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关回忆录中狼牙山五壮士的补充更正
我这个人，既不是那种“听见什么就信什么”的那种人，有自己的分辨能力；也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那种人，有自己的主见，所以社会上对这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并不是很“待见”的——几乎很多领导人都不喜欢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看到一位一分区老兵的回忆录。
郭密，男，1923年9月出生，河北省易县人。1940年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两次荣立大功，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奖章、抗美援朝一级勋章。1955年少校、1959年中校，1983年离休。出版有自传体文集《难忘的岁月》。
1923年10月，郭密就出生在狼牙山下一个名叫裴山镇向阳村的地方，家里除了父亲郭田富、母亲郭王氏之外，还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易县的裴山这个地方，在塘湖和高村之间，抗战时期属敌我之间的混合地区，白天是日伪军的天下，晚上是八路军的天下。
河北省易县裴山镇向阳村
1940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经过反复选择，17岁的郭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百团大战”时，郭密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巡视团当通讯员。当年的八路军是“真共产党”，经常组织巡视团到各部队检查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的特权现象，听取战士们的申诉意见。
当时的一分区政治部主任是谁？是罗元发，所以，郭密以后被调去担任罗元发的警卫员兼通讯员。1941年反扫荡，杨成武花塔山被围困和梯子沟突围，郭密也应该是亲历者之一吧？1942年以后，罗元发在晋升为一分区副政委之后，调任雁北指挥所政委（司令员高鹏）、雁北晋察冀第五军分区政委（司令员韩伟），郭密跟着去了雁北。
1944年3月，党中央从敌后抽调一批干部送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晋察冀五分区政委罗元发就在其中，作为首长警卫员，郭密也应该随行前往延安（按当年的领导干部待遇规定，罗元发作为旅一级干部，共带走了四个人：两位警卫员、一位马夫、一位勤务员）。
罗政委的爱人是河北易县猫儿崖人，在分区保卫科（当时叫锄奸科）当干事。要去延安了，罗政委不放心家中老人，就让郭密到家里去探望一下。临出发前，罗政委爱人让郭密给父母带了一些边区的粮票和银元，并配备了一支驳壳枪、20发子弹和一匹快马。由于老家离猫儿崖很近，郭密请示想顺便回家看看父母，罗政委也很爽快地同意了。
河北省易县管头镇（今狼牙山镇）猫儿岩村
在这次探家中，由于裴山镇向阳村靠近易县县城，日军经常到村里来，郭密险些被大白天到村子里抓鸡的日军“捂在家里”。
郭密回忆说：他到了抗大二分校所在的陕西清涧县城，被分到二营四连一排三班学习。当时抗大校长是孙毅，他所在的班共有12个人，正、副班长就是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宋学义和葛振林。因为三个人都是易县老乡，见面之后自然非常亲近，关系处得也特别好（注：这里记差了，抗大二分校所在地是陕西的绥德，葛振林是河北曲阳县人，宋学义是河南人，都不是易县人）。
两个月之后，他离开了抗大分校，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宋学义和葛振林，只是解放后有一次在画报上看到过他们两个人，其中宋学义是少校，葛振林是中校（又记差了，宋学义很早就办理了复员，没有参加军队授衔；葛振林属“特批少校”中的一员，当时一大批、上千人的红军、八路军里有特殊战功的基层干部，被中央特批为“少校”，葛振林、晋察冀七十岁的蒋维先都在其中）。
历史要的是求实，我做一个准确的补充说明。
抗大二分校是抗日军政大学在1938年的12月来到晋察冀，1939年2月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办学，当年9月又迁到韩信台和唐县、完县边界的神南村，1943年2月返回陕北绥德，并入抗大总校。
抗大二分校前后培养晋察冀逾九千名学员，分为高级科（团干）、上干科（营干）、基础科（连排干部），以及中学、附中等附属机构。其中，抗大第二分校陆军中学是1942年在冀西成立的，一分区专有一个学员队，狼牙山五壮士中幸存的英雄人物葛振林、宋学义是一分区学员队的学员。但宋学义因腰伤发作，无法学习，于是没有上学就回到一分区休养所养伤。
所以最终，葛振林学成回来成为干部，宋学义一直是战士，1945年以复员战士身份留在易县北管头村务农。
原定陆军中学的教育时间为3年。学员在校第一年规定主要是进行文化教育，从第二年起按排了政治理论课程和军事课程。随着抗大第二分校1943年2月返回陕北绥德，陆军中学也在1944年2月，离开晋察冀迁往陕北绥德，并入抗大总校。带队的是曾任一分区参谋长、四分区司令员、时任抗大二分校教育长的熊伯涛。
在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的1995年的回忆中，明确表示陆军中学的学员只有葛振林，没有宋学义。
在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学习期间，葛振林向驻地群众介绍狼牙山五壮士事迹
回忆录中出现记忆错误，在于回忆录的“主观臆想性质”，所以姜克实等专业史学派学者们主张少搞或不搞什么“口述历史”，不是没有道理的。本回忆录作者郭密，1955年少校（团副政委），1959年晋升为中校（团政委），所以他的想象中，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葛振林应该与他相当，1940年参加八路军的宋学义比他略低——这就属于“主观臆想”。
据说，当年从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回到一分区养伤的宋学义，编制（当年叫“人头粮”）一直都放在一团，1944年2月一团奉命调往延安，宋学义因伤无法同行，所以编制转到一分区卫生部，属于卫生部留用得上百名老兵中的一员。将长期的伤病残老兵留在卫生部门养起来，在抚恤安置制度不完全的中国，从军阀部队、国民党军、八路军都是如此。
1944年10月，一分区卫生部调到涞水县组建新的冀察军区卫生部，离开一分区，临走前，一分区卫生部留下一个卫生队，作为新的一分区卫生所来代替原一分区卫生部职能，宋学义是被留下的老兵之一。如果宋学义跟着卫生部去了涞水，他所在的部门的编制大一些，半年多后的抗战胜利他会出现在张家口和宣化，继续保留军人身份。可惜他当时被留了下来。
1945年8月大反攻，一分区部队组建为野战旅，离开易县，抗战八年的一分区不复存在。由于原一分区卫生所要随部队一起出发，作为留在易县当地政府照顾的百多名伤病残老兵中的一员，宋学义被一分区卫生所正式移交给易县县政府。
一说是1945年当时办理的复员手续；另一说是1946年晋察冀部队裁军大复员时，包括宋学义在内，统一办理的复员手续。如果原始档案不毁坏遗失的话，应该能查出来。我曾有专文评论过宋学义问题，觉得这样的处理过于草率。
宋学义作为“全军的英雄”，应该给一个干部身份，放在卫生、后勤部门或四旅后方留守处给养起来。在能够继续享受供给制的情况下，可以不必参加什么“土改分田”之类的地方运动。他如果不与易县本地人争利，分享土改成果，就不会出现后来被迫回乡的问题。
顺便说一句，解放战争，郭密没有跟着老首长罗元发留在了延安，而是跟着老一团回到了冀东辽西战场。以后，这支部队划归到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解放军四十八军。李振军就在这个部队，杨浩刚到平西时的老领导宣传科长杨春甫也在这支部队，先后任十一纵副政委、四十八军副政委兼军政治部主任，成了在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处长的李振军的顶头上司。
四十八军的大部分部队是从由老冀察军区——冀察热辽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全国战斗英雄董存瑞以及郅顺义、杨世南、郭俊卿和“大渡河连”、“狼牙山五壮士连”、“翠岗红旗连”等英模代表和集体也都出自这个军。很多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干部也都在这个军，可惜这个军很早、1952年就被撤销，改编为二十一兵团部。。
我知道的，1949年4月，四十八军南下，杨春甫1949年7月升任五十一军的军政委，1950年就是准兵团级干部，如果参加1955年的授衔，应该是中将了吧？老上司走后，李振军在四十八军干到这个军被撤销，改任二十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蔺柳杞1949年初担任的职务。虽然走的道路不同，他多次提到过狼牙山五壮士这个话题。
当然，最后事实证明，无论走没有狼牙山五壮士的道路，被俘了也同样是八路军的坚强战士。
1941年反扫荡中，日军俘获后押往北平的八路军战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