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区史研究——从李志民谈与杨成武的合作问题

李志民临走之时，与在一起工作了两个多月的杨成武说了一席话，大意是：在晋察冀，我来的时候就听说你杨成武不好合作，但与你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李志民讲这席话时，新上任的一地委军事部长王道邦、接替王道邦的一分区新任政治部主任王建中、一分区政治部新任宣传科长彭澎也都在场，所以李志民的这席话被记载了下来，留传到今天。

这段话也解开了一个谜：在此之后，李志民与杨成武多次合作，而且双方关系合作得很融洽，从没有产生过任何重大矛盾。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八路军高层领导之间的内部矛盾就层出不穷。但身处晋察冀地盘上的抗大二分校，一直保持着一个相对“超脱”的地位，从没有被搅进到晋察冀八路军的内部矛盾中去。

感兴趣的，仔细看看当时的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留下来的日记就知道了。

 顺便说一下，我对从没被吹捧过的《陈伯钧日记》给予极高的评价，对我研究红军和八路军，特别是晋察冀八路军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相比较于那些曾受到极力吹捧的某些红军干部的日记，孰优孰劣、孰真孰假，一比就知。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1942年以后，八路军“精兵简政”，为减轻根据地人民的沉重负担开始削减机构和干部，抗大二分校作为被裁减对象，除校长陈伯钧带领部分干部和学员返回延安外，其余干部和学员都被留在晋察冀，与晋察冀合并。

比如，唐凯为大队长、龙道权为大队政委、沈图为大队政治处主任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队，被合并到一分区后，成为一分区教导队。李志民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分到一分区任副政委的。

由于晋察冀八路军当时客观存在的内部矛盾，由于当年的八路军领导干部也是穿上军装的一群农民，由于杨成武积怨甚多并且在晋察冀军区干部中处于极度的少数，于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的当年，一些晋察冀领导干部私下里提前给李志民打招呼：杨成武这个人不好合作。

 在两个多月的亲身实践中，李志民发现“杨成武不好合作”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是在与杨成武分别之前，他大胆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杨成武还是好合作的。

我以前评价过，李志民的这席话，成为他对晋察冀一些重大问题的重要表态和基本宣言，表明他自觉选队站在了在整个晋察冀相对弱势的杨成武一边。聂荣臻及时觉悟到这一点，所以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聂荣臻搭建晋察冀野战军纵队或兵团领导班子，总是让李志民与杨成武一起合作，目的是减少领导干部之间的内耗和矛盾冲突。

我还评价过，李志民绝不是庸庸之辈，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卓越见识，也有着与众不同的非凡胆识。从他在解放战争中主持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和二兵团的政治工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1943年，他能够不怕得罪晋察冀的大多数而决心与杨成武密切合作，并且能说服徐德操“后退一步天地宽”，离开一分区，另辟天地，都说明李志民的见识与胆识均超越常人。

这一次我专门谈谈对这个“杨成武不好合作”的问题有何评价？

你只要仔细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史，发现与杨成武交恶的红军干部的确不少，你追寻一下一分区“出走”的人名就知道了。但说到底，杨成武这个人本性上是宽厚的人，他年轻时气盛，脾气大，很容易与人发生争执，但事过之后忘得也快，他不是那种容易记仇的人。

杨成武属“少年得志”之人，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庇护下，1914年出生的杨成武，1929年15岁参加红军，因为有着初中一年级的文化，提拔很快，1931年17岁就是响当当的团政委，说他不是“少年得志”，不会影响到杨成武的脾气性格，鬼都不信。

看当年的红军史料，每逢一军团召开干部大会，主席台两边分别站着刘亚楼和杨成武，就象两位门神，带领大家齐呼口号。跟杨成武同样在1929年参加红军的刘亚楼，也是福建人，但大杨成武四岁，也是初中文化，而且在杨成武的家乡长汀中学念书。

少年得志，又有军团政委聂荣臻这层关系，杨成武说话办事难免气盛，他得罪人大都是这么来的。但很少有人会想到，政工干部出身的杨成武也有自己的原则，有三种人他从不大发脾气：第一是对念书人，第二是对下层干部战士，第三是对老百姓。

你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知道，大抵丘八出身的武人，一般都打心眼里看不起拿笔杆子的文人。刘邦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人，认为只有靠武人才能够得天下，后来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实际上凡能够敬重文人的武人，在历史上绝非无能之辈，这才能有很高的历史造就。

杨成武能做到这一步，对文人始终能相敬如宾，表明了他眼光非同凡人。

还记得我两年多前写的一篇文章吗？

2015年的3月，昔日的军队诗人叶文福接受了一家周刊的专访，谈到了1979年，他写下当年在中国社会上最轰动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后，由于严重触犯了上层官僚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当时党内最高层和军队领导层的严厉惩罚。

叶文福回忆：那一次“军委23个将军竟在一次会议上联名向邓小平写信，要把我开除军籍党籍，遣送回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诗史上，真是开天辟地的，李白也没有我这待遇，我有了。中有两位将军到会而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这两名将军是张爱萍和杨成武。”

在全部在场的军委二十三名将军中只有两个人与众不同，这就是从战争过来的中国将军的实际写照，对知识分子持宽容大度态度的，只有占总数不到十分之一的两个人。

说到杨成武在解放后结下的第一大冤家，应该非张爱萍莫属。1958年，副总长张爱萍撤销了杨成武当司令的防空军，当场引起了杨成武的暴怒，两个人之间的敌对关系至死都未能解开。但杨成武和张爱萍都具有非同常人的眼光，他们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极好，他们的身边、手下永远聚集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干部，而且双方之间的友谊能保持终身，这在那些丘八出身的将军们中间真的是微乎其微。

大家还记得我讲过的1940年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涞灵战役，这是陈正湘走后杨成武亲自指挥的第一场重大战役，远比一个月前井陉战斗的规模要大。而且还是动用一分区主要主力，在一分区地盘上的涞源县打响的。杨成武亲自拟定了涞灵战役的作战计划，决心要“露一手”给世人看看。

结果呢，作战计划刚拟定不久，还未执行，一分区一位全晋察冀都知名的诗人诗兴大发，在自己主办的一分区内部刊物上赋诗一首，诗中提到了“涞灵战役”这几个字。正在休息的杨成武无意中一看，自己刚拟定出的作战计划被人泄密，落到日军手里，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暴怒之中的杨成武，把这位诗人吓得半死。

众所周知，涞灵战役的三个作战目标，两个完成，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未能完成，未完成的原因是侦察工作不到位，敌军兵力发生了变化；而且担任攻城的一团领导决心不强，指挥不到位，以至于一团作战失利，只好罢手撤兵。战后，杨成武严厉处置了担任领导职务的红军干部，对这位知识分子干部却网开一面。

1944年，杨成武离开一分区，到冀中工作，临行前准备到冀中工作的干部班子，他特意点名，要带上四年前曾因做诗而泄密的这位知识分子干部，到冀中后还任命这位知识分子干部担任科长、骑兵团政委。解放后这位知识分子干部的最后职务是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创作室主任。他就是魏巍。

魏巍泄密的那张一分区油印小报，原本由他来主办，他写好文稿，设计出版面后，交给万一担任股长的誊印股刻蜡板油印。这份小报的名字叫《工作通讯》，《杨成武回忆录》中错记为《抗敌报》，实际上，《抗敌报》是《晋察冀日报》的前身，1940年11月，在涞灵战役结束后的第二个月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跟一分区没有关系。

魏巍说，《工作通讯》出事后，他坚辞决不再接着办下去。由谁来接《工作通讯》这一摊，魏巍说他想到了在挺进报当编辑的一个人。1940年12月，来到平西地区支援挺进军的杨成武，在返回一分区时带回来一批干部，我介绍过，八十年代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的章明等几个人也在其中。到那时才知道，魏巍提到的这个人已经被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调去当参谋，拿枪杆子去了。这份惹出大祸的小报后来是宣传科的一个小通讯员马汉三（石坚）接手的。

1942年以后，由于原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的调来，杨成武与徐德操严重不和，在一分区司政机关人所皆知。领导人之间不和，他们手下的参谋、干事只能各为其主，尽自己的本分职务职能。1943年5月徐德操突然离去，他手下的三个参谋都是一分区干部编制，不能一起走，被三团副团长黎光留下，合并进三团参谋处。其中两个参谋是行伍出身，一个参谋属“知识型的”文化干部，并非行伍出身。

据说，杨成武早就注意到这件事，1944年整风结束，一分区教导队再次改组领导班子，老队长晨光回来担任队长，作战科长李青川任副队长。杨成武指示李青川，把那个从作战科调走的参谋调过来，到教导队，他是干这行的材料，把他放在三团，耽误他了。以后李青川屡屡对这个参谋提起此事，说是杨司令一直记着你呢，是他指示专门把你调过来的。

有关杨成武的宽厚，还有两个事例可以佐证。

1938年2月邓华奉命到平西去，临走时要带走一分区老三团，杨成武为此跟邓华大吵了一架。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吵架，此事成为一分区的“民间故事”，被广为流传。1939年夏秋之际，周自为跟晨光一起来到一分区，都被留在杨成武身边做参谋工作。闲暇之余，杨成武警卫班的一位四川籍战士“摆龙门阵”，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起一年前杨成武与邓华吵架的现场见闻，包括蔡委心不识时务地在一边插嘴。

战士私下里议论首长，在今天都是“大逆不道”之罪。此时杨成武就在屋内，自己的故事或“糗事”被战士们当笑话谈，他在屋里隔着一道门听得真真的。但杨成武并没有因此而大发雷霆，只是推开门走出来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八十年代，一分区干部聚集在杨成武家中，有人无意中又谈起此事，杨成武主动检讨说：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不懂得谦让，1956年评军衔后，才在毛主席的开导下我与邓华和好了。

这件事如果换到别的领导干部身上，后果是很严重的，看看林鹏在六十五军军部的遭遇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关于赵玉昆这个人。

赵玉昆是易县“土著”的代表人物，在《杨成武回忆录》关于赵玉昆的部分，杨成武尽是批判挖苦的刻薄之词，与当年的事实不符。当年杨成武对赵玉昆处在“用人不疑”的地步，看看赵玉昆先于宋学飞入党就知道了。杨成武重点指示先后在赵玉昆支队当政委的王建中和王道邦，对赵玉昆这个当过国民党的大头兵要充分信任。

这对于五支队第一任支队长赵侗屡屡要求而不被批准入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赵侗支队当时直接隶属于晋察冀军区，跟一分区杨成武无关。如果当时赵侗支队在一分区，杨成武对赵侗的态度要宽容得多。晋察冀军区对赵侗的态度采取了孤立怀疑，赵侗在自己的所有部下都被发展入党而自己不成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择了出走。

赵侗的出走给当时奉命接管五支队的杨成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将赵玉昆三总队从冀中改变隶属关系到一分区，在将赵玉昆部队改编为五支队的过程中，杨成武指示被派去担任五支队第一任政委的王建中，优先发展赵玉昆入党以稳定军心。第二位被派去担任五支队政委的王道邦，也将赵玉昆看作是重要的依靠对象，信任至极。以至于在赵玉昆叛变的当晚，王道邦竟然毫无察觉，跟着赵玉昆从大良岗到了即将发动叛变的东霍山村。

幸好赵玉昆的参谋长宋学飞家在东霍山村，察觉到赵玉昆已经在布置叛变，急忙让自己的通讯员去悄悄通知被蒙在鼓里的王道邦：人家赵玉昆都要拉队伍投奔日本人了，已经在布置了，你还不快跑，等死呢？一直在杨成武身边的周自为说：赵玉昆的突然叛变，给杨成武闹了个措手不及。

一分区有红军资历的领导干部中，从国民党兵过来的不少，一团长陈正湘、卫生部长张杰、组织科长兼团政委黄连秋等许多红军干部都是如此。杨成武以此标准看赵玉昆，赵玉昆不也是国民党大头兵出身吗？相反，宋学飞反倒是国民党军官出身，还当过营长，国民党中层干部。杨成武多少有点看人看走眼了，以为赵玉昆也是陈正湘、张杰、黄连秋那样的人，是可塑之材，可以被培养成八路军的高级干部。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作的《杨成武回忆录》中，满篇尽是对赵玉昆充满挖苦的不信任之词，这不符合当年的真实情况，年轻时的杨成武绝不是个多疑之人。如果是，他早就会在赵玉昆的身边和周围布满自己的眼线，一旦赵玉昆有欲变的征兆，他会提前对赵玉昆先下手，不会反过来被赵玉昆的突然叛变闹了个措手不及。

厚道之人吃了奸猾坏的人一个亏，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最后，话题又回到李志民。1943年5月李志民调离一分区，他是拉着参谋长徐德操一起走的。不知道当时李志民是怎样想的，但无形中帮了杨成武一个大忙，因为此时的杨成武已经同徐德操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芥蒂。为了给从平西回来的前任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腾出地方”，杨成武必须想办法将现任的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调走。

杨成武也真的这么做了。

我知道的，杨成武以新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建中为首，以能言善辩也善写的宣传科干部为主要力量，给聂荣臻写了一封长信，历数徐德操到一分区以后的“种种不是”。这封信用杨成武、李志民二人署名，然后电话通知聂荣臻之后，派专人——王建中亲手送交到阜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的手中。

我期待有一天晋察冀历史档案能全部解密，这封信的内容能大白于天下。

杨成武使用“告状信”这一招出自哪里？出自平西十一军分区对付司令员黄寿发的那一招，而且完全照搬，没有一点新意。我曾仔细分析过杨成武再次使用这一招的背后含义：人孰能无过？利用政治部的秀才对某一个人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写告状信递到上层，你平西十一军分区领导干部会使出这一招，难道我杨成武就不会使这一招吗？

李志民、徐德操，包括晋察冀的王平，都出自彭德怀的手下，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我分析过，当初晋察冀军区组织部（实际上是八路军总部）派李志民到一分区，有让李志民与徐德操配合做工作的意思。但想不到的是，这个李志民竟然跟杨成武搅到一起去了，于是只能将李志民再次调回，另分配工作。但李志民走，将徐德操也一起拉走了。

徐德操走，帮了杨成武的大忙，解决了当时一分区的现实难题：两位参座同时都在指挥部队的复杂局面。徐德操是晋察冀军区任命的一分区参谋长，有合法身份；但杨成武信任的却是在平西十一军分区被免去一切职务的黄寿发。结果无奈之下，一分区分为东线战场和西线战场，徐德操以满城县为落脚点指挥东线、黄寿发在易县指挥西线。

李志民将徐德操一起拉走，不仅为一分区解决了现实中的难题，还为一分区解决了“后顾之忧”。一年后的1944年10月，成立了四个二级军区，杨成武被调走，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如果当时徐德操没有走，他作为一分区无可争辩的参谋长和第二把手，很有可能被名正言顺地任命为新的一分区司令员，三团长肖应棠只能屈居为副司令员。

如果徐德操上任一分区司令员，三团长毫无疑问是副团长黎光接任，团参谋长郑三生会升任副团长，但一分区和三团的指挥大权都将落入“非独立团和红一师”出身的干部手中。

杨成武不是完人，他一大显著缺点就是拉起了自己红一师和独立团的小山头，这个小山头后来发展成为解放军第六十五军。曾当过总政副主任的史进前晚年有过一段讲话，他说当年总政干部部和北京军区有一个惯例，凡任命六十五军的领导干部，一定会事先征求杨成武的意见，要先征得他的同意。

抗战后期，杨成武调离开一分区，要他把自己亲手从红一师和独立团组创建起来的一分区和一分区主力团交给“非红一师和独立团”的干部，杨成武打心眼里不会高兴。杨成武虽然离开了一分区，但是把一分区和主力三团交给红一师和独立团的老班底肖应棠、郑三生、郑秀煜，是他最后能做、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尽管这样，但杨成武的真实本性是宽厚、诚信，用人不疑，宁可人负于我，不可我负于人。被人坑害不一定都是坏事，反而会能体现出你的老实厚道。

很多干部战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在几十年间一直对杨成武无比信任，杨成武本身的正直，尤其他的待人宽厚、讲诚信、能帮助人、体谅人是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