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史研究——再谈朱占魁往事及其他

 太太的母亲，我简称为老太太，1938年十五岁，小学六年级文化，当过她小学校长的，叫马建民。这个人名气不大，但一提起杨沫的丈夫、老鬼的父亲，大家就知道这个人了。

马建民后来担任霸县县长兼十分区战报社社长，他把自己教过的一大批学生都带了出来，参加到抗战活动中去。老太太，当时还姓郝，没有改名字，最初属“地方干部”，即县抗日政权所辖的干部，霸县某个区的妇救会主任，相当今天的区妇联主任。

一次她下乡到某个村工作，正赶上日伪军下乡清剿，她躲闪不及，被兜了进去，只好隐藏在老百姓的人群之中。那一年老太太十五岁，据她自己说，跟人民英雄刘胡兰牺牲时同一个岁数，但勇敢精神就差远了。

一百多鬼子、伪军把全村一千多口人集中在村中心的空场地上，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抗日干部？”

她头一次经历这个场面，吓得浑身吁吁发抖，她身后，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搂着她说：“闺女，不怕，有大娘在，就有你在……”

1938年-39年，还属于抗战的初期，正是日本鬼子和伪军在冀中地区“刁买人心”的时期，尤其是处于平津之间的十分区，是日伪军极力要争取的对象。1941年-42年的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极度敌视心理尚未形成。那一次日伪军撤走，没有过多的为难老百姓，只是将几个怀疑是八路军的可疑青壮男子带走了。

回到分区妇救会的老太太，这段遇险的经历很快就传遍了分区机关，那一次十分区司令朱占魁听到后，大发雷霆：“让一个小姑娘冒险，男爷们干什么吃的？”于是下令，将老太太留在分区机关，放在分区政治部管辖的烽火剧社。

老太太多次感慨地说：“不是那一次朱司令下令把我留在机关，我会死很多回，根本就躲不过去。”

有一次谈抗战期间的地道战，又谈到了朱占魁德被俘。最初谈狼牙山一分区为什么没有地道战，因为到处都是大石头山，土层很薄，根本就挖不动地道。即使是平原地区的冀中，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根本就没有“地道”，只有“地洞”，洞与洞之间并没有联系。1941年11月朱占魁被俘，就是吃了钻“地洞”的亏，跑没处跑，野外的青纱帐早就在秋收时被砍掉了，除了被俘，没别的出路。

1945年抗战胜利，从延安回到冀中的朱占魁参观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感慨地说：当年我要有这玩意，还能被鬼子抓住吗？鬼子在这头挖洞，我早就从那一头跑掉了。

朱占魁这个人有自己的长处，他是个底层出身的大老粗，粗通点文化，所以会善待有文化的念书人，他待人真诚、厚道，是有了名的，在十分区知识分子干部中留下的印象不差。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任命朱占魁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任命朱占魁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应该是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后的组织的决定，朱占魁如果当时被看作是坏人，早就被拿掉并秘密处置了。1939年的冀中肃反是何等的残酷，熊大缜、李晓初、河北农民游击军许多师以上领导干部被冤杀，惟独朱占魁这个人能躲过那一劫，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留给大家的印象很好，所以冀中肃反杀人那么多，却从没有人想到要拿朱占魁开刀。

我曾举例过，除了共产党八路军方面，国民党方面对朱占魁的印象也不差，即使是朱占魁的敌人。解放战争一打响，国民党方面声势很大，最终取胜的呼声很高，当时担任晋察冀地方部队副旅长的朱占魁，在敌人的引诱下叛变投敌。到了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入关，国共军队的力量发生根本性转变，被任命为河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的朱占魁，11月18日在天津西率部下两千多人投诚。

朱占魁投奔过来，是不能空着手的，朱占魁的“礼物”是准备骗国民党军统头目“第二指挥室”主任、绥靖总队长少将陈恭树过来，然后活捉陈恭树向共产党献礼。但朱占魁不善做戏，被陈恭树识破，没有上当。陈恭树晚年写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在台湾热销。陈恭树对朱占魁的评价是：“他不会花言巧语，甚至有些个木讷，我看不出这是造作，反而觉得他是一个纯朴的老实人。”

老太太最后一次见到朱占魁，是在1949年初的进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之前，集结保定。一大帮老十分区干部们见了面，都是1942年以前一起在十分区，1942年“五一大扫荡”一起突围到冀西山区的一分区，1943年初各奔东西，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十一军分区、以及又回到冀中坚持抗战，现在又到一起来了。

大家见面，听说1942年带领他们一起突围的十分区老政委帅荣也在保定，于是大家一起去看帅荣，在那里又见到了老司令周彪。是周彪和帅荣提议，要他们去看望一下住在后院的朱司令。大家一愣，突然都省悟过来：原来“朱司令”指的就是朱占魁。此时刚起义后的朱占魁担任着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的支队长，但有名无实，跟他一起的那些手下已被改编，只有他一个人在华北军区保定的后院闲住，等候上级对他的处理。

（此处空一段，无论如何贴不上。）

朱占魁在平津地区的早期抗战是有功的。1935年，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平津地区，从西北军分裂出来的二十九军接管平津地区，朱占魁此时任河北省永清县保卫团第4预备队队长。1936年，朱占魁这支队伍被当时的天津市市长、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收编，移驻到霸县，正式成为一支听命于二十九军指挥的抗日力量。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朱占魁部队参加了袭扰日军的区域性行动，随着二十九军退出平津地区，共产党力量进入平津地区，朱占魁果断下定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938年2月，朱占魁带部队加入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任河北人民自卫军独立1团团长，6月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1支队司令员，10月任冀中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1940年8月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司令员。

 我比较了一下当年从河北本地出身的那些“土著”民团领导人，朱占魁以比较能打仗的一位而闻名。处在平津“夹角”位置的十分区，与日伪军发生的军事冲突也是最多的，从1937年到1941年底的四年间，十分区能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同这四年的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的频繁战斗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根据日军文件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也记载了朱占魁当时的历史作用：

第十军分区

在此次冀北作战中，被击溃的朱占魁匪部，似南下，或向唐县方面败逃。

司令 朱占魁

参谋长 肃津槐

政委 帅荣

所属部队 第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二团。

管辖县 新城、固安、永清、雄县、霸县、新镇、文安、容城、徐水。

1939年的晋察冀包括冀中地区，极左政策影响下的肃反形势十分严酷，许多抗日干部都是在这个时期被冤杀掉的。等到1939年5-6月间从延安来到晋察冀的彭真、许建国等领导干部紧急叫停冀中的肃反，可惜大局已定，那些不该杀的早已经被杀掉了。

朱占魁能在冀中的这一严酷形势下不仅没有受到怀疑，反而被改编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被任命为重要职务——军分区司令员，没有个反复调查和绝对信任是不可能的。但他毕竟是吹鼓手出身，半路参加到八路军的地方势力，被红军领导干部取代成为必然趋势。

取代朱占魁的就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1955年中将周彪。

周彪是1939年1月跟随贺龙一二〇师来到冀中的，就像吕正操向贺龙表示要辞去冀中军区司令员一职给贺龙一样，朱占魁当时曾当众表示要辞去军分区司令员职务给周彪，但被周彪拒绝了（贺龙也拒绝了取代吕正操）。周彪（也包括帅荣）都明确表示过不同意用“清洗”的方式拿下朱占魁。所以说朱占魁一直在十分区安然无恙，背后得力于这些红军干部的有力庇护。

据说，一个人的前半世运气用得太多，后半世就不会有运气了。朱占魁也是这样。

1941年11月，冀西山区的晋察冀反扫荡刚结束不久，朱占魁偏偏往那跟前凑合，在保定南边清苑县大李各庄的一次日军搜索行动中，运气不佳的朱占魁被俘。抓住朱占魁的恰好是负责狼牙山以南唐县地区的日军第163联队下属部队。

在日本《华北治安战》一书中：

在此次作战中，据悉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15日在水上部队占领其根据地大保镇(安平西方16公里)前，向西方逃去。

8月24日，方面军报道部长关于晋察冀边区的剿共作战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此次日军进行作战的晋察冀边区，是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中实力最强、成为华北治安最大隐患的地区。今年初夏以来，日军在冀东，冀中作战中，到处击败，捕捉敌军。俘虏了第十三团长陈群，使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负伤。

冀中北部作战(冀北作战，新号作战)

在方面军的指导下。由第一一O师团主力及第二十一、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各一部参加。对敌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根据地的白洋淀以北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

我作战部队，6月10日开始行动，逐步压缩四周的封锁线。6月中旬消灭了新城附近朱占魁的据点，取得了极大战果。

注:朱占魁，以后于11月27日在大李各庄(保定南方约30公里)被我第一一O师团步兵第一六三联队俘获。

从日军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朱占魁先是率部作战负伤，然后再从霸县一带向西突围，最后在清苑县大李各庄被日军俘获。

关于朱占魁当年被日军抓住，从日军战犯的笔供那里找到了出处。当年任日军163联队长（日本人写作“连队”，相当于各国军队中的“团”；中国一律译作“联队”，以区别于中国的“连”）的战犯上坂胜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供述：

“那是1941年11月27日的事情，我率领步兵第163联队包围了河北省清苑县大李各庄。第3大队进村以后，派出以1名上等兵为首的5名侦察兵进行侦察。他们看到一个院子没有关门，便走进去，没想到从里面打出了子弹，他们马上应战。互相射击一阵之后，里面没声音了。他们马上冲进去，抓住了3名八路军。他们把这3个人带回大队部一审问，才知道其中一个人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的司令员朱占魁将军。我命令第 3大队把这3名俘虏送到联队本部来住了一夜，第二天便把他们送到石家庄的第110师司令部去。听说后来，朱占魁将军被日军从北京押送保定时成功地逃跑了。在那次战斗中，包括朱占魁将军在内，我联队抓捕了35名俘虏，杀害了50名八路军战士，掠夺了步枪约60支。”

朱占魁被俘，关押在石家庄战俘营，或者叫日军110师团战俘营，在李振军八十年代主编的一本原石家庄被俘人员的回忆文集中，还可以看到有关朱占魁的文字。当然评价不高，怀疑朱占魁当时已经叛变。这并不奇怪，如果朱占魁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地位很高，这本回忆录中自然会是另一种评价，但朱占魁当年只是一个省政协文员，而撰写这本回忆录的成员，很多都已经是军一级，甚至社会地位更高的领导干部。

在何天义的《石家庄集中营始末》一文中提到：“由于阶级同情心和民族同情心，多数战俘管理干部，对待自己的难友比较关心。对主动投敌的叛徒、汉奸非常憎恨。战俘劳工入营审讯时，对于回答崇拜汪精卫的，往往得到的是训斥和臭骂；对于自称带枪投敌又屡教不改的汉奸，则以其是‘假投降’，给以革命的惩罚，狠揍一顿或借敌人之手给以教训。例如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后，贪生怕死投靠日军，王铭三、赵玉英等人就动员大伙孤立他……”

在《聂荣臻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天他突然到军区驻地寨北来找我。据他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讲得天花乱坠，越说越离奇，越说越让人不相信。他吹他怎么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我对他说的这些很怀疑。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朱占魁叛变过好几次，这一次他已经叛变了，是被敌人放出来的。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叛变了。朱占魁是个流氓，很有一套鬼把戏，不从长期的行动上考察，往往会上他的当。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冀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三年，我们到延安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

在聂荣臻等人的回忆录中，有关朱占魁在抗战期间的叛变记载是不确实的。实际上，朱占魁被俘的半年后，利用一次日军陪同人员的疏忽，朱占魁在从北平到保定的火车途中跳车逃跑。最近一些年，在萨苏有关日文历史史料的研究中，发现当年朱占魁的确是“跳火车”逃回来的，这属于鬼子在押送他的过程中的严重失误。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专门提到过朱占魁：“方面军本想利用朱占魁在冀中展开政治工作，但他在被护送途中于1942年5月28日在望都附近逃跑。朱为原冀中第十分区司令，于1941年11月连同其卫兵被110师团俘虏。方面军指挥官召见了他，并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启新院对他进行了约两个月的怀柔工作。朱逃走后师团对朱占魁进行过通缉，但朱终于跑掉。由此可见，要让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是很难办到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史料，审查中，朱占魁如实交代了被捕后的一切经历，当然，延安审查朱占魁的部门中央社会部是似信非信，但当时又无从详细核实，于是引起了朱占魁的以死抗争。据说，在审查中的朱占魁因为说话不被人相信，曾愤而投崖自杀。朱占魁跌伤后被抢救，为了怕造成恶劣影响，最后，延安保卫部门只能姑且信之，但从此朱占魁不受信任，被降级使用。

接受审查后回到晋察冀，朱占魁1945年8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热河纵队独立一旅副旅长，1946年1月任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副司令员，但这时已没有了实权，据说是一直都不被信任。1946年9月，华北地区国共内战开始的第二个月，朱占魁自述因不被信任，叛变投降国民党军。

朱占魁到底是主动投向国民党军还是在意外的战斗遭遇中被俘？至为关键！

据国民党方面的记载：抗战胜利后，匪酋贺龙派他助萧克窜扰于冀东长城内外等处，被国军俘获，解南京。当时朱的职务，相当于一个旅长。朱某投诚后，因表现良好，政府乃予以优容。先留用于国防部，于三十六年秋随“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北上，出任安次县县长。被捕后的朱占魁，据说仍由马氏家族出面向国民党说情，朱占魁于当年10月被委任为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视察专员。1947年1月任冀中五县联防司令兼安次县县长，1948年5月任河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