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评——谈谈抗战中的战场牺牲者与死难者
一下子发现被“枪毙”这么多篇文章，心情当然不会好受：你写一篇文章要辛苦许多天，人家毫不怜惜，大笔一挥就把你给“枪毙”了，可怜，死的时候你连是什么罪名都不知道。但有一点任何人都心里清楚：文章之所以被“枪毙”，一定是出于“政=治”的原因。
说到文章的死，就联系到人的死。刚过完春节就谈死人，好像有点不大吉利。但只要是战争，就会死人，所以研究战争的历史，死人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抗战中的战场会死人，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敌对双方的交战中殒命的，一般统称为“牺牲者”；另一种与交战无关，不是在战斗中牺牲的，我们称之为“死难者”。
中国将这两种情况——在战场上和战争年代的牺牲者和死难者都称为“烈士”。
日军统称为“战殁者”。
许多战争的死难者与战斗中的牺牲者有一定差别，但死难者被称为牺牲者并没有大的争议。比如日军扫荡狼牙山，当武装抵抗的八路军主力撤退之后，日军从山洞、石缝中搜出隐藏且无武装的八路军干部战士。早期，日军对被抓住的八路军俘虏一律枪杀，不留活口；1942年以后，日军的政策有所改变，日军将发现并抓住的俘虏押下山去，送交战俘营，但拒绝下山的八路军俘虏被当场枪杀。
1941年大扫荡中梯子沟突围后被日军屠杀的白校学员，虽然并不是在同日军的战斗中牺牲的，但被日军屠杀而死，既可以称为死难者，也可以称为牺牲者。
在日军战俘营，被日军押解到矿山下井劳动的八路军及国军战俘，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死，都既是死难者，也是牺牲者。
根据史料记载：110师团的战俘营设在石家庄，独立混成2旅的战俘营设在张家口，日军易县警备队所属的15混成旅团的战俘营设在北京——但转送北京之前关押在易县进行初审，凡有留用价值的，或答应叛变为赵玉昆效力的，都被留在了易县。
我考察过一分区被俘人员的情况，被关押在易县的人最多，利用原来的老易县监狱作为战俘营。1939年初来到一分区的中共“高干”的晚辈亲属瞿世俊、潘可西，1942年以后先后被日伪军抓获，都被关押在这里。瞿世俊牺牲在监狱里，潘可西活到了抗战胜利，被八路军解救后回到了一分区。
凡在涞源战场、平西地区被俘的八路军，都被押解到张家口战俘营关押。他（她）们大部分人活到了抗战胜利，被八路军解救。
冀西山区被俘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很少有人被关进石家庄战俘营，起码我多方查找，但没能查到一个。如果是大扫荡中在易、满、完、唐几个县被俘的八路军人员，应该是在这一地区进行扫荡任务的日军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的成果，按规定是要被关进110师团在石家庄设立的战俘营。
如果没有被俘的八路军被关进石家庄战俘营，说明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没有战俘，或者是没有抓到战俘（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没有留下战俘——因为凡在战场上被抓到的八路军干部战士，不分男女，一律被当场处死。
经查，石家庄战俘营关押的基本上都是在冀中地区被俘的八路军干部战士，李振军及其抗大二分校一大队组成的抗三团所属人员，都是在1942年初，从冀西山区赶到冀中平原去的。“五一大扫荡”期间，他们几次突围回到冀西山区未能成功，最后在冀中的无极县被俘。石家庄战俘营也关有在冀南地区被俘的国民党军人员，这些人多数出自石友三、孙殿英的杂牌军部队，河南人居多，数量也不少。
被俘的人不谈了，我谈谈这些战场牺牲者和死难者的问题。
可能是中国人迷信的作用吧？许多八路军打仗不怕牺牲，但是却害怕牺牲之后被弃尸荒野，任野狗撕咬。这几乎是当年无论家乡在南方或北方的老八路的一致想法。所以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八路军虽然没有日军那样的专门的尸体掩埋和火化部门，也没有对死者的登记和通知制度，但只要情况许可，尽可能对战斗的牺牲者进行集体掩埋。
前几年，在涞源县东团堡发现了当年三团进攻东团堡牺牲的八路军集体墓地被洪水冲毁，于是大家对现场的二百多烈士遗骸重新进行集体掩埋。曾有人简单地据此断言说：东团堡战斗中八路军攻占日军170人守卫的这个据点，八路军牺牲了两百多人。
我认为不对，这只是距东团堡最近的一个烈士掩埋点，还有一些烈士掩埋点在涞源县通往易县的半途中。即使当时运回到一分区卫生部医院进行抢救的东团堡伤员，因当年缺医少药的具体条件，许多伤员都不治身亡，被集体掩埋在卫生部医院的村子附近。
当年的冀西山区环境，土薄石头多（今天也是这样），集体墓地的死者不可能被掩埋得很深，当年战争环境中野狗扒开新坟，成为随处可见的常态。以后，1942年初一分区在狼牙山上建“三勇士塔”的同时，在山脚的北娄山村旁边也修建烈士墓园，包括个人墓、集体墓和一座烈士纪念塔。杨成武指示一定要在墓园周围建一道矮墙，以阻挡野狗来祸害墓地。
1943年4月，日军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在对狼牙山的春季大扫荡中，将狼牙山上的“三勇士塔”和北娄山的“烈士纪念塔”一并炸毁，直到解放后才重新修缮。
1943年春季大扫荡中被日军110联队炸毁的北娄山烈士陵园和纪念塔
刘峰拍摄
中国人、八路军是这样，对死者马虎不得，远离家乡的日军何尝不是这样？战场上被打死的日军，一定要被找回尸体，集中火化，据说火化后要带回部分骨灰以送交给死者的家属。日本比起中国的长处，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建立起了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兵役制度，日本对每一个参军者是活、是伤、是死？皆有清晰的踪迹可查。
无论你在战场上死亡或失踪，日军都会有一个死亡通知书送达到家中，做一个交待。以后这个家庭要凭这一纸通知书，去办理家庭的抚恤手续和天皇的“恩给”手续。这比起八路军那些至死都未能留下姓名的牺牲者和死难者来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完美制度。
战殁者遗骸由战友保管携带归乡，日军有明确的规定
对比起来，战争年代的中国军队如一本糊涂账，仅我收到的，托付我寻找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的家庭长辈，已经有许多人了。我到哪里去找？我又不是八路军档案馆，手头不掌握任何线索。最明显的事例还有在东北剿匪牺牲的英雄杨子荣，他在东北立功牺牲，他在山东的亲属竟然从不知道他的下落，土改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作“匪属”，受尽屈辱。
因为中国军队——我指的是从八路军发展起来的解放军，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在已经大致掌握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姓名籍贯之后，仍然有大批战场牺牲者的死亡通知书被随意丢弃而无寄发。中国是一个长达数千年时间处在封建集权的统治之下，底层民众的死活没有被各级当权者放在心上，这些基层干部战士的死亡通知书被随意丢弃而没有寄发就是一例。英雄杨子荣在解放后几十年间竟然没有任何军队的公职部门去寻找过他的家属，这也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我曾多次提示过：在解放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从没有被军史部门作为研究对象，直到最近几年，围绕着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不断，于是军史部门才不得不介入进来。
中国一直到解放后多年，这些战争死难者和牺牲者的抚恤制度也没有建立，一直是空白。由于牺牲者很多是家中的顶梁柱甚至“独苗”，所以很多在战场上牺牲的家庭解放后都处在极度的贫寒之中，有些家庭因此“绝户”，连后代都没有。
我曾在许多年间走访过当年的抗战地区，在一些村庄中询问曾参加过八路军牺牲的家庭时，几乎回答都是一致的：“绝户了。”很多人在为处在极度贫困中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叫屈的同时，那些处在底层的八路军老兵家庭很多都在历史的车轮下被碾得粉粹，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在八路军的敌手日本军方面，日本政府不管更迭如何，但是对战争参加者——不分党派、不分军衔高低和军职大小，对惠及所有人的抚恤、救济、退休、养老，以及政府之外的天皇“恩给”，一直都不间断发放，直到今日还在继续。由于这些经济救济，许多战争老兵的家庭得以延续，许多战争老兵本人免于饥寒交迫之中。
如果日军在战场上火化的尸体不是全部怎么办？日军会到此为止了吗？
诸位还记得1939年11月晋察冀在涞源战场上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吗？有亲日学者断言日军当时在战场上火化的尸体就是全部战场死亡的日军尸体。但是在黄土岭战后，由于被打死日军的尸体有许多查找不到，日军的涞源县战场司令官不惜拉下身段，亲自写信向八路军领导人杨成武询问其余日军的尸体埋葬在哪里？
能迫使日军拉下身段向杨成武写信求助，这部分失踪的日军尸体应不是个小数。那些搞中日战争史研究的学者，对不利于日军的这个史料不会视而不见吧？
日本人对祖先的祭拜要比精于金钱和利益收益的中国人更加虔诚，日本一些家庭的合葬祖坟，汇集了几代人的家庭成员，而中国人绝大多数只可以追溯到父亲一辈。可以追溯到祖父一辈坟墓的家庭真是少之又少。像我们在乡下的家还可以看见曾祖父、曾祖母的坟墓，这更是绝无仅有。对与自己家庭父辈、祖父辈有关的战争先辈坟墓的祭扫，几乎闻之未闻。
我一个近邻，丈夫死、儿子死，都在香山脚下的一处墓地，要求合葬，不许，因为人家可以收两份钱
日本的家庭中都供有先人的灵堂，可随时祭拜，中国则没有
从小就接受墓地教育的日本孩子，何必非等到清明节呢？
日本人去世，要接受佛教的超度仪式，这也是中国人所没有的
日本人的墓地，不必像中国的墓地那样非求得同一，随意即好
一个从小有着祭拜路边神灵自觉性的孩子，他的诚信教育也是自觉养成的
从没见过中国的孩子很小就接受墓地文化教育的
我曾在清明期间追寻过一些抗战年间的一分区老兵的坟墓，他们的子女还在，但他们的坟墓基本上从未有后人来祭扫的痕迹。
反之，更令无数中国人大感到诧异的是：对自己在战争中殉难的父辈、祖父一辈，即使在战争年代过去几十年后，那些战场死亡者的亲属也要千方百计到死者的埋葬地点祭拜。由于日本在二战中是侵略国家，这些日本旧军人的死亡地点都在国外，但日本旧军人的家属哪怕在南洋群岛或东南亚各国也不例外，都要组织起亲属团亲自前往。
日本得很多城市几乎每年都要搞战殁者慰霊祭，这也是中国要学习的地方
我没能找到中国人出国祭扫的有关记载，包括在缅甸各地的中国远征军墓地，近几年个别人除外，几乎没有中国人组团去祭扫过，更没有投资修缮过墓地。
处在敌后的晋察冀八路军，可能所处的环境要更恶劣一些，对战场牺牲者和死难者的关照就更差一些。八路军当年没有专门负责死难者姓名的登记和埋葬地的管理机构、专职人员和此项制度（军队规则健全的日军都有），牺牲者绝大部分都不知道姓名，埋葬地点也被遗忘至今，即使被有幸发现，也基本上都成为“无名烈士墓”，能考证出姓名的烈士微乎其微。
我举个例子，1941年杨成武梯子沟突围时牺牲的担任掩护任务的连长胡尚义，和三连一起担任梯子沟南口的掩护任务，阻挡住日军的追击，最后壮烈牺牲。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在他的指挥下，杨成武为首的三千余人得以从梯子沟突围。但他牺牲之后，由于杨成武大队要快速行军，所以只能在梯子沟北口将他草草安葬。
事过几十年后，《杨成武回忆录》中还记得这个当年的一分区训练参谋，在他转当侦察连长的前一个晚上，杨成武大队在大新开沟落脚，临时杀了一头猪以改善伙食，杨成武还清楚记得胡尚义在与机要科译电员苏国柱比赛“吃肥肉”。胡尚义上任连长两天就牺牲了。
杨成武是记录胡尚义生前活动的唯一的一个人，此外没有第二个人，作为一个军队的高层领导，在几十年间将战场上牺牲的一个普通参谋、连长记忆得如此之深，应该给富有人情味的杨成武大大点一个赞。
在冀玉泽的“梯子沟”一文中，虽然错误很多，把胡尚义当成了三连连长，红军干部，但基本点是好的，认为梯子沟能脱险，与胡尚义指挥的梯子沟口的阻击战是分不开的。
当那些热心人为牺牲的白求恩医校的男女学员们立起纪念雕像的时候，也应该为牺牲的侦察连长胡尚义立起一块纪念碑来。虽然胡尚义并不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而是像李青川一样出身“游杂干部”，即从游击队、国民党杂牌军走出来的八路军干部。
事实证明：无论红军干部、抗大干部，还是“游杂干部”，抗战年间只要为国捐躯就是民族英雄，永远要被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所牢记。
是不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