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中最常见的错误问题
看到一篇新闻报道：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北京中医学院附中90后教师魏祺。这位90后的中学历史老师说，他在上历史课时，给学生们留了一个作业，就是了解自己家庭的历史，因为：“我说历史是有记忆的，家族是有记忆的……”
于是我这才知道，中国大陆早在十几年前，就在“与国际接轨”，成立了一个关于“口述历史”的研究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先生说：“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从西方引入的。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口述历史日益受到学界和大众的普遍关注。”
这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左先生以及中国大陆那位年青中学历史教师的观点，当然还包括我的观点，显然同姜克实教授“不要再去搞什么口述历史了，越述越神”；以及“读读档案，做一些实证研究呢”的基本观点背道而驰。
虽然与姜教授的基本观点不同，但“知己不足，方能补己之短”，口述历史的确有很大的缺陷和不科学、不严谨的一面，这就是最常见的“不准确”问题。而且由于最初讲述者的身份特殊，很容易造成谬误远流的社会景象。如古人云：“瓜田无取终成谤，市虎相传久是真”，谬误流传久了，人们习以为常，就会当成了真事。
1941年的9月25日那天七连与五壮士在狼牙山上苦战，歼灭敌人近百名的故事，就是这样传出来的。这件在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很多人却把它当成了历史的真实场景。
我认为口述历史中最常见的错误原因，并不在于“从民间故事转化为历史的真实记述”，而在于由于年代久远，口述人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在时间上记差了。
从每个常人的思维角度来说，人物、地点属具体概念，很容易记牢，也不容易出错；但时间属抽象概念，很多亲身经历者口述历史，大都在时间上记不准确或出错的。
今天我再举两个实例，都是有关一分区这段抗战史的，两个过去的一分区老兵的亲口回忆。
先看第一则报道：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近日，记者拜访了江西省南昌地区的一位抗战老八路任福林。回忆起那段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任老痛斥日本人“否认侵华就是逃避罪恶！”，呼吁年轻一代要牢记历史，不忘国耻。
任福林老人亲述“狼牙山的故事”
抗战纪念馆里对老八路任福林的介绍-1955年授衔少校，1962年授衔中校
采访中说：1925年，任福林出生在河北保定。1940年11月1日，年仅15岁的任福林上了两年半的学，就遇上日本鬼子来了。身为家中四兄弟里的大哥，他自告奋勇参加了八路军。
“我记得当时新兵训练是在离家四、五十里的狼牙山下，带我们班、排、连长都是红军。除了走队列、投弹射击，还学文化、学政治、学秩序。当时部队武器弹药匮乏，枪少子弹少手榴弹更少，每个连都有人拿大刀片子，能扛上老套简子就很不错了。三八大盖是缴日本鬼子的，轻机枪、中正式步枪是缴伪军的。”任老告诉记者。
采访中说：新兵训练结束后，任老被分到老一团一营二连二排四班。当时，任福林所在部队，主要在河北易县活动，易县属晋察冀边区，司令员是聂荣臻，分区司令是杨成武。
任福林告诉记者：“1941年初冬，在狼牙山附近，有一次被日军包围，中午时还侦察过没有敌军，谁知下午一看发现山顶上一村边都是敌人，部队从村里往外突围，夜里行动，天黑雨大，我们从山腰悄悄迅速往前走，终于成功冲出包围圈。”
“秋季大扫荡时，我们团大部队离开了狼牙山地区，由一分区转移到三分区地区，部队留少部分在狼牙山与日本鬼子周旋。当时，三营七连六班为掩护部队突围，没有走出去。最后，五名战士砸烂武器，舍身跳崖，他们就是英雄人物‘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为使部队更精干，机动性更强，进行了部队整编，以连为单位活动，在一个地方住一个月的时候都很少，不行军时，星期天伙房会烧水给大家烫虱子。
注意，上面文字中的这一段：
“1941年初冬，在狼牙山附近，有一次被日军包围，中午时还侦察过没有敌军，谁知下午一看发现山顶上一村边都是敌人，部队从村里往外突围，夜里行动，天黑雨大，我们从山腰悄悄迅速往前走，终于成功冲出包围圈。”
“秋季大扫荡时，我们团大部队离开了狼牙山地区，由一分区转移到三分区地区，部队留少部分在狼牙山与日本鬼子周旋。”
我质疑这一段回忆中的场景，好像不是在1941年发生的。1941年的日军对晋察冀的大扫荡，从1941年的8月12日开始，历时六十六天，到十月中旬，已经全部结束。尤其日军在狼牙山地区的扫荡，8月20日开始，10月初就已经撤走，不再有敌人。
所以这一段回忆的时间放在1941年不太准确，但活脱脱一团在1943年秋季大扫荡中的真实写照，所以我猜任老的回忆，应该是一团在1943年秋季大扫荡中的过程记载。那一次一团被敌人合围，邱蔚果断下令，放弃狼牙山，向满城县三团转移。
文中的这个“三分区地区”，指的就是三团防区顺平县与唐县交界的那个地区。
但1941年，狼牙山五壮士那一次的秋季大扫荡，一团的经过如何？
那一次大扫荡开始后，一团奉命奔赴阜平，给晋察冀领导机关保驾。五壮士发生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给我讲这件事的人自己记不清了），一团在一个夜间回到了狼牙山。那时杨成武还在顺平县梯子沟突围，没有回来，狼牙山下还都是日军，没有退走。
给我讲这件事的人当时站在一团副团长宋玉琳的身后，看见宋玉琳用打残了一个镜筒的望远镜，观察着山下的敌情。战前，杨成武疏散一分区政治部干部，他被安排到一团（钱丹辉跟政治部在一起、魏巍到电话情报站、蔺柳杞到涞源义勇队、吴文光到涞源县支队）。
第二天上午，一团派出侦察员，联系上了隐蔽在蔡家峪的邱蔚，同时接到杨成武从大平地打来的电话，要一团不要在狼牙山与敌人接触，要打到外线去，袭击平汉线铁路，调走在狼牙山地区的敌人。
那一次一团在涿县、徐水几个地方同时袭击平汉线铁路，果然，驻扎在狼牙山地区的日军被迫撤走，去保护平汉线铁路。这是进攻一分区的日军要早于六十六天大扫荡提前结束并撤兵的主要原因。
一团出击平汉线铁路的同一天下午，杨成武回到狼牙山九连山，邱蔚重新回到狼牙山老君堂。
在这之后的1941年初冬、深冬直至1942年春夏，一分区整个都没有战事。一团依旧驻扎在易县东部的老防区，担任一分区东大门的把守重任。
说“完全没有”，也有点绝对。1941年12月初，晋察冀军区发来鬼子即将进行冬季大扫荡的敌情预报。接受夏秋季鬼子大扫荡给一分区带来的惨痛损失，这一次杨成武再不敢大意。于是，组成一分区北上支队，主要由分区机关非武装人员和卫生部伤病员参加，总人数约四五百人。北上支队司令卫生部部长张杰、支队政委由刚调到卫生部任政委的朱利担任。那一年冬天，北上支队到平西根据地的房山十渡，躲过了这年的鬼子冬季大扫荡。
但实际上日军并没有来。
对华北日军来说，因为要筹划1942年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准备一举歼灭冀中八路军，所以不会再与冀西山区的晋察冀各军分区纠缠下去。这就为一分区迎来了1942年的休整时期。
还有，在任老的口述中还出现了一处关键错误，这也是一个本不该出现的低级错误，这就是“三营七连六班为掩护部队突围”。
任老在一团当兵，一团是每个营四个连的编制，所以，七连应该属于郑三生当营长的二营，而不是张英辉的三营。时间久了，难免会记差，更正过来就是了。
除了任老，还有一位红军身份的一分区老兵回忆在一分区一团经历的战斗。
余新元，1923年11月出生，1936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甘肃静宁人。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辽沈战役等。荣获两次大功、抗日战斗模范、“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抗战老兵余新元
采访中讲：余新元1936年13岁参加红军，1937年14岁投身抗日烽火，身经百战，九死一生。鞍山军分区原正师职顾问、92岁抗战老兵、老红军余新元的一生写满传奇：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参加了击毙日寇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之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为他治过伤。
有关“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为他治过伤”这一段情节，值得一提。因为如果在时间上没有错误的话，余新元将是白求恩一生中最后亲手治疗的几名伤员之一。
原文中记载：1939年，日军对晋察冀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亲率1500余人，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没想到却落入了早已埋伏在黄土岭的八路军包围圈。大战随即打响。日军拼了命地想突围出去，余新元所在团（应该是一团）连续打退了敌人１７次冲锋，阵地前留下了３００多具日军的尸体。
战斗结束后，余新元却站不起来了，军医捧起他血肉模糊的左腿，不得不提出了截肢的建议。所幸，白求恩医生刚巧到余新元所在部队的医疗点巡诊，经过几个小时抢救才保住了余新元的左腿。
看白求恩生命的最后日子：
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
11月1日，白求恩在为从前线送来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切开伤口时，手套被手术刀划破，带伤的中指受到致命的细菌感染。
从11月2日到6日雁宿崖战斗前后，他为伤员做手术13例，其中包括一分区特务营长马辉的面部枪伤留下的豁子缝合手术，并写了治疟疾病的讲课提纲。
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白求恩的病情已日趋严重，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夜晚住在太平地，他由两名护士搀扶，坚持为伤员做初步疗伤。
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70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这时，他的体温升高到39.6℃，但他仍叫通讯员通知各战斗部队，把伤员都送到这里来，并说：“凡是头部、胸部有伤的伤员要首先抬来治，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起来。”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又加重了。
11月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可到下午，头又剧烈地疼起来，高烧至40℃。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派人送来急信：“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
1939年11月12日凌晨，因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分析一下：黄土岭战斗，在11月7日上午打响，8日上午结束，一团是最后撤出黄土岭阵地的部队。所以余新元负伤并被抬出战场，应该是在7日那一天。因为8日那天被最后抬出的伤员们很难再接受到白求恩的亲手治疗。
在“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70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的时候，应该就是治疗包括余新元在内的那一批伤员。
这段史料记载的几个地名在表述上有误，我更正一下：
白求恩到达旺家台的前一站被记作是“太平地”，实际上没有这个地名，应该是易县西南的“大平地”或全称“南大平地”，从唐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到一分区卫生部的必经之处。
1941年9月底杨成武大队梯子沟脱险，进入易县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在大平地。这里设有一分区的联络站和情报站，所以有电话飞线，可以与易县的其他各情报站点通话沟通。
“王家台”应该是“旺家台”，一分区卫生部所在地干河净附近，当时是一团卫生队（队长尹明亮，1961年少将，今天海军少将尹卓的父亲）收治雁宿崖、黄土岭伤员的所在地。
白求恩途径大平地，到达旺家台一团卫生队
从黄土岭战场，经甘河净，到旺家台一团卫生队
余新元最重要的口述回忆在下面一段。
余新元讲：1941年9月25日清晨，为消灭八路军主力，驻管头、龙门庄、界安的日伪军35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狼牙山，当时被困在山上的游击支队、主力部队、党政机关和附近的老百姓共计2万多人，但能够实际作战的却只有200人。
敌众我寡，余新元所在部队指挥员杨成武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部队在南、北管头一带向敌人猛烈开火，发起佯攻，造成我军突围的假象。鬼子中计了，从沙岭一带调兵来支援西南线，从而使沙岭这一带就空出了十多公里的大缺口，我主力部队向着缺口方向趁着月色撤出了狼牙山，留下1团7连担任掩护任务。
时任副排长（应该是七连吧？前面没有做介绍）的余新元，立下“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带领战士上山阻击敌人，为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争取时间。日军约2000人开始向狼牙山进攻，团长给7连的任务是坚守到中午12点。
战斗异常惨烈。时近中午，全连伤亡非常惨重，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二班和机枪班的战友大部分壮烈牺牲了，而这时，子弹和手榴弹也全都打光了！余新元毫不犹豫，带着战士搬起一块块大石头狠狠地向鬼子砸去，硬是打退了敌人的19次冲锋，敌人最近之时，离他们的阵地只有十几米。
当敌人发起第20次冲锋时，余新元身边的战友张祥的两条腿已被炮弹炸掉。张祥临牺牲前嘱托余新元，假如能活着回去，每年到他父母和哥哥的坟上祭奠。余新元抱着战友的尸体，泣不成声。此时，冲锋上来的鬼子越来越多，而身边的战友却一个个倒下。在得知大部队成功转移之后，余新元立即率领战友集中火力，浴血厮杀，终于打退敌人进攻，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拼杀出一条血路，成功突围。
滔滔易水河传颂着战士的英名，巍巍狼牙山铭刻着英雄的业绩。在这次战斗中，余新元和战友共打死打伤鬼子120多人。突围时，子弹从他的左前胸打进从右后肩穿出。反扫荡结束后，杨成武签发命令，授予余新元“抗日战斗模范”荣誉称号。
你看，这一段故事多么精彩，有真人讲述，有时间地点，你能怀疑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吗？如果这一场战斗是真的，那狼牙山五壮士跑到哪里去了？总不能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的同一场战斗打两次吧？
但不知道讲述者明白没有：你越是讲得精彩，战斗越是激烈，你也就抢了狼牙山五壮士存在的合理性。既然有你们在掩护大部队撤退，那还要五壮士留下来干什么？所以这段故事的结尾，居然没有提到狼牙山五壮士一个字，因为风头都让“七连这场战斗”给抢走了。
尤其：“在得知大部队成功转移之后，余新元立即率领战友集中火力，浴血厮杀，终于打退敌人进攻，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拼杀出一条血路，成功突围。”
你看，他们掩护了大部队撤退，最后又成功突围，比五壮士都棒。只是不知道敌人追击他们了没有？他们的背后有五壮士掩护？为什么不提一句呢？
口述历史，不能夸张，夸张了，就成为传奇故事，细追究起来漏洞百出，不再是历史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