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岭战斗的撤退扑朔迷离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是一门大学问，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尤其是黄土岭战斗，比雁宿崖战斗更多了一些争议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值得争议，有些问题不值得争议，这些值得争议或不值得争议的问题都留给后来的时间，让后来的人去解决。我们这一代人只解决我们能够搞清楚的那些问题。
我们今天要谈及的，是关于黄土岭战斗后期的撤退问题，到底是根据聂荣臻或杨成武的命令撤退，还是参战的主力各团最后根据战场上的形势变化自作主张、自行撤退？上一次我们谈的是黄土岭战斗究竟是怎样打起来的？谈的是黄土岭战斗的起因，这一次我们谈谈黄土岭战斗的结束问题。
现在，几乎相当多的关于黄土岭战斗的文章都认为，是聂荣臻司令员下达了从黄土岭战场撤退的命令。聂司令员看到来救援黄土岭阿部规秀日军的援兵从四面涌来，担心在黄土岭战斗的八路军被日军合围，于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此传说有鼻子有眼，但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引用了姜克实教授的一段原话：
笔者推测，脍炙人口的“神炮手李二喜”的故事，也是“发现”阿部中将死亡后的宣传攻势所为。即日军公布了阿部旅团长的死讯后，八路军才开始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前出文件），由聂荣臻负责在第一军分区杨成武部进行了调查，最终落实了歼敌者（李二喜）。换而言之，若没有日军的阿部规秀死亡报导和共产党中央展开的对外宣传攻势，如今也不会出现“神炮手李二喜”这一个革命故事。
我说姜克实教授是“狗戴嚼子——胡勒”，他拿着一个现代版的民间故事当作历史，然后将这个“历史情节”扣在“共产党中央展开的对外宣传攻势”的头上，是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大凡容易轻信上当受骗的人，心地都比较真诚，待人以诚，以为他人也都是如此，想不到人世间的险恶，这也是我对姜克实教授比较有好感的地方。
在谈到狼牙山五壮士这个英雄群体产生的时候，姜克史教授曾给我发来一信，问我当时晋察冀军区是不是正在搞什么“政治运动”？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认为“狼牙山五壮士”也是什么政治运动中进行宣传的一个产物。我对他说：怎么可能，当时晋察冀领导机关都被鬼子兵撵得满山沟跑，吃饭都成问题，哪来的什么心思搞“政治运动”？
这一次聂司令员为什么不可能给黄土岭参战八路军下达撤退命令，就是因为他们当时也被鬼子兵撵得满处躲藏，处于自身难保，哪可能还有机会去关注黄土岭八路军？
众所周知，黄土岭战斗7日在涞源县打响，当天下午一发现处境不对，日军高效率的战争机器立即运转，分别从南北两路、即石家庄和张家口派出援军，驰援涞源县黄土岭。8日上午，日军从定县、保定向西运动，对当时正在唐县军粮城召开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大会的八路军展开攻击，当时聂荣臻司令员跟贺龙师长在一起，从唐县向日军较少的曲阳、阜平一带转移。
请大家仔细翻阅晋察冀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的这段战争历史，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有过越级直接指挥参战部队的记载吗？从未有过。聂司令员从未有过“越俎代庖”这样的做法，越过军分区司令员去直接指挥调动部队。即使在1940年初，晋察冀部队离开原军分区的指挥系统，到晋东南参战，聂司令也不会跨级指挥。为撤换一个他认为极不称职的团政委，他甚至亲自来到一分区与杨成武当面商量。
所以黄土岭战斗中，聂司令员怎么会越过最高指挥员杨成武，直接向黄土岭参战部队下达撤退命令呢？
即使从技术上来看，聂司令有心直接给参战部队下达命令，但当年从技术手段上来看是实现不了的。有一张流传很广的“晋察冀军区电话线路图”，从表面上来看，当年八路军的电话通讯线路似乎覆盖到晋察冀的每个角落，除了肖克的平西挺进军和吕正操的冀中军区，凡平汉线铁路以西的晋察冀地区都覆盖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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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很准确、也不很全面的晋察冀军区电话线路图
但这只是大致的分布示意图，实际上各军分区的电话线路的分布要更细一些。晋察冀抗战八年，八路军从老对手日本军队那里学到的第一个实用的本领就是电话通讯技术。日本军队的电话覆盖到每个小队（排）、每个炮楼据点；而八路军的电话覆盖到每个营和主要村落。晋察冀每个最基层的电话站点被称为“电话情报站”，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电话机要科。
一分区普遍建立起电话情报站是在1939年初进入易县之后，杨成武将缴获于日伪军的一二十部手摇电话机利用起来，把大批从日伪军电线杆上割下来的电话线重新利用，建立起一分区主要覆盖易县、涞源县、满城县的电话通讯网。以后杨成武公布奖励政策，每获得日伪军一部手摇电话机，每获得日伪军电话线不拘多少，均有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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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很准确、也不很全面的一分区电话线路图
每个电话站点设半脱产的站长一名，不脱产民兵情报员三四名，负责照看磁石式手摇发电机的电话一部，干电池两枚。要求，每个电话站点随时报告日伪军动向，所以每次直到日伪军快进村了，电话站才拆掉电话，向后山转移。在一分区司令部的电话通讯中，常会有：“日军走到村口了，马上就要进村，我们现在撤了……。”
每逢日军对狼牙山一分区大扫荡期间，一分区政治部那些不参加作战的文职干部们，总会有一些人被精简分派到各电话站点去隐蔽。有的电话站长对他们说，往往敌人从村头进村，他们才从村尾撤退，走得最晚。魏巍、蔺柳杞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载了下来，让我们知道当年分布在各村落的电话站点是什么样子。
我以前有专文介绍过，这种手摇电话机，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直到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前都还在广泛使用。作为战争年代的通讯方式，手摇电话有很大的局限性，距离稍远一些电话信号就衰减的厉害，要靠大声吼叫对方才听得清。而且，这种电话线路很容易被窃听，被破坏，每次一下大雨，电话线路就基本上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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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通话过程中中间每拿起一部电话机，都会造成信号的衰减，所以杨成武有严令：除了重要军情，任何人不得随意使用电话；在拿起电话时发现有一分区领导人正在通话，任何人均必须放下电话机，不得偷听（这一点很难被遵从，作风散漫的老百姓以偷听“杨司令指挥战斗”为乐事）。
由于电话通讯存在这些弊端，当时规定：军分区司令部给各部队的作战命令、作战任务，均不得用电话传达而要当面下达。各部队上报给军分区的人员编制及伤亡损耗情况、以及武器弹药存量、损耗的报表，也不得用电话上报，而要派参谋当面送来。
现在回到我们要谈的主题：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八路军用于指挥和通讯的电话站点是哪一个？
此电话站位于涞源县上下台村，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情报侦察科的“五回岭情报站”，站长是一分区侦察情报科的参谋崔喜峰，又名崔明贵。崔喜峰是东北黑龙江人，大学生，1931年东三省沦陷后流落到关里。1933年二十九军长城抗战时加入二十九军，参加过著名的喜峰口战斗，所以自己改名为“崔喜峰”。
雁宿崖战斗前，崔喜峰丛活动在涞源县城里的情报员那里，得知日军要对水堡、走马驿、银坊进行三路扫荡。崔喜峰在辨明情报的真伪后，第一时间通过上下台的电话站上报给侦察科长袁彪，袁彪再上报给看家的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黄寿发再上报给在阜平参加北方局领导会议的杨成武。
确定了“要打”，杨成武赶回来指挥作战部署，于是电话通知银坊的三团几位领导：“我马上就到你们那里。”没有说是谁，可大家都是道是谁，杨成武从阜平经大台、老路口、倒马关、走马驿到达银坊，然后同三团几位领导、当时的三团长纪亭榭、团政委袁升平、副团长邱蔚、团参谋长肖应棠，一起到三岔口、雁宿崖，安排理想的伏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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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三岔口北面就是上下台村，距三岔口的地理位置最近，于是杨成武确定，从上下台拉出一条电话线路，作为雁宿崖伏击战的指挥通讯线路。
以后黄土岭战斗接着再打，只能把雁宿崖战斗指挥所的电话线路延长，向作为一团团部的寨头村扩展。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原本在“晋察冀军区电话线路图”上，从银坊、司各庄、煤斗店（电话图上是米斗店）是铺设有一条电话线路的，这条线路应该直接从黄土岭、寨头村通过，为什么不用电话图上的这条线路？
由于当时银坊、司各庄均已被日军占领，被日军发现的电话线路，一是会派人监听，二是会破坏你的电话线路，而最好的破坏方式并不是切断你的电话线，这个原始招式只有文化不高的八路军和游击队使用；日军的破坏方式具有技术含量，是造成你的电话线短路，整条线路都无法使用。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了，在一二〇师特务团参战黄土岭的任务派遣中，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有一段很明确的话，要特务团到达黄土岭后，“接受三团首长的指挥”。为什么贺龙要特务团明白这一点？因为特务团一旦出发后，在整个黄土岭战斗期间，同上级领导机关的所有联系、包括同晋察冀军区、一二〇师师部、一分区司令部，也包括同一团的联系全部中断，特务团只能接受到来自身边的三团转达的指挥信息。
如果三团退走了而又没有通知你呢？特务团只有独自进行判断，自行其是。
从7日晚间，二团、三团一起退出黄土岭战场，实际上同这两个团的联系也就中断，我指的是“任何联系”，其中也包括来自一分区和晋察冀军区的电话联系。陈正湘为了联系这两个团，先后派出了几拨通讯员，但有的通讯员回来，说没联系到，有的连通讯员都没能回来，派出的通讯员不知去向。
迄今披露的所有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黄土岭参战部队收到过来自晋察冀军区包括电话或书面的任何命令。
在一分区的原始记录中，黄土岭战斗最后一次使用电话的时间，是在8日的上午，一团长陈正湘向管头村的杨成武报告说，从三岔口方向传来枪炮声，应该是来自涞源县城的日军援军与在三岔口侦察警戒的涞源支队交火了。此后再没有电话通讯方面的任何记录。根据分析推测，应该是担任援军的小柴大队占领了三岔口北面的上下台村，电话站被迫关闭。
纵观黄土岭参战的全部八路军五个团，只有最先退出的二十五团两个营是“奉命撤回”，但奉谁的命令不详，是奉团长宋学飞、还是独立支队司令员赵玉昆、或者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命令，历史文献中没有细谈。我跟踪寻找退下去的二十五团，退出黄土岭战场后没有执行什么战斗任务，而是在煤斗店一带转悠，应该还是担任一团的后援预备队吧？
二十五团的团部设在牛岗，常规任务是警戒狼牙山北边易涞公路上的几大日伪军据点：金坡、紫荆关、大龙华，保持一分区同平西挺进军之间的交通通道。二十五团的顶头上司是独立支队，独立支队司令部设在易县有“小天津”之称的良岗，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期间，独立支队司令员赵玉昆、支队政委王道邦一直都坐镇良岗，稳固后方。
在二十五团之后撤走的，是二团、三团，7日晚上二团和三团一起撤下阵地，8日上午动身回撤。退往偏僻之地的二团、三团，远离一团才有的电话通讯工具，没有任何与外界联络的工具，就像雁宿崖战斗后的二团，你大概知道他在那里，却无法联络，当年八路军的通讯方式是很落后的。
既然无法接到上级的命令，就一切要靠团领导自行决断，发布有利于这个团生存的命令。如果说二团、三团是因为“弹尽粮绝”，无力再战而撤退，也的确不该苛求他们。在现代化战争中，一支没有子弹的饥饿之军，也就丧失了全部战斗力，其结局是很悲惨的。能躲开被歼灭而无法还手的命运，将这支军队完整带回去，也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二团、三团之后，是特务团撤退。8日上午，听到从背后三岔口方向传来的枪炮声，处在黄土岭战场最西侧的特务团发现大事不好，从他们再往西，经司各庄、庙儿安、雁宿崖之后就是三岔口，此时他们再不走，被日军堵住后路就走不脱了。我从陈正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起码自8日午后，一团和特务团仍在黄土岭战场的东西两端配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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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岭战斗，一团、特务团的各自撤退方向
陈正湘笔下，特务团战至下午4时许，又打了20分钟，才在敌援军靠近的情况下经长详沟、大安撤退。此时一团的一营、二营仍在进攻当中，等发现对面特务团阵地上都是日军的钢盔在晃动，反复攻击不动，才知道特务团已撤退。最后一个转移的是一团，撤退的时间是下午5时过后。特务团和一团都是由团长自己作主决定撤退，没有接到任何上级命令。
古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全凭一线指挥员自己作主。如果要等到聂荣臻、杨成武下令才能撤退，你还能退得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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