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了也是英雄——谈谈中国军队史上划时代的思想转变
战争年代的李振军因年轻阅历浅而率真，率真的意思就是“不虚伪”，心里有什么就会说出来，因此被那些喜欢向领导打小报告的人在背后告状，也是很自然的。李振军的一大长处就是性格豪爽，不在乎这些小动作，任你“呱呱呱呱”，我自“哈哈哈哈”。
李振军当过日军的俘虏，这是一件不争的历史事实。可能许多人把当过俘虏这件事，看作是个人历史的一大污点。可李振军自己不这么看，他认为当俘虏只是运气不好，被敌人抓住了，与个人品质的好坏与否没有什么关系。
1942年跟李振军一起被俘的朱滔，晚年时接受了崔永元《我的抗战》的节目录制
在1944年初的一分区干部整风会上，他公开说出“我不如狼牙山五壮士，不会因为怕被俘而自杀”，他还说，别看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唱高调，一旦被俘，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俺家老爹当时最欣赏他的，就是他的率真，实话实说，宁可干部审查通不过，也敢于当众“舌战群儒”。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军队，我指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与当年的日本军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当俘虏为耻，高调宣传绝对不当敌方的俘虏。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是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八路军创建的，有谁知道最初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口号是什么？是“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宁死不当日寇的俘虏”。
这句口号对吗？如果掩护狼牙山军民撤退、把日伪军引上绝路的狼牙山五壮士被俘了，就不是英雄了？说得通吗？
华北抗战八年，是“宁死不当俘虏”的多，还是“当了俘虏”的多？抗战期间，日军包围着晋察冀的三大俘虏营：北平“北支那派遣军”战俘营、石家庄“110师团”战俘营、张家口“日军驻蒙”战俘营，其中最大的石家庄战俘营，总数逾万余人，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军的战俘，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大都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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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在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十几万八路军中，至少有两万多人当过日军俘虏。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些八路军俘虏中的绝大多数都活了下来，在以后的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出了贡献。
李振军不过是这些俘虏中的一个翘楚者和代表人物，如果他当年“宁死不当俘虏”，那还有他的后来吗？没有了，他的生命在那一刻画上了休止符，走到了尽头。李振军从以后的团政委、师政委、军副政委，直至武警政委，都有赖于当年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当了俘虏而不是英勇牺牲。
所以，不能用李振军的生活道路去否定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同样，也不能用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去否定李振军的人生道路。
抗战之后的解放战争，国共双方的军队因一时失着被对方俘虏更是家常便饭。我在前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绥远战役中的隆盛庄战斗，前锋部队打得很猛，冲进去了，后续部队衔接不上，结果反倒把前锋部队三百多人给包了饺子，被驻守的敌军俘虏。
清风店战役中的西合营战斗也是这样，担任主攻的四旅十二团主攻营打得很猛，冲进敌阵地后，后续部队跟不上去，结果营长牺牲，约有半个营被敌军俘虏，隆盛庄战斗的翻版。虽说这两场战斗都只有被俘几个钟头时间，但你“当过俘虏”这段历史却是被敲定了的。
四旅是晋察冀野战军的王牌旅——后来解放军六十五军的一九三师，也是迄今唯一被保存编制的晋察冀部队。
解放战争尚且如此，抗美援朝就更不用说了。抗美援朝三年，志愿军一共被俘两万一千人。其中，仅五次战役一次就被俘一万多，超过了3年其他各次战役的总和。五次战役中的一八〇师，全师一万多人，突围四千多，被俘七千多。顺便提一句，这一八〇师也是华北军区的部队，但不出自晋察冀，出自晋冀鲁豫部队。
这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停战后回国的只有六千多人。其余一万四千多人，除了极少数选择定居瑞典印度等中立国，统统去了台湾。去了台湾的战俘，都被编入国军。退伍后，经商、上学、务农，老了进荣民之家。返回国内的志愿军战俘，大部分人被开除党籍、军籍，接受改造，只有极少数有幸活到了82年平反，恢复党籍和待遇。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历史，因为当时担任志愿军战俘说服工作，动员战俘回国的这位领导出自六十五军，是六十五军王牌部队一九三师的师政委贺明。你动员人家回来，人家回来后受到如此恶劣对待，你不是把人家给骗了吗？这使得贺明终生闷闷不乐。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贺明经过长期努力，终于给志愿军战俘平反，了却一桩心事。
同样在八十年代，当过师政委、军副政委的李振军在做着与贺明相似的事情，他挑头主编了原石家庄日军战俘营成员回忆录，用事实为这些俘虏们“平反”。实际上，贺明、李振军这些高层军队干部，正在用自己的努力，理论的和实际的，撼动着“宁死不当俘虏”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当过俘虏的都灰头灰脸，被处理回乡。
因此，这两位军队高层干部贺明与李振军的努力，也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但贺明的努力和贡献更高出一筹。
贺明是陕西人，不是老一分区干部，是冀中的干部，1938年就到了冀中，1953年能调任杨成武的老部队六十五军一九三师担任师政委（师长杨森，副政治委员刘克宽，参谋长李力），与杨成武的推荐是分不开的。贺明上任后，曾奉命前往开城，参加对我军被俘人员进行消除回国顾虑的“解释代表团”，并担任第一大组组长。
说服志愿军战俘回来，是当时一项重要工作
很多志愿军战俘是在贺明的说服下才回来的，想不到回来后身遭噩运，将贺明视为“骗子”，实在是误解了贺明。
据记载，贺明有写日记的习惯，当年从朝鲜回国后，贺明曾将参加解释代表团时的日记整理出来，用《所谓“自愿遣返”——一个解释代表的日记》的名字打印成书稿，留做纪念。1983年贺明离休后，又将这段经历写成《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从1990年开始，贺明奔波14个省市，访问志愿军被俘人员，收集了有关资料数百万字，完成第二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战俘的着作《忠诚》。贺明还著有《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称，根据曾任一九三师政委、参与志愿军战俘回归事宜的贺明少将了解，在6064名归来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中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军籍。2900多名共产党员中只有120多人保留党籍，但也分别给予了各种党内处分。绝大部分人在审查的压力下，违心地上纲上线、承认“右倾保命”、“丧失气节”等情节。
1954年4月，除部分营以上干部转业外，大部分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而当时以“向我开炮”而闻名的“王成式战士”蒋庆泉，最终因昏迷而被俘。幸好蒋庆泉所在的二十三军六十七师政治部为蒋庆泉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使他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保留了党籍和军籍。
如果说，当过俘虏的李振军还有“为自己开脱”的含义的话，贺明多年来研究战俘的问题，彻底是“为他人开脱”的。贺明认为，有战争就有战俘，而如何对待战俘，古往今来，的做法各有不同，作为共产党人来说，应有自己的战俘观。而且，我们的实际工作做得也是好的。特别是对于俘获敌方人员(包括日军、美军)，有成套的优待俘虏政策。
我们的被俘人员基本上是由于陷于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而被敌人俘虏去的。在敌人的集中营里，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表现都是勇敢无畏不怕死的，所以在回国时，我们是热诚、真切的欢迎他们归来的。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回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些部门有些人对被俘人员采取一种歧视的态度。有的直到“文革”后还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据记载，贺明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抗美援朝回国后，他把“解释工作”中的日记选择了一部分，给它起名为《一个解释代表的日记》。由于那时报道战俘还是个禁区，除了送给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外，贺明没有去想是否出书的事宜。但没想到，38年之后，原193师的文化科长王文汉又把那份日记返送给将军。于是，贺明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整理这本日记上。
1968年，时任65军政委兼张家口革委会主任贺明和陈永贵
庆幸的是，在翻箱倒柜中，贺明还真的找到了在朝鲜记的那本原始日记，此外还有当时的工作日志。于是，他抓紧时间，整理出了约30万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1990年9月，此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反击当时美国某些人对我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恶意攻击，将军给自己的书起了这样一个名：《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因为这本书用大量事实记述了我被俘人员在集中营时受到的残酷的人身侵害。
贺明1955年授衔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2年12月13日11时21分，贺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中国共产党自九十多年前建军，一直实行一条很矛盾的俘虏政策。一方面对敌方俘虏实行宽大：红军优待白军，起码不下十来个1955年的中将、少将出自国民党军的俘虏；抗战期间八路军优待日军俘虏；解放战争优待国民党军俘虏，华北野战军的标杆部队华北步兵学校有近一半的学员出自俘虏兵；抗美援朝优待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俘虏；另一方面，对自己军队的成员成为敌方的俘虏却不能宽容，早期还好点，后期越演越甚。
为当过俘虏的军人平反正名，看似小事，但从根本上纠正了中国人传统意识上的一个思想误区，这才是流芳百世的大事。
即使狼牙山五壮士最后没有跳崖，弹尽粮绝后被俘，他们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有了这个心态——不非要牺牲后才会成为英雄，我们的民族英雄观才会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