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人治”的晋察冀，“出走”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当年在晋察冀，由于八路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部队，各级领导职务的授予基本上都是首长任命制。或者叫，举荐任命制，只要举荐人身份够硬，高层的首长决策人一般没有不批准的。
任命制也好，举荐任命制也好，都是中华老祖宗流传了两三千年的产物，直到今天！！！还在被广泛使用着，所以，抗战年间到解放战争年间的“出走”问题在晋察冀其它地方也是广泛存在着的。
我仅举两个“出走”成功的小例子来说明。故事中的这两个人都出自一分区，都是抗战干部，当时已经具有了团级干部的身份，但因为当时的八路军普遍实行“人治”的管理方式，所以最后同样离不开“出走”的命运。
1944年10月，原晋察冀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来到易县小兰村，当时的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由于晋察冀军区已经准备成立四个二级军区，郭天民上任包括狼牙山一分区、平西十一军分区在内的冀察军区司令员，原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也奉调到冀中军区任司令员，所以，原一分区的大批干部和部队面临着被领导收编到新的工作岗位。
经查，当时的一分区干部分为了四大块：郭天民、刘道生成立冀察军区机关带走了一大块；原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大队长、一分区教导队队长唐凯到冀东，带走了一部分；杨成武去冀中，带走了一部分；最后留下的干部和部队都在一分区。
郭天民来到一分区，他身边只带了几个警卫员和二分区的供给部部长红军干部况开田，况开田准备就任新成立的冀察军区供给部部长。郭天民的目的是在一分区搜罗一批干部，以便筹建起他的冀察军区司令部机关。在他的驻地坡仓，郭天民看上了正在训练的一分区教导队，于是将这个教导队调到自己手下，组建为冀察军区直属教导大队。
比郭天民先一步，原四分区政委刘道生已经到了平西，就任中共平西地委书记兼平西军分区政治委员，此时准备上任新成立的冀察军区政委一职。
一分区方面，当时被派去接待郭天民的干部是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彭澎。郭天民犯了个错误，看走了眼，竟然要这位宣传科长跟他一起到平西去，担任冀察军区司令部作战教育科科长。
晋察冀军区在抗战后期，原训练科与作战科合并，但称谓上有了困难，叫“作战训练科”显然是不合适的。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在成立四个二级军区的时候，隶属司令部机关的原作战科一律增加了“教育”的职能，统称为“作战教育科”。
目的很明确，就是把“训练部队”作为这个职能科室的第一任务。
郭天民认为，既然是“教育”，也跟“宣传”相差不大，就像“和尚”不够，拉个秃子来抵数也是一样的。
实际上政治部的宣传工作与司令部的部队军事训练有着天壤之别。
这位彭科长一上任，就感觉到了这其中的巨大差别，与他原来熟悉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幸好此时身边还有从一分区一起过来的教导队一众人等，多少可以帮助他做些工作。
1944年12月，原来一直在满城县活动的一分区主力三团，被郭天民调到察南的蔚县，与两个月前被调到这一地区的原一分区二十团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以打开局面。
此时，随着当时郭天民在筹建冀察军区司令部的各职能科室：作战教育科、侦通科、机要科、队务科、管理科；刘道生也开始筹建政治部的各职能科室：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
三团从满城县、易县到蔚县去，中途必须要经过涞水县李各庄的冀察军区司政机关。三团的政治处主任洪璞被刘道生看上，扣留了下来，担任冀察军区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最初这位组织科科长是光杆一个，手下没有一个干事，后来配备的干事就是王栋。以后绥远战役期间，王栋要下部队，担任团政治处主任，他和洪璞一起到三团物色“接班人”，这个被挑选来接替王栋的新干事就是姚雪森。
洪璞到了冀察军区机关上班，一眼看到了彭澎，奇怪地问：你怎么在这里？一分区到处找你找不到，还要用你呢。
彭把来到冀察军区的原委一说：郭司令调我来的，怕我反悔，连一分区都没让回，直接来到了涞水。彭还说，这一个多月，我干得够够的了，我早就不想在这里干了，正想办法要溜回去呢，可没人给我办组织手续。
洪璞说，这有什么难的，组织介绍信都在我的手里，我随时都可以给你开出。你看，“人治”而不是“法治”的部队管理就是这么随意，只要有熟人，就能走后门。
恰好，赶上当时新建立起来的冀察军区机关也乱哄哄的，于是并没有请示任何领导，洪璞私下里为彭开了张组织介绍信。有了身份之后，彭带着警卫员，两匹马，悄悄“出走”，回到了一分区。回到一分区的彭澎，正赶上大反攻筹建新的部队，保满支队组建为新二团，彭任政治处主任，政治处副主任就是王栋。
彭走后，冀察军区司令部作战教育科科长物色了学生出身、当过挺进军教导队长、当时担任蔚（县）涿（鹿）宣（化）支队支队长吕展接任，接任时间是1945年1月。
1945年到张家口之后，新二团编制被撤销，合并进三团，彭澎和王栋都被分配到冀察军区政治部工作，彭在宣传部任宣传科长，王栋在洪璞手下当组织科干事。
重新在冀察军区机关工作的彭澎，多次与郭天民见面，郭天民是个“大胸怀”的人，从不计较过去的琐碎小事，就像从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再讲一个人的“出走”，谁？高粮。
1945年底，高粮在张家口的晋察冀画报社任采访组长（相当于“代理科长”）期间，与身边的某些同志闹了点意见，一直闹到了晋察冀军区的政治部。
那场纷争，显然对方人多势众，又大都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的老人，“抱团”，高粮虽然干部级别比他们高，但属“外人”，势单力薄，处在下风。政治部表态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后，高粮又是个出了名的耿直脾气，认准死理之后，坚决不低头认错。
不低头认错就没法继续合作，眼看高粮要面临“被踢出去”的结果，高粮想到了“出走”，但是到哪里去呢？
当时，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干部科的科长林接标（高粮的回忆中写作“林接彪”）帮助了他，林接彪是杨成武的福建长汀老乡，1929年一起参加的红军。林接彪将高粮的情况用电话向杨成武做了介绍，当时杨成武正在怀来县的土木沙城筹建冀中军区的野战部队。
杨成武一听：到哪里去？到我这来吧，我这里正缺人呢。。
于是林接彪向高粮转达杨成武的命令，要他去找杨成武，高粮立即来到在怀来县土木沙城的杨成武纵队，在八旅七十三团担任团政委。
虽然林接彪是组织部干部科长，但他同杨成武之间的“交易”，仍然是一个无组织的“私下交易”，因为组织部领导直到聂荣臻都不知情。所以对组织部和聂荣臻来说，高粮的离去属于货真价实的“出走”。
从未在一分区工作过的杨成武长汀同乡林杰彪，关键时刻帮了高粮一把
1946年初国共和谈成功，在北平成立了军调部，晋察冀军区的摄影干部明显不够用了，于是聂荣臻想到了高粮——能够在北平堪此大任者，非身经百战的高粮不可。聂荣臻一个电话打到杨成武那里，杨成武不好再阻拦，于是高粮被调回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担任北平军调部和谈的中共方面的采访记者。
讲完两件成功的“出走”案例，再分析一件不成功的“出走”案例。
谁？陈怀初。
1948年，元旦过后，在自己老部下的帮助下，陈怀初离开软禁他的地方，“出走”他方。
他最初要到哪里去？是最初就决定到国民党方面吗？
一个受党十年教育的八路军干部、团政委，不会一下子就轻易背叛自己最初选择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路，他最初“出走”方向的选择，是自己最高上级的领导部门。
陈怀初明白，他的案子是当时的冀热察党政机关一手造成的，起码是他所在的察北地委和地方政府上报之后，在冀热察党政领导部门的批准下才能施行。在一个官本位占统治地位的专制社会，社会通行的法则是“人治”，你不能幻想有什么“法治”的结果。所以，要想纠正某一级党政领导机构所做的错误决定，必须由更高一级的领导机构出面才行。
这就是“出走”去“上访”的基本原则：到更高一级的领导机构去获得支持。
当年，你让身处在察北地区的陈怀初到哪里去？到晋察冀？由于张家口、宣化的陷落，大部分察哈尔省都被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军队占领，你越过整一个省的国民党统治区到晋察冀党政领导机关上访，明显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自1947年4月以后，被国民党军切断同晋察冀联系的冀热察地区，已经被划归到东北解放区领导，你现在的最高上级是东北解放区的党政领导机关。
你让陈怀初到东北解放区的党政机关上访，东北解放区的最高党政领导机关当时在哪里？在哈尔滨。与陈怀初所在的察北地区有几个省之遥，这路途中间还有大片的国民党统治区。再说，陈怀初“出走”去上访，他所在的冀热察党政机关就不会下文要各地“截访”捉拿他吗？一旦被抓回去，陈怀初的下场不言而喻，是很凄惨的。
考察晋察冀这十二年的战争史，问题最大、也是最多的地方就出自冀热察地区。我来悉数一下这个地区。
冀热察地区原本属冀察军区的一部分。1946年10月，中共军队从张家口、宣化撤退，在怀来战场遭遇到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加上地面国民党军队的合围，来自北平的国民党中央军同占领了张家口、宣化的傅作义军队在怀来县战场会合，冀热察地区同晋察冀的联系被全部切断。
1947年4月才被划进东北解放区管辖权的冀热察地区
转移到赤城县的原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原冀察军区平北军分区司令员段苏权，领导着东至承德、西至张家口、北至内蒙古、南至怀柔县的冀热察广大地区，同不断侵入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
我曾引用过一段史实，贺捷生回忆她母亲蹇先任在解放战争初期，时为冀热察区围场县县委副书记。国民党军在还乡团的带领下入侵，原本占领了承德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继续北侵，围场县继隆化县之后宣告失守。
还记得吗？我曾介绍过这一段历史，一年前的1945年10月，国民党军在葫芦岛一带登陆，进攻中共军队占领的承德。承德一带的中共军队——主力是赵尔陆纵队全面溃败，当时已经走到平泉县的胡耀邦东干团被迫滞留下来，被派到冀热察各部队中去制止溃逃。
围场县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围场县委的上级部门分区党政军领导，竟然要围场县委一班人带领县大队回到围场县打游击。蹇先任——恐怕大家都知道她曾是贺龙的夫人，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站出来据理力争：围场县是新解放区，没有群众基础，县大队武装薄弱，一旦回去，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处境。
于是，分区党政军领导给蹇先任扣上“胆小”、“右倾”的政治帽子，记大过处分。恰好刘道生来到冀热察地区，他是从贺龙部队出来的，跟蹇先任很熟。于是，沾了“跟刘道生很熟”的光，蹇先任的处分才被摘掉。
当时冀热察地区分区一级的党政军领导素质尚且如此，县区一级就更可想而知。有如此领导，焉能不出陈怀初乎？
可惜陈怀初命运不济，没有遇见这样的“明主”。天有寒暑阴晴，人有好坏善恶，这不是以你的政治信仰所决定的。有时，中共的确被一些坏到极点、而且愚蠢到极点的人所统治着。虽然当时中共的军队也处于极度弱势，用人为重，但陈怀初的那些党政领导人依然对自己人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手段。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陈怀初再三衡量了这一切之后，对人生再无眷恋之意的陈怀初，在走投无路之下最终选择了投奔国民党傅作义这条不归之路。
我在前面说过，战争年代，八路军领导干部的“出走”，目的是上访，向更高一级的领导机关申诉，与政治取向无关。个别人的“出走”导致叛变，就产生了性质上的转变，属另一个问题。但不管是上访性质的“出走”还是叛变性质的“出走”，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在“用脚投票”，在没有“用手投票”机会的时候，就只能“用脚投票”。
中国老百姓“用脚投票”式的“出走”，很多都是出于无奈，被逼出来的，与政治取向无关。
当你看到那些在中国大陆上投诉无门的上访者，最后竟然跑到了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去上访，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心情和处境是多么的无奈——掉到河里挣扎的人，是连一根救命的稻草也不肯放弃的。
一个人命运的是福是祸，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在几十年后才看得出来。但当初已有迹象显示——此人不适合在文化人的圈子里混，还是在“武人”的圈子里更安全一些。
曾经的华北步兵学校政委、北平纠察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张明河，还有当过二十四军副政委的彭柏山，都是在文人那里栽的跟头。如果继续留在军队里？不至于。
有时候，一个人的被迫“出走”，实际上是对上级领导错误决定的一种纠正和抗议，心里非常明白的那些领导人，看出“出走”中含有的正确意义，所以对“出走”从不会彻底否定。
但“出走”也一定要“讲政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会造成无可弥补的悲惨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