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未公开的“常戟武失踪”的研究笔记（上）
研究常戟武失踪问题，我原笔记约一万多字，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基本观点一致、所分析的内容一致，但立论出发点不大一致。前一部分，就是诸位所看到的《再谈常戟武的失踪问题》，六千多字，出发点在“可能性”上；后一部分《未公开的研究笔记》，七千多字，出发点在“必然性”上，我最后决定也拿出来。
这后一部分，是有关常戟武在平西或一分区“失踪”的分析研究。
我借助现在这个平台发布我的研究成果，而这个自媒体博客平台对有关平西挺进军的研究文章审查得如此严格，我有关平西挺进军研究的十几篇文章，只有三篇文章可以面世，其余都被严密封杀，拿不出来。我始终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这也使得我对再涉及到平西挺进军内容的研究格外谨慎。
而研究常戟武失踪问题，绝对离不开平西这个地理环境，也绝对离不开1939年春天这个时间段，当然也更离不开当时在平西地区正在改编组建的肖克挺进军。你要想搞清楚当年常戟武的离奇失踪，就绝对离不开这个地理环境、这个时间段、还有组建中多灾多难一波三折的平西挺进军。
有关常戟武“失踪在晋察冀”证据，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出自《杨成武回忆录》。
《杨成武回忆录》写作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比北京军区组织人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稍晚一点，为的是使《杨成武回忆录》更准确地与《聂荣臻回忆录》的基本内容保持一致，不致产生相互矛盾的地方。我很早就表过态，我对杨成武抗战时期在晋察冀的作用评价甚高，但对《杨成武回忆录》打点折扣，因为其中的确有许多“不准”的地方。
比如你根本看不到的有关“常戟武的任何文字”。
1938年的3-4月间，赵侗带领五支队一直在涞源县与杨成武一分区八路军并肩作战，这就是“二道河战斗”。涞源县是1938年杨成武一分区八路军的核心地区，不在以平西斋堂为驻扎地的五支队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五支队在涞源县作战，很大程度上是“为一分区而战”，是一分区八路军“浮图峪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
《杨成武回忆录》的97页中提到，在二道河战斗中，纪亭榭“胳臂中了一弹”，战后住进了“军区医院”。而在二道河战斗中同样负伤，伤势比纪亭榭更加严重，在五支队中地位也比纪亭榭更高的参谋长常戟武，《杨成武回忆录——敌后抗战》中却只字不提。我前后反复读了几遍，杨成武就像把常戟武彻底遗忘了一样，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一时间，不祥之兆浮上我的心头：杨成武不可能不认识辅助赵侗指挥作战的五支队参谋长常戟武，如果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个人，纯属正常；而如果在回忆录中只字不提这个人，就属于“绝对不正常”，背后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杨成武回忆录——敌后抗战》是在一分区写作班子的帮助下合力完成的，不应该出现“人物丢失”这样的集体失忆的问题。我分析，《杨成武回忆录》中出现的应该是“选择性失忆”，将不利于晋察冀八路军的历史内容摈弃一边，回避不谈。
此细节证明，杨成武应该完全清楚当年常戟武的下落是什么？“常戟武的下落”就是晋察冀八路军的软肋，是其“见不得人的地方”，所以，《杨成武回忆录》中并不是忘记了常戟武这个人而不谈，而是有意对常戟武这个人物规避不谈！！！
常戟武因二道河战斗负伤，没有进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院治疗，而是留在五支队的斋堂总队部疗伤。曾有人拿出了“常戟武知道参谋长的重要性，所以坚守岗位，不去医院”，这是无知的屁话。纪亭榭胳臂负伤，比常戟武伤轻得多，仍要去医院住院治疗，他就不知道“总队长”职务的重要性？你一个并没有带兵实权的参谋长，可有可无，也伤重得多，你就不想想这其中的原因吗？你并没有到纪亭榭那样的“自己人”地位。
常戟武离开平西斋堂五支队去北平的时间，是在1938年的5月下旬。当时邓华支队正在从平西向平北的运动中，而宋时轮支队要更晚一些才离开平西，途经平北到冀东去。在送走了常戟武赴北平的小驴车之后，赵侗带一帮身边的亲信，也随即离开使他受到孤立的五支队，从门头沟斋堂去了房山，再往前走就是冀中、平津，赵侗打算脱离开晋察冀八路军，到国民党大后方与他母亲及兄弟姐妹会合。
当然赵侗与八路军的决裂，赵侗脱离五支队到了国民党大后方，都是当时去北平治疗伤口居家养伤的常戟武所不知道的。
如果知道，常戟武就是赵侗的“共谋人”，以后常戟武也绝不会再回到平西这个晋察冀八路军控制的地盘上，但他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当年，北京电视台拍“寻找姥爷常戟武”这部片子的时候，常戟武的亲女儿还在世，北京电视台的一大失误，就是未能追寻常戟武在北京家的居住地址。因为常戟武后来在伤愈后重返抗日前线，与当时1938年中下旬和1939年初的北平及整个华北的抗日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是分不开的。
日军在1937年的7月28日占领了北平、天津，由于日军主力急于向西边的山西、南边的河北河南用兵，以致最后沿长江一线由东向西大规模作战，所以对平津及华北地区疏于管理防范，促使了平津及华北地区的国共力量合作，在天津召开国共及民间抗日力量都参加的联席会议，最终在日军侵华一周年之际，策动了震撼全国的冀东大暴动。
我有过文章揭示，当时在北平东四九条居住、在天津租界区担任天津市电话局局长的国民党军统骨干张子奇，当时就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这次联席会议。
日军的反应，堪称一流。闻讯冀东发生大暴动，华北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下，仍做了几件大事：调动关东军乘火车进关，就近镇压冀东暴动；在北平建立了主要作用在于驻守占领区的几个独立混成旅，其中，后来与平西挺进军和一分区八路军反复较量七年之后的张家口第2独立混成旅；还有旅团部在北平、其中一个警备队长期驻守易县、涞水县的第15独立混成旅，都是在这一时间组建起来的。
特别是，1938年的11月左右，日军的宪兵及特务组织破获了以北平为首的平津唐地区在内的地下抗日组织，大批隐蔽经验不足的国共及民间抗日活跃分子被日军逮捕。
由于北平市区抗日力量的处境逐渐恶化，1938年底至1939年初，原本云集在平津城市的抗日积极分子开始在组织的掩护下向安全地方撤退。
其中：亲共的左翼人士经北平向平西晋察冀撤退，亲国民党的人士经天津沿海路向西南大后方撤退，而无党派的民间抗日人士就近坚守或向乡间转移。
我介绍过，坚决抗日的张子奇因为多次受到过日本特务的当面威胁，所以第一时间就抛弃家小，独自隐蔽在天津的租界区。1939年初，当形势稍有缓和后，化妆登上英国轮船离开天津去了国民党大后方。家人是后来才走的。
从平津往共产党八路军控制的晋察冀撤退，凡在冀中有家的，由于是“熟门熟路”，都可以“就近渗透”，无非是回到乡下的家中。而对于那些不是河北冀中人的外地青年学生和城市中人，就只能通过北平的地下组织，走有人带领和引导的通道到抗日根据地去。
我以前介绍过，抗战前夕在北平担任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杨春甫，此时（1938年9-10月间）创建了一条从北平的西单开始、途经海甸镇、妙峰山，最后到达平西斋堂的撤退路线，后来在平西以杨春甫命名，叫“杨春甫通道”。
当杨成武1938年7月在平西斋堂收编了五支队，组建为新三团之后，8-9月间，杨成武亲自带领这个新成立的主力团经雁翅进入到妙峰山。当时杨春甫接到来自延安的命令，准备潜入北平撤退包括演员张瑞芳母亲及儿子在内的一大批左翼抗日分子，杨春甫曾与杨成武在妙峰山当面交谈，提出自己的撤退计划。
可惜随着日军镇压了冀东大暴动之后，立即调兵扫荡冀东大暴动的“罪魁祸首”晋察冀八路军，杨成武急忙带兵从妙峰山回撤，救援阜平的晋察冀领导机关，原本晋察冀根据地从妙峰山就开始的平津知识分子撤退的接应计划，西撤挪到了平西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