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区三团抗战期间的鼎盛时期是什么时候？
在谈到晋察冀主力团连队设置的时候，关系到这个主力团到底有多少人员实力，因为有多少人员才会有多少连队的设置。而抗战期间的八路军——无论晋察冀八路军还是其他的八路军都是如此，处于非正规化的条件下是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一说的，各主力团的人员数量都是不一致的。
在一分区所辖的几个主力团当中，三团的实力为最雄厚，无论人员数量还是武器质量，还有对日伪作战中的战场缴获，团部干部中的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以及战士中的阶级成分，均强过红军成分最高的老一团。
三团这个雄厚家底，可惜东团堡一仗，都断送了。
此事听我从头来讲。俺家老爹，在三团干过很长时间，最初是教育干事，说白了就是“文化教员”，以后改当参谋，被三团长肖应棠戏称为“武化教员”，实际上就是在满城县刘家台为三团培训班排长教导队——将一些老兵培训后任命为班长，将一些老班长培训后任命为排长。
我介绍过，这个三团，其实是第三届三团，第一个三团（1937年10月建立）被一分区政委邓华带到平西，改编为挺进军的六团、七团。第二个三团（1938年2月建立）当时叫一支队三大队，大队长邱蔚、大队政委肖锋，主要由广灵支队（肖锋）、灵丘支队（邱蔚）、涞源支队（肖应棠）组成。第三个三团（1938年7月建立）主要由第二个三团的主要部分和原赵侗五支队主力合并而成。
杨成武1938年5月来到平西斋堂，两个月后，他亲自主抓了新三团的建立。新三团的团长纪亭榭是聂荣臻亲自任命的，聂荣臻还是纪亭榭的入党介绍人。新三团的团政委是1955年中将袁升平，是当时一分区最具发展前景的三大政工干部之一（另两位是罗元发和王道邦，这三个人都是1955年中将）。
由于第二个三团都是新招募的冀晋本地人组成的，战斗实力远低于屡经实战考验的五支队，所以，以军事实力排座次，第二个三团的团长邱蔚屈就新三团副团长，第二个三团的团政委肖锋没有上任新三团副政委。恰好，晋察冀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因病去世，一分区参谋长熊伯涛接任四分区司令员，肖锋跟着熊伯涛去了四分区，几个月后担任新建立的四分区五团团政委。
邱蔚能“屈就”，而肖锋不肯“屈就”，这是由肖锋最初的地位起点所决定的。在红一师时期，肖锋的地位明显高于王道邦、袁升平和邱蔚，与黄寿发相当，可惜因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初期的“带手下聚众出走”，在独立团和独立师的职务分配上受到影响，落后于那些始终在岗位上坚持工作的干部。
黄寿发是邱蔚的好友，都属于能指挥打仗的军事干部，但在顾全大局主动退让上也堪称表率。1937年10月独立团升格为独立师，黄寿发担任二团团长、邱蔚副团长。11月，王天存为首的原晋军黑马队四百多人来投奔八路军，带动了蔚县周边千余晋军散兵也投奔到八路军门下。杨成武“按功行赏”，说服二团长黄寿发让出团长位置给王天存，改任副团长，原二团副团长邱蔚改任灵丘县支队长，这二人没二话，立即执行。此时邱蔚再次退让，屈就新三团副团长。
我还强调过，高粮回忆录中所说的三团曾一度发展到三千五百人的时候，或者说三团的鼎盛时期，并不是这个历史时期。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新三团所吸收的冀晋本地新兵大都还没经过战斗的洗礼，新兵变为有作战经验的老兵起码要经过几次战斗的锻炼。所以杨成武创建了这个新三团后，亲自带领，经雁翅前往妙峰山实地练兵。
1938年7月杨成武带新三团进兵妙峰山，跟陈正湘带老一团进兵冀中一样，都是中央的统一部署，为策应冀东大暴动开展的统一军事行动。但是看无论一分区史还是平西抗战史，均对杨成武1938年进兵妙峰山这段历史没有提及，也许是史料的匮乏所造成的。
实际上，杨成武当时兵进妙峰山，对沦陷后的北平影响巨大。有着多年北平地下党经历，并开辟了从妙峰山到平西斋堂地下通道的杨春甫，当时奉上级命令要秘密潜入北平，接回一大批北平、天津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演员张瑞芳的母亲和弟弟。
据说杨春甫在妙峰山，同杨成武商量接应的方式后就进了北平。后来由于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重兵袭击刚从山西五台县迁移到阜平的晋察冀指挥机关，杨成武紧急中带领一团、三团，去阜平打响东西庄阻击战，离开了妙峰山。
但杨春甫一手策划的北平、天津沦陷区知识分子转移的计划不变，大批知识分子、爱国青年，也包括张瑞芳的母亲和弟弟，经杨春甫“妙峰山-斋堂通道”到达平西，进入晋察冀，这其中就有俺家老爹。也许是有这个缘分，以后俺家老爹在平西挺进军和狼牙山一分区都效过力，特别在平西斋堂建立的三团效力，这应该是天注定吧？你躲不开这个命运的安排。
还是从高粮回忆录中的三团谈起。1938年7月组建新三团的时候，高粮，那时名叫高良玉，还不在这个团，他被秘密派到赵玉昆的部队，隐瞒了党员身份去做工作。因为赵玉昆部队的基本成员都是易县人，他也是易县人，同乡，好说话。这个在赵玉昆部队中的秘密工作一直到1939年的4-5月间，赵玉昆部队被杨成武一分区公开接管为止。
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1月，杨成武几乎兵不血刃，消灭了孟阁臣部队。现在人们谈这段历史，总是拣好听的说，说杨成武消灭了孟阁臣的七路军，但实际情况是要把这句话说完全才对：杨成武消灭了孟阁臣七路军改编的晋察冀六分区八路军。你想，杨成武前后接管了五分区、六分区两支八路军部队，再加上以后的赵玉昆八路军，杨成武一分区八路军要不强大？也说不过去呀。
消灭、或者接管了孟阁臣系统的至少三千多人的部队之后（其余部队或者被赵玉昆接收，或者跑散到冀中其他地区去了），杨成武将其中的干部们——大都是原东北军下层军官和军士骨干，都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一分区军政干部训练大队”。
训练大队的大队长由新被任命的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兼任，大队政委郑秀煜，由一分区政治部管理。一分区政治部新成立的青年股（股长红军干部潘永堤）承担主要工作人员，锄奸科承担主要的审查任务，对原孟阁臣手下的干部进行甄别审查。
抗战年间的规矩，八路军主力团的班排长由团里解决，连一级干部由军分区解决，营级干部的任命审查权在晋察冀军区组织部，团以上干部由八路军总部起决定权。
这产生一分区连长的地方，就是司令部教导队，那些各主力团、各县游击支队的连级干部，包括狼牙山五壮士的上级一团七连长刘福山在内，应该都在军分区这个教导队培训过。而培养连指导员和政治部干事，还要多经过一道手续，这就是一分区政治部青年股。
我们所熟悉的很多连指导员以及政治部干事，徐信、陈亚夫、徐正冲、薛世冲，后来担任六十五军副政委的赵宝华、靳甲夫（靳家福），包括高粮在内，三团还有一个侦察连指导员王栋，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1940年百团大战以后，见于很多连指导员的军事素质太差，无法代替连长指挥部队，于是杨成武下令，由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主抓，一分区司令部作战训练科与教导队联手，一分区政治部青年股出面召集，对在职的青年干事和连指导员集中进行军事训练。
后来在天津市担任领导干部的石坚曾专门写文章回忆了这一段历史过程。
俺家老爹当时曾经是教这些秀才们军事技能的几位教官之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成立了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这是一个以培养连长、连指导员；营长、营教导员为主要对象的学校，这才结束了以前用“教导队”和青年股培养连长和连指导员的历史。
被选拔进青年股的干部，都是从一线主力团的青年战士中间百里挑一选上来的，起码有小学或相当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不能是文盲。实际上培训的过程也是被审查的过程，看你这个人够不够得上担任政治部干事和连指导员的政治资质。
怎么审查？就是看你这个人够不够胆？
再回到那个开办于1939年初的一分区军政干部训练大队，既然是对原孟阁臣部队的干部进行审查，就不会都能够审查过关，一查出有劣迹的孟阁臣死党——基本上都是原东北军成员，立即被送到北管头村的锄奸科进行刑讯，最后被押到狼牙山脚下秘密处死。
我介绍过，抗战初期的易县两大对头双方，孟阁臣一方和赵玉昆一方，都有在东北军效力的历史，所以双方有凝聚由原东北军的基层干部和骨干老兵，对杨成武的一分区八路军来说，这些亲身经历、有着同日本军队交手多年经历的东北军老兵，是一笔宝贵的军事资源。
相比较起来，孟阁臣是东北军讲武堂出来的连长，比大头兵赵玉昆有着更丰富的带兵经验和社会资源，所以孟阁臣身边凝聚了大量的原东北军骨干。1931年东三省沦陷之后，大批原东北军骨干失去生活来源的眷属进关，所以这些东北军骨干大都是拖家带口的。
经济实力更雄厚的孟阁臣自己出资，养活着这些原东北军老少一大批人。赵玉昆同样也是如此，何况他也有一位从东北军讲武堂出来的、还当过营长的参谋长宋学飞。当时的军事实力对比是七千对三千，孟阁臣占据压倒优势，并且也一度俘虏了赵玉昆。
赵玉昆这一生的句号在当时就应该被划上，赵玉昆的被孟阁臣俘虏后用做出了“再不带兵，退出江湖”的承诺，但局势骤然反转，给了赵玉昆一次“咸鱼翻身”的机会，原因就是他的参谋长宋学飞突出计谋，利用易县县城的日军偷袭并打垮了得胜的孟阁臣部队。
赵玉昆是易县人，农民，最讲究的是“乡土情”，所以他将同样是易县人的宋学飞聘为自己的参谋长，易县东部的大批本地子弟——包括姚雪森在内的高村、高陌一带，罗村、霍山、塘湖、裴山，特别是赵玉昆老家东邵所在的尉都周边，都是赵玉昆控制的地盘。
再往南，就进入孟阁臣控制的势力范围。孟阁臣史料不详，据说是满城、完县、唐县人，还是个大家族，有文化，也有见识，从他比赵玉昆先一步投靠晋察冀八路军就可以看出来。他跟赵玉昆一样都恶习累累，抽大烟、讨几房小老婆，聚敛了大量钱财。
但是在坚决打日本上，孟阁臣比赵玉昆的名声要好，他最能打仗的几大“金刚”都死在了日本人的手上。
最初杨成武“拿下”孟阁臣，并没有处死孟阁臣的打算，也想不到晋察冀军区会把孟阁臣处死。所以送孟阁臣到晋察冀军区接受审判之时，杨成武还对孟阁臣说，要他好好接受改造，哪里会想到孟阁臣一送去就被处死。
那边处死了孟阁臣，一分区这边就要肃清孟阁臣余党，否则后患无穷。一分区锄奸科有自己的行刑小队，都是由那些“革命意志坚决”的锄奸科干事们承担的。拷问嫌疑人时担任打手的，也都是这些人，如果这些人放在红军时期的肃反，那真是“双手沾满人们的鲜血”。
可这跟那些青年股的被培训人员有什么关系？关系大着呢。为了锻炼这些“候补青年干事和连指导员”的胆量，锄奸科每次行刑杀人之后，行刑的干事都会将写有被培训人姓名的纸条塞进死人的衣袋，夜深人静之时，被培训人必须到刑场上去，从死人的衣袋中找到写有自己姓名的纸条，找到了才算合格，找不到不许回来。
此内容写在高粮的回忆录中。
1939年4月，正当三团在涞源县银坊“肃清赵侗余党”的同时，易县这边的“肃清孟阁臣余党”的活动宣告结束，一分区“军政干部训练大队”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第一届青年股培训成员也顺利毕业，作为青年干事和连指导员走上了工作岗位。
高粮，当时还叫高良玉，以及一大批原孟阁臣部队的东北军干部和本地籍战士，杨成武接收的三千多人的至少半数以上，走进了当时在涞源县银坊的一分区三团；另一半人员到了一团。孟阁臣部队被杨成武接收的三千人以外的其余人员，约两千人到了赵玉昆部队。
有关三团历史的《高粮回忆录》
难得一见的高粮手迹
原孟阁臣部队总计七千余人的部队，在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五千余人大都被八路军和抗日军队接收，杨成武消化三千余人，赵玉昆消化两千余人；另有孟阁臣部队约两千余人的部分，因处在日伪控制的范围内，抗日军队无法接收。
（未完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