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成武著作看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杨成武回忆录》有关分析(下)
雁宿崖战斗之后,是八路军还是日军留在了雁宿崖地区?
我非常理解并尊重姜克实教授对日军史料毫无保留笃信不疑的历史学立场,所以在考察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过程中的每一细节,我都要在双方观点的史料中反复推敲,找出不仅合乎史料记载,也合乎战场发展的客观事实的历史真相。
最后我认为,在《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的雁宿崖战后,参战的八路军停留在司各庄、银坊一带进行休整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说,事实上,雁宿崖战斗之后的1939年的11月4日那一天,参战的八路军并没有像姜教授披露的日军史料那样,撤退回去了,而是就近在了雁宿崖相邻的司各庄宿营休整。只有张英辉三营四五百人留在了雁宿崖战场。
司各庄在哪里?就在雁宿崖旁边,紧靠着雁宿崖的一个村子。如果雁宿崖日军主阵地还在,八路军会放心地在那里休息?早就撤退回易县,不再来了,还会有后来的黄土岭战斗吗?
众所周知,雁宿崖战斗后,不顾在场的八路军劝阻,当地的老百姓把已经淹埋的日军尸体又挖了出来,扒得精赤条条后,弃尸荒野,被野狗啃噬。当年的(不敢说今天)中国老百姓是有名的“欺软怕硬”,面对拿着枪的日军,一向服服帖帖;但一看到没有枪的日军俘虏,立即围上去大打出手。如果日军的雁宿崖主阵地还在,老百姓你给他天大的好处,也不敢在日军的枪口下面去扒日军的尸体。
再回到决策打黄土岭战斗的那个问题,得知阿部规秀日军再次过来,无论陈正湘还是杨成武,都主张“再打一仗”。而这个提出“再打一仗”的主要出发点是什么?
就在于雁宿崖战斗中八路军一方的损失轻微,有能力再战。
如果在雁宿崖战斗中八路军一方受到重创,人员损失接近五分之一,那就属于“伤筋动骨”,八路军一方不会再继续战斗了。
至于日军在雁宿崖战斗中损失了多少人?
根据姜克实教授或日军史料的观点,得出“按11月18日,驻蒙军司令冈部直三郎中将提出的战斗报告,其中(辻村大队全体)在雁宿崖一战的死伤数为132名(内死亡83名)。此83名死亡者中,包括不包括被俘的四名俘虏,尚不明确。据第二中队池田实的记述,收尸后在河滩地通夜火化的尸体数是“80具”。『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中也触及过曾将两名俘虏处置为“战死者”。所以若80具尸体,和4名俘虏数相加,结果与83名的死亡记录基本一致”的结论。
我认为这个数字偏少,与八路军六千人战斗一天的伏击战成果严重不相符。
如果以姜教授分析的那样,辻村宪吉日军只有三百余人,八路军六千人(根据各主力团的人数计算只多不少)每二十人暴打一名日军,他还能活着回去吗?
杨成武曾公布过当年日军警备司令小柴写给他的一封信,众目睽睽之下,这封信大概不会是伪造的。信中说:“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的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份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姜教授认为日军后来的火化数字,即“若80具尸体,和4名俘虏数相加,结果与83名的死亡记录基本一致”的话,那么这位日军司令为什么在许多天之后,还要继续讯问“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呢?
根据日军的来信,应该还有这80具以外的尸体,而且还不是少数,否则日军不会放下身段来信询问。
此外,姜克实教授或日军史料认为:辻村宪吉的“残余日军也没有‘仓惶奔回涞源’,而是在原地整编后被投入报复性的黄土岭战斗。”
没有“仓惶奔回涞源”,我是同意的,在雁宿崖通向白石口的来路上,还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和游击支队,担任阻击打援和防止雁宿崖敌人后退的任务。雁宿崖逃敌从原路返回,一定会与担任防守任务的八路军发生交战,往回逃的日军疲惫之极,弹尽粮绝,战斗力已彻底丧失,要想平安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雁宿崖战斗中的少数逃敌,到哪里去了?
我认为在走马驿过来的日军的接应下,雁宿崖的残余日军与走马驿日军合兵一处,并不在雁宿崖。这是与姜教授分歧的地方。
在姜教授或日军的史料中:
“打扫战场在午夜完成。之后八路军主力迅速撤出战场,只留下部分在高地监视日军的小部队。4日凌晨4时,当奉命夹击银坊的冈垣中队辗转赶到现场时,数千名八路军主力早已不见踪影。
阿部规秀中将亲自率领在涞源指挥部临时拼凑的百十名增援部队,‘裹腿持杖’(是年阿部52岁)从涞源徒步赶到雁宿崖战场的时间是辻村大队正在清扫战场中的4日午前10时。除了警戒中的冈垣中队,其他援兵部队还没有到达。除配合作战的堤第四大队(涞源)外,旅团所属的各大队援兵从警备地赶到雁宿崖附近的时间是6日以后。6日午前8时,负责运送粮秣的中熊第大二队(怀来)首先赶到,之后是蔚县的绿川第三大队(仅一中队)。森田第五大队(张家口)由于行动迟缓并没有赶上黄土岭战斗。此期间,为了进行次期的报复作战,阿部旅团长一面叱咤激励辻村大佐不要沮丧,轻生,一面对大队残部进行了调整,再编。”
姜教授叙述的这一段日军4日再到雁宿崖的整个过程漏洞太大,在事实上站不住脚,我逐句加以分析批驳。
从姜教授或日军的史料来看,阿部中将是个急性子,3日晚雁宿崖战斗结束,他4日只带了百十来人,就在午前10时就赶到了所谓“还在日军手中”的雁宿崖战场。
他急着赶到雁宿崖战场去干什么?安抚旧部?还是寻八路军决战?
无论阿部规秀是哪一个目的,都是在找死。
日军扫荡涞源县南部的走马驿或银坊地区,为什么几次出来都要走下北头、龙虎村、白石口路线?
因为下北头是当时日军出涞源县城后最南端的一个大据点,最后一个前沿小据点在龙虎村,过了龙虎村,就是游击队活动的区域,而过了白石口,就进入涞源县抗日根据地政府管辖的地区。当年这里沿途都是山间土路,只能步行。
阿部规秀这小股日军从白石口到雁宿崖,沿途竟然没有八路军或涞源县地方游击支队的阻拦并发现?
4日那一天,八路军数千人的确都撤下去休息,但没有走远,就在附近。一团的一营、二营因为雁宿崖战前从易县界安地区连夜远道奔袭涞源县,此时都撤下去睡觉,留在雁宿崖打扫战场的只有从乔家河就近过来的一团三营。
雁宿崖战斗中,三营教导员邓经纬负伤,所以只有营长张英辉在指挥全营。一团三营前后几任营长都是一团的杰出战将,红军干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马辉。麻田岭战斗前的一团整顿,原三营长杨上堃被提拔为团参谋长,原团参谋长熊招来提拔为副团长,时任十连连长兼指导员的张英辉被提升为三营营长。
张英辉以脑筋灵活和积极好战为最著名。提拔他一宣布,正赶上晋察冀军区要求一分区派出部队,打掉日军从张家口向涞源县城的修路大队。张英辉立即要求,让他带三营过去,这就是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在熊招来帮助下,带一团三营和马辉特务营打的“麻田岭战斗”,迄今军史上都错记为“摩天岭战斗”。
姜教授谈到的“冈垣中队避开敌主力隐蔽接近,于4日凌晨4时到达雁宿崖战场与辻村本部汇合”,这段话本身就十分矛盾,因为姜教授在谈到这个中队日军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很重要,日军认为:“以不足80名的中队正面出击等于以卵击石,自行送死”,所以这股日军选择了远远避开八路军的主力。当这股日军自称“到达雁宿崖战场”的时候,雁宿崖还留有八路军主力一部分,就是这个张英辉的三营在打扫战场。
三营的四五百人看不见来到雁宿崖战场的这八十名日军?不可能吧?打扫完雁宿崖战长的三营一直留在了原地不动,在雁宿崖、司各庄一带担任警戒任务。
黄土岭战斗日军与八路军的最先接火,也是张英辉这个撤回到司各庄的三营在司各庄先打响的。但交火的时间是在7日的接近上午。
张英辉三营边打边撤,在黄土岭村的外围砖墙边将日军交给了接应的宋玉琳二营,宋玉琳二营依旧边打边撤,退向东边的上庄子村。
上庄子村的背后,才是黄土岭的主战场。
阿部规秀是在雁宿崖与幸存的辻村宪吉大佐见面的吗?
有日军士兵回忆说(我没看到原书),来接应的日军是在一个路边发现了负伤的辻村宪吉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冈垣中队应该是在雁宿崖村外或附近,没有被八路军注意到的地方与辻村宪吉会合的。
阿部规秀日军重返雁宿崖之前,有两个发生的重要过程姜教授,或者是日军史料上都没有谈到:
第一个重要过程,是阿部规秀从龙虎村到白石口的时候,八路军已有部分主力部队守候在那里,计一团的两个连:五连和六连;另有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亲自带领的一个营。如果雁宿崖地区还留有日军,八路军这些部队不敢把雁宿崖的敌人放在自己的身后,如此大胆到白石口应敌。因为这两路日军前后一夹攻,在白石口的八路军跑都没法跑。
1939年的8-9月间,原赵玉昆部队正式编为了一分区主力两个团,二十五团和二十六团。雁宿崖战斗期间,二十六团在易县东部不动,担任警戒和牵制作用。二十五团分为两部分:团长宋学飞带一个营,活动在涞源县浮图峪一带,这里是雁宿崖与涞源县城的中间地带,这个营担任监视、阻敌增援的作用;副团长黄伯峰带两个营,担任雁宿崖战斗八路军的预备队作用,后来这两个营参加了黄土岭战斗。
一团前进到白石口的那个五连中有一个非常人物,当时还是十八岁的排长,黄土岭战斗后因表现出色被提升为五连指导员。八十年代,《杨成武回忆录》出版后不久,这个人成为解放军副总长,就是徐信。
第二个重要过程,是黄土岭开战之前,三团团部所在的银坊被日军占领,这股日军人数不少,有六百余人,与雁宿崖战斗的日军人数相当。因为超出了三团,即使加上不远处的二团,这两个团也难以与这股日军作战,于是三团转移到银炉台村隐蔽。
我认为占领银坊的日军不是来自白石口阿部规秀部队,而是来自走马驿
三团的供给处躲避不及,所有后勤物资被日军发现后全部焚毁,这一大损失在一分区《战斗详报》中专门谈到。扑空的日军气愤至极,同时在银坊大片焚毁民宅,随即向雁宿崖开进。黄土岭战斗在司各庄打响,就是由银坊赶到司各庄的六百日军引起的。
黄土岭战斗的日军是从哪里?什么时间过来的?《杨成武回忆录》和姜教授引用的日军史料各执一词。
《杨成武回忆录》中,认为阿部规秀大部队一千多人是5日从白石口出来,先被八路军引到了银坊,扑空后大肆抢掠烧杀了一番,才开赴雁宿崖。
我认为这个说法偏颇,是根本不可能的。
雁宿崖战斗前的日军行进路线,阿部规秀是沿着辻村宪吉的老路来到雁宿崖的
因为首先在时间上是几乎办不到的,当年的日军公路线只修到了涞源县城(黄寿发打掉的麻田岭修路大队在几天后又恢复),出县城往南一律是步行。为了省力便捷,出涞源县城南门沿一条土路走到下北头乡之后,就开始向东龙虎村,向南白石口村,走山区土路。
当年除了大批物资有骡马驮子,日军士兵一律都是负重行军,走到涞源县境边上的银坊的时候,人早已经疲惫不堪。你让日军在银坊搜索扑空放火之后,再赶到雁宿崖,你仔细计算一下时间,他赶得到吗?
你为了让日军走这段(据说是聂司令设计出来的)冤枉路,就必须安排引诱的部队,由谁去引?你在八路军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一支当时担任过诱敌的部队。你为了圆这个谎,就只能再回到“曾支队狼诱子”这个不靠谱的虚构故事中去。
幸亏《杨成武回忆录》十分明智,宁可让“谁引诱的阿部规秀到银坊”这个问题空着,不去深究得到答案,也没有再陷进“狼诱子”这个老套子中去。在八十年代由一分区的党政军干部汇集编印的《一分区大事记》中,提到了黄土岭战斗中“曾支队在白石口余地大象”,但没有提到把阿部规秀引到什么地方(银坊或雁宿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分区老干部编写的《大事记》中也有错误
实际上这个记载也是错误的,在白石口与日军打响的是一分区主力一团和二十五团的部分部队,这个曾支队当时与雁北地区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的七一六团在一起,活动在涞源县与灵丘县交界的地方。这也是诞生了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的那个地方。
再说,当时已经52岁的阿部规秀身经百战,老谋深算,他会上你聂荣臻、杨成武的当吗?
《杨成武回忆录》中聂司令的阿部规秀路线实际是不存在的,阿部规秀是直奔雁宿崖的
再看姜克实教授或日军方面的记载:“阿部规秀中将亲自率领在涞源指挥部临时拼凑的百十名增援部队,‘裹腿持杖’(是年阿部52岁)从涞源徒步赶到雁宿崖战场的时间是辻村大队正在清扫战场中的4日午前10时”。
即使按照姜教授或日军方面的说法,阿部规秀4日就到了雁宿崖,那产生的疑问就更多了。
阿部规秀在4日急急赶来,一定出于“兵贵神速”的作战需要,可到了雁宿崖又怎么样了呢?日军7日才向黄土岭的八路军发动进攻,那5日、6日在做什么?调集援兵?你在涞源县城等援兵不更好吗?为什么急忙跑到了雁宿崖又整整两天时间都毫无作为?
再说,你4日到了雁宿崖,连前面所说的“以不足80名的中队正面出击等于以卵击石,自行送死”,你“百十名增援部队”前来,八路军就会远远避开了?怎么可能?即使你到了雁宿崖,这八路军也怪,你兵少力微之时,你会合的辻村宪吉又是败军,八路军不在这个时候趁你弱势时打你,非要等到你援兵凑齐,你强势了再来与你作战,这与战术上就说不通。
解决这一切难题,只能有一种解释:阿部规秀是5日和日军大部队一起来的,4日那天根本就没有来到雁宿崖。
雁宿崖辻村宪吉3日被八路军数千人围歼,在涞源县城的阿部规秀只能在稍晚些才得到情报。4日那天,阿部规秀开始调集部队,百余辆卡车从张家口方向开来,准备进军雁宿崖,与八路军进行决战。5日那天,阿部规秀亲自带领数百人的部队,出涞源县城,走下北头、龙虎村、白石口,但不是去银坊,而是直奔目标明确的雁宿崖。
与阿部规秀同步,另一路六百人的日军5日从走马驿横扫银坊后,到雁宿崖与阿部规秀会合。率先进攻司各庄张英辉三营的日军,就是来自银坊的这一股日军。这股日军不是从涞源县城跟阿部规秀一起来的,我认为其中包括有辻村宪吉的旧部,阿部规秀同意他们打头阵,报仇来到。
此时,不仅日军报仇心切,雁宿崖战胜的八路军也士气正旺,所以黄土岭一仗,非打不可。
在陈正湘的回忆中,是他向杨成武提出了“再打一仗”的提议。在这部《回忆录》中,是杨成武向聂司令员提出了“再打一仗”的提议。其实都对,不矛盾。杨成武的理由:“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如果雁宿崖战斗八路军损失很大,就会影响到士气,战斗力会受到影响。
但杨成武没有谈到张英辉的回忆中谈到的弹药是否充足的问题。弹药不充足,此仗也是不好打的,打到一半弹药已光,二团、三团只能撤出回来。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依旧记载了聂司令的那一通战前指示,比如先引敌人到银坊,再引敌人向东到黄土岭,但是在《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中的那个有关“毛主席”的一大段话没有了,算是比较接近真实了吧?
在时间顺序上,《回忆录》有点差距:日军先是到达雁宿崖村,焚烧雁宿崖战斗的日军尸体,之后,11月5日,一千五百日军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在白石口与一团的一营五、六连(回忆录中原文如此,但一营只有四个连,应该是二营才对)和二十五团一部接火。5日晚,到达银坊;6日,向黄土岭开来。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雁宿崖村明显在白石口以东,日军应该是先到龙虎村、白石口,才能到达雁宿崖村。日军阿部规秀哪能不经过白石口,4日就到达雁宿崖村,然后又折回去,5日继续从白石口出发,到银坊的?
所以,反复论证之后,阿部规秀到达雁宿崖的准确时间应该是5日,不是4日。
《杨成武回忆录》在这里再次强调:白石口阻敌阿部规秀日军,是八路军主力一团和二十五团的部分部队,不是地方游击队有“三支队”之称的曾支队。
在陈正湘的回忆中,黄土岭战斗在7日上午时分零散开火,中午时分全面接火,下午两三点时达到战斗的最高潮。《杨成武回忆录》中的记载比较接近,尤其注明了贺龙特务团到来的时间,下午三点以后。这与日军第一次向三团阵地猛攻的时间是一致的,特务团恰好在这个时间赶到,从三团背后发起冲锋,把进攻三团阵地的日军赶了回去。
陈正湘下令让炮兵连长杨九秤轰击教场村独立院落的时间,是在特务团到来之后的大约四点钟时间。陈正湘和一团团部的许多人都回忆是四门迫击炮齐射,从第一次齐射到第六次齐射不等。《杨成武回忆录》没有注明黄土岭战场迫击炮的数量,但绝对不会只有一门迫击炮,一分区也绝对没有什么“神炮手李二喜”射击后被日军专门派人偷袭暗杀之类的神话传说。
自从“神炮手李二喜”的故事出来之后,不止一次有人询问过我,问在一分区抗战历史的记载中是怎么记录这个“神炮手李二喜”的?事关抗战老兵,我选择了沉默,不去谈他。
但是最近,连从不大相信八路军史料记载的姜克实教授也谈到了这个“神炮手李二喜”,我知道问题比较严重了。起码相当多的人,不大善于独立思考的人都相信了这个“英雄人物”的存在。
现在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一分区抗战历史的记载中,找不到这个“神炮手李二喜”的任何蛛丝马迹和“英雄传奇”。
李二喜这个“一分区英雄人物”出现的时候,那些在北京、天津、河北的一分区老兵很多都存在。我记得彭家老爹向魏巍、蔺柳杞,天津的石坚、两位曾任六十五军副政委的赵保华、靳甲夫都询问过:有谁知道这个英雄?
结果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并认识这个英雄。听到回答后大家相互间哈哈大笑了很长时间:这个“英雄”并不是一分区或晋察冀军区授予的,是自封的。
而且,我考察这个“英雄人物”的出现也十分奇特,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
1940年以前,有记载的一分区司令部直属部队有两个营、四个连,计:特务营、骑兵营、警卫连、侦察连、炮兵连、工兵连。
1941年以后,特务营改编为三十四团;骑兵营给了晋察冀军区,与军区骑兵营、三分区骑兵营合并为骑兵团;军区成立炮兵营后,一分区炮连以连长杨九秤为首,带炮兵骨干几十人合并过去;工兵连合并进特务营,成为三十四团一部分;至此,1941年后一分区只剩下两个直属连:警卫连和侦察连。
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战斗,炮连百余人在连长杨九秤带领下参战。当一团长陈正湘下令开炮的时候,连长杨九秤指挥并亲自操炮射击,现场四门迫击炮齐射,有记载说四次齐射(一团通讯主任回忆说十次齐射),起码十六发以上的炮弹射向日军。
即使在今天高科技手段的帮助下,你也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一次齐射中的哪一门炮的哪一发炮弹击中了阿部规秀。所以一分区从未确定过是哪个炮手击中了阿部规秀。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几十年间都不曾提起的此事,在最近十几年间突然出现,号称是某个人的迫击炮击毙了阿部规秀,还得到了晋察冀军区聂司令员亲自嘉奖的一支手枪???
从炮连连长和全连百余人都未得到嘉奖,唯独其中的一名战士得到了聂司令员的点名嘉奖,由此可见:此战士必然会有“过人之处”,要不然不会越过众人得到嘉奖。
炮制出“神炮手李二喜”故事的人,可能不熟悉抗战时期的组织程序。一分区一个英雄模范人物的产生,要经过一定的组织评选程序,整个程序过程都必须在一分区政治部干部的参与之下和严格监督之下进行。从某些人的嘴中突然冒出来的英雄模范是不可信,也是不可能的。
“狼牙山五壮士”的出现,是经过晋察冀军区的询问,宣传科长钱丹辉前去实地调查走访,从一团长邱蔚到幸存下来的葛振林、宋学义,政治部核实后报送上去,然后军区派记者采访,最后定型。以后一分区几位英雄的出现,包括地方拥军模范崔络唐的出现都是如此,哪一个组织环节都缺少不得。
英雄模范人物评选出之后,一分区不会让这些立有卓越战功的人默默无闻,一定会加以宣传,宣传之后才是表彰。
1939年底以后,一分区政治部各组织环节均已完善,各种会议,包括英模的表彰宣传,均有史料留下,可以查到照片及文字。
但我搞一分区历史研究多年,也从未听说过这个所谓“神炮手什么人”的任何有关记载。如果当年真有此事,或者有任何只言片语留传下来,我不会不知道,看不见的。
再进一步说,说日军要派人来暗杀这个炮手,连众多的一分区政治部干部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从没有宣传嘉奖方面的记录;日军是如何知道这个炮手的?派特务到一分区军队里侦查来的?
日军没有派人暗杀一分区主要干部和各级干部,却试图暗杀一个炮兵战士,这不是笑话吗?你从哪里听说的暗杀?锄奸科吗?政治部干部们怎么都没有听说?也没有任何史料提及?
自1937年11月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成立以来,特别是1939年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后,一分区任何稍具规格的会议都可以查得出来,晋察冀军区也是如此。如果军区聂司令员对一分区某个人,无论是干部战士进行表彰,一定会有史料记载下来。
但这个炮手我一个字都查找不到。八十年代重新修编的《一分区史》和《一分区大事记》也均无记载。当然《杨成武回忆录》或陈正湘等一团领导人的回忆中,对此人此事都只字未提。
分析到这里,此人此事孰真孰假,不用我点破了吧?你想想连国防部网站上都会有“黄土岭战斗冲进日军指挥部当场击毙阿部规秀”的神话出现,出现一个自称炸死阿部规秀的“神炮手”有什么奇怪的?
但抗战八年,凡是在八路军坚持到最后的,都是不可争辩的“抗日英雄”。不管是自封的还是上级授予的,但称作“抗日英雄”是没有错的。这也是我很长时间对这个“英雄”的出现默不作声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天安门阅兵式上,曾有一个“货真价实”的一分区黄土岭战斗英雄出现在阅兵式上。他叫余新元,甘肃出来的红军战士,黄土岭战斗中腿部被炸受伤。在他的黄土岭战斗到回忆中,清楚写着:团长陈正湘下令开炮后,四门迫击炮十二发连射……
你能知道是哪一门炮炸死了阿部规秀吗?所以,明白人都知道,炮兵是个“集体的协作”,功劳是大家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独占属于大家的荣誉。
《杨成武回忆录》没有提到7日下午,在黄土岭战斗正激烈时,正在战斗中的二十五团被下令召回,另有安排。实际上二十五团的突然离开,对黄土岭战斗影响重大,八路军一方的“优势兵力”被大大缩小。
7日晚,天黑后,八路军停止了军事行动。在陈正湘的回忆中,二团、三团撤离出阵地,下去休整。这也是让陈正湘最痛心之处:如果不是有的部队过早离开了阵地,本来是可以全歼敌人的。这也是《杨成武回忆录》没提到的地方。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只提到了:“由于我各团之间联络困难,不便于乘夜攻击,我便命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不使敌人漏网。”
8日凌晨,日军空投了几个人和一些弹药物资,《回忆录》中记载八路军的进攻也同时开始,一团和二十五团、二团和三团,还有一二〇师的特务团也开始了全线进攻……
且慢,问题就出在这里,与黄土岭战场上的陈正湘的回忆对不上了:二十五团不是头一天的下午就撤回去了吗?怎么又出现了?而直接受陈正湘本人指挥的陈正湘却不知道?二团和三团的下落对陈正湘是个谜,他派人联系都联系不上,一打听都已经返回去了,这两个团又如何在“全线进攻”?
在陈正湘的回忆中,8日上午的黄土岭战场上,实际上只留下了一团和特务团。
《回忆录》中:8日的“中午,一团报告,三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我们断定这是敌增援部队与我三岔口曾支队接火了。”“聂司令员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注意敌情变化。”
注意到没有:这是一段极为含糊的说辞,显得“乌龙”,黄土岭战场八路军各部队撤退,谁下的令?到底下令了没有?还是各自撤退?一直都没人能说清楚。
实际上,当时无论聂司令的指示还是杨成武的命令,都已经无法再传达到黄土岭部队,因为通向黄土岭的电话班已经被小股日军端掉,黄土岭前线八路军与一分区之间的通讯联系全部中断。二团、三团提前走了,不存在悬念;特务团发现周围的环境不妙后,也悄悄撤出了阵地;黄土岭战场只有陈正湘指挥的一团还在战斗。
一直到8日下午的四点时分,陈正湘发现黄土岭战场上尽是明晃晃的日军钢盔,于是这才发现,所有八路军部队都已经撤走,他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结果,奠定了杨成武一生中的最高峰,以后的解放战争、解放后的数十年间,杨成武虽然达到了职位的最高点,但从未像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那样达到事业的最高点。如果说杨成武可以“青史留名”,人们记住他的并不是他的最高职位,而是曾经指挥过雁宿崖、黄土岭辉煌战斗的那个杨成武。
晚年的杨成武日薄黄昏,来时无多,他最后一次悄悄回到抗战时期的一分区故地,并不是回到他夫人的家乡狼牙山易县,而是来到雁宿崖、黄土岭的战场所在地涞源县。杨成武默默看着这个给他带来一生辉煌的战场故地,作为他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最后回顾。
杨成武在2004年的2月离世,享年九十周岁。2月22日,是告别杨成武将军的日子。
据记载:这天清晨,晨曦初露,不少人就冒着料峭春寒,匆匆往八宝山赶。九点过后,北京长安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道路上,车子塞得水泄不通。还有许多群众是乘地铁来的。人们扶老携幼,含着热泪,戴着白花,有的拄着拐杖,前来为将军送行。八宝山殡仪馆一号大厅偌大的院子里,人头攒动,哀乐低回。
一号大厅大门口,在“沉痛悼念杨成武同志”的黑底白字大横幅下,挂着一幅挽联:“弱冠又古稀加十载成百年功业,而立再甲子归八闽仍五陵气豪”。由于前来告别的人太多,在中央领导人向将军告别之后,现场工作人员组织大家以四人一排,三排一组的形式,向将军致敬。致敬的队伍川流不息,从九点二十分一直走到十一点半,据工作人员估算,人数已近万名。
前来向将军告别的人中,除了干部、军人,还有许多平民百姓。杨成武抗战时期所在的涞源县、易县、满城县等等地区,很多当地的老百姓携全家老少前来为杨成武送行。
八宝山殡仪馆一位工作人员感慨地对前来为杨成武送别的一位一分区老兵说:有史以来,八宝山来人最多的那一次是周恩来去世的日子,杨成武这是第二次,绝无仅有。
杨成武不是完人,他一生中也曾犯过许多的错误,有些还是很大的错误。但杨成武本质上是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为老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好事。在日本侵华的最凶悍时期,他带领着一批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始终坚持在距北京近在咫尺的狼牙山地区,用自己的鲜血唤醒着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如果有一天,杨成武在天之灵,发现有个人——还是个中国人,用日军的史料信誓旦旦的论证雁宿崖、黄土岭两场有八路军近万人参加的战斗,竟然只伤亡了日军百余人,其中被打死的日军不到百人,杨成武一定会重返人间,要讨个明白。
从日本史料的立场上研究八路军抗战的姜克实教授是海外学者,凡国内学者的恶习:媚上跑官、近亲繁殖、学术造假、相互抄袭、睡女学生、蔑视弱势群体、借课题费发私人财,他都没有,属于洁身自好的“干净”学者。
在研究晋察冀八路军抗战上姜教授功勋卓著,很多过去人所不知的历史细节,通过姜教授的研究与世人见面。说句实在话,我打心眼里钦佩姜克实教授的勇气,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站出来质疑八路军抗战,不是每个人都敢于做出来的。
但真的有那么一天,杨成武将军与姜克实教授面对,质问姜克实教授:难道你就那么相信日本人,比相信八路军还要虔诚?
我真不知道姜克实教授该如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