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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关于“民间学者”和“官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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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关于“民间学者”和“官方学者”

 

我最近写这几篇小杂文,是为了做一个缓冲和放松,为我正在做的一个研究课题在精神氛围上调剂一下。也巧,最近出了两当子事,引起了我的深思。

 

一件是“著名作家萨苏”(引用姜克实教授语)因为一件史实镜头的引用和解说出现失误,受到众多媒体及个人的攻击。

 

我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说明,我也会经常出错。我研究1939年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应该是下功夫较多,比较到位的,但也会出错。我在分析研究1939年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时候,一直对雁宿崖战斗结束后,黄土岭战斗打响之前,纪亭榭突然被撤去三团的团长职务感到不解。临阵换将,为之大忌,杨成武不能等这一仗打完再说吗?

 

所以在很长时间,我始终都认为纪亭榭被撤职,是三团、当然也包括一团那些红军资历的营团级干部强烈呼吁的结果:一是纪亭榭确实不属于“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之列;二是他的确没有红军的资历难以服众。

 

但实际上不是。纪亭榭被撤职另有原因。直到最近,我看了王端阳的文章才找到答案,原来撤换纪亭榭的命令,并不是出自杨成武一分区和晋察冀军区,而是来自延安或八路军总部,为的是防止纪亭榭同南下的赵侗遥相呼应、相互配合。

 

还比如,黄土岭战斗尚未结束,接替纪亭榭的新任三团长邱蔚,已经自作主张的下令返回,连跟一团长陈正湘打声招呼都没有。我以前把这个现象看作是老资历红军领导干部的随意和任性,现在看来,下这个结论有点草率。

 

邱蔚其实是很厚道的人,雁、黄战斗的一个多月前,1939年的9月,据说三团的几个红军干部营长,一营长赖庆尧为首,已经多次向副团长邱蔚反映团长纪亭榭指挥“不行”,邱蔚当时并没有搅进去,而是要他们越过自己这个副团长直接向杨司令反映。

 

邱蔚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其实1938年的阜平保卫战,一分区部队打的东西庄战斗,这是纪亭榭被任命为团长后指挥的第一仗,已经明显表现出他的指挥缺陷。日军的一次进攻被打退后,纪亭榭亲自带领大家冲出阵地,一个反冲。当他回来后,在阵地上代替他指挥的团政委袁升平、副团长邱蔚中了日军的毒气弹,告诫他说,你的任务不是冲锋,而是守住阵地。你放弃阵地不管,日军一个穿插,把阵地占领了可怎么办?

 

战后,杨成武介绍说,纪亭榭这个团长是聂司令推荐的,他没有撤换权。纪团长第一仗虽然有缺陷,不代表将来不会打好。有谁是天生的指挥员,多打几次仗就懂得指挥了。于是调整过来几个营长,补纪团长的不足。

 

雁宿崖战斗之后,杨成武突然下令撤换下纪亭榭,但没有跟邱蔚讲出内情,只说是上面的命令。邱蔚心里忐忑不安,以至于打黄土岭战斗心不在焉,战斗没完就带领全团撤了下来,他是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问题?

 

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三团返回的半途中,邱蔚与团政委袁升平商量了一下,准备了一个“大礼包”,从缴获的生活物品里汇集起来的,给纪亭榭,是“安慰”还是什么用意说不清。但一肚子委屈的纪亭榭收到礼包后,当即把这个“礼包”拆开,把东西分给身边的人。

 

这属于因为史料的不足,我判断有误,出现了理解错误。

 

检讨对比一下,我与萨先生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方面。

 

相同的方面,别看萨先生在电视镜头上频频露面,与官方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密切,但他本质上同我一样,属于民间学者而不是官方学者。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依靠官方的定期俸禄而生存的,他必须要自己打拼,靠自己的稿费、出镜费来生存。我可以埋头研究,长期默默无闻而不问世事;他却必须要靠广泛宣传来扩大他的知名度,以使他写的书畅销,他需要靠稿费生存下去。

 

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与萨先生不同的地方。我以研究为主,他以宣传普及为主。我关注的是一个“点”,晋察冀十二年战争的一个局部问题,力求与“精”;他关注的却是几个“面”,晋察冀抗战、中国抗战,前两天看见他在电视节目里大谈抗美援朝中的铁原战役,令我吃惊:他真的成了中共军史专家了,什么都懂。关注面如此广大,都一一去做细致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精”,成为他的软肋。很多人说他“忽悠”,原因于此。

 

还有一件事,值得关注。前不久,一位研究战争史的学者突然去世,不提他名字了,以免对去世者不恭。我注意到在对他的介绍中,特别提到了“人们都以为他是民间学者,其实他是某军事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员”,即官方学者。

 

奇特的地方在这里:一个人去世了,在纪念他的文字中却非要强调他与民间不同的官方身份,就好像在说:“你们以为他是老百姓,不对,他其实是官吔。”

 

这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也反映出我们今天这个国家真实的社会性质。

 

起码在今天,2016年来讲,中国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完善的民主制社会,而是具有共产党政治背景、又具有初级民主形式的官本位的社会体制。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如此。

 

中国目前的“初级民主形式”,决定了这个社会留有民间学者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存在空间;而这个“官本位的社会体制”,决定了官方学者比民间学者具有更优势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

 

官方学者是吃“俸禄”的,有住房、有医保、有养老,这一切都是那些民间学者望尘莫及的。还有不可小瞧的官方地位,你今天到北京市车道沟西里的解放军档案馆去试试,说你要查看战争期间的某些史料。你拿得出相当级别的介绍信吗?没有介绍信,仅有你一个“民间学者”的称呼,谁拿你当个葱?谁拿你当个蒜?“民间学者”,那是好听,实际上,你就是元代社会划分的那个“九儒十丐”中的“儒”,只比乞丐强点。

 

官方学者体现着“体制内”学者的一面,而民间学者体现着“体制外”学者的一面。所以,官方学者必须“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因为你是人家“养着的”;民间学者则没有这个必要。据我的观察,老萨基本上做到了“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几乎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但“人有失误,马有失蹄”,老萨偶尔出个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老萨有点看不大上眼的姜克实教授,也属于体制外的民间学者,从姜教授:“讲历史要做到对每一句话负责,根据在哪都要说清楚,更不要受政治的摆弄,讲什么阶级立场、民族立场、党的观点。史论中也不要使用形容词。先把近代史、党史从宣传和神话中解放出来是最重要的”、“党史研究直到现在,似乎也不欢迎讲实话”的这些话来看,姜教授远比老萨走得更远,也更大胆,因为他不靠国内这个市场的稿费为生。

 

看到这里,你对老萨靠稿费生存的处境是不是多少有了点同情和理解?民间学者,真的是生存不易。

 

在老萨的出镜中,他更多的是引用日本及国外发现的史料,而不是官方史料,就说明他是与官方学者有明确的区别。当然,有错,当然要批。不然会谬误流传,贻害后人。作为民间学者,没有集体的力量来把关,只能靠“文责自负”,出错时难免的。

 

有错,改过来就是了。

 

老萨是民间学者,没有靠山后台,也没有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什么的为他撑腰。他跟我一样,靠的是个人努力和孤军奋战,没有任何“组织”在他身后。一旦名声受损,书销不出去,他没有“俸禄”收入,你让他去喝西北风?

 

但民间学者又是中国社会目前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你都靠官方学者,一言堂,一个腔调,“自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不就成了“党文化”了?这个社会再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像文革中一样?谁当权就跟谁跑?那怎么得了?

 

官方学者,一个“官”字决定了他的性质,拿谁的“俸禄”就跟谁走。如果历史让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那样的人掌权,官方学者们同样也会二话不说,跟他们走。这就是官方学者与民间学者的最大不同之处。

 

说官方学者眼盯着“上面”,不是虚词,而是事实。我们谈“狼牙山五壮士”多少年了,作为解放军的最高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仔细研究过“狼牙山五壮士”吗?从来没有。这几年人们关注“狼牙山五壮士”,于是从官方机构到民间舆论,所传之词谬误不少,足见都是临时抱佛腿,研究得非常不到位。

 

我们这个社会,不要“欺软怕硬”,给民间学者一点宽容,让他们生存下去,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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