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抗日神剧谈真实的抗日战争
在熊培云的日本笔记中，他说心细的日本人有过统计，到他在日本的那个时候为止，中国大陆热播的抗日神剧总共有三百部之多。那些投身于建立日中两国友好关系的日本人顾虑的是：这些抗日神剧激起的中日两国民族之间的深仇大恨，怕是整整一代人都消除不了。
就是这本谈日本的书，有兴趣的，不妨买来一读
那个在西安参加反日游行中，既砸了日本车又将车主险些打死的无知愤青，平生最爱看的就是这些抗日神剧——只不过他当真了，他把中日之间的战争搬到了今天，还以为八路军是每战必胜。抗日神剧的编剧和导演忽悠的就是这样没有一点脑子的傻蛋愤青。
中国大陆现在是低俗文化的高发期，有许多低水平的抗日神剧在这时候出来，也毫不奇怪。实事求是说，这些抗战影视剧其实不全是胡编乱造的“抗日神剧”，有些抗战影视剧其实是拍得很不错的，连我这个很挑剔的人也赞不绝口。比如电视连续剧《敌后武工队》，不仅情节场面拍得很真实，也更具有今天二十一世纪人们可以接受的人情味。
但令人喷饭的“神剧”确实也有。
有一部抗日剧，记不清名字了，我偶然看了其中的一段：两个年轻貌美的八路军女兵，身穿永远崭新笔挺的灰布军装，那个细皮嫩肉的脸蛋，和当年经受风吹日晒的八路军女战士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偏巧，这两个女兵在山林里与偷袭的日军迎面撞上，于是开打。女兵中的一位手持双盒子枪，左右开弓；另一位更年轻的女兵用手枪射击，打得日军纷纷倒下。
但日军实在太多了，于是手持双枪的女兵对另一位讲：你撤退，我来掩护。反正我早已经够本了，现在我杀死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就是这部电视剧，我不知道名字，但眼神里绝对看不出那一股凛冽的杀气
这就编排得太离谱了，能编出这样大言不惭的台词，编剧的脑袋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他真的像西安街头那位砸日本车、打残中国同胞的那位愤青那样，以为轻易就可以打死几名、几十名日本兵？
一个人，如果在现实中从未能打败过他的对手，就只能在幻想中打败他的对手，我们称之为“意淫”。这部抗日剧的编剧和导演在这里意淫，即使一个鬼子也没能打死，难道就丢人了吗？
在现实中，中国大陆的抗战八年期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军四百多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百多万，还有牺牲的抗日将士三百多万，加上地方自发组织的抗日军队，总计不下千万。即使以两个中国军人打死一名日军计算，起码有五百万日军命丧黄泉。以一个日军甲种师团两万五千人计算，中国大陆应该消灭日军两百个师团才对，可实际上呢？正好相反，百万装备并不差的国民党军被鬼子打得一溃千里；而八路军常常被人数远少于自己的日本军打得满处躲藏。
所以，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不能歪曲历史，制造“意淫”。
被抗日神剧人为神话的，不止八路军一方，还有日本军。
我对现在抗日影视剧中出现的日本军队，动辄就被增加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日本女军人，还挂着尉官军衔，这纯粹是“狗戴嚼子——胡勒”。
日本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军队又是男子的传统岗位，日本军官的来源有着严格的遴选制度，必须要经过最初的士官学校这一关。而旧时代的日本士官学校是从不招收女子的。女子在日本军队中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就是在军队医院充任看护妇。二次大战中的日本随军护士有两种：“日本红十字社聘用的的救护看护妇”和“日本陆军招募的看护妇”两种。现在有资料可查到的，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红十字社派遣护士共计31450人；陆军护士从3500名达到2.5万名。
英霊の言乃葉3 帝国陸海軍軍人従軍看護婦等遺書遺詠集
历史上真正的日本从军看护妇和军医
日军前年拍摄的有关在中国的日本随军看护妇的电影《红十字：女人们的入伍通知单》
这些昔日的日本军医院护士，很多人都在解放军中服役，这只是其中的一位
迄今为止，我从未见到过任何日本妇女在军队中的军官任职记载和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某些编剧和导演为什么要创造出“日本女军官”这个从未存在过的角色？就为了满足某些人“意淫”的愿望？
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日本女军官”，在中国的抗日神剧中成灾了
在我今天居住的这个地方之前，我住在一座部队医院的宿舍楼，与那个部队医院一墙之隔，是文化部所属的三座“高知”塔楼。因为这三座楼中居住着许多名导名演，比如人艺的老艺术家于是之、金雅琴等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还有1945年以后跟郭兰英一起在八路军控制的张家口的老艺术家赵丽蓉，可惜她那一次没有像郭兰英一样跟八路军一起走，否则也是个“资深”老干部。
在这三座楼中，居住着一位一分区老干部，作曲家王佩之。我讲的这些一分区抗战故事中，王佩之可能占有过不少文字，这原因就是他曾是我的近邻，是距我居住最近的一分区抗战干部。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是我写王佩之较多的主要原因。
王佩之河北省满城县人，陈亚夫的同乡，抗战八年期间，一直在一分区战线剧社，长年担任音乐队的队长。1944年底冀察军区成立后，王佩之和战线剧社社长胡旭一起，奉调去延安的教二旅。当他们行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开介绍信的时候，被当时说了算的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程子华发现，以“人才不能外流”为由，留在了军区的抗敌剧社。解放战争开始，王佩之为士气低迷的晋察冀部队创作了鼓舞士气的战歌《战斗进行曲》，传遍了全解放军。
好像在九十年代初期文化部这几幢大楼盖起之后，自从彭家老爹去他的新家串了一次门，把他领过来在这座部队医院就近看病之后，他就熟门熟路自己常来常往了。文化部大楼的那座院子很狭窄，除了三座高耸的塔楼，一个租出去的餐馆——“范家小馆”（最初叫“家饭香”）以外，别无他物。而当时这座部队医院里还有两个小巧的花园，偶尔，还可以看见年迈的王佩之拖着不灵便的腿脚，坐在小花园中心的花坛边惬意地晒着太阳。
我一个亲戚，易县南独乐人张书良，跟他是莫逆之交，抗战爆发后一起参军。当时易县、满城县的结合部地区是孟阁臣的部队控制着，所以他们最初参加的孟阁臣的部队。1939年1月杨成武来到易县，消灭了孟阁臣之后，原孟阁臣六分区先锋剧社全部合并了过来。在合并之后的一分区战线剧社，王佩之是音乐队副队长，张书良是戏剧队副队长。
这两个人虽然在不同的两个县，但家住得很近，在两个县的结合部地区，步行不过一小时路程。两个人脾气性格相近，都是老实巴交到极点的人，从没有一点坏心眼，这也是我父亲最称赞他们的地方。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打到了家门口，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是不会去参加八路军报国的，会一辈子做有点文化的庄稼汉。我们在湖北的这些先人，不也是如此吗？
王佩之和张书良肯定都在其中，只是我分辨不出而已
在刘峰拍摄的不少一分区战线剧社演出的照片中，应该有不少他们两人的留影。只是我眼拙，辨认不清哪一个是谁而已。
晚年的张书良，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找老朋友、老战友王佩之聊天。张书良年轻几岁，腿脚利落，于是每天早上从大西郊他住的地方过来；而王佩之岁数已大，起床较晚，于是张书良就在我家里呆着，等着王佩之起来。当然张书良不会干坐着等待，于是给我讲一分区跟王佩之在一起的那些往事，今天我讲的那些一分区抗战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我不过是集大成者，转述而已。
王佩之结婚很早，他参加八路军以前就结婚了，所以在抗战年间他有句名言，凡遇见危险的情况，他总会说：让我去，我不怕，反正我已经有孩子了。抗战最艰难的1942-1943年，战线剧社的成员分散隐蔽在一分区各主力团，王佩之说了句：要死也死在家里，来到的是他满城县家门口的三团，所以他跟三团的干部并不陌生。
解放后王佩之就离开了军队，很长时间在北京市文化局任北京评剧团团长。他是很“顾旧”的人，对战争年代一起过来的人有很深的感情。那时搞全国戏剧汇演，我家里那些看不完的戏票全都是他送来的。
王佩之在世时，我跟他谈起过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曾问他抗战时期创作的那一首歌曲至今经久不衰？他说没有，一辈子只有一首《战斗进行曲》，足够了。但他给我推荐了一首他最喜欢的抗战歌曲，就是《八路军拉大栓》。他一句一句，给我讲歌词，他说，当年，打死个日本鬼，只是个奢望，要想打死一个真正的小鬼子是很难的。你看武打剧，一方人少但武艺高强，另一方人多势众但武艺稀松，你说交战的结果谁能赢？当年抗战，日本鬼子就是人少但武艺高强，八路军就是人多势众但武艺稀松。你以为人多就能打赢？又不是打群架？
即使歌词里唱的：打死个翻译官，当年按政策也是不可以的，要俘虏过来为我所用。一分区抗战八年，打死的鬼子兵不少，打死的翻译官有几个？没听说有一个。我们这些人名为“老八路”，但抗战八年，一个日本兵都没有打死过，你说就不是抗日了？
以后我搬离了那个院子，不再是他的近邻了，他后来的消息渐渐淡去。
王佩之有一儿两女，他跟他那个独子住在一起。当他年寿已高时，他儿女照顾不了他，顾不上，于是把他送到了养老院，但送去不久他就去世了。
他走了，我那个亲戚张书良没有了谈话的人了，不久也跟着走了。
我没能为晚年的王佩之留下照片，这是上面这位与王佩之合影的朋友拍摄的，我借用他的照片补充我的故事
如今，留下的只有他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