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五年前的一封家信谈起（上）
由于文字较多，这封家信我分两次来谈。
前天下午，五点来钟，央视四频道《话说长江》节目之前，太太收拾东西时无意中翻出一封家信——她父亲1994年，二十五年前写给我们的来信，拿给我看。这封家信因当年涉及到她家的一件丑闻——离婚大战，所以当时对我封锁，今天才拿给我看这封来信。
来信有两份，一份是写给我们夫妇二人，看内容其实是主要写给我的，我的名字写在前面，写我父亲抗战时期交往的一位老战友的这段历史；在信的末尾，太太的父亲在家里的这次“离婚大战”中我们没有介入的做法表示赞赏。另一份是老头专门谈他自己的，谈他的身体和其他事情，所以单独写的是我太太的名字。
老头在信的末尾中谈到：希望能将这封信永久保存，将来再回头细看。
这封来信中涉及到老头个人状况的那一份，属于个人隐私，不在我们的谈话范围之内。而署有我名字的那一份内容，谈的是抗战期间的历史问题，可以被拿出来分析，我们要谈的是这一份内容。
这一次主要谈来信中提到的历史问题，“离婚大战”问题且放一放。放一放不是不谈，而是以后有机会再细谈。当年“离婚大战”中的一个主角、一个配角，今年，2019年的年初来纠缠我家，要把我们家也给搅和成“离婚大战”。
俗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幸好我太太一眼看到其挑拨离间的实质，当机立断，斩断魔爪。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蠢货坏蛋，先是害己，然后又害别人，把自己的生活搞的一团糟，然后又去搞别人家。以后如有需要，我真的要好好说道说道。
人既蠢，而且贪，还有药可医吗？无可救药。
我在二十五年后才看到他的这封来信，信中谈到的历史人物当年还健在，今天都已经过去多年，但我重谈这段历史，翻看那些历史的老账，尽管大家都知道信中谈到的这个人是谁，我还是要回避不谈他姓名的好。于这个人、于众多当事人，都有好处。
过了这个时间段，一个人的大脑皮层会逐渐萎缩，思考分析能力会逐步减弱，更容易受到外=界=观=点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很容易为=他=人=所=左=右，因此，这一时期的决策很多可能是不正确的。顺便说一句，所谓“老年精神病”大都发生在这一阶段。
过了这个时间段，一个人的大脑皮层会逐渐萎缩，思考分析能力会逐步减弱，更容易受到外界观点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很容易为他人所左右，因此，这一时期的决策很多可能是不正确的。顺便说一句，所谓“老年精神病”大都发生在这一阶段。
这封来信写自1994年，老头时年七十五周岁，这一年，距写信人去世的2013年还有十九年，距信中的当事人去世的2008年还有十四年，距我开始系统研究和写作《晋察冀十二年战争史》的2008年也有十四年。
但写这封信内容的初因却发生在两年前的1992年。
1992年那一年，一位晋察冀巨头聂荣臻去世，在京的“老晋察冀们”纷纷前去送行，平日不多见的人得以有机会见面。然后是持续多日的座谈会、见面会，老战友们纷纷谈起抗战往事，回忆聂荣臻及一切值得回忆的人。
那一次悼念仪式已毕，彭家老爹带蔺柳杞来串门，或者叫“认门”，才有了蔺柳杞同我母亲以后的几次交谈。
1992年接近年底，一位战争年代与我父母关系密切的“老一分区”去世，就是李青川。李青川一直在司令部工作，与政治部这些秀才交集不多，但政治部这些秀才们也云集前来给李青川送行。那一次送行结束，又是彭家老爹与蔺柳杞一起前来我家，谈起我父母的这位多年的老上司李青川。
老头94年信中重点提到的那位主角人物，此时也一起露面，但此时已经是“正兵团”级别的领导干部，举手投足都带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傲人之势”，这使得那些仅享受“军级待遇”的老干部们为之不爽。“不爽”——就是后来写这封信的思想基础或出发点。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最为宽松的历史时代，所以也掀起了一股持续多年的“修史之风”，北京军区乃至河北军区，都在组织人力搜集并整理从1937年以来的晋察冀战争史。北京的那些“老一分区”们也自发组织了几个座谈小组，分别汇集抗战时期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那段历史。
可惜这个群众性的“修史”工作被198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给打断了。
九十年代的最初两三年，出于政治形势依然严峻，没有人出面搞“修史”这类的敏=感活动，直到92年聂荣臻去世，才有人想起了借此机会给八十年代的“修史”活动打个句号，搞个收尾活动。我猜92年以后的93年、94年的几次历史座谈会就是这个用意吧？
1994年的某个时候，在一份报刊上（或者是某个权威机构的重要简报上）刊载了这位过去曾经的“老一分区”的抗战历史经历及发言，彭家老爹觉得与史实有违，于是当即给我们写了这封家信，重点是谈这个昔日“老一分区”干部的历史问题。
可惜，无论是“报刊”或是“简报”，我都没有看到过，我只是从老头的来信中知道有这些内容。在这位“老一分区”的讲话内容中，他提到过在抗战期间的一分区，他多年来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俺家老爹——当时他提到的是名字。
彭家老爹写这封信的用意就是以长辈、同乡、亲戚、老战友及知情人的身份批判这位“老一分区”的这个观点。
别忘了，1944年初的一分区干部整风，号召“向党交待从未交待过的问题”，彭家老爹作为当时的整风负责人，看过所有人交待的个人材料（杨成武也看过），所以此时写信批驳，是最有分量的。批驳的内容从这个人在抗战前的学生时期谈起，因为涉及到这个人的隐私，我不谈了，我只谈这个人与俺家老爹的关系问题。
彭家老爹说，抗战中后期，俺家老爹一直都在这个人的“控制”之中，那时，曾经当过抗三团一大队代理教导员、总支书记的他，改任一分区组织科干事。我太太的母亲曾用笑话的口吻，一再谈起“杨参谋”和“李干事”密不可分，连住处都在一起。
抗战后期，“杨参谋”随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北上涞水，改任大队教导员；“李干事”在他的铁杆老上司龙道权的关照下，平安度过了“被俘审查”，升任一分区组织科副科长、六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长蔺柳杞、保卫科长苏国柱），参加了绥远战役。
1945年底，绥远战役结束并远征密云古北口，支援“赵一旅”即后来的张家口教导旅回来，“李科长”调到新成立的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任军校的教育主任，按职务级别，在校长李青川、校政委王志廉之下，是军校的第三把手。
1946年初的宣化大校场，两个咧着嘴笑的傻家伙，以为和平的前途一片美好
强调一下：无论在一分区，还是在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和冀察军校，俺家老爹的顶头上司都是李青川。
俺家老爹同李青川之间有一层特殊的亲近关系，这是后来李青川亲口对我母亲讲的。李青川大俺家老爹六七岁，但他跟俺家老爹有着许多共同的经历：都是从教会学校出来的，都是从家里跑出去的，都有过一段投奔国民党军队的经历，当然他读的是军校，俺家老爹只是个“学兵”，所以他一直把俺家老爹看作是他的老弟，关照备至。
1944年初的一分区干部整风，在“杨参谋”面临要重新谈自己历史的一时间，作战科长李青川站出来说话：杨浩的历史在军区保卫部审干时已经彻底审查清楚，有详细笔录，有疑虑的可以去查看。于是主持会议的彭高声宣布：杨浩审查通过。可“李干事”当时就无人帮助说话，被政治部干事们包围，群声质询：谈谈你是怎样从战俘营跑回来的？
八路军基本上都是由农民构成的，而中国农民的一大特点，就是眼界狭窄，“帮派思想”十分严重。看人先看“这个人是不是自己人？”比如抗战时期过来的“一分区干部”，实际上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比如“独立团”、“红军干部”、“抗大干部”、“游杂干部”等等。
其中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及后台的“游杂干部”（游击队及国民党杂牌军出身的干部）为最弱势的干部群体，李青川、晨光、宋学飞等干部为首，“杨参谋”是其中之一。“李干事”则属于有强硬政治背景的“抗大干部”，他又有一层强硬的私人后台龙道权。
这后面的原因涉及到多人的个人隐私，恕不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