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6年间的家国往事——从攻占张家口那场战斗谈起
现在，先把我这个有点小任性的母亲的故事停一下，讲一下我那个傻乎乎的父亲的故事。
这不是自谦，而是实事求是。我父亲不聪明，我母亲也不聪明，遗传了我也不聪明，依旧是傻乎乎的一个。我只是明白：第一，人不聪明，勤能补拙，“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多下点时间精力就是了，所以学习工作上从不敢偷懒；第二，咱再不聪明也会知道：凡事，持之以恒，“精卫填海，尺步量天，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咬牙坚持下去就是了，必有成果。
许多年以前，不止一个，1945年过来的冀察教导大队的老兵，对我讲起1945年8月23日的那些日子，冀察八路军攻占张家口前后发生的一些故事。
老兵说，1945年8月23日那天黎明，天蒙蒙亮，他们，这些在冀察军区北线指挥部直属的部队，有二十团、蔚涞涿游击支队、还有他们这些军区教导大队的成员们，匆匆喝了一肚子粥就冲进张家口去。他们那个傻乎乎的大队教导员，挥舞着驳壳枪跑在了最前面。
事后我才得知，那是杨浩在一分区三团时的老上司，当时二十团团长黎光在战前给他许愿了个“大饼”的缘故。
8月23日的前一天，22日，黎光带领的二十团途径张家口外面，听到了从张家口传来的枪声。他猜想是苏军和日军大战，原打算是“趁乱捞一把”的，于是把这只原本属于一分区现在隶属于察南军分区的二十团带了过去。但他派出的二十团的先导侦察兵撞上了教导大队的哨兵，两边都是一分区的老部队，相互熟悉，于是歪打正着，黎光同冀察军区北线指挥部联系上了。此时，只有三四百人的蔚涞涿游击支队，原本是在蔚县驻扎的，现在也跟在从涞水县、蔚县、涿鹿县到达宣化县的北线指挥部后面，从蔚县来到了宣化县。
这就是说，在8月22日那一天，易耀彩带领的冀察军区北线指挥部身边，已经汇集了教导大队、军区警卫营、察南二十团、蔚涞涿游击支队总计两千五百来人的军队。北线指挥部手中的部队，与段苏权带领的进攻张家口的两个团（十团、四十团）、一个教导队（段自己称为“教导大队”）的平北军分区段苏权带领的部队人数不相上下。
当年在北线指挥部这些队伍中，来自原一分区的干部占有相当的数量，其中有几个人值得一提。教导大队的晨光、李青川、沈图就不用多介绍了，我以前多次介绍过他们，晨光、解放后改回原名杨有山，此时是教导大队的队长；李青川接替走了的朱利，任教导大队政委；沈图是副政委。曾被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调到一分区司令部任专职党支部书记的王建功，此时跟大队教导员杨浩在一起，任大队总支书记（所以后来李振军笑话说：你们俩现在的职务，当初1942年是我一个人担任的）。
在这里补充一句。当年的八路军部队规矩，当“大队”为“团一级”编制的时候，设政委；下面的“队”或“中队”其实是营一级编制，设教导员。以后的晋察冀各纵队随营学校、华北步兵学校、平津纠察总队，都是这种情况。大队设政委、中队设教导员、区队设指导员，没有小队这个编制。
我介绍过，冀察军区教导大队的前身是一分区教导大队，原本由两部分人组成：一分区主力团的骨干老兵和原抗大二分校一大队人员。合并到一分区后称为一分区教导大队，大队长唐凯、大队政委龙道权，都是红军干部；政治处主任沈图，抗战干部。以后唐凯、龙道权调走，新任大队长晨光、副大队长李青川、政委朱利，都是一分区干部，只有沈图留了下来，仍担任政治处主任。1944年底改编为冀察军区教导大队，朱利调走，大队长仍是晨光、新任政委李青川、副政委沈图。此后，教导大队新征集了历届晋察冀边区中学的毕业生两三百人，这是教导大队的第三个来源。
我的分析，这个冀察军区的教导大队中，只有一分区老兵那部分有很强的战斗力，抗大二分校一大队过来的人有部分的战斗力，那些“边中”毕业生的战斗力最弱。
教导大队以外，曾在一分区三团当过两年副团长的黎光，几个月前接替了陈宗坤担任二十团团长。他跟参谋出身的教导员杨浩本不陌生，曾经一起在满城县的三团相处了很长时间，现在又撞在一起，是不是有点“他乡遇故知”的那种感觉？蔚涞涿游击支队的副政委罗拉，原本也是从三团当干事出来的，他在一分区最后的职务是接替潘永堤的政治部青年股股长（在罗拉本人的自传中他写的是“青年科科长”，但当时一分区政治部只有青年股，没有青年科）。
此时还有一个人，应该一提。谁？赵光明。
我曾在一分区出色的满族人当中，列举了团政委张如三和战线剧社指导员胡旭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活到了解放后。赵光明没有能活到解放后，解放战争期间在冀东辽西战场上牺牲了，还有几个一分区干部，曾任三团团政委的红军干部王平民、曾任一分区作战科长的红军干部胡克仁、牺牲时任营教导员的福建华侨黄子英，也都是在冀东辽西战场上牺牲的。
我以前介绍过这位满族人赵光明，辽宁人，弟兄几个跟赵侗一起在辽宁举起抗日大旗，失败了又进了北京，当年叫北平。
赵侗是满族人，赵侗这支来自辽西的老底子满族人也不少，以后在一分区的三位最知名的满族人张如三、胡旭、赵光明都是来自赵侗部队的满族人。而且胡旭和赵光明都从三团调到一分区战线剧社，胡旭调来之前任连指导员，1939年12月调战线剧社之后任戏剧队队长，之后到华北联大文学院学习一年。赵光明一直在戏剧队当演员兼管道具。
赵光明在很长时间里不大“走红”的原因，是因为1938年5月赵侗带身边一伙子亲信离开五支队的时候，赵光明的弟弟是其中之一。以后他弟弟跟赵侗去了重庆，考上了黄埔军校，所以1939年底赵侗一行人在晋察冀被八路军歼灭，赵光明的弟弟不在其中。但从此，赵光明的弟弟成为坚定的反共分子。
解放战争开始，赵光明的弟弟作为国民党军官被派回到辽西战场，此时赵光明作为共产党军队的团长也在辽西战场上跟国民党军对峙。于是战场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战场两边两兄弟在相互喊话，要对方带人投奔过来。这对国共双方的军队在当时都影响很大。最后这两兄弟在解放战争中都不幸身亡。
赵光明还在一分区战线剧社当演员兼管道具的时候，1941年底，赵光明自己创作、编排并主演了一部化装成鬼子拿下炮楼的独幕剧“端炮楼”而闻名。这出戏从此成为一分区戏剧队的保留节目。1943年因一分区最知名的武工队长彭景新牺牲，赵光明被参谋长徐德操提名，担任新的武工队长（一分区一些干部的回忆中赵光明下部队后担任连长，这其实记差了，他并没有隶属于某一个团，是武工队长）。
事实证明，徐德操的确眼力不差，赵光明把这个武工队长干得有声有色。在现实中，他真的与武工队的小队长王树平联手，化装成鬼子拿下了一座伪军的炮楼，此事在全一分区成为传奇。
1944年底大反攻开始，武工队的历史使命结束，被全部撤消。当时，武工队隶属各地委军事部，不隶属军分区管辖的军队系统，于是赵光明一度“下岗”，最后被安排到了教导大队担任队长。
话题回到1945年的8月22日这一天，当时的冀察军区参谋长、北线指挥部第一把手易耀彩给第二天，8月23日那天准备一早就进攻张家口的三支部队开会（冀察军区警卫营不包括在内），安排这三支部队的统一指挥和相互协调配合的问题。
给我讲这件往事的人，当年还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学生，边区中学（简称“边中”）初中毕业，有文化，而且记忆力非常好。他们是1945年3-4月开始的大反攻时被动员扩编参军的。那时一大批“边中”的历届毕业生都被动员参加八路军，因为有文化，于是上级（我想应该是冀察军区政治部的领导）对他们都许了愿，他们一参军就被安排在冀察军区的教导大队，不用说，都是被培养为军队基层干部的。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后来有点名气的易县南管头村人林鹏（他自己后起的名字）也在其中。解放战争打响后，林鹏从教导大队改编的冀察军校毕业，分配到一分区组建的四旅政治部任宣传干事。在王晓雯父亲写的回忆录中，对这位宣传干事林鹏的评价很好。
22日的那次会在傍晚开完，原来的统一安排是当晚早点休息，8月份，天亮得早，第二天一早2-3点钟就要起来，天亮前要到达张家口市的南大门入口，趁着黎明的晨光就要开始进攻。
黎光和杨浩，还有赵光明是1942-1943年在满城县三团时的老熟人，上下级关系。两个人见面，难免会叽叽咕咕的一通叙旧，黎光说出了：这仗打完，我看你还是到我的二十团来吧？比你在教导队，给那些娃娃们当老师强多了。
实际上，解放张家口后，只有赵光明去了黎光的二十团。在二十团恢复营一级编制的时候，赵光明当了一段时间的营长（赵光明的最后结局：1946年3-4月后晋察冀大裁军，冀察军区将编余人员组建成一个补充团，团长赵光明、团政委李振军。此时，原在冀东地区隶属于晋察冀第二野战军中的刘道生纵队名为撤编，实则暗地里保留了下来，甚至在悄悄扩大。赵光明、李振军这个补充团就是到冀东补进原刘道生纵队的。以后赵光明、李振军改任副团长和副政委，赵光明牺牲，李振军活到了解放后）。
黎光的二十团团长并没有能干长久。解放张家口之后的一个月多一点，1945年的9月底-10月初，冀察军区为了准备即将开始的绥远战役，讲二十团团长黎光调到一分区部队组建的冀察纵队六旅，黎光接任原一分区二十五团的团长职务。以后，这个团成为二纵四旅的十一团。
再回到1945年的8月22日那一天。那一次，接近傍晚前会散后，黎光一回到二十团，就带领部队向张家口运动，天黑前二十团已经独自攻进了张家口市区。
许多年后，我一直摸不清黎光的这个举措是为了什么？当时城里的情况不明，张家口城东北平北军分区攻城，两个团相互配合，但一到天黑都退了出来，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城里的情况不明，怕夜间留在不熟悉的城市里吃了亏。黎光这单独的一个团更是这样，打了一阵之后，也许他“捞足了东西”，目的已经达到，于是进城兜了一圈后又退出了城，接近夜半时分才回到原驻地。
当然，几十年过去，有人说黎光的这次提前单独行动，是为了“摸摸情况”，试探一下，也未尝不可。还有人说黎光是为了给全团“找饭吃”，二十团当时跑了一整天，还没有吃饭呢。当时他们所在的宣化县属敌伪统治区，没有地方抗日政权，所以也无处去筹集粮草。难道你让他们空着肚子睡觉吗？黎光带领全团，进城“抓了一把”就回来了，从当年八路军的供给方式来说这种做法也没有错。
也许会有人叫真：嘿，你说的这“抓了一把”，不就是抢掠吗？当然要分清抢掠的对象，按当年的政策，抢掠属于日伪系统的粮食物资商店都是可以的，那叫“白拿”；抢掠富裕人家的粮食财物，那叫“征用”；抢掠穷人或一般老百姓的粮食物品是绝对不行的，那叫“犯纪律”，要被军纪追究的。
但黎光的这一晚折腾，把第二天一早北线指挥部安排的统一行动给延误了。23日那一天黎明，张家口以南，在原来商量好的聚集地，教导大队和蔚涞涿游击支队早已经聚集等候在那里了，但二十团姗姗来迟。冀察军区警卫营也没有来，因为不能把北线指挥部毫无保护的单独撂在那里。紧接着，只见几乘快马，黎光几个人赶过来了，说二十团不过来聚集了，已经直接奔张家口市区去了，要已经聚集在这里的两支部队赶快跟上。
得，有什么说的，赶紧走呗。23日那一天，当这些八路军部队打进张家口市区的时候，日伪方面在张家口市区里像样的抵抗已经没有了，所以虽然枪声不断，但进城的部队一路进展顺利，追着伪蒙汉奸部队的屁股来打，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你想，满大街都是蜂拥出来的张家口市民在抢运东西，日本人撤退时丢弃下来的财产，如果真的还在打仗，这些市民们敢出来吗？
那一次，如这位当年的教导大队老兵所讲，杨浩挥舞着驳壳枪跑在前面，其实跟杨浩在一起的赵光明、王建功又何尝不是这样？教导大队的那几位领导晨光、李青川、沈图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是孬种。更何况还有一个二十团的团长黎光跟部队在一起督战呢。
黎光很长寿，今天，在我重讲这些往事的时候依然在世。
我最后知道的，那一次张家口市区的追击战，冀察军区北线指挥部的部队是从南往北打；段苏权平北军分区的部队是从东往西打，在张家口市中心一度会合。最终，教导大队的目标是水母宫，二十团的目标是大境门，伪蒙退却的部队逃出了张家口市区，八路军的追击就自然停止。少部分留在市区的伪蒙军残余在第二天，24日被彻底清除。
时光飞速，斗转星移，一年时间转瞬而过。
一年多后的1946年10月11日夜间，从狼窝沟阵地一路退却下来的张家口教导旅，在大境门外（教一团）和水母宫北（教二团）设置了两处阻击阵地，准备阻击追击上来的傅作义快速部队。幸好傅作义部队那一天在狼窝沟的战斗中也打得精疲力竭，没有紧跟过来，直到第二天午后才开进共军已经走空了的张家口市区。
那天深夜，坐在水母宫前的台阶上，杨浩向在场的教导旅政委张明河、教二团团政委张迺更，讲述了一年前打进张家口的这段经历。1945年8月23日的深夜，也是在水母宫前的这个台阶上，他们迎来了八路军占领了张家口的第一个夜晚。此时此刻，却是八路军离开张家口的最后一个夜晚。
自水母宫始，也由水母宫结束。杨浩讲完之后，感慨万分。
那一次杨浩讲完之后，张明河、张迺更各有什么感慨之言，可惜我没能搜集到。
水母宫的故事结束了吗？并没有结束。
解放初期，1951年，在张家口的察哈尔烈士陵园建成，当时的察哈尔省政府邀请昔日的张家口老兵们前去参加揭幕仪式。那时正是张明河不大“得意”的时候，于是拉着杨浩几个当年的张家口老兵一起去了。
1951年的十年前，1941年或民国三十年，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在张家口东山兵营的前面，正对着十三里兵营，修建了一座悼念日军阵亡将士的忠魂塔。1945年八路军占领张家口后，在这座忠魂塔的原地建成了一座“不死精神”纪念塔，加以震慑；现在，又改建成察哈尔烈士陵园纪念塔。
日本人1941年最初建的忠魂塔或忠霊塔
1946年八路军建的“不死精神”抗战胜利纪念塔
1951年建的察哈尔烈士陵园
那一次去张家口，杨浩又专门去了水母宫，照了一张相留念。照片上的这个地方到底是水母宫的哪里？我至今没能对上。当年，追击敌人来到这里的教导大队就地宿营，埋锅造饭，围着火堆度过了攻占张家口的第一夜。
照片上，他穿的这件日军马裤呢皮大衣是张家口撤退后上级奖给他的。作为殿后的部队，许多人的背包和个人物品在边打边撤的退却中都全部丢失了。他去世后母亲把这件皮大衣拿到西四缸瓦市的普兰德洗染店，染成了黑色并改小了。
1951年的水母宫，我至今未能核对上在水母宫的哪个地方？
民国时期的张家口水母宫全貌
今天的张家口水母宫全貌
那一次母亲是领着我去的。记得普兰德那位接活的老职工，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是日军的“佐官级狐腿皮大衣”，“联队长或大队长一级的”，不是最好的，很沉。如果是将官级，就是“狐腰”皮大衣，要轻多了。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日军的许多军用物资，包括服装在内，都是在中国大陆的占领区（中国人叫沦陷区）生产制作的。比如在沈阳的兵工厂制作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在上海制作日军的铝制饭盒、水壶和移动式电话交换机；在北京制作日军的皮大衣和呢子大衣——从张家口运来皮子，在北京加工制作。
这位普兰德的老职工，说不定就是当年这些日军皮大衣的制作者之一。记得我母亲当时就把脸拉下来了。出门后母亲对我说一句觉悟不很高的话：这是你父亲当年卖命换来的，还不给件好点的。
以后我在东北的大姨来北京，听说了这件事，当即把自己花了五百元刚买不久的一件狐肷皮大衣——狐皮中最高级的那块地方，送给了我的母亲。
话题再回到当年，1945年8月23日刚打进张家口的那个夜晚。
亲身经历过1945年8月打进张家口的那位老兵对我讲，在张家口的第一夜，大家都兴奋的睡不着觉，也紧张得不敢睡觉。胜利来得太突然了。接近黎明时分，有命令来，易耀彩司令的命令（此时他已荣任第一任张家口卫戍司令），水母宫这边交给二十团，教导大队回到城里。步行回到市中心的教导大队，奉命在张家口市区的主要交通要道设立卡哨。但设置卡哨的目的并不是为制止抢掠，而是为了盘查有武装的可疑人员。
当年八路军对老百姓抢夺搬运日伪军的东西还是很支持的，起码不表示反对，敌人的东西，不拿白不拿。直到很长时间以后，八路军才琢磨过味来：敌人的东西，敌人都跑了，把东西留了下来，这些东西不就是你的了吗？此时老百姓再抢，不就是在抢你的东西吗？省悟过来之后，这才有了制止抢掠的命令下达。尤其在1947年12月解放石家庄，仍旧发现有抢掠现象出现，军人和老百姓都有，抢国民党军、也抢富裕人家，于是才有了解放军进平津之前，先一步成立平津纠察总队这个共产党的宪兵部队。
当年，1945年8月24日的张家口，教导大队在张家口市区设置卡哨，只是为了盘查有武装的非八路军人员，防止从城外混进来的土匪、城里漏网的汉奸武装、以及国民党派进来的武装分子，发现后即刻将这些武装人员缴械，并转交刚成立的公安机构关押起来进行审查。
这应该是1949年的平津纠察总队的最早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