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往事：（五）一言难尽的平西审干
作为历史题材的“非虚构性写作”内容，你虽然无法搞清楚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的真实过程，但你必须要确保整个故事的基本线索是真实的，其主要成员及历史过程是真实的，没有虚构。
老太太，我太太的母亲多次吞吞吐吐的给我讲这一段历史，多少次欲言又止——她怕我传到我母亲那里去，会引起我母亲的不快。
其实这又有什么？都是历史了嘛。
在老人们对我讲述的往事中，从来就没有提起过“蓝兰”这个名字，他们总是用“上海女演员”来代表这个女人。
因为在1938年底，并没有“蓝兰”这个名字出现在晋察冀。
旧北京1928年被“统一”到南京政府，从此开始改称“北平”（日本人1937年7月底占领了北平之后，又开始改为“北京”这个旧称）。三十年代初期北平开始效仿日本，逐步建立城市居民的户籍档案登记制度，自日本占领了北平之后，户籍登记制度进一步加强，手抱着户口册子的“片警”、即户籍警挨家挨户登记核查居民户口成为常态。
我想如果能找到抗战初期的那部分户籍登记底册的话，1938年杨浩与蓝兰在北京的的“同居”情况将得到证实。
所以老太太对我特别提及到：当年，这个“上海女演员”的肚子里还有我父亲的孩子，是个女孩。我当真了，而且许多年来一直当真，执着地认为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我向许多人打听过，但最后始终没得到确切的消息。
在早年间，一个成年人除了户籍证明，还需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就是职业证明，表明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由此能看出你这个人是否“良善之辈”？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有个体现自己身份的职业，于是1940年以后，办事精细的日本人还是在日伪占领区推行“良民证”制度。
据说，杨浩当年有一个“燕京大学预科生”的身份证明，即所谓“白皮学生证”；蓝兰靠了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刘豁选的帮助（抗战爆发后刘豁轩教授荣升新闻系主任），以其妻的姓氏搞了一些身份证明，我记不清是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工还是家属的身份证明了，总之这个印着美国国旗的证件就像张挂着美国国旗的交通车一样，起到“护身符”的作用，沿途的日本军岗哨看到后一概放行。
当年，这个“上海女演员”和杨浩一起来到平西的途中，为了避免路途中多事，她是身穿男人棉袍，化装成“男人”一起来到平西根据地的。
十年后，蓝兰化装成“男人”的这一幕再次重演。那是在解放军铁桶般围困住北平城之后，当时的华北野战军二纵——正在北京北郊，今天的望京小区那一带改编为解放军六十七军。当时有关北平和平解决的秘密谈判还在进行，但无论国军、共军，从上到下都已知晓，北平和平交到解放军手里是早晚的事情。
于是六十七军政治部领导，派几个家在北平居住的文工团干部混进城去，尽可能多争取一些文化青年参加解放军。蓝兰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当时他们身上都穿的军装，于是从周边老百姓家收集了一些杂色衣服给他们换上。蓝兰因为身材高大，收集来的女式服装很难合身，于是只好身穿男服，化装成男人混进城去。
我每每想到这里心里就“咯噔”一下：当时张子奇已全家南迁，离开了北平，东四九条的原张家宅院已成为空房，蓝兰看到此情景会做何感想？
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了？
六十七军的前身是华北野战军二纵，而二纵的核心部队是一分区组建的四旅和平西组建的五旅。自1948年3-4月间四旅被调离开二纵，二纵、即六十七军就成为平西部队的代称。
蓝兰从1938年底到后来的1948年底，她又找回到了自己的起点——平西八路军。
故事再回到1938年底的那个寒冷的冬天，都身穿男人棉袍的杨浩、蓝兰当时来到平西，投奔的是杨春甫。我多次讲述过，那时的平西很乱，乱在隶属关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即没有明确的归属关系。
1937年11月，赵侗的国民抗日军来到平西斋堂，但他们是从妙峰山一路西逃，被日本军队赶过来的。在平西，缺衣少食的赵侗等人与杨成武的一分区部队相会，最后确定为隶属于晋察冀军区，部队番号为晋察冀军区五支队、晋察冀第五军分区，辖区平西斋堂地区。
1938年2月，一分区政委邓华率领一分区主力三团来到平西，进一步扩展平西抗日根据地，4月，迎来了宋时轮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的一个团，这个团基本上由原陕北人组成，是刘志丹红二十八军的基本部队。
在平西，成立了宋时轮、邓华为首的八路军四纵，但没有明确他们的管辖地域。也就是说，他们的任务是即将东去，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
众所周知，在“抗战爆发一周年”，1938年7月开始的冀东大暴动失败了，宋时轮带领八路军四纵率先返回，邓华不敢孤军留下，也带领其余四纵部队和冀东抗联一起来到了平西。
注意：在宋时轮、邓华的四纵返回的前几个月，原辖区在平西斋堂的赵侗五支队发生内乱，赵侗出走，五支队合并进一分区，五分区番号被撤销，按道理：平西正式成为一分区的管辖地域。所以宋时轮、邓华再次回来时，最初只能算是“客居”在一分区管辖地域的八路军部队。
但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已经准备将这支“八路军四纵”收归在自己的名下，打算划给四纵他们的管辖地盘就是平西地区。为完成这一部署，聂荣臻将原来活动在平西地区的游击队与四纵合并，原来这支游击队的政委杨春甫就成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的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四纵政委邓华的手下。
平西根据地在初创时期，群雄汇集，此时的杨春甫只是一个中级干部，还不能进入到平西根据地的最高领导层里，所以当他的手下杨浩蒙难时，他由于地位实在太低，说不上话，当然也不敢多说话，只能任凭杨浩这枚枯叶随风飘摆。
杨春甫为什么成为四纵政委邓华的手下？除了杨春甫本人是政工干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杨春甫任政委的房涿涞游击支队被编进邓华的三十三大队，这是以后平西挺进军七团的前身。
平西根据地的地位确定，直到1939年的1月，肖克奉中央的命令来到晋察冀后，晋察冀军区才明确决定：平西这个地区划给肖克，用来筹建“冀热察挺进军”。
从这个挺进军的名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平西这个地方只是暂时的落脚点，肖克挺进军的最终发展还是在宋时轮脱逃回来的那个地方：冀东，或完整地说，是河北省东部与察哈尔省、热河省交界的那个地方。
肖克的意思很明确：你聂荣臻可以在连接西北的晋察冀发展出偌大一块地盘，我挺进军为什么不能在连接东北的冀热察地区，发展出与晋察冀相似的一块地盘？
我多次评论过，肖克是一个出色的战略规划大师，可惜肖克的战略规划远远超出了他的军事实力，他无法实现或完成自己制定的战略规划。所以，一直到1942年初挺进军被撤销，肖克在几年前的这个规划也最终未能如愿成为现实。
在肖克到来之前，邓华虽然是平西八路军四纵的政委，但他不是杨春甫的直接上级，杨春甫的直接上级是政治部主任伍晋南，广东人，长征干部。在平西红军干部写的未公开发行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伍晋南评价不好，在四纵东征路上途径密云，他眼见一个红军连队执行攻占密云的任务落在后面，日伪军正在合围，他却不加提醒撤退。幸好另一位红军干部拼死赶来报信，才使得这个红军连队脱险。
伍晋南在杨浩蒙难的时候麻木不仁，是可以料到的。
现在可能不少人都会知道，中共最具权威性的肃反组织就是“中央社会部”，这是仿照苏联“契卡”模式建立起来的反特机构兼情报机构。但这个机构1939年春夏才在晋察冀正式建立，在此之前，晋察冀肃反大权掌握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手里，1939年3月以后，晋察冀军区保卫部改名为锄奸部。部长余光文，但当时你绝对找不到这个名字，他当年化名“吾必成”，一直在平西断断续续的居住到黄寿发任平西司令员的时候，1942年底才算结束。
按照规矩，新人从平西来到晋察冀之后，一般都要在平西接受“政审”，后来历史研究管这一程序叫“审干”。初来到平西八路军四纵的杨浩、蓝兰，被安排在宣传科杨春甫手下担任文化教员，其实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帮助那些陕北籍战士写平安家信——当时只有这些战士的家在陕北八路军控制的地域之内，可以通信。
根据那一次晋察冀大逮捕的历史卷宗中的记述：“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从敌占区到晋察冀，白区中共地下组织发来电报，说其中混有特务，这批青年全部被捕；余光文接手此案后，反复核查，仅一个人有问题，其余全部释放。”
这一段历史档案中的文字不多，但却涵盖了丰富的内容。那一次在平西被抓的有许多人，其中一个叫田风。在叶笃庄回忆录《一片冰心在玉壶》中的第180页，有一段记载田风的文字：“田风，东北人，在‘协会’是演员，专演老头，有幽默感。他在日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油画，这是很难考入的一个学校，王式廓就在这个学校学习过。1938年他回国，去北京西部的斋堂去投八路军，去后被认为是奸细，禁押多日，才得自由，他说：‘差点没有把小命送掉。’”
这一次平西大逮捕，在晋察冀历史上没有说法，所以我擅自把这段特殊的历史命名为：“北平地下党电报特务案”。有意思的是，这个“特务”到底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稀里糊涂。审讯人员找到一个省事的办法，在审讯中干脆把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混在一起：“国民党特务就是日本特务，有什么两样？”
审讯的手段很残酷，田风所说的：“差点没有把小命送掉”可不是胡说。
杨浩是被四纵保卫科逮捕的，科长方国。这个科和四纵政治部的组织科、宣传科都在一个农家小院，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想不到突然间就翻脸了。几个月后，肖克成立了挺进军，这几个科升格为“部”，杨春甫成为宣传部长，方国成为锄奸部长。
抓杨浩，应该事先跟杨春甫打了招呼，他脸色异样的带蓝兰先出去了，避开了抓人的场面。抓了人之后，并没有押在原地，而是被送到了晋察冀军区保卫部余光文那里，由他们来审。当时晋察冀军区保卫部设在涞水县赵各庄，距后来的挺进军司令部所在的李各庄很近，但赵各庄是个大村子，晋察冀很多部门（包括中共北方局和边区政府）的接待站、联络站都设在这里，那时如张瑞芳的母亲、弟弟等许多按政策接收的社会知名人士都居住在这里。
抓人的保卫科长，1939年挺进军成立后改称为锄奸部的部长方国，一年后被调离开挺进军，到三分区担任锄奸科长。从挺进军到三分区，从部长到科长，多少算降级使用。调离和降级使用的原因都不知道，以后这个人的结局不得而知。
八路军保卫部——锄奸部系统，前身是红军的政治保卫局，其主要的干部战士都是红军时期就参加肃反的老手，打人、杀人都堪称内行。多少人死在了他们的手上，恐怕连准确数字都没有留下。
曾任一分区保卫科科长的罗文坊调到冀中军区任保卫部长，1939年冀中审干，被抓被关押者三百多人。平西是晋察冀的大门口，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余光文坐镇在平西，亲自对来到晋察冀的各种人员进行审查就是个证明，而且他也的确多次亲临拷问现场参加刑讯。所以我的分析，平西被抓被关押的也应该不少于冀中军区的这个人数，也许还更多些。
田风留学日本回来，所以理所当然被怀疑是“日本特务”，我猜杨浩是沾了张子奇的光，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可别小看这“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冀中军区的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就是因为沾上“国民党特务”的嫌疑被杀害的。
当年发生在平西的这场追查晋察冀“北平地下党电报特务案”的最终结果如何？
如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部长余光文所说的：仅一个人有问题，我认为，这唯一没有被释放的那个人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学生，名叫王遵级。她在晋察冀那一次大逮捕和审问中因年纪还小，并没有受到刑讯逼供。但因为她的身份特殊，是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亲侄女，所以在彭真、许建国回到晋察冀之后，释放了几乎所有被怀疑对象，只有王遵级，因身份特殊，“超出了晋察冀的侦察能力”，所以被晋察冀社会部送往延安，继续接受中央社会部的审查。
王遵级一到延安，移交给中央社会部之后，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是刚从苏联回来的康生。当时的康生，正要抓个活靶子，来树立自己“肃反专家”的形象。所以，他正好以王遵级案大做文章，树立自己的个人威望，王遵级就是这样被关押起来的。
前面介绍田风冤案的叶笃成，参加革命后改名“方实”，解放后多年来担任新华社领导职务。在他的回忆中（刊载于《炎黄春秋》杂志上），谈到了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也被关押进延安保安处监狱。在那里，他听说了不少荒谬之极的冤案。其中，“王遵级，1937年参加‘民先队’，1938年经‘民先队’介绍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1939年到延安，因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侄女，一到延安即被抓，在威逼之下承认自己是‘汉奸’，‘用织毛衣编花的办法，寄到北平给王克敏送情报’。她一直被关押到1946年。”
1939年初，年纪只有十六七岁的王遵级被押送到延安，我估计，那一次一起到延安去的，有演员张瑞芳的母亲和弟弟，还有后来被派往上海去的蓝兰。蓝兰走之前，听说杨浩遭受到严刑拷打，于是大哭一场而别。
据说在蓝兰走之前，屡次托付科长杨春甫前去为杨浩说情，实际上杨春甫也真的去了，但是去做说客的，要杨浩早日承认自己的“特务身份”，免得皮肉继续受苦。杨浩跟杨春甫“对质”，应该留在了审讯记录当中，杨浩说：我是不是特务？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吗？我要是真的是特务，你们还活得了今天吗？早就被抓走了。
其实杨春甫在杨浩洗清罪名的事情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他最有发言权。以后得知，杨春甫通过北平地下党的组织系统提供证据，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杨春甫当时的地位确实不高，弄不好连他自己也会被搭进去。尤其他听说，杨浩原本是可以不被抓进去的，但有人看上了这个“上海女演员”，于是指示四纵保卫科长方国，非把杨浩抓进去不可。
事情的最后转机，其实在于肖克的介入。
1939年1月，肖克来到了晋察冀，当时明确了把平西这块地盘交给肖克，交给肖克的还有当时驻扎在这块地盘上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由肖克用这块地盘和这支部队去筹建挺进军。
于是肖克明确，除四纵以外的所有在平西这块地盘上的其他八路军部队一律撤出，特别是一分区的政治部机关和余光文的保卫部监狱，都必须撤走。于是平西各机关开始了一个月的大迁移行动。
半年前的1938年夏天，由于一分区最主要的根据地涞源县日伪军的巨大压力，已经从蔚县撤进涞源县境的一分区八路军，不得已再次后撤，连一直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涞源县城也被迫放弃，最后撤退到插箭岭一线与日伪军对峙。非战斗部门一分区政治部无处可去，于是就转移到了涞水县拒马河边上的龙门口一带。
当然住在这里不能白住，正好余光文的保卫部人手不够，于是一分区政治部保卫科就给军区保卫部“打工”，参与对审干中的嫌疑人的看押和审讯工作。
现在，肖克要来了，这些人必须要离开，腾出地方。
还有一件大事不能不提：肖克来了，一分区地盘受到挤压，一分区在雁北的那块山西省境内的地盘也交给了来到晋察冀的三五九旅，一分区自己怎么办？
经聂荣臻上报八路军总部后决定：杨成武带领一分区部队东去，占领原晋察冀军区六分区孟阁臣的地盘。
以后的情景如大家所知，1939年2月肖克来到了平西，对晋察冀领导机关诸多部门和人员的迁出表示满意，我估计张瑞芳的母亲和弟弟，还有蓝兰，这些准备送往延安的人就是这一次被迁走的。
但肖克对余光文（吾必成）看押的犯人这一块很不满意：你不能把我的平西变成监狱，这些人必须迁走。该处决的处决，该释放的释放，不能不明不白的长期关压着……
当年，寒风凛冽之中，这只数百人的“人犯”长队磨蹭前进，最后到达涞源县最南端的走马驿。再往南走，经过三分区地盘就进入晋察冀领导机关所在的阜平县，但此时，长队中的一分区保卫科小队与他们带领的“人犯”却掉头东去，经涞源县银坊直奔易县。
原因是，他们在走马驿遇见了当时任一分区特务营营长的马辉，一分区打下易县孟阁臣之后，这一次光是送往军区的金银珠宝驮子就有二十多乘，队伍中还有两辆马车，上面是送往军区处置的孟阁臣和他的几个姨太太。
在杨成武让马辉捎给他们的信件中，要他们这些政治部机关干部“速到易县，准备迎接更大的胜利”。
马辉还对他们说，这易县之富，几个涞源县和平西都比不上。一分区干部一听，喜出望外，立刻带领由他们看押的“人犯”往易县奔去。
原来，杨成武在易县拿下孟阁臣之后，立刻着手“消化”孟阁臣七千人的基本部队。杨成武成立了一个“一分区军政干部训练大队”，将孟阁臣部队中的原东北军军官和战斗骨干都集中起来，由一分区政治部特别是保卫科进行甄别使用。
在以后的《高粮回忆录》，在姚雪森的书中多次出现的那些在一分区各主力团的原东北军军官，可以说许多人都是从这个“训练大队”出去的。
这个训练大队由一个多月后被任命为一分区参谋长的黄寿发兼任大队长，曾任营教导员的郑秀煜任大队政委，当时从平西押送到一分区的那些“人犯”因为性质相同，也被合并进了这个训练大队。
杨成武本质上是个宽厚的人，这个训练大队的成员没有一个被刑讯，更没有一个被杀害，最后所有人都被“解放”，我想那情景就像文革结束后胡耀邦的“落实政策”吧？这些人都被分配进了一分区各主力团。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