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人才方面帮助了八路军
很长时间以来，朋友一直要我谈谈日军的素质问题。我明知道这是个“坑”，一搞不好就落到坑里，被民族愤青扣上“亲日”、“精日”、“汉奸”的帽子。其实谈日军素质，最合适的专家是姜克实教授，这是他研究的领域，别人比不上他，他也因此落到坑里，很长时间被国内愤青扣上“汉奸”的帽子。
现在，朋友也挖了一个坑在那里，等着我自己跳进去。他说，他要听听一个专门研究八路军的人是怎么评价日军的素质的。他提示我在以前曾多次说过的话：日军是八路军的老师，在许多方面都是如此。但这话却的确是实事求是的，至今，没有人能抹煞掉“日军是八路军的老师”这个基本事实。
今天我就专门谈谈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八路军与日军的素质差异问题。其实，说到底，这主要是谈两国之间在历史上由社会传统、社会制度、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问题，或者说，一个农业国家的主要居民同现代工业国家的主要居民的基本素质的比较问题。
我的话题从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太太谈起。我为什么要从这个老太太谈起？因为她是一个时代历史的见证人，她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日本专家在中国军队效力”的这段历史。
我们有时懒得做饭，就去后勤灶的小食堂去买饭，院里院外，常会和一位老太太相遇。她在保姆的陪伴下，每天午前阳光最好的时候，就在小河边来回转悠，每次遇见我，总要“贫”上几句：让我猜猜，这次买的是什么菜？水煮肉？宫保鸡丁？
时间长了，连站在大门口执勤一向满脸严肃的保安小伙子都忍俊不住，每次老太太恰好站在他的跟前问我，他都会接着老太太的话语往下继续背：滑溜肉片、锅包肉、咕咾肉、木须肉……，得，眼看着快成群口相声了，整个一相声“报菜名”。
老太太年近九旬，但身体“倍儿好”，耳不聋、眼不花、尤其脑子，灵活得像年轻人一样，要不她怎么一见到我就会要“贫”上几句呢？老太太姓陈，一口标准京腔的老北京人，在官本位制度的社会，人们习惯用她的最后一个职务来称呼她：陈主任。其实熟悉她的人，更喜欢用“小陈主任”来称呼她，为的是同“老陈主任”，她的丈夫区别开来。
陈主任是老北京人。七十多年前，1949年，陈主任高中毕业，解放军恰好在那一年开进北京城——那时还叫北平。面对华北这座最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解放军大批征兵，陈主任响应解放军的号召，报名参军，到华北解放军——过去的晋察冀解放军一座后勤医院工作，谁想到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陈主任——那时还不是主任，都叫她“小陈”，那时，解放军华北各医院里，今天“凭证上岗”——凭医科大学、医学院毕业考试合格才能行医的景象和制度在当年几乎没有，在长达半个世纪短时间里，解放军各部队医院就是从新入伍的女兵中挑选进入“三校”——军医学校、护士学校、卫生学校，培养合格的医务人员。
起码从解放初期，到文革结束后的许多年间都是如此，新入伍的女兵，一律被分到部队医院的各科室从事最基层、也是最简单的医务工作。当时，各科室的医务骨干有许多事被称作“专家”的日籍人员在管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在日籍专家的推荐下，一般，有高中学历的女兵被分到医科大学或军医学校，培养为医生；那些初中或小学文化的被分到护士学校或卫生学校，毕业后从事护士或卫生员的工作。
也许是“小陈”具有高中文化，又喜爱临床，所以被“日籍专家”推荐去读了医学院，成为医生。
大约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那一年，没有那么多的伤员被送来了，不久，医院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欢送日籍专家回国。于是她们（小陈主任这些新兵们）这才知道，这些被尊称为“专家”的日籍男女人员，就是1945年以前日本侵入中国时的“日本鬼子”。
1953年到1955年的这些在解放军中服役的日籍人员陆续回国，由于担心他（她）们回国后受到迫害，所以对他（她）们的回国过程没有做高调宣扬，临走时把他（她）们所获得的奖章以及一切有关解放军的痕迹都留了下来，连照片都没能留下来。
他（她）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我讲这段前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清楚认识到：那些在日军中的各行业骨干分子，对解放军、八路军来说，毋庸置疑——就是专家。
反观在八路军当中，当年能被称作有“专家”水准的骨干人员如凤毛麟角，微乎其微，这就是一个中世纪水平的农业国家与现代工业国家人员基本素质的最大差异。
八路军与侵华日军，原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大冤家对头，一见面就是要刀兵相见，拼个你死我活的。为什么又会成为“亲密战友”？这要从1945年到日本投降谈起。
1945年8月，对日本侵华部队来说，是个多难之时，8月15日以后苏军对日宣战，大批苏军进入中国境内。由坦克、卡车装备的苏军机械化部队推进速度很快，到了18-19日，已接近到张家口的北大门张北县。
从张家口蒙疆司令走出去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根本博，经过痛苦的抉择，对张家口日军下达了抵抗苏军并全面撤退的作战命令。这个违背日本天皇“放下武器就近投降”的命令，不仅挽救了张家口及周边大同、南口的近两万日本军队，还挽救了在察哈尔一带垦荒移民的日本侨民四万多人。如果这些人都落到苏军手里，其后果可想而知。
根本博这道抵抗的命令，还帮助了冀察军区这五千多名准备攻占张家口的八路军部队。如果没有强大的苏军压力在狼窝沟一带牵制住日军主力，这五千多八路军的命运很难预料，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日军的对手。
为掩护在内蒙古察哈尔一带的日军及大批在满蒙的侨民能乘火车撤退，张家口日军从19日起，在狼窝沟构筑的工事阵地对苏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经过三天的激战，暂时阻挡住了苏军的进攻。其间，日军还有过一次突如其来的反击，把苏军打得后退了十几里。
日军在前线的顽强抵抗为后方军队和侨民的撤退赢得了时间，数万日本军民得以撤离。张家口日军的这一战绩并非虚构，在近些年也被广泛宣扬，见《地球史探訪：同胞４万救出作戦》，“内蒙古在住４万人の同胞をソ連軍から守ろうと、日本軍将兵が立ち上がった。” [トップページ][平成16年一覧][地球史探訪][210.759 大東亜戦争：和平への苦闘][222.07 中国：中華民国時代][238 ロシア]
趁此机会，八路军冀察军区组建的北线指挥部，以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为首，统合了平北十二军分区的十团、四十团和一个军分区教导队；察南十三军分区的二十团和蔚涞涿游击支队；加上易耀彩带过去的冀察军区教导大队和冀察军区警卫营，总计约五千人的八路军，从背后给雪上加霜的张家口日军刺上一刀，8月22日开打，24日，大批八路军涌进日军撤退一空的张家口。
当日军在狼窝沟阵地拼死抵抗，大批日本侨民聚集在张家口火车站，一批批挤上非常有限的火车车厢向北平撤退的时候，日军撤退规定“因火车车头和车厢有限，只走人，不走行李箱包”，日本侨民原本带走的行李箱包都被遗弃在张家口火车站前面的小广场上。那些张家口市民不顾激烈的枪声还在不断响着，都涌上火车站前的广场，抢夺那些被日本侨民抛弃的行李箱包。
当狼窝沟阵地的日军最后一批撤退队伍到达张家口的时候，张家口火车站的车头与车厢全部用尽，这最后一批日军只能沿铁路线途经宣化、下花园、怀来县城、东花园、康庄、八达岭向北平撤退，然后在南口车站与张家口撤退下来的日军大部队会合，最后在昌平的沙河、清河完成向国民党军缴械的投降仪式。
我把日军的这条撤退路线叙说一遍，是因为一年以后的1946年10月，晋察冀八路军从张家口撤退，也是沿这条相同的路线进行的。
说在张家口的日本军民“撤退一空”，也不尽然，尽管日军的张家口撤退搞得如此成功，那些撤退回到日本的侨民，每年都要搞纪念日庆祝脱险，日本在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的时候还搞了大型纪念活动，甚至将这段历史拍成了电影。但是据后来统计，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起码，多达千人的日本军人和平民因各种原因被遗留了下来。
「嗚呼 満蒙開拓団」製作 工藤充 演出 羽田澄子
日本驻蒙疆司令部下属的张家口陆军医院全体人员就没能撤退，是没有通知到还是为了救治伤员，日军医务人员放弃了自己的撤退，自愿留了下来。这部分人最后落到八路军手里。当然，这座日军陆军医院先是被冀察军区卫生部接收，一个多星期后又被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接管，成为今天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前身。但这个地址，成为后来张家口建国路解放军第251医院——今天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的所在地。
小陈主任当年参加解放军后，遇到的那些日籍专家就是这些张家口陆军医院医务人员中的一部分。
沙飞因精神病发作而杀害的日籍医生也应该是这些滞留在张家口陆军医院医务人员中的一个。
当时在张家口开业行医的私人诊所日本医生安达次郎，在日军张家口撤退时没能一同撤退，为避免暴民的伤害，也躲进了张家口日本陆军医院，以后在杨成武晋察冀野战部队三纵医院效力，改名“安达仁”。解放后这个医院改编为公安军直属医院，他归国后在改革开放之后还同孩子安达勇多次来中国访问。
当年回日本时为了保护他们，中国收回了发给他们的各种奖章勋章纪念章，那是他们荣耀的见证，他们想重新佩戴上。为此，中村光义在1972年中日建交的当天就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发还那些奖章。因为时日已久，那些保管的奖章纪念章大多已经损毁或遗失了，鉴于这些四野的日本战友们不断申请补发，9年后的1981年，中国终于重新制作了几千枚纪念章奖章给他们，但由于很多日籍老兵已经死亡或失去联系，最终只有1560名日籍四野老兵能戴上这些纪念章。2015年9月3号的抗战大阅兵中，来参与阅兵的还有这些佩戴者四野军功章的四野老兵身影。
对那些在晋察冀八路军工作过的日籍老兵来说，华北解放纪念章是最珍贵的
2002年，一部叫《被留用的日本人》的纪录片在NHK电视台播放，片中的日籍老兵对于为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工作的经历都非常自豪。年逾古稀的中村义光还能熟练背诵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内部的官兵平等氛围是等级森严的日军出身的他无法想象的，那种将纪律视为生命的看重和军民融为一体的现象都令他深深触动。加入解放军大家庭的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歧视，他们被当成一家人，他们一起工作，一起作战，一起建设新中国，这段经历让他们的心灵获得了重生。
2015年，日本tbs电视台根据众多日本人在抗战后参加八路军的亲身经历，拍摄了一部电视剧或“战争映画”《红十字：女人们的入伍通知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真实景象。
有必要说明的是，当年日本的兵役制度中是没有“女兵”这个规制的，日本红十字会属下的医疗卫生系统，在战时对日本军队伤病员的救助是“义务”性质的，具有不可推脱的救护义务。所以，虽然收到了“入伍通知单”，但她们属于自愿为日本军队服务的平民妇女，统称为“从军看护妇”，不具有军人身份。因此说她们是“战俘”是不准确的，她们顶多属于“为日本军队效力的敌国妇女”。
但她们后来集体参加八路军，却是实实在在的在解放军中服役的军人身份。
其余我所知道的，日军狼窝沟阵地对苏军的反击战，一个日军骑兵中队冲到苏军后方，除去伤亡的，活下来的都参加了冀察军区骑兵旅（最初叫骑兵支队）；日军蒙疆司令部在张北有一个军马场，包括管理人员、兽医、皮鞍具技术人员、骑术教练人员在内，有一百多日籍人员，落在了苏军管辖范围内，这些人后来大都参加了八路军。
据说，张家口军械修造厂的一些平民身份的日籍技术工人，也被日军忘记通知一起撤退，被迫留了下来。这些人后来都被吸收到晋察冀兵工企业，成为大炮、装甲车的维修技师。这些人之所以有点名气，是因为他们曾多次被邀请到华北步兵学校和华北军政大学讲课，为那些农民出身对机械一窍不通的八路军干部讲述些最基础的机械知识。
我想那些后来组建起华北军区——北京军区装甲兵、炮兵的许多红军、八路军出身的领导干部，应该大都听过这些日籍兵工专家讲述的基础课吧？
看到这里，你还能说，日军是八路军永远的敌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