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问题
讲一点可能会引得有些人不大高兴的话题。
现在所看到的广泛的说明词上介绍中华民族，都说是“勤劳勇敢”。但如果按照大多数的“国民精神”来看，说“勤劳”对，但说“勇敢”就要打点折扣。尤其在早年间的旧时代、旧社会，历代皇上和朝廷鼓励提倡的是“修文偃武”，把个民间的习武锐气磨合得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好不可怜。
所以，实事求是来说，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这个民族极不具侵略性。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个“中国”挨打的时候多，多次亡国，甚至被很小的民族和小国灭亡。打人的时候少。即使打人，打很小的国家，比如匈奴、吐蕃、高丽、契丹、西夏和百越，也常常是屡战屡败，真是丢人都丢到家了。
1899年的大清朝灭亡前夕，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奋斗不息》中的演讲对中国有一段著名的评价，把中国当作极不具尚武精神的颓败民族来举例：
“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沈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最近看到一段有关日本的史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的这一问题。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被称为“日本三八大盖”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歩兵铳；さんぱちしきほへいじゅう），前身是日本研制的三十年式歩兵銃（村田銃）。三八式步枪的研制者因为是有坂成章，所以也称为有坂步枪。三八式步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陆、海军最主要的基本武器，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用了整整40年。三八式步枪在中国一向被俗称为三八大盖，由于其枪机上有一个随枪机连动的防尘盖以及机匣上刻有“三八式”字样而得名。
三八式步枪（三八式歩兵铳）
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两款步枪的试验阶段，都是在中国这个试验场，以大清国的士兵为射击的对象来测试精确度、杀伤性和射击效果的。所以，每次日军与清国军队交战之后，日军都要收集被步枪打死的清国士兵的尸体，查验枪伤的射击效果。
这一查验，看出一个政治性或民族性的问题来了：这些受到致命枪伤的清国士兵，入枪口都是在后背上。也就是说，这些清国士兵毫无斗志，他们都是在逃跑的时候，而不是在进攻的时候被打死的。这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被打死的俄国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在中国国土上为沙皇俄国效力的士兵，一个个以自己的胸膛迎接日军的子弹，中俄两国士兵的斗志、即民族精神，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驻东北的日军不顾政府方的阻拦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驻华日军不顾日本文职政府的“缓和”国策执意扩大“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方所依据的历史根据，就是自近代大清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及地方军阀部队的士兵绝不会拼死作战，他们一定会在日军的进攻气势面前抱头鼠窜，败退下来。
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在平津地区借“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军，仅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占领了河北全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北平、天津高调宣布要抗战到底的二十九军，在这一个月后跑到了河南、河北的交界之处，的确做到了“跑得比兔子还快”。二十九军在保定的后方军械库保存的全部武器弹药都毫发无伤的被日军缴获。日军以后的战斗中，从华北南下河南、湖北的日军，一个班装备两三挺机枪，都是承蒙败退的国民党军所赐缴获所得。
二十九军退走，日本军进入北平
曾经帮助二十九军抗日的北平警察，现在为进城的日军列队站岗，还有站在胡同口看热闹的北平市民
从北平南下的日军，一个班携带有多挺缴获的机枪
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打到了1944年底，经历七年之久的战争磨练，你以为国民党军该有所提高了吧？又是美式装备，又是美军训练，但是同日军一交手，依然是全无长进接连败退。1937年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把武器物资仓库留给日军的一幕再次重演。原本，由于美军的飞机轰炸，进攻国民党军的日军后勤物资运输不足，“甚至下降到几个月以前的五分之一”。弹药物资的匮乏，使进攻的日军速度放缓，不得不停下脚步。但关键时刻，国民党军主动来帮忙了。
在日本《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的第61章“中国与南方方面的作战情况”中记载：1944年的11月前后，进攻到广西的日军“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作为主要装备。”
美军辛辛苦苦经驼峰运输线和滇缅公路运进中国的武器弹药和物资，都被日军轻松缴获。这还没完，12月初，打到贵州（已经是国民党西南大后方的腹地了）独山地区的日军，“击溃汤恩伯军之一部，缴获大量军需品”。
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每这一段历史令那些历史研究者们迷惑不解：1944年底，明明日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是“秋后的蚂蚱”了，为什么还会把物资弹药充足的国民党军打得一蹶不振？兵无斗志，而并非日军凶猛，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1945年抗战胜利，当时有四亿多人口（最低估计四亿四千万以上人口）的中国，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人(嫡系正规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各占一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连同1945年大反攻时期扩编的部队一起总计120余万人。即使将国军、共军，以及为日本侵略军效力的伪军数量加在一起，总数也不过八百万，接近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
也就是说，尽管“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但当时中国人参军救国的人数不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强一点。很多中国人宁可当“旁观者”，坐看战局如何，不去当“参与者”。
我常想，就是眼前的这同一批北平看客，作为北平现代历史的旁观者，1937年观看日军进入北平，1945年观看国军进入北平，1949年又观看共军进入北平。
抗战之初，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将侵华战争一而再、再而三的扩大化，就是因为看到了在中国两千年的发展史上，人口庞大的汉民族屡次被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用军事手段进行部分的（辽、金）、全部的地域和人口统治（元、清），就是因为占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民族，具有自私、怯懦、奸诈的一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自己出面反抗，既要都想着坐等现成，等着别人把新来的统治者赶走；又要想着去讨好新来的统治者，使自己能得到的利益最大化。
话题再回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的北平、天津。那时自卢沟桥打响抗战枪声之后，从1935年以后一直控制着平津及华北地区的二十九军，进入到历史上最风光的时期。由于当时二十九军的高调不做亡国奴，要抵抗到底，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日学生及热血青年都涌到二十九军的军部所在地北平，展开热烈的爱国拥军活动。就连在南京一向蔑视杂牌军的蒋委员长，也将刚买到手的大批捷克制枪械发送到北平，支援二十九军。
这应该出自北平的永定门，到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劳军去的
在时间段上，这段二十九军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风光无限的时间很短，只有从1937年的7月7日到7月28日，二十九军上层感觉到大事不好，于是停止了战斗，连夜悄悄撤出北平的这二十一天时间。
当时，看到了全国仅有二十九军的十万军人在抗战，未免势单力薄，于是，就要动员更多的民众起来参军，加入到二十九军。于是，在当年并不宽敞的天安门小广场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在那里演讲，一个个上台疾呼，号召民众积极动员起来参军，保卫祖国。
但台下，前来听学生演讲的那些北平市民却不为之所动，大多数人都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还有的市民架着鸟笼，一副悠忽哀哉看热闹的架势。
终于，有一天，台上的几个学生正在轮番演讲之时，只见其中的一位学生突然高举菜刀，大声呼喊：我要用我的鲜血唤醒民众的觉醒……，于是，挥刀向自己的脖颈砍去。
这个创意是不是来自鲁迅先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一说？我不知道，但此事在当时的北平城闹腾得很有点动静，许多当时在北平的学生们都参加了这场社会大讨论。有赞扬这位学生勇敢的，也有谴责北平市民麻木的，宁可亲眼看着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在前线流血战斗，也不愿自己投身到抗战阵营。
当然，当时也有极少数人在对这些动员民众参军，而自己只起号召作用的学生们表示质疑：你既然如此勇敢，为了动员他人参军不惜自杀，用自己的鲜血来唤起民众。那你自己为什么不首先起来参军呢？这样以身作则，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有学生回答：我们是学生，中学生，当时的中学生享有国民政府的优惠待遇，可以不必参军。因为当年的中学生稀缺，国家需要留下这批有文化的人参与国家的建设，中日两国的国策都是如此。
注：以后的中日双方都修改了这项政策，国民政府号召“十万学生十万兵”，动员大后方的学生踊跃参军；日本则是“生徒出阵”，谁都没有特权不去为国家征战。
反观当年中国的对手日本，当时还不满八千万人口的日本，不及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却可以在战争期间动员的最大兵力为97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从军人数达到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是中国的十倍。整个日本军队的伤亡总数达到了216.1万人。
所以，即使适当年“觉悟最高”的那些学生们，也没有能想到自己要首先投身进抗战的军队中去。你把自己先置身于战争之外，你煞费苦心去说服他人参军，就缺乏说服力。不如自己先做个表率，投身军旅。
当年确实有很多的不下一两千人的大中学生在北平投身进二十九军，参加“学兵团”的军训。二十九军平津抗战失败后南撤，至少还有四五百人的学兵团成员跟着南撤，许多学生南撤之后经当时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保送，都进了黄埔军校深造。也有一些学兵团成员留在了华北，参加了开进敌后进行抗战的八路军。
1937年7月底日军进攻南苑二十九军兵营，一辆插着星条旗的美国轿车让受伤的中国士兵攀附着车体开进北平，此照片刊登在8月28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上，照片上的北平市民已经对奋勇作战的二十九军伤兵失去了兴趣，不再伸出任何援手。这就是当年的现状。
国难当头，自觉投身进抗战军队，其实是一种成熟的“国民精神”的体现，反映着你这个国家的民族素质在何种状态。你只要对比一下二次大战中的其他主要国家就知道了。
苏联人口1.6亿，参战兵力2 200万人，减员人数12 00万人；加上平民，死亡人口2 060万人，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人口1.3亿，参战兵力1 400万人，减员人数1 07万人，减员率7．6%。其中阵亡占25%，伤员占61%，失踪占14%。）
德国本土7000万左右，加上奥地利、苏台德和波罗地海地区的日耳曼人大致8000万，参战兵力1 700万人，减员人数9 900 000人，减员率58．2%。其中阵亡占21%，伤员占50%，失踪占29%。总人口死亡730万人，其中有士兵370万人。
英国人口4700万，参战兵力1 200万人，减员人数1 233 796人，减员率10．3%。其中阵亡占28%，伤员占38%，失踪占34%。
在亚洲战场，中国：死亡1200万人；日本：死亡180万人。
从上面主要国家在二战中的从军人数和伤亡情况可以看出，拥有人口最多，参战时间最早的中国，虽然半壁江山都沦陷敌手，但中国人的参军爱国热情却十分有限，牺牲精神更是不能同有着“少爷兵”之称的美英军队相比较。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处在异族封建残酷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很难具有“国家概念”和“国民意识”，在谁的统治下都一样，都同样是种田、纳粮、吃饭，管你是什么人在打什么人，与我何干？
中国两千年社会长期“修文偃武”的后果，就是“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即使国难当头，也是如此。老百姓不去当兵保国，国民党政府就实行抓兵政策，“抓壮丁”。抓来的兵，不拿你当人看待，死的时候连个姓名都没有留下，谁还会为你当兵卖命。
抗战爆发前夕，中国虽然号称有四亿四千万人口，但建立起完整户籍登记和兵役登记的地方屈指可数。只有在抗战期间的西南大后方，才逐渐建立起“保甲制度”，目的是“田亩抽丁”，把国家的征兵建立在农民赖以为生的田地上。
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抗战爆发之后的两三年间，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都已经沦陷于日军之手，国民党在这些日伪统治地区征兵几乎不再成为可能。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原本由地方军阀所统治，尽管有“川军抗战”、“陕军抗战”这些英雄壮举，但由于军备落后，训练不足，国民党政府不提供任何武器弹药和被服装具，这些穿着短裤草鞋的地方军队很难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力，与日军接触后只能任敌方宰割，损失惨重。
最后，我讲三个真实发生过的小故事，都是有具体案例可查的。
第一个小故事：
1937年抗战爆发，眼看着河北省全境飞快沦陷，于是国民党政府在河南省紧急征兵。征兵不久，日军已到达河南，准备经信阳向湖北进攻。这些在河南新征的兵员不肯离开家乡，于是数千人集体躲进了卧牛山腹地。无奈，国民党政府将这数千河南兵员许给了一个冀察挺进游击支队的番号，并支付了开拔费，并许诺军饷一经到达指定地点，尽数拨付（注：当时孙殿英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冀察游击总司令，我疑似这批河南兵是配属给他的）。
我关注这个问题，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许给这批河南兵的部队番号在晋察冀的地盘上。当年，如果这批河南兵一旦到达冀察地区，接受百灵庙抗战的傅作义军队的领导，势必与当时已经先期到达这一地区的晋察冀军区杨成武部队发生冲突。但当时这批河南兵抱怨开拔费太少（据说几千人只给了两千元钱），拒绝前往冀察地区。
再以后，这批河南人组成的“散勇”分别被到达这一地区的太行八路军、朱怀冰部队（国民党军）、孙殿英部队（伪军）所征用。
一直在河北北部活动的一分区部队，原本是没有河南籍战士的，像魏巍这样的河南籍干部来自于延安，所以属“特例”。1940年一分区一团晋东南打朱怀冰，这才补充了一批河南籍战士，宋学义是其中之一。他是不是也在那批拒不去冀察的河南“散勇”之中，我没有做详细考证，但根据他“抗战初期打游击”的经历，我猜应该在。
第二个小故事：
1945年的4-5月间，一分区部队——以二十五团为主，在涞源县境内展开大反攻，解放了日伪军统治下的众多地区。在涞源县著名石膏矿烟煤洞矿址，二十五团惊奇地发现这里聚集着精壮年青人至少有两三百人。
抗战后期，八路军部队最愁得是招不上人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人力资源陷于枯竭，每逢春种时节，田地里出现的都是老弱妇孺，青壮劳力都看不见了。眼下看到有这许多青壮年聚集在这里，八路军岂能不喜出望外。
当时二十五团的副政委张培信亲自出马，自己琢磨至少能说服一半人，一百多人参加八路军。但实际上，他口舌费尽，现场的这至少两三百青壮居然纹丝不动，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报名参加八路军。事后，只能用日伪统治区的老百姓受日伪毒化宣传太深来解释，但实际上，这些青壮有许多都来自抗日根据地的地盘上。
这张历史照片有很多不同的说明，我倾向于1945年4月在涞源县烟煤洞矿原址
其他那些有关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被反复动员参军的故事，应该是数不胜数吧？当一些人的觉悟没有到主动参军这一步的时候，你再反复动员也不济事。有些人就是这样，你即使拿枪逼着，他也是不会参军的。
第三个小故事：
1948年底，华北解放军和进关的东北解放军围困住北平，如铁桶一般。那时，以总队长兼政委的张明河为首的北平纠察总队，驻扎在良乡地区，是当时新成立的以彭真为首的北平市委、以叶剑英为首的北平市军管会的警卫部队。准备一旦进入北平，就执行平津卫戍司令部赋予的纠察任务，维护进入北平的部队军纪。
北平纠察总队是师一级的部队编制，下设两个个有一千多人相当于“团”的大队。在良乡，吕展为首的一大队负责良乡小城的警戒任务，当时北平市委、北平市军管会的一千多干部就住在小城内，所以任何人不许随意出入，警戒的十分严密。朱遵斌为首的二大队负责周边的地区侦察和警戒任务，严防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流窜过来。
这一大队是由原晋察冀野战军二纵随营学校组成，成员中许多干部都来自平西地区；二大队则是由原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随营学校组成，所以成员大都是来自冀中的子弟兵。驻扎在良乡的很长一段时间，对北平的傅作义军队是打是谈并不清楚，所以部队都是做的打仗的准备和战前动员。
既然是准备要打仗，就要预先查看地形，当时张明河带着朱遵斌，还跟着一个连，是二大队的一个中队还是直属部队的侦察连，我没有搞清楚，但是一个连没有错。当时连长领着这个连，跟在张明河、朱遵斌的后面，从良乡向北，一直走到颐和园北宫门的青龙桥地区，与当时驻扎在那里的东北解放军程子华部队接上了头；接着又从良乡往东走，走到与大兴交界的地方，再往东走，来自华北野战军冀中组成的七纵就驻扎在那里。
从良乡的房山县进入大兴县，也就从山区来到了平原地区。1945年8月抗战胜利，郭天民、刘道生为首的冀察军区部队执行晋察冀军区下达的命令，一度想接收北平这座大城市。当时十一军分区的平西部队就驻扎在房山地区，而一分区的部队驻扎在涿县，前锋的三团侦察连一度到达了大兴县。这块地方因为紧靠近北京城，抗战时期是日本鬼子的统治区，解放战争是国民党的统治区，所以从未经过战火的摧残。
眼下，这个平原地区的村子炊烟袅袅，一片祥和的景象，没有发现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部队来过的迹象。进村之前，张明河与朱遵斌先登高远眺，瞄上了村子里最高大的一幢建筑，是一座教堂。进得村子，直奔那座教堂而去。这座教堂的负责人是位戴帽子的长须老者，我由此断定，这更像是一座清真寺而不是天主教堂或基督教堂。
张明河、朱遵斌进教堂登楼上去，侦察连长和战士们留在下面，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定，凡遇有教堂，战士们一律不得进入，所以只有侦察连长自己进入了教堂的院内。
听说有解放军到来，教堂里正在上课的青年人十几个都走了出来，一个个白净斯文，不失学生本色。这位侦察连长也是学生出身，气味相投，于是大谈特聊起来。连长这才知道，这座村子自抗战到解放战争十二年，全村千多人竟然没有一位青年从军，无论是什么军队。眼下看到解放军到来，于是纷纷要求参军。这侦察连长也是个痛快人，当场照单全收都接受入伍，等到张明河、朱遵斌下得楼来，现场已经有十几位学生成了解放军战士。
当然按照那时的规定，凡这种学生们投入军队，很快就按干部使用，送到宣传队之类的部门，可以扩大解放军在北京地区的社会影响。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还陆续见到当年参军的这些北京籍战士中的几个人，此时已基本上都是团级干部，垂垂老矣。他们跟我讲起往事的时候，“白头宫女话玄宗”，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因为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的军，所以按规定享受干部的“离休待遇”。
人是社会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人。反之，人也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改造旧社会为新社会。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也是在变化中的，不会永远是一个样子。
位卑不敢忘忧国，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深思的是：今天这个横行在中国大地上的腐败大潮，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谁将是造成这个全民族腐败、社会道德连年滑坡的千古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