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成武著作看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战斗详报》分析
日本冈山大学历史学教授姜克实的《雁宿崖，黄土岭之战研究之一，关于杨成武回忆录的价值和史料根据》，其主要观点是对中共方面提出的雁宿崖战斗，特别是对黄土岭战斗的战果提出质疑，认为日本方面公布的数据更准确些。
我认为姜教授的这个分析缺乏历史科学性。因为姜教授引用的《杨成武回忆录》部分，只代表杨成武晚年的思想状况。杨成武一生中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论述，早期青壮年时期体现在《杨成武军事文选》中的《战斗详报》中；中年时期体现在解放后到文革前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征文中，其代表作是《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一文；晚年时期才体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作完成的《杨成武回忆录》之中。
这三个年代，分别代表杨成武在战争年代（二三十岁）、新中国建立初期（四五十岁）、文革结束后（七十岁）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思想状况，对这三个阶段杨成武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基本观点都不应错过。
姜教授引用的是《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有关内容，主要目的是论证杨成武（还包括诸多的八路军及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对雁宿崖、特别是对黄土岭战斗的结果严重夸大，以致出现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总计消灭日军1500人的惊人数字。
姜教授认为，日军公布的雁宿崖、黄土岭的数字最为可信：“日军的各种档案，或个人记录中记载的死伤数字却仅为132名（内死亡者83名）”。
姜教授的这个数字甚至连《冈部直三郎大将日记》中公布的数字都不如 ：“……7日，旅团司令部曾遭来自背后之突然袭击，虽旅团长战死并有若干伤亡，但全部损失仅20名战死、59名负伤。”冈部日记中也有雁宿崖战斗的损失情况：“……战死90名，负伤60名。”
根据冈部直三大将的数字，日军总计阵亡百十人（90+20），负伤百十九人（60+59）。
我曾错误认为姜克实教授参考了冈部直三大将的日记，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因为姜教授采纳的数字与冈部大将并不一致，甚至还达不到冈部大将提出的数字。冈部直三看不起八路军，拿出的日军伤亡数字已令人喷饭，但姜克实教授比冈部直三更进一步，拿出的日军伤亡数字比冈部还要低一大截，达到“日军神剧”的地步。
八路军和日军公布的数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姜克实教授和冈部直三大将公布的数字也不一致，我们应该相信谁？
八路军战斗力远不如日军，这是事实，不可否认。但八路军绝对不是弱智，九千八路军围攻一千多日军，前后打了一天多时间，竟然只打死了日军20个人，打伤59人，这不是明摆着说：你八路军是弱智吗？当年的八路军真的有这么弱智吗？
如果当年的八路军真的是这么弱智，那这个距北京市近在咫尺的狼牙山抗日根据地，不就该早被剿灭了吗？为什么能坚持到日本投降？
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也绝对不是政治骗子，不会因为“宣传”的需要，把歼敌一百余夸大为一千五百余，扩大十几倍。如果真的是这样，在当时强大的日军敌对力量和多党政治存在的状况下，无论日军还是国民党一方都不会放过这个揭露中共、打击中共的机会，你只要把今天姜教授说的这些话在当时一公开，立即会有无数反共的人跳出来，指责中共自吹自擂、谣言惑众。
从政治素质和道德素养来看，中共是当时战争年代的旧中国政坛上最清正、廉洁、诚实的政党，当年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青年绝对都不是傻子，不会没有分辨力，他们能自觉加入到中共这个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是在比较了当时中国政坛上那些政党之后自觉选择的结果。
写到这里，我真的为姜克实教授捏了一把汗：如果真有那么一些人跳出来（实际上还真有不少），指责你姜克实在拿日本人的钱，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恶毒攻击中共和八路军，是今天地地道道的汉奸，您该如何作答？
我坚决反对因观点不同，一言不合，就给对方扣政治帽子的做法，这对搞清楚历史真相的做法是极度不利的。中国大陆的历史，包括现代战争年代的历史，由于有意的和无意的原因，大批历史真相被掩盖在无数假象的后面，你无法知道历史的真相都是什么。所以，我非常赞赏姜克实教授这样不迷信任何所谓“权威结论”，敢于挺身站出来进行质疑。中国的历史学界需要有一大批姜克实这样的，不仅敢于对历史或现实的权威结论提出质疑，并且有能力进行研究挖掘的历史学者。
从小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许多人，头脑已经严重僵化了，丧失了独立思考分析的能力，所以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和头脑。
但姜克实教授以日本史料为检验历史真相的唯一标准，是绝对不可取的。我们只看见姜教授不断对中国大陆的历史观点进行质疑，但从未对日本方面的战争史料进行质疑，您就那么相信日本的史料，相信这个至今都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客观存在的日本官方历史，相信在自己各个联队史中从不谈及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残暴屠杀，难道还要我们相信当年的日军都是好人？是诚实的人？以他们的言论为准吗？
华北抗战八年，晋察冀八路军一直都处在绝对劣势的一方，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依然如此。只有在日军主动撤退后，晋察冀八路军才能在非常有限的地方对残存的伪军政权展开大反攻，收复失地。抗战期间在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次大扫荡中，处于绝对劣势的八路军只能掩埋或焚毁自己的大批档案，以免落到日军手里。时至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晋察冀八路军的历史档案少之又少，主要是由这个原因所造成的。
反之，日本在宣布投降后，日军——无论在华日军还是在东京的日本军部，焚烧了大批对他们不利的有关档案，只保留下来了相对不大重要和对他们来说相对无害的有关档案。在战后几十年间，日本又“创作”出了像各联队史那样的历史读本，姜教授《狼牙山作战》就依据的是这样在战后“创作”出来的历史读本。
当然日本也有不少讲出真话的历史读本，比如在日本受到围攻的《东史郎日记》，那套《1億人の昭和史》丛书也编得很不错，还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斋藤邦雄《陆军步兵漫话物语》，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现实。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发生在1939年的11月初，在这次战斗之前是10月麻田岭战斗，再早是8月份的易满徐根据地雨季保卫战。那一次战斗前后历时半个月，耗费子弹8万发左右，击毙击伤日军一千余名，因雨季作战双方很难接近，“营连干部随意在远距离用机枪射击”。正是因为这个《战斗详报》中披露的“每八十发子弹才打倒一个日军”的结果，一线作战的主力部队受到了杨成武的严厉批评。
此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都是近距离作战，且八路军又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耗费子弹至少在十万发，如果说八路军仅毙伤日军百余人，那么这次短时间的近距离作战，八路军竟然每千发子弹才能击中日军一人，十倍于几个月前雨季战斗的战绩，你相信这个结果吗？鬼都不信！！！
我曾坚决支持姜克实教授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战果提出质疑，是因为我早就认为过去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公布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战果存在不实之处。出于对传统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极度敬畏，我从未敢于公开表达出我的质疑。
但姜克实教授认为日军的数字是统计雁宿崖、黄土岭战果的唯一真理，他的这一观点和结论与事实相悖，是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来谈谈我对杨成武有关著作中关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战果的分析和看法。因为文字较多，我分三部分来谈。
这次谈第一部分，《战斗详报》部分。
杨成武对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言论，主要体现在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1939年底，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刚结束不久，日军对狼牙山一分区八路军展开报复性扫荡，整体上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八路军为避免被歼灭的命运，只能东躲西藏度过扫荡时期。
1939年的12月初，从完县-唐县的结合部地区躲过日军扫荡的一分区八路军，回到了狼牙山脚下的根据地，12月14日，《三岔口（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出来，代表着杨成武当时对这两场战斗的了解和观点。
在这个报告上同时署名的一分区司令部的三个最高领导人，只有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是实的，是个诸多领导职务于一身，绝对“大权独揽”型领导体制，其余两个人：副司令高鹏、参谋长黄寿发都是虚的，没有实权，仅属名而已。
副司令高鹏只分管一分区供给部和卫生部工作，对一分区重大战斗无指挥权，更没有决策权，甚至也没有参与权——许多重大作战会议都不参加；半文盲的参谋长黄寿发是个最标准的“执行型”的指挥员，在重大决策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意，可能也确实拿不出什么出色的主意，一分区所有重大军事决策一概听司令员杨成武的。
所以，这份产生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结束一个月的《三岔口（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虽然由秘书来执笔，但应该基本上体现的是杨成武的观点。把这个《战斗详报》放进解放后出版的《杨成武军事文选》一书中，也是这个道理。这也说明：报告上虽署名是三个人，但真正只有杨成武名副其实，其余另两位署名人都是职务行为，必须要列名在上面。
一般对这个《战斗详报》进行研究的人，对背景的调查研究到此为止，下一步就是对《战斗详报》内容的分析研究。但只有极个别细致到极点的研究者才会注意到：在这个《战斗详报》上署名的三位领导人，没有一个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期间曾经出现在战场上。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亲历者，他们是听取战斗过程汇报的领导人。而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几个亲历者、一线指挥员，陈正湘、袁升平、纪亭榭，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参加这个《战斗详报》的写作形成。
雁宿崖战斗11月3日打了一整天，在11月4日彻底结束；黄土岭战斗在11月7日和11月8日打了一天半时间，在8日傍晚彻底结束。在黄土岭战斗的参加部队中，二十五团离去得最早，在7日下午就奉命离去。8日上午，休息了一夜的二团、三团也离开黄土岭战场，返回各自的根据地。
二团提前撤离黄土岭战场，除了自身弹药已使用殆尽这个问题，二团的老巢，唐县的三分区根据地被日军占领，要确保自己指挥机关的安全，也是促使二团早点返回的重要因素。
三团提前撤离黄土岭战场，除了自身的弹药问题，三团留在银坊后方基地的供给处武器弹药库被日军缴获，三团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这在一分区的《战斗详报》中也有记载。
老巢被端了，又面临弹尽粮绝，这使得二团、三团无心再战，也无力再战，从而不得不提前离开黄土岭战场的重要原因。
顺便说一句，1939年的一分区三团，是实力最强的一个年头，当时三团总计有三千多人，是一分区唯一一个人数超过三千人的大团，武器装备也最好。而1939年整个晋察冀地区超过三千人的主力团大团也不过三个：挺进军九团（三千五百人）、四分区五团（接近四千人）、一分区三团（接近三千五百人）。
当三团途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后方基地干河净（今天改名叫“甘河净”）的时候，只看见杨成武的秘书陈子端站在路边，向退下来的三团几位领导（不包括没有参战的纪亭榭）询问战果情况，并记录下来。
搜集到原始数据后，陈子端立即返回，向杨成武汇报。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杨成武沉思片刻后，便开始口述，陈子端记录，然后成文，交杨成武过目后稍加修改，便成为正式文件上报或下发；还一种情况，杨成武根据调查的结果说出一二三几个要点，陈子端便写出文字，然后往返于杨成武之间，几经修改后成为正式文件。
杨成武抗战时期，或一分区抗战时期的有关《战斗详报》的调查人和执笔人大都是陈子端，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了解这一点，也就不会理解为什么杨成武中期、后期的许多文字作品杨成武都只是“署名作者”，最初的原因还在这里。
话题再回到黄土岭战场。7日当天，二十五团就退出了战场；8日上午，二团、三团，也都相继退出了黄土岭战场，但黄土岭战斗结束了吗？没有，一分区一团和一二〇师特务团仍留在战场上继续战斗。
持续到8日的下午时分，黄土岭周边的敌情已日趋紧张，由于黄土岭地区周边不断有小股日军的出现，一分区用于保持同黄土岭战场联系的电话班被日军打掉，电话班战士阵亡，黄土岭部队同一分区指挥部之间的电话联系被切断。这是陈正湘无法得知是继续战斗还是及时撤退的主要原因。陈正湘派出通讯员寻找三团的几个战士也去而不归，跟陈正湘在一起的炮连派出到水泉村去取迫击炮弹的人员也失去踪影，这一切迹象都说明：黄土岭战场的周边形势在恶化。
有关这个黄土岭战斗期间的水泉村，我略说几句。
雁宿崖战斗之前，1938年同杨成武结婚的易县女学生赵志珍面临生产，这就是后来在空军报工作的杨成武大女儿杨易（杨易生、杨毅，文革中受迫害去世）。选择的生产地点就是水泉村，因为水泉村是一分区卫生部和供给部共用的后方基地，设有休养所一座、弹药仓库一座。
尽管地点极其隐蔽，但水泉村这个地方还是被日军得知。1940年秋冬，日军对百团大战后的狼牙山一分区展开报复性扫荡，一小队日军直奔到这个水泉村，将其捣毁。幸亏休养所已经转移，八路军只在被服和残缺弹药上受了些损失。
姜克实教授在他的《狼牙山作战》第三部分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说是在八路军对占领了水泉村日军的袭击中，日军损失一名士兵。
在当时一分区宣传科干事蔺柳杞的回忆中：百团大战的涞灵战役后，日军对狼牙山大扫荡，根据地全部沦陷。一分区机关大队在杨成武带领下，转移到完县-唐县结合部的半途中，满城县刚进入完县的那个地方，身患疟疾的他实在走不动了，当时的组织科长黄连秋给了他十元钱边币，手指着远处的地方说，那个山沟里有休养所，要他自己摸到那里去。
幸好他因为身体太弱，没有去，因为那个山沟就是水泉村休养所，当时已经被日军占领。
没有本地人的告密和指引，日军是不会找到那个地方的。包括杨成武1943年患病，从狼牙山转移到极为偏僻的五峰寨地区，转移的半途中只遇到一位老百姓，而偏偏这位老百姓立即跑去向日军告密，日军就近从金坡据点派出一百多人，袭击杨成武的栖身之地。
当年不是所有的易县人都心向八路军打鬼子的，为了钱财自发投奔到日军一边充当汉奸特务的易县人也有不少。
话题再回到1939年11月初的黄土岭战斗期间。炮连派到水泉村弹药仓库运送炮弹的战士去而不归，很可能返回到黄土岭的归路已经被小股的日军切断。
原本雁宿崖战斗期间设在干河净的一分区后方基地被迫取消，转移到更隐蔽的小山村旺家台村。
察觉到黄土岭战场的形势不妙，来自一二〇师的特务团在午后时分悄悄离去，当然没有、也无法通知到一团。黄土岭战场上留下的只有一团，最后撤离黄土岭战场的是一团。
在陈正湘的叙述中：“我一团指挥所及迫击炮连、三营从7日10时前进占803阵地（老乡叫它白脸坡），直到8日16时许，敌突破黄土岭村后，我才抱着十分遗憾的心情下令东撤。”
从7日上午10点全面开打，到8日下午4点撤离战场，一团是参战时间最长的一支部队。11月的冬季时分，下午四五点钟天色便开始变暗，一团是趁着暮色悄悄离开黄土岭的。一团的殿后部队是张英辉的三营。
撤离黄土岭战场的一团，在日军对易县展开报复性扫荡的时候，跟一分区大部队在一起，隐蔽在完县-唐县接合部的东西牙子村（我没能找到这个地方）进行战后总结。众所周知，一分区领导最初是下令一团对“战斗失利”进行检讨。
与此同时，从东面来支援涞源县黄土岭日军的石家庄110师团的大批日军从他们隐蔽的村子旁边经过，直扑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南端的银坊，此前一直是三团驻地。日军一直坚定认为八路军的主力还留在那里，当然日军扑空了。
在姜克实教授《狼牙山作战》第三部分中，记载着1939年11月初那几天日军对黄土岭战场的救援行动：“新美部队(一六三联队)于11月6日奉命从定县出发急援黄土岭绿川部队。8日克葛公村，9日征服积雪绵绵的崎岖山路，10日越过天险玉皇安，12日抵达银坊。”
日军的报复性扫荡还未结束，阿部规秀被打死的消息传来了。消息来源的方向是日本方面，在1939年日本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的日记中我们找到了确切的时间：
11月21日 星期二 雪 向国内外同样发表关于阿部中将阵亡消息。为防止助长敌人志气而动摇亲日中方之人心，前一阶段迄未公开发表，后任旅团长既已到任，则前述弊端已勿庸顾虑。为此与中央商定予以公布。
这份《三岔口（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就这样从检讨战斗失利变成了庆祝黄土岭大捷。
正因为是第一份记载着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历史文件，所以在以后的但凡谈到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有关话题，都可以看到这份最初的《战斗详报》的影子。
这个《战斗详报》基本上都是准确真实的，不准确、不真实的只在个别地方。仔细剖析这个《战斗详报》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暂时没有时间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个别问题个别分析。
那好，姜克实教授质疑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打死日军1500人的战果不实，是否也能在这份《战斗详报》中寻找到最初的原始记载？
当然能。
在这份最初的一分区《战斗详报》中，记载着“雁宿崖战斗歼灭日军500余名，黄土岭战斗毙伤日军900余名，甘河净、走马驿、寨坨等处作战毙日军150余名。”
这个数字从何而来？是数尸体？还是来自八路军前线最高总指挥的目测？或者日军的内部情报？
都不是。
雁宿崖战果，来自“根据俘虏供称，日军这次大队向银坊进攻的是独立步兵第1大队主力，兵力为2个步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共520余名，伪军12名，伪察南政府工作人员一部分，民夫300余名，由辻村步兵大佐指挥，另有炮兵中佐1人，炮兵中佐以下官兵全部阵亡。”
黄土岭战果，来自“据日军的民夫称，此战，日军共1500余名，死伤已达900余名，并有一个高级指挥官”。
如此流传半个多世纪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战果，竟然一个来自于战俘的口中，另一个来自于民夫的口中，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情报渠道吗？难怪日军和日本军史可以在几十年间任意公布损失数字？难怪姜克实教授要提出质疑？
史料依据不实，是八路军战报数字不准确的主要原因。
反过来说，难道日本人的史料就准吗？
我仅从姜教授引用过的八路军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缴获上来看一下。
在这份最原始的一分区《战斗详报》的记载中：“缴获：
武器：钢炮14门、野炮1门、步枪79支、无线电台2部、手枪11支、轻机枪5挺、重机枪2挺、掷弹筒3具、刺刀67把、重炮1门。
弹药：轻机枪弹500发、重机枪弹5500发、步枪弹1.7万发、手榴弹360余枚、迫击炮弹2箱又69发、烟雾弹14发、炮弹21发。
军用品：大衣177件、军毯60块、望远镜2具、电话机4部，皮鞋、钢盔、皮包、雨衣等物品一部。
骡马：马9匹、骡17头、驴300余头。
俘虏：日军士兵9名，伪军4名。
以上统计不十分完全，有以下几个原因：（1）第2团的俘虏和缴获未计算在内，约有步枪50余支，轻重机枪6挺，其它军用品很多。（2）这次是连续作战，统计很难完全，尤其是第25团、曾支队、特务营一部未统计上。（3）特务团缴获未统计在内。”
注意到没有，最初的《战斗详报》中缴获的步枪数目很少，只有不足百支的79支。
而在姜教授文章中引用的数字：雁宿崖战斗“……并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
八路军总部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雁宿崖战斗“缴获重炮六门，山炮四门，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十一挺，掷弹筒十个，步枪三百五十余支，无线电一架，骡马五十余，其他用品甚多”。黄土岭战斗“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五挺，迫击炮一门，战马五百余匹，弹药军用品一部”。
这越来越多的三个缴获步枪的数字，我们该相信哪一个？
姜教授可能不知道，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战斗中，最不准确的就是各个部队“战斗缴获”。因为凡上报的缴获品都要上缴，“一切缴获要归公”，是当年的严格军纪。但八路军各部队不愿意上交缴获的物品，又必须要执行军纪，所以，为了应对“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个军纪，八路军对一切缴获的物品都要“层层隐瞒，层层克扣”，个人私扣子弹，班里私扣手榴弹，连里私扣枪支，营里、团里都要扣下一部分轻武器，这样上报给军分区的部分，都是几番克扣下来的剩余品。
我不止一次详细打听如何对待战斗缴获和日军的尸体。
老兵说，战场上看到被打死的日军，第一个行动是收集子弹，因为日军士兵身上的子弹比八路军要多出许多。一个日军士兵，日常配置是120发子弹，前腹皮带上一边一个30发子弹的皮子弹盒，后腰一个60发子弹的皮子弹盒；雁宿崖、黄土岭属大仗，日军士兵后腰的子弹盒又多了一个60发的，人家是每个士兵180发子弹的战斗配置。
为什么要抢先去拿子弹？
因为在部队里，子弹属“硬通货”，可以去换取你需要的一切物品。八路军当时因为枪支很杂，所以需要的子弹有三种型号：汉阳造、太原造这些国产步枪用的是79子弹；仿造欧式的机枪使用的是762子弹，《战斗详报》中称为“机枪子弹”；日军的三八式步枪使用65子弹。不管你背的什么枪，先把子弹抢到手，连里也会根据你手中缴获的子弹数量来分配给你缴获的步枪。
在子弹之后，才是步枪、大衣、皮带、绑腿、皮鞋这些八路军也可以用得上带东西。所谓“战斗缴获”，一般就是指这些东西。皮子弹盒没用，一般都弃之不要；饭盒和水壶是“高级用品”，绝对要上交给干部的。有些战士有翻看死人衣兜的习惯，从照片、家信、护身符都要，毫不忌讳。
再无可取的东西了，八路军一般都就近掩埋尸体，牺牲的八路军战士与死去的日军士兵分开掩埋。八路军走后，当地老百姓开始来“扒二遍”。即挖出日军尸体，从头到脚扒得干干净净，连兜裆布也不放过。你有时候在炎热的夏天看见当地农民穿的是“洋细布”缝制的无袖小褂，那就是日军士兵的兜裆布做的。
那些扒来的日军军装，还有日军大衣后来到哪里去了？
都用来做鞋底了。当年根据地各县做军鞋的任务很重，军分区要求八路军战士每人有三双布鞋，自己手里有两双，军分区供给部备藏一双。根据地哪有那么多的布料来做军鞋，鞋底大都是日军的旧军装和旧大衣。
鞋面用什么布料？
日军的配置，每个班一顶帐篷，根据布料的厚薄，分为“大帆布”和“小帆布”两种。大帆布用来给剧社搭布景用，或者给卫生部作野战医院；小帆布就用来做鞋面。
扒干净的日军尸体，老百姓从不掩埋，就丢弃在荒野山坡上，被野狗撕咬。对这一切，情报很灵的日军其实心知肚明，所以日军对战场附近的老百姓进行逐村屠杀，很大程度上出自报复的心态。
其实扒战场上的死人衣服，不仅抗战中的中国才有，自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各国及战国时期的日本都是如此。
缴获的上报数字要远远低于缴获的实际数字，原因就在这里。
摸到这个缴获物品上缴规律的各军分区领导人，在每次战斗结束后团里上报缴获品之后，军分区司令部还要派作战科参谋再下去一趟，进行实地“二查”，而“二查”的数字较为接近真实的数字，是不上报的。
即使根据这个被大大压缩克扣过的缴获数字，也可以推算出使用过这些被缴获武器的日军起码在三四百人以上，不可能再少。
如果说这些被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武器的主人还活着，那么，曾经使用过这些武器的数百名日军到哪里去了？是丢下武器跑掉了吗？当然不是，对战斗作风强悍的日军来说，丢弃武器、特别是轻武器逃命，那是要犯下死罪的。不打死消灭这些日军武器的主人，你八路军能得到这些武器吗？
从另一方面来说，与俄罗斯民族及日本大和民族不同，中华民族从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中国军队同外族、外国人的战斗中，从来是败多胜少，充满了屈辱。一些好大喜功又为取悦于君主和上司的军队领导人，就用虚报战绩的方法，夸大同对方军队作战的胜利。
反之，那些君主和上司为了查清军队领导人战绩的真伪，一度使用“交首级”即“人头”的办法来查清战绩。以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交首级”毕竟有不便之处，于是改为“交耳朵”，将敌方战死人员的耳朵割下，凭每对耳朵折算斩杀敌军一个首级的方法来计算军功。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八路军一大失误，就是没有用这个最原始的方法，将战死日军人员的耳朵都割下来，保存到今天。那样，现在还会有我们这场争论吗？
不会有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日军伤亡的准确数字，应当与《战斗详报》中的数字有一定偏差，但绝不会偏差到很大的地步，日军只伤亡百余人，几乎是八路军《战斗详报》中所公布数字的十五分之一。
如果执意认为就是日军的数字正确，日军公布的伤亡人数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决不是见解不同的认识问题，不是脑袋问题，而是屁股问题，即立场问题。而立场问题是无法进行交流的，“鸡同鸭讲”，因为没有共同的出发点，所以不会达到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