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北步兵学校到平津纠察总队——接收
我研究的范围主要是晋察冀这十二年的战争历程。其中，抗战时期主要以一分区历史为主，其次是临近的平西根据地的挺进军；三年解放战争或国共内战时期，分别以冀察军区、一分区部队组成的四旅、华北步兵学校和平津纠察总队为主要内容。
1949年的北平纠察总队进入北平是晋察冀这十二年战争历程的结尾。
现在通常把进北平后张明河带领的北平纠察总队接收中南海，作为张明河的主要成绩，起码在舒云的书里就是这样来写的。为了寻找1949年张明河进入北平后的驻扎地点是否还存在，我查看最新的北京市地图，发现张明河当年在进入北平后自作主张为自己占据的六部口东南、面对中南海新华门的一处房产，现在居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
张明河占据的六部口和他念书的华北中学只隔着一条西长安街
今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占据的位置就在此地
也就是说，张明河不仅为中共中央占据了中南海，也为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地点做出了贡献。
当年，1988年，舒云采访张明河后，把张明河接收中南海作为一场重头戏来谈，好像张明河为中共中央立下了一生引以为荣的天大功劳，我却不以为然。
说句对舒云等许多人不恭的话：中南海自建成那天起，就成为只为中国顶层极少数人服务，与平民百姓无缘的“皇家”园林、“禁脔”之地。那时在北京的平民百姓如果擅自闯进严密封锁的中南海，那轻则要被关押治罪，重则就要被杀头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掌握北京政权的袁世凯一度把中南海作为自己的执政所在地。以后民国时期，包括日伪统治时期，具有民主理念的民国领导人和日伪领导人都将中南海作为“公园”对外开放。中南海里面有餐馆、夏天开游泳场、冬天开滑冰场，其余多余的房间可供政府机构租用。当年的北平市政府或北京市政府都设在这里面。
除了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应严峻的形势需要，比如在抗战前夕、抗战胜利后，1949年以前的“华北剿共戡乱”时期，当时在北平的军人政权，比如宋哲元、李宗仁、傅作义等等，才将自己的最高层指挥部设在中南海。但每一个人都不长久，至多两三年时间而已。
但自从1949年初张明河接收了中南海，当年7月中共中央入驻进中南海，迄今（2017年）为止，总计过去了六十八个年头，中南海从“皇家园林”变为“人民公园”，又变成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私家园林”？这个做法比民国时期和日伪统治时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这个比较你不好回答，你让那些一生都未能踏足进过中南海的老百姓说说看就知道了。
历史在前进发展，一个政党和政府的作为也要紧跟历史前进的脚步，不能倒退，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一次不谈中南海，谈谈曾作为北平纠察总队总部的六部口那处房产，我对这座建筑物里的故事多少知道一些。
1949年1月，在解放军和北平市军管会进入北平之前，曾做过明确的接收目标的分工，其中属于北平纠察总队接收的范围只有两部分：一是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兵营，目的是怕进城后的解放军骚扰到外交使团的居住区，引起外事纠纷或国际纠纷；二是接管原国民党宪兵十九团在北平的几处驻扎基地，这其中包括在宣武区的隶属于宪兵管辖的半特务组织“南城侦缉队”。
但北平纠察总队进入北平之后，发现使馆区兵营已经被东北野战军一指挥机构占领，于是北平市军管会做出调整，将国民党军队的“联勤北平司令部”系统（相当国民党军队的总后勤部北平系统）交由纠察总队来接收。由东北野战军四十一军一二一师作为师部的旃檀寺兵营，由于前身是国民党军联勤北平司令部，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安排下被交给北平纠察总队的。
国民党军队按照当时国际上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军队的统一做法，将宪兵和后勤系统独立于地方军队系统之外，在军队的中央指挥部建立相对独立的指挥系统。
共产党军队1949年以后才建立起统一的军队后勤系统，但是在平津纠察总队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第二个类似于宪兵职能的纠察队部队。
有关国民党军的北平联勤部系统，我以前简单介绍过，但没能深谈，这一次多讲几句。
今天中国国防部和军委办公厅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旃檀寺兵营，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军的北平联勤部司令部，1949年的1月31日被第一天进入北平的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占据，作为师部所在地。但仅占据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几天后，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一二一师的师部搬到西城区大水车胡同，距四十一军的军部西城区报子胡同非常近，旃檀寺只留了一个团，其余地方都空出来，让给北平纠察总队。
看台湾作家柏杨回忆录，当年，他们一批大学生作为国民党军东北“剿总”的文职教员，在沈阳国民党军队里混饭吃。辽沈战役结束，沈阳落到共军的手里，没有人再理睬他们，于是他们一行人开始沿着“沈京铁路线”向北平逃亡。当时在沈阳通往北平的公路上，百万东北野战军大军士气高昂的向关里进发。到达了北平的解放军开始围城，他们这一行人得以进城，就住在旃檀寺的联勤总部院内。
从解放军方面过来的人，深知解放军势头不可阻挡，于是他们继续向南方逃亡。很多国民党方面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北平落在共产党军队手里才开始逃亡的。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定宜庄写的《老北京人》的采访系列中，她在台=湾采访当年从北平逃出来的知识分子。说北平许多家人在日本军占领北平时都没有逃亡，但是在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北平后开始逃亡。因为他们深知道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就要土=改、消灭一切有钱人，不仅是瓜分财产，不仅是简单从肉体上消灭，还要开批=斗清=算大会，在精神上折磨你之后，还要惨=死在各种最野蛮的原始方式之下。
从北平逃亡到天津，在天津，以一两黄金一张船票的价格，他们乘坐英国商船途径韩国，到达还没有被共军占领的中国南方。在这位台湾老北京人的口中，留下了许多“土包子共军”进北平后的笑话，比如在抽水马桶里淘米煮饭，结果把小米都冲跑了，硬说是房主搞得什么鬼，要房主赔他们小米。
还有个笑话，当年北平的富户人家在天津也买了房，住小洋楼。解放军进天津，闯进这户人家，一进门是个大镜子，共军发现对面有军人过来，急忙掏枪，发现对面的军人也在掏枪，于是……
我认为，这些情景孰真孰假？尚未可知，应该都属于当年国民党人的一种“意淫”，我在军事上打不过你，于是就编排出了这些笑话来丑化你土八路。就像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书中收集的那些“共军的丑闻”一样，一方面，为当年国民党军败于共军之手寻找事实根据；另一方面，为当年强大的国军败于弱小的共军出一口恶气。
龙应台使用的史料，出自储存在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原始档案中的所谓“共军屠杀倾向于国军的民众”、“共军押着老百姓在前面打冲锋”、“共军强迫解放区老百姓支援前线”的种种不着调的奇谈。而这里的进城的共军在“抽水马桶里掏米煮饭”、“对着镜子自己吓唬自己”，就显得更搞笑了，编排出这些笑话段子干什么？不就是讥笑共军“土”吗？但“土”和“蠢”是两个概念，土八路再土，也不至于蠢到在抽水马桶里掏米、将镜子里的自己当作另一个人的地步。
我猜想很多年间，台湾的国军以及他们的后代就是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搞笑段子中度过来的，结果时间一长，自己也将这些虚构出的笑话信以为真了。
我很想仔细看看定宜庄采访到的这户“老北京人”对1949年进入北平共军的全面评价。可惜未能如愿，有关采访到的内容定先生都给弃之未用。其实用了又有何妨？看看国民党方面的老北京人评价当年的共军，他骂你几句又有什么？
再来谈国民党军的北平联勤部系统，当年可是三大块“肥肉”都集中在这里：第一部分是国民党军的仓库，包括物资、服装、武器在内；第二部分是国民党军的兵工厂和被服工厂；第三部分是国民党军的房地产。
我根据我所掌握到的内容，分别一一谈起。
先谈物资仓库。
北平纠察总队进北平后控制的第一座仓库，是位于西珠市口大街的联勤部最大的一座物资仓库。这里面除军火之外还有服装、大衣、翻毛皮鞋等等，其中有许多物资，都来自1945年国民党军接收北平时日军留下的仓库物资。当时的军纪，是看守仓库的共军严格执行保卫任务，不得擅自动用仓库的任何物品。纠察总队军纪如山，的确是严格执行了军纪（这部分内容舒云有详细讲述，我不再重复了，我只讲述舒云没讲过的故事）。
当年纠察兵进城，按照规定要在北平的重要十字路口、街口设置纠察哨位，盘查来往行人中的一切可疑人员。特别是漏网的军警宪特及部队被打散的原国民党游兵散勇。此时北平还是天寒地冻的气候，于是经当时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批准，张明河下令，从联勤部西珠市口仓库拿出了一批“黄色军大衣”给一线的纠察兵穿上。
但当年的共军极度“老土”，不知道这些“黄色军大衣”是给医院的住院伤兵们穿的，不是用于部队着装的正规军大衣。在今天的各部队医院，每逢冬天，都可以看见病号在住院服之外，还有住院棉大衣可穿。但当年的共军就不懂得这一点，这就是在聂荣臻进入北平之后，惊讶地看见市区各交通路口之处活动着许多“国民党伤兵”在盘查过往行人。等到聂荣臻问清楚之后，赶忙下令，换下这些国民党伤兵棉衣，换上原日军的骑兵大衣和马靴。
我所知道的西珠市口仓库分配给纠察总队的最后一次物资，是在1949年的6月底。当时的北平纠察任务已基本结束，但纠察总队突然接到紧急命令：两天后的6月30日，中共中央要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大会，庆祝“七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七一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讲话。当时接到命令，说几乎所有的中央最高领导层都要出席大会。
于是在最高层领导的特批下，北平纠察总队凡担任执勤任务的每一名男干部战士均领到一双合脚的翻毛皮鞋，作为“七一大会”的穿着和礼物。
新皮鞋穿在脚上，再加上新军装，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每个人都格外神气。可惜结局却十分凄惨。1949年6月30日晚间才集合起来的大会（不敢在白天开，怕国民党飞机轰炸），直到7月1日的凌晨才召开。那一夜，突然天降大雨，当年的皮鞋质量都不高，一遇到雨水浸泡就严重变形，变得歪七扭八不成样子。最难受的，还在于那双被严重扭曲和磨损的双脚，大会结束，几乎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一瘸一拐回到驻地的。
我母亲说，翻毛皮鞋没有总部机关和女同志的份，还有，先农坛值勤那天，她们女同志因为都在有着顶棚的主席台前担任服务任务，所以没淋到雨，要好一些。其余那些被浇到大雨人的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这是北平纠察总队执行的一次最重要的警卫任务。那一次在先农坛门口，纠察总队阻止住了硬要带枪闯入会场的张经武，结果把周恩来都惊动出来了。那次事件之后，张经武也住进了旃檀寺，以后多次来纠察总队串门。原来他是被中央调来专门筹备组建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想不到一来就险些惹了大祸。
说过仓库，就要说说隶属于联勤部系统的原国民党军被服工厂。
在郑旭煜、周自为晚年居住的北京军区联勤部禄米仓干休所，在明清两朝都是皇上为朝臣和驻军首领们发放“俸禄米粮”的仓库集中地。自满清垮台，袁世凯将禄米仓用作制作北洋军军服的被服厂。以后国民党军、二十九军依旧如此。日本占领北京后，将这座被服厂用作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军装厂，储存在西珠市口军用仓库的许多服装和大衣都出自这里的缝制。
1949年初春，被叶剑英训斥为“给华北解放军丢脸”的民产军装事件之后，时任华北步兵学校供给部部长兼直属支队支队长的翟家骏，带领直属支队一干人等来到了禄米仓被服厂，为北平纠察总队配置服装，是这个历经北洋、日伪、国民党军的被服厂接到的第一单解放军的活。好像在八十年代，北京军区后勤部迁走原厂，在这里修建了联勤部干休所。
当年的国民党军联勤部，房地产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我查了一下，张明河指挥纠察总队接收中南海是个特殊情况，但在中南海新华门南面的六部口一处大房产，明显不属于国民党军队的宪兵系统，我想应该属于国民党军的联勤系统。
其实从北京的市区地图上查看一下，张明河在北平的母校——北平私立华北中学，就在南池子南口，中南海新华门的旁边一点，过西长安街从南向北，仅不过百来米之遥的距离。张明河从1928年到1932年在北平求学，从其秉性上看，非良善温顺之辈，所以他中学周边的地形及其所在机构，张明河应该通晓到无所不知的地步。
张明河占据的六部口这处地点，正处于北平的市中心，最初时有装修非常雅致的四合院和两层的日式小楼，楼前有一片不大的空场地，可能原本是停车用的，张明河占据之后，空场地就用来临时关人。常常集中了百来人后，几辆卡车一齐拉走，送到东城的炮局监狱供公安部门进行核查。
1949年3月底中央领导机关来到香山，以“劳动大学”的名义进驻原香山慈幼院，毛泽东住进双清别墅。就在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不久，就发生了傅作义警卫团的两个营冲击香山的事件。
有关这次“傅作义警卫团闯香山事件”，网络上、书刊上，有各种耸人听闻的文章出现，但大都表述得很不准确，我也有专门文章进行过分析。相比之下，我的文章是最客观，也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
在这次“闯香山”事件中关系到北平纠察总队的地方有个要点，我仔细介绍一下。
当年晚上，在将傅作义警卫团中参加闯香山的那两个营缴械之后，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从值班参谋那里查到这个团指挥官在城内的住址，又跑到六部口，找到北平卫戍区纠察总队参谋长李青川。由李青川出面将三个团级军官“请”进了拘留所。没费一枪一弹，事情就解决了。直到凌晨，唐永健才返回华北军区在庆王府的司令部。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不知道读者发现了没有：唐永健可以调动华北军区的部队缴械这两个营，他又查到这个警卫团的三位团级军官在北平城里的住址，他为什么没有直接进城抓这三个军官呢？而非要通过李青川、而不是通过比李青川更有实权也更具权威的总队长兼政委张明河？
我在以前介绍过，在很多有关这三位傅作义警卫团团级军官的资料里，应该指的是团长、副团长、团参谋长这三个人。
要讲清别人没有注意到的这个问题，我先把当时的一些相关背景介绍一下。
当时，傅作义的剿总司令部设在复兴门外西郊万寿路，1949年初，这里还是乡下，四周都是农田和村庄，警卫团各营部就分驻在总部周围的村落。当时的警卫团团长是张维翰（傅作义系统的军官，我只能查到上校以上，上校以下的军官名单没能找到）。
傅作义的这个张维翰是山西天镇人，国立金陵大学毕业，抗战时期一直在傅作义身边任警卫团军官，抗战胜利时任中校警卫营长，1949年任上校警卫团长。由于有正牌大学的资历和学问，1946年1月国共和平谈判签字后，张维翰在集宁担任国民党军十二战区联络组的副组长。
此外，共产党军队里也有一个张维翰，山东馆陶人，晋冀鲁豫部队，以后曾任河北军区邯郸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大校。巧的是，后一个张维翰以后在国家体委任司长，跟李青川在一起。
傅作义这个警卫团从西郊原万寿路驻地经复兴门迁进北平中南海，准确的时间是1948年的12月13日的夜间。那一天，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和华北二兵团少数部队进入西郊，切断了北平国民党守军西去的道路，当天（13日）晚上与国民党军交火。而撤回到原万寿路驻地的时间，是在1949年的1月31日。
1949年那一年，中共中央严格限制进北平的部队，除了担任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十一军三个师，华北军区的部队只有隶属北平市军管会的北平纠察总队这一支部队。而当时傅作义的家在北平城里有两处：他的家属住在东城区史家胡同，与过去宪兵团团部——现在的纠察总队一大队大队部成为近邻；傅作义本人住在西城区小酱房胡同，我曾经从大酱房胡同往南折进去，用脚步丈量这一处房产究竟有多大？
当时，傅作义系统的许多军官，但凡成家立业的，都在北平城里有了家室。我有幸登门见识过的，只有傅系核心人物之一的“剿总”接待处少将处长李腾九，还有他兄弟上校李兴九在护国寺的家。属于傅系最信任的警卫团三位团座的家也在北平城里。要想搞清楚这一次警卫团两个营闯香山，背后有没有这三位团座的指使，就只能先把他们三位抓起来审问才行。
当年，万寿路属于“城外”，不在中央严格限制部队进入北平的范围之内，所以可以动用部队将傅作义警卫团两个闹事的营包围缴械，但进城抓人就是另一回事了，只能通过中央赋予权限的纠察总队来进行。
但为什么单单指明是李青川、而不是别人来执行这个抓人的命令？我猜背后另有用意。
这个用意，其实李青川自己的心里非常清楚，张明河心里也清楚，很多老纠察队的干部战士也很清楚，但我注意到1988年舒云采访李青川，李青川回避不谈这背后的“用意”。
今天我来谈谈，补上或完善这一段的内容。
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地方军阀的部队，都讲究个“袍泽之情”。当年傅作义和他身边的主要军官都起家于阎锡山的晋军，这是自满清后期就兴起的一支山西地方部队，北洋政府时期成就了大气候，与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桂军、粤军这几大实力派齐名，成为中国直到1949年才被结束的一支军事实力。
抗战期间，由于日军入侵山西，占领了太原，晋军被切断为南北两截：阎锡山退到较为富裕的晋南地区；北边五原地区以傅作义为首，因占据了绥远地区，创建绥远军，其实与晋军的袍泽关系依然存在。
当年属于晋军系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很早投身于晋军系统、晋系军校毕业或大学毕业、山西本地人，傅作义手下的晋系亲信军官，都具有这几个基本特征。但这几个晋系军官的基本特征在共军里面也有人具备，谁？李青川。
当年从中央到华北军区领导的意思，此事不宜搞大，造成恶劣影响，所以不能公开抓捕，怎么办？只能诱捕。由谁去诱捕？最佳的人选当属李青川。
实际上1948年12月张明河刚接手组建北平纠察总队的任务，华北军区干部部就已经将李青川的“特长”——晋军宪兵出身，介绍给张明河。纠察总队与傅作义军队打交道这几个月间，李青川已名声在外，很多傅系军官都知道他们有这么个“袍泽”兄弟，过去的宪兵，抗战爆发那年投奔了八路，现在是北平城里解放军纠察队的大官。
因为傅作义的绥远部队属起义部队，正在接受华北军区的改编，被编为董其武任军长的六十九军。一时间傅作义旧部到北平后找李青川叙旧的、手持李青川亲属信件上门求见的，几乎经常都有。
李青川是十二年战争时期过来的，什么政治运动和政治审查没有见过，养成了他“谨慎”独特性。他要杨浩将来访者一律打发去登记在册，并且时常有意无意地对张明河、张迺更说：你看，十几年前见过一面两面的，连名都叫不上来，现在都找上门来了。
李青川是有意将他同这些人的陌生关系，通报给张明河、张迺更等人，以防一旦将来有事，这些当领导的能为他说上话，做个证明。
那一次李青川就带了几个警卫人员，先去团长张维翰家，然后由张维翰出面，将副团长、团参谋长约出家门，悄悄带走。带到哪里？就带到六部口这处地方。然后通知当时北平市公安局的审讯高手，由侦讯处处长冯基平亲自带领，通宵审讯以搞清事实。
（提供了这张老照片的人提出质疑，认为“抓捕傅作义警卫团长一事与事实不符。”他说：“我父亲在1996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晚报（指北京晚报）特约连载（45），1948年冬在西城抓捕傅作义警卫团长一事，具体情节与事实不符。当晚是政委张明河派我带一个班由唐永健带路去抓的，战士越墙进入院子开大门直到住屋门外，以查户口名义叫开屋门将团长抓走的。当晚押放纠察总队一个中队内。参谋长李青川根本没有去。当时，我的父亲是警备科的负责人之一。”
上述故事，我是听纠总一位宣传科干事讲的，市公安局法制办副主任，曹奇辰，太太是十处的。两口子都是纠总的老人。提供照片的那位说明了过程真相，此处与事实不符。因为上了他的黑名单，无法回复，故此把我的故事来源在这里附上，申明以他的叙述为准。舒云的故事中讲到此事，来自于李青川本人、郭春暄，当时任总部秘书，后来任北京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和唐永健本人的叙述。舒云采访的名单，是唐永健提供的。我是拿到舒云的书后，问我母亲，她指点我去问曹奇辰。曹当年负责总部宣传。我反复刨根问底，才有了这些故事。口述历史，很大的问题是各讲各的，我再次强调一点：很可能真理就在这位朋友的手里。）
那一次，从张明河、李青川为首，北平纠察总队只知道发生了“傅作义警卫团闯香山事件”，但详情和具体经过并不知道。尤其纠察总队下层的干部战士，更是消息闭塞，当年是风传傅作义嫡系部队要在北平城里搞暴动，从六部口和炮局监狱抢人犯回去。一时间，六部口纠察总队全员戒备，二层小楼上十来挺轻机枪一溜排起，在院内临时关押的那百十余人犯以为马上要处决他们，顿时脸色大变，要求写遗嘱的，要求见家属的，还有安排后事的接连不断。直到再三安慰“与你们无关”才逐渐平息下来。
过一天后，纠察总队在李青川带领下再次出动，这一次是依次登门，将傅系军官在北平城里的家走了个遍，管你是起义还是闲居在家，总之，将这些人在家中保存的各种武器一律收缴，据说光是傅作义小酱房的家中就收缴了最新式的轻机枪、冲锋枪、各种手枪一百多支。
当年，如果从北洋军阀时期算起，华北地区连续数十年战乱，在北平这座大城市里居住的前军官和在职军官至少有数千人之多，其中很多人都将枪支隐藏在自己家里，以防不测。
我举一少一多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马占山，前东北军将领，把他称为“中国举起抗战大旗的第一人”也不为过。只是以后他投降了日本人，又逃了出来，投奔到傅作义门下，打了一个“东北抗日先遣军”的牌子，手下曾有过几千号人，被编为两个骑兵师。
马占山晚年居住在北平，他的后代评价他说：马占山从未与解放军打过仗；解放军进入北平，对他并不好，他年岁很大了，还要他每天去军管会报到，结果在解放的第二年，1950年就死去了。马占山这几千人的家底，的确是被解放军消灭、而不是自行解散的。兄弟相残，这是一场民族悲剧，在当年是避免不了的。
马占山1949年根据解放军进城后的大布告要求，主动来到北京警备司令部报到，并交出家里存放的长短枪三支，这好像是比较少的。
私藏武器比较多的如张荫梧，这也是共产党接收北平后公开抓捕的第一个大人物。张荫梧藏匿大批武器，阴谋进行武装暴乱的反革命活动，对刚刚解放了的北平构成极大威胁。情况报到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那里，李克农于2月14日向彭真、叶剑英请示，彭真、叶剑英当日批示“可即逮捕”。
抓张荫梧，是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到张荫梧担任校长的四存中学抓的，抓了后就关在王佐胡同进行审讯。但搜查并占领这座四存中学，却是纠察总队派人去做的。从学校地下室搜出的机枪、步枪、手枪和电台等，后来就堆放在六部口纠察总队总部的一个房间。以后在四存中学，张明河成立了专门与北平市公安局进行合作的一个新科——纠察总队警备科。再以后纠察总队结束之后，这个科的成员全部合并进北京市公安局。
1949的北平纠察总队警备科全体干部
一位移居美国的朋友，当年的纠总子弟，为我提供了这张警备科全体成员的老照片。我最初以为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在张明河西单的家，后来仔细核对了一下时间，认为应该是在四存中学院内。张明河晚年沦为拾荒上访专业户以后，也曾住在他的家里，他们交谈的许多宝贵的谈话内容，可惜都失传了。
私立四存中学建于1921年，位于府右街10号，一座两层的楼房。张荫梧被抓后，私立四存中学被取缔，因原来的教学质量（主要是古汉语）有点名气，男校部分与北京八中合并，女校部分与女一中合并。
但我文中凡是涉及到的地名，只要有条件的，我都一一做了实地的考察验证。唯独这个“四存中学”，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太特殊，在中南海旁边，我从未去现场考察验证过。但我知道，以后这个科、这些干部、这块地方，全部都移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
原四存中学的大门
府右街10号原四存中学的具体位置
当年那些收缴来的武器，就堆放在六部口院内，许多特殊一点的名贵手枪，怕磕碰坏了，专门放在负责军务和编制工作的杨浩办公室里。彭家老爹告诉我说，那时过去的一分区干部都在北平城外，在二纵（六十七军）和八纵（六十五军），由于在北平城里没有落脚点（彭当时在一纵组建的六十九军，几个月后，六十九军编制让给董其武的绥远起义部队，原六十九军几个师成为华北军区直属部队），他们每次进城，彭都是领到杨浩纠察总队的办公室里，在那里喝水吃饭。
当时看到杨浩的房间里摆放着五花八门的各种手枪，这些大兵难免会拿起来舍不得放下。彭老爹说，杨浩半开玩笑的对他们说：你们谁看上哪支，拿走好了。当年没有一个人敢拿。
看以后的记载；傅作义警卫团事件处理之后，十九兵团派出两个师级干部去接收了傅作义警卫团的营地。后来，参与“香山事件”中的那两个营，交由华北补训兵团，拆散后进行了重新组合。而没参与闹事的另一个营的军官，有一部分被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都提升了职务。被抓起来的那三个团职干部，并没有受什么处分，很快就恢复了自由。
六部口这个地方，以后作为民产房而不是军产房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曾是二处侦讯处的一处办公和家属居住地点。西长安街拓宽的时候，据说拆掉了一部分，但二层小楼基本未动。俺小的时候，曾做过一件“熊孩子”做的坏事。
新华门对面的西长安街花格高墙后面，当年充满了各种故事
那时俺们许多孩子，很多是纠总子弟，后来的北京小学校友，都在这幢二层小楼里玩耍。后来李宁去世时没有出席父亲葬礼的李宁一子一女，也在这些玩伴之中。那时在这幢小楼里办公的干部不是很多，也许对面就是中南海的新华门，这里不能作为重点办公区。
进小楼从一楼上二楼，是常见的开放式木扶手楼梯，而从二层上到阳台，则是螺旋式的铁楼梯，这种螺旋式铁楼梯我以后在国内再未见过，而日本倒是不少。也许是占地方少的缘故吧？当年，我们一帮疯孩子常跑到宽大的阳台上撒野，后来我母亲说，当年刚进城的时候，楼下的空院内关押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小楼的阳台上一式排列着十来挺机枪，起到震慑作用。
某日，李宁的小女儿李纹在临上螺旋式楼梯的时候，突然感到内急，于是就在楼梯口解了一泡大便。拉完之后，没有手纸，只是从衣兜里翻找出一张五角钱的新票（相当今天的五十元不止吧？），立马就用这五角钱新票擦了屁股。
为什么对这一段情节记忆犹新？是因为在这次“大便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我们这帮孩子从二楼的走廊里经过，只见一间靠南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而在办公桌的墙上挂着一支双筒猎枪。这一次，是我立马登椅子上到办公桌上，然后从墙上摘下这支双筒猎枪。
扛着枪，我在这帮孩子的欢呼和簇拥下，飞快沿螺旋铁梯直到阳台。猎枪很沉，那一年我四五岁，自然到达阳台的速度不会很快，在我背后，被孩子们的欢呼声惊动的一帮大人，为首的正是李宁，当时他是个科长吧？飞快跑上了阳台，从我的手中一把夺过了猎枪。
此事后来想起来，感到后怕：因为小楼北面一墙之隔，就是中南海新华门。当时未必能看得见这边有人在举枪，但万一枪里有子弹，枪声还是听得见的。
几十年后，在自新路李宁的家中，他一边翻看着他最心爱的集邮册，一边跟我谈起当年的往事，还问我：曾记得否？
俺打小就记忆力极好，俺当然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