩”混了十来年。
当年民国时期留学日本，跟今天一样，也分为“官费生”和“自费生”。“官费生”要经过难度很高的考试才能获得，我猜这些乡间的土包子学生留学日本，应该基本上都是自己家出钱的“自费生”吧？还有，从这些人“留学日本”多年后“学成归来”，很多人并没有效力国内的政界，而是隐居乡间从商开矿来看，他们应该“书是读了”，但最后没能拿到毕业的文凭。
抗战期间，俺祖父因为管理着杨家、彭家那两座膏盐矿，此时应城出产的石膏和盐已经被纳入日军控制下的军用物资。不知哪根筋不对，俺祖父被他人捏个“通匪”的罪名关进了县大牢，严刑拷打不说，眼看性命不保。危难之中，杨家的亲戚彭家这几个“留日归国贤达”出面了，那时的应城县城里，还驻有日军第58师团部，他们就直接去了师团部。其实这案子是下面的一个小宪兵队搞的，师团部根本就一无所知。那一次，这些个操着一口“关东腔”和“关西腔”的人来到日军第58师团部，惊起一片不大不小的涟漪，很顺利日军宪兵队就把人给放回了。
顺便说一句，我在谈到一分区一团1940年晋东南“反顽”战斗时提到过，那一次打击的重点是国民党军的顽固反共分子朱怀冰。俺们湖北老家那些与日伪敌产有关的膏矿企业，在汉口的总公司1945年日本投降后都被这位朱怀冰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接收。
我最初的《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原本是打算从我的湖北老家这些闲杂事谈起的。但横杠子打进来一个萨苏，使我的《战争烽火年代的家国往事》改为从晋察冀这个靠近北平、天津的北方地区谈起。
事情发生在某一年，记不清哪一年了，应该是我孩子刚上大学的那一年，允许他读闲杂书了。他学的是理科，数理专业，跟文科没有一点关系，但他定的都是文科的书。快递送书来后，我发现中间有很多本萨苏的书，这小子跟他妈妈一起挑选的。那时萨苏的书涵括三大领域：中国抗战往事、晋察冀抗战往事、北京老公安往事。这三个领域我都不陌生，所以读起来轻车熟路，我一边读，一边在想：我还有哪些内容要补充进去的？
你看，当萨苏成为“著名作家”著述不断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晋察冀抗战史的旁观者，还没有动手发掘这一段历史。
当时，我连萨先生姓张，名谁都不知道，我把他当成了满族人，跟那个“著名的艺人萨顶顶”有着亲戚关系的某个人。
在萨先生书中的晋察冀抗战史料中，起码有两件史料我“接收”过来，又做了发挥。一件是日军63师团1943年初进驻易县发生的一些故事；另一件是原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俘后又逃脱的日军记载。当然，从萨先生的原著出发，我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剖析问题也可能更深刻一些。但我的“再发挥”不过是对萨先生原著的注释或诠释，也是对“著名作家”萨先生的一个正面形象的再宣传。
哈，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