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成武著作看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杨成武回忆录》有关分析（上）
姜教授主要是针对《杨成武回忆录》提出质疑的，这一部分，我也将对姜克实教授最近引用的日军史料进行分析，合理的部分我加以吸收，不合理甚至是极其荒谬的部分我给予批驳。因为文字实在太多而且重要，我分上下两部分来谈。
对于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杨成武著作，我认为可以作这样的分类界定：杨成武早期的一分区《战斗详报》，是供研究人员参考的重要文献；而杨成武中期的《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一文，是供普通的人民群众认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主要来源；而杨成武晚年的《杨成武回忆录》一书，是供军史爱好者的学习读物。
所以，看过一分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的人如凤毛麟角，微乎其微；看过《杨成武回忆录》的人略多一些，但也非常有限，接近屈指可数的地步；只有“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这篇文章成为人们认识这段历史，进行文艺作品及影视创作的蓝本。
几年以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萨苏先生在大谈黄土岭战斗中的“狼诱子”故事的时候，我就断定，萨先生是被这篇“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的文章给误导了。因为原始记录的一分区《战斗详报》中只字未提到什么“狼诱子”什么的，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是雁宿崖战斗，只有这篇“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上提到了“狼诱子”在黄土岭战斗中很不靠谱的“诱敌”作用。连萨苏这样的晋察冀研究老手都会上当，所以不加分辨地给予引用。
据说，我没有看到，今年，2017年的4月，中央电视台有一档军科院教授为主，萨苏参加的抗战讲座。在这次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讲座上，一致确定为曾支队起到“狼诱子”作用的是雁宿崖战斗之前。
毫无疑问，《杨成武回忆录》是杨成武晚年的作品，文革结束后杨成武七十周岁前后的大作。虽然这部上下集大作由别人执笔，但基本观点，定调子，主要内容都是由他来口述的，所以可以认定是他的作品，没有疑义。
晚年时期的杨成武与青年时期、壮年时期的杨成武有什么不同之处？彭家老爹多次谈起过他的亲身感受，是杨成武变得更谦虚了，更稳重了，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再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慈祥老人。是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缘故，总之，这部《杨成武回忆录》的基调是更谦和了。
我认为彭家老爹对杨成武的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准确。青年时期的杨成武，少年得志，参加红军一年多时间就成为团政委。1937年10月开创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的时候，杨成武不过二十三岁，已经成为一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任政委，同时还担任地方上的一地委书记，在今天看起来，都是“集权”到极点的表现。
由于众多权力于一身，战争年代实行的是“命令制”，哪有那么多“民主监督”可讲，杨成武不断与身边的许多比他稍逊一些的红军干部产生矛盾：邓华、曾保堂、肖锋、罗文坊、林必元、纪亭榭、陈正湘、袁升平……等等，在杨上堃、朱遵斌时候的1940年达到高峰，这几个人的结局都很惨，与杨成武处事不当是分不开的。用曾任一分区副政委的李志民的话说：杨成武在整个晋察冀“不好合作”的名声已经传遍了。
晚年的杨成武，在写作《杨成武回忆录》的期间对身边的干部总结这一段历史，说他那时候“年轻气盛”，不知道让人。我想经过文革中的那七年牢狱之苦，杨成武会静心默想了许多，汲取了年轻时和中年时的经验教训，趋向于性格上的成熟了。杨成武的这些基本特点及变化过程，一定会反映在他晚年的大作《杨成武回忆录》中。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中央决定，老同志们应该及时总结自己的一生，留给后人，聂荣臻是第一个。当时的北京军区为自己的第一任司令员配备了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魏巍为首的写作组，历时两年时间进行写作。实际上在《聂荣臻回忆录》进行的时候，《杨成武回忆录》也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几乎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前后二十年间，杨成武位于后海河沿的家中人流不断，昔日的一分区干部川流不息的在杨成武家聚会，很多过去的历史细节都是在那个时候被重新拣起来的。我在《杨成武回忆录》中看到的许多内容，其实是大家聚集在杨成武家中时的闲谈话语，特别是勘查狼牙山和运动大会那几段，杨成武几乎原封不动地将大家的谈话搬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广纳众言，博采民意，应该是《杨成武回忆录》写作时的一大特色，但由此也导致了内容和观点的繁杂。
《杨成武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是《忆长征》，第二部分是《敌后抗战》，有关1939年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部分在《敌后抗战》中的第十章“‘名将之花’丧命太行山”。与1939年的一分区《战斗详报》、1957年的《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上相比，八十年代的这一章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记述更加完整纯熟，故事性更强，连贯性也更好，许多细节部分都是第一次披露。
比如，为什么在回忆录中特意提到了以前从未提到过的侦察参谋兼五回岭情报站站长崔喜峰（催明贵）？
那是因为，当时崔喜峰的家人来北京上访，找到了杨成武，要杨成武提供崔喜峰抗战时期在一分区工作的证明材料。崔喜峰像李青川一样，是一分区司令部中几个当过副营长的参谋人员。解放战争时期崔喜峰同高鹏一些东北籍人一起调回到东北家乡，战争中他受伤双目失明，解放初期任黑龙家省公安厅劳改处处长。六十年代初期，他受到迫害，被人诬告是“假抗日”，撤销一切职务，在原籍劳动改造，因贫病交集含冤去世。
杨成武很同情他这个老部下的悲惨遭遇，不仅为他的家人写了抗战证明，还把崔喜峰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中。这也是晚年的杨成武具有很浓人情味的一面。你只要在一分区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杨成武就不会忘记你，有机会的时候，一定会在这个回忆录中提到你的名字。我看到高粮和刘峰的名字，都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出现过。
有些在1957年文章中出现的内容没有了，比如“我们拟定了一个基本作战方案”，还比如“聂司令员批准了我们的作战方案”。只有杨成武个人向聂荣臻汇报后，与彭真、贺龙、关向应等最高层的领导人一起下决心作战的场景。由此可见，“我们”和“作战方案”原本是子虚乌有的东西，现在实事求是地被裁掉了。
真实的雁宿崖作战方案，是杨成武同一分区主力团领导人一起商议（11月1日）和反复研究、确认（11月2日，南管头村全体主要军事领导人会议）的结果。
《杨成武回忆录》还有一大贡献，就是纠正了1957年《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中的含混之处。特别是聂司令的指示，原来是发生在11月2日南管头村的这次作战会议上，杨成武将会议精神和作战方案向聂司令汇报时聂司令的答复。
还有曾雍雅、梁正中支队的“狼诱子”作用，原来是用于雁宿崖战斗，而不是后来的黄土岭战斗。萨苏如果看了《杨成武回忆录》中的这一章，怎么还会犯下曾支队的“狼诱子”出现在黄土岭战斗中的错误呢？蔺柳杞犯的也是这个错误，认为曾支队“狼诱子”的作用是黄土岭战斗，将阿部规秀引进了黄土岭包围圈。
如果在黄土岭战斗之前，也有这样一个制定作战方案的军事领导人会议，那黄土岭战斗还会打成“夹生”的结局吗？
我曾对一团团政委王道邦是否参加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把握不准。把握不准的原因，也出自这个《杨成武回忆录》。
1939年的8-9月间，麻田岭战斗之前，雨季战斗之后，晋察冀军区给一分区派来一批军事干部，这批干部的主要成员有晨光、马青山、朱利、周自为等人。这些原本点名要用于赵玉昆三总队领导班子的干部，由于杨成武事先将赵玉昆三总队改编为一分区五支队，各级领导干部均已到位，所以这批干部没有到赵玉昆的三总队，而是分到了一团，接替一团主要干部到赵玉昆五支队后留下的职位空白。
此出处见杨成武回忆录的《敌后抗战》第128页：“……派王道邦同志任支队政委，韩庄同志任副司令，王建中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王道邦就任五支队政委的时间，在这个《敌后抗战》的第131页：“一九三九年雨季战斗之后，我们对分区部队建制作了调整，把主要部队改编为两个相当于旅的支队：一支队司令陈正湘，政委袁升平，下辖一、三两个主力团。五支队由‘十路军’编成，支队司令赵玉昆，政委王道邦，副司令韩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建中，参谋长宋学飞，下辖二十五、二十六团。”
如果杨成武的回忆录属实，那么身在赵玉昆五支队任职政委的王道邦，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一团参战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场。
可不久前陈正湘的孩子再三确证：王道邦确实跟着一团参加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杨成武回忆录》第166页也确实记载着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期间，团政委王道邦和团长陈正湘在一起。
相互矛盾的记载，必有一真。
问题是：哪个记载是真的呢？
请诸位千万不要被搅进“王道邦是否参加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这个问题中去，我追究王道邦是否真的出现在雁宿崖、黄土岭战场，另有用意。
《杨成武回忆录》中不是说，在1939年的雨季战斗结束之后，一分区成立了一支队、五支队两个相当于“旅”的军事机构吗？
如果真的存在，那么，第一，王道邦不会既担任五支队政委，又担任一团团政委，所以他不会出现在雁宿崖、黄土岭战场。第二，如果一支队真的存在，那么三团就会隶属于陈正湘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上始终都没有统一的指挥就是错误的。
但实际上从陈正湘的回忆来看，雁宿崖、黄土岭战场上确实没有统一的指挥。
那《杨成武回忆录》中雨季战斗结束后成立的一支队、五支队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吗？
明知道没有，却非说有，杨成武为什么要这么写回忆录？
《杨成武回忆录》也纠正了《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这篇文章所在成的一些谬误，明确指出11月3日雁宿崖战斗的打响，是在早上7时，由于“东路敌人被曾雍雅、梁正中支队诱击了一下，果然大步闯进峡谷来了。”
雁宿崖战斗之前的日军行进态势，东路日军原打算到银坊去的，但是被曾支队引到了雁宿崖
雁宿崖战斗，日军到底出动了多少部队，我比较倾向于姜克实教授的研究结果：“在雁宿崖进入战斗的辻村大队总数，仅是以一个半步兵中队（第二中队+新井，后藤小队），两个炮兵小队加行李队，推测总数约为310名。”此外加上一百多引路的伪军，一百多察南的伪政权地方官吏，总数接近六百人。
中日史料之间的最大争议在哪里？在于杨成武报告与日军记录的巨大反差。尤其是：日军最后的主阵地被八路军攻克了没有？
在姜克实教授的研究中：“据日军记录，3日入夜后，八路军并没有对残存的辻村大队的主阵地发起最后进攻，而是停止了战斗趁夜抢先开始打扫战场后撤退。残余日军也没有‘仓惶奔回涞源’，而是在原地整编后被投入报复性的黄土岭战斗。战斗在进入11月3日夜间前，除辻村大队本部所在高地（图下方小圈）外，其他所有阵地已全部陷落。左方大圈是日军的主阵地，先由永田中队占领防守，午后永田中队长负伤，与新井小队交接换防后不久失陷，新井小队全灭（死亡24名）。陷落时间约在3日午后4时前后。右上方两个圈内是后藤小队阵地，后藤小队是冈垣第一中队所属，临时抽出作为辻村大队行军时的后卫。战斗开始位置于整个部队后尾，和舟桥机枪中队的一部分一起击退八路军的阻击线占领了北方高地（八路军最初袭击开始场所），以确保大队主力的后方安全。但在八路军的拼死反击下，舟桥中尉午前11时战死。16时，后藤小队阵地也在从司格庄方面（东方）迂回到达的120师教导队1500名的猛烈攻击下失守。后藤小队几乎全灭。后藤小队阵地的失守，使河滩地的炮兵和行李队暴露在八路军的火力网之下，不久山炮兵队在八路军的突击中全灭（死亡约13名），大，小行李均被缴获。此时天还未黑，从主阵地上辻村等‘可望见敌边掠夺行李物资边刺杀我负伤者，由于主力不能击退正面之敌无奈实施救援’。”
在姜教授引用的上述日军史料中：“16时，后藤小队阵地也在从司格庄方面（东方）迂回到达的120师教导队1500名的猛烈攻击下失守。后藤小队几乎全灭。”
那些极力鼓吹“日军史料准确”的人请仔细看看，明显写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后的这个日军这个雁宿崖战斗详报，看来连自己的战斗对手都没有搞清楚。
雁宿崖战斗，根本就没有贺龙一二〇师的部队参加，更没有“120师教导队”这个部队。黄土岭战斗开打了几个小时之后，贺龙的一二〇师特务团才赶来参战，日军把这支八路军部队安在了雁宿崖战斗，实属错误。姜克实教授竟然在引用这段日军错误记载的时候不加注释，足以见姜教授对日军史料的坚定信任，笃信不疑。
在《杨成武回忆录》的记述中：雁宿崖战斗，采用的是包围式伏击战的打法，三个团，约六千八路军，以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在雁宿崖两侧山上设伏，预先占据了有利地形。日军的行进队伍拖得很长，当日军的前锋到达上庄子的时候，后尾部队刚过了三岔口，进入雁宿崖。战斗在上午打响，八路军兵力有余，前有堵截，后有断敌退路，至午后时分，“敌人被歼灭大半，剩下的已被压缩在上庄子和雁宿崖西北的那个小高地上。”
雁宿崖战斗，日军原本不多的队伍被拖得很长，便于八路军斩头去尾截杀
雁宿崖战场上的这三个团汇集起来，联手总攻，是在下午四时多开始的。此时初冬的天色已渐渐变暗，性急的杨成武生怕围攻的八路军把进攻速度变慢下来，在南管头的电话中一再催促，要八路军发动最后攻击。
这是我对雁宿崖战斗的亲历者进行交谈时的最深印象，“杨司令着急了”。
在三团带头，一团紧随其后的连续三次冲锋后，八路军终于攻上山头，占领了辻村大佐的指挥部。此时由于太阳已落山，天开始黑了下来。六百多敌人，除生俘十三人外，以前一直都认为：“其余基本上都被打死。”
这部《回忆录》纠正了《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中的错误，承认“在打扫战场时没找到辻村宪吉大佐的尸体，所以并不能确定这家伙是死是活。”但缴获品中有辻村宪吉大佐的大衣。《回忆录》还承认：日军“只有极少数漏网”。
再回到话题开始的主题：辻村宪吉的主阵地到底被八路军攻克了没有？
迄今为止，杨成武代表的八路军一方和姜克实教授引用的日军史料一方各执己见，八路军认为打下了，日军史料说没有打下。
雁宿崖的战斗过程分析到这里，先暂停一下。
迄今为止，姜克实教授一直在坚定不移地使用他认为正确的日军史料，而我在有分析地使用杨成武史料、与杨成武不大一致的八路军史料和与八路军截然不同的日军史料。
我使用的方式是“批判继承”，承认双方各自中的合理部分，抛弃不合理部分，哲学上称之为“扬弃”。
杨成武史料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我在前两部分都列举过。
但是在雁宿崖战斗的辻村宪吉的主阵地是否被八路军攻占这一点上，我坚定站在杨成武的立场上，认为辻村宪吉的主阵地当晚被八路军攻占。
我是从理论和事实这两部分证明真理在杨成武一边，不在日军史料一边。
八路军战斗力虽然不高，但打仗绝不是儿戏，不会因为不好打就放弃不打。你看看半年多后的东团堡一仗就知道了，为了彻底打掉东团堡日军170人，杨成武不惜拼上八路军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也要打下（绝对不是东团堡现场埋葬的八路军烈士两百多人）。
退一步说，即使当晚打不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八路军第二天会继续再战，不会放弃不顾。更不会一看见攻打困难就放弃不打，撤退回去。
在场的八路军领导人，包括陈正湘、纪亭榭、邱蔚在内，没有一个人敢擅自下“撤退”的命令，晋察冀高层因违犯军纪军法枪杀或撤职的红军领导人还少吗？
所以，姜教授的“八路军撤退说”实在太不靠谱了，姜教授根本不了解八路军。
如果日军的主阵地还在，而且姜教授也认为：“由于残存日军弹尽粮绝，已丧失了出击能力。”那么占有绝对优势的八路军在士气最足的时候，为什么半途而废，没有继续夜战，一鼓作气拿下主阵地呢？如果没有攻占辻村宪吉设在主阵地上的指挥所，那他的大衣八路军是如何获得的？于事实上解释不通。
雁宿崖战斗之后就是黄土岭战斗，面对阿部规秀大股日军的到来，陈正湘或杨成武向晋察冀军区领导提出“再打一仗”的建议，是因为雁宿崖战斗大胜，但八路军损失很小，部队士气正是高昂的时候。
如果八路军连雁宿崖主阵地都没能打下来，士气严重受挫，他们还有可能面对阿部规秀的大股日军，提出“再打一仗”的建议吗？于道理上也说不通。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雁宿崖日军主阵地的攻占，或者说如果没有对雁宿崖日军的全歼，也就不会有随后发生的黄土岭战斗。
在事实上，杨成武在4点多发动总攻，连续三波进攻，天黑后结束战斗的说法更加合理一些。实际上参加总攻的主要是三团和一团，没看见二团参加总攻的有关历史记载。
再来看姜克实教授的观点：
“可认为，八路军午后2时开始的总攻，取得了决定性成果，辻村大队失去了除本部所在高地外的全部阵地。幸存者和伤残兵等，能移动的负伤者之后都奉命撤退集结到辻村本部所在高地坚守，准备在此地与八路军进行最后的玉碎决战。此时的战场收缩（撤退），使集结在高地周围的日军残部达200名以上。虽然近半是伤残兵，又缺乏弹药，丧失了攻击能力，但从人数面讲却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并摆好了决死的拼搏阵势。此时，天已入夜。八路军已形成对高地的包围，但却主动停止了最后进攻，开始在火力掩护下抢先打扫战场。
停止攻击的理由，笔者认为有三点。一，进入夜间，迫击炮，重机枪等重火器无法进行有效援护射击，二，发现在高地集结的日军兵力相对雄厚，不能像以白天作战那样各个分割击破。若冒险决死突击，必定付出更大伤亡。三，最重要的原因，是八路军要处理自己的死伤人员。雁宿崖战斗的特征是八路军为攻，日军为守。因为日军在战斗不久后即以炮兵为掩护控制了雁宿崖附近的几个主要制高点（日军记录称在午前作战基本顺利）。所以八路军为了反击，于午后大规模增兵，强行攻击中出现大量伤亡。以上辻村的作战图中记录八路军在后藤小队阵地前死亡150名，石黑小队阵地前死亡110名，在永田中队阵地前死亡者达400名以上。此数据属于研究中禁断的歼敌战果统计，根据不足，不能轻信。上级的驻蒙军司令部也没有相信采用此数据，只是称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斗‘敌军死伤约1000名前后’。但从苦战一整天，又多半充当攻击角色的点看，八路军方面的死伤至少超过6-700名。急需救护，搬运。此举（打扫战场）还可确定眼前战果，但必须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此应为入夜后八路军不再恋战的重要理由。”
我再一次对姜教授在日军史料上的笃信不疑感到惊奇，除了这个日军史料，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着当晚八路军一方停止了攻击。
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海潮退下去后，你才能看到谁穿没穿裤衩”，同样，只要看看雁宿崖战斗之后，谁留在战场上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