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土改
翻阅这段历史，难免会涉及到伤心的往事，动笔表述起来有点困难，故放慢一下节奏。
故事讲到这里，有必要再一次申明我的观点，以免有的人产生误会。作为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地主崽子，我坚决支持中国大陆和台湾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认为这是使中国走向全面进步的重要阶梯，也是中国人走进现代化进程的必要保证。
我拥护土改，我的父辈也从未反对过土改，他们当年所做的，就是想要千方百计在险恶的土改运动中尽力保住自己家人的性命，以免落到陈怀初家人那样的悲惨境地。而家产、房产或田产早就不放在心上了，就像当年抛弃这一切物质享受走上抗日道路。如果真的留恋这一切，还会参加吃黑豆、棒子核充饥的八路军吗？
实际上，1950年底开始的新中国全国土改运动，比中共在战争年代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宽松了许多，也就是说，不再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旧政策了，而是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新政策。我猜想，这也是我祖父能在这场土改中活下来，或者说，家乡土改工作队在土改中实行宽容政策网开一面的主要原因。
同样是土改，但全国解放后的土改同过去战争年代的土改有了本质性的差别，这个本质性的差别就表现在全国解放后的土改虽然也在杀人，但杀人有了很大的区分性，大多数没有罪恶和民愤的地主都在这场“讲政策”的土改运动中看到了活下去的可能和希望。
为了体现出这个明显差别，我再提一下战争年代的土改运动。我这一次要引用的是凤凰卫视马鼎盛的文章：《土改唯成分论反党乱军 文革早有前科》。
中共总结建政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失控的基层群众运动，不但可能从右的方面动摇中央政权，有时过“左”也会造成反党乱军。1947年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圣旨，从农村到党、政、军机关将“唯成分论”绝对化，不但在农村对所谓地主富农大开杀戒，而且把个人成分及家庭成分差的党政军干部抓来斗争。不少地方的贫农、雇农及流氓无产阶级自行成立县区政权，把抗日战争建立的“三三制”政府砸烂。走笔至此，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完全“史无前例”。
为打赢内战，毛泽东下令“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他要求在“土改试验区搞地主金银烟土（鸦片）的斗争”，一时在陕甘宁边区抄家成风，法制荡然无存。新四军军长陈毅在晋绥区看到贫雇农出身者非法自行选举成立政权，八个县政府被解散，县长和党书记都被关押起来，出身不是贫雇农的部长、厅长被迫去坐“王八蛋席”，主席团当选的是无法无天的马夫、伙夫和奶妈。陕甘宁边区司法部长谢觉哉指出：这是贫雇农篡政。这些不合潮流的意见反映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并未及时留意。
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因为“出身不好”被押回家乡，交群众审判被活活打死。已将全部财产捐出支持抗日战争的开明士绅牛友兰被抄家批斗，用铁线穿了鼻子，由他任职晋西北行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着陪斗。仅兴县就因土改打死三百八十四个地主、三百八十二个富农和三百四十五个中农。晋绥边区二十五万干部有四万出身不好而被撤职，停止党籍。
大将陈赓的纵队也要走贫雇农路线，非贫雇农出身的旅长团长被罚站岗，司令部一时被造反派夺了权，陈赓也受到冲击，只得向毛泽东求救。
马鼎盛不是搞专业历史的，有点“萨苏讲故事”的随意性风格，在严谨性上应该向专业历史学教授姜克实学习。解放战争的第二年，1947年，陈赓所在的晋冀鲁豫部队在土改运动中产生内乱，究其原因是在晋冀鲁豫部队中建立了“贫农团”一类的“红卫兵”组织。“贫农团”一经成立后就要夺权，连司令员陈赓的私人背包都被翻了个底朝天，陈赓大怒，找到晋冀鲁豫的最高领导人政委邓小平告状，由于邓小平的出面，这才把晋冀鲁豫的极左风气扭转过来。
杨浩1948年在冀中晋县险些吃了土改“贫农团”的亏，主要原因是他对解放区当时正在进行的土改还都只是听说，从未亲身经历过，所以一无所知。当时察哈尔军区和察哈尔军政干部学校所在的涞水县动得较晚，1947年12月才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而在这时，察哈尔军区大部分和察哈尔军校在这一时间奉命离开涞水县，到冀中组建文年生、向仲华为首的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
到冀中之后，很大一批在土改运动中被撤职、闲置的干部分配到即将成立的华北步兵学校，于是才清楚看见了土改运动的险恶之处。
1949 年中共取得全国基本胜利之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月，那三个湖北佬返乡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那三个回到家乡的湖北佬凭借自己多年来形成的政治敏感性，预料到家乡的土改就在眼前。要防患于未然，就必须预先做足功课，以免后患。
杨家的情况比较好办，杨浩用自己举例说服父亲；自己是独生子，独子不回来，生死未卜，这份家产已经许给了同姓的两个孩子，跟原来狭义上的杨家没关系了。你在土改运动之前就表态让给贫下中农，这是一个杨姓为主的村子，给谁不是你的同宗？非要给那两个过继来的孩子？我祖父也是有文化的人，对这份家产看得不是很死性，一想就明白了，所以无须多言，当即就同意把家产提前先出去。
1986年底杨业浩对我讲的话没有错：不仅是我这个小家，包括杨树勋家，整个杨氏宗族在土改中都没有死人。
这还与一件重要的事请有关。
1950年2月这三个湖北佬从乡下的老家返回到北京的途中，曾经在武汉小作停留，他们在武汉落脚的地方，就是汉口北京路明智里的那幢西式洋楼。
那时只有杨在春和几个子女在家，老三杨树勋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未归，杨树勋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都是在十七八岁，待字闺中的年纪。其中的一个姐妹就是在杨树勋家给我讲起这段往事的杨树湖。那一次，有雄厚财力且有三房太太的的杨树屏择居单过，不住在父亲家。我母亲与杨家几个兄妹相识，也是在这一次见面开始的。
那一次杨浩、当然还有彭、周二人，对杨在春和他的几个子女做足了功课，教育他们要认清大势，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一次谈话非常重要。半年多后，我们家乡的土改运动拉开序幕，家乡成立了有着巨大权力的土改运动工作组，杨树勋家这待字闺中的两姐妹，在那个关键时间里都找了土改工作组中的有为知识青年做自己的丈夫。由于这一重要举措，杨在春家在土改运动中只有乡下那九十多亩土地、十余间房被贫下中农没收，家庭成员和其余在城里的家产都没有损失。
杨家——主要指的是老大杨树屏，是在土改一年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丧命的。
我介绍过，杨树勋这一家人的智商都极高，解放初期的这几场政治运动结束之后，这两姐妹携同丈夫以后都离开了我们家乡，进大学深造。杨树湖给我讲家庭往事的时候，她一家住在天津船舶设计院，跟我们同乡的这位丈夫姓蔡，樊作楷夫人蔡坚的家族。杨树湖那个姐妹住在上海，据说（杨树勋孩子说的）在改革开放后开办了上海第一家私企的出租汽车公司，属于最先下海发了大财的成功人士。
当杨家土改前在“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的时候，彭家在做什么？
彭家是三个男孩子，不像我家，单传，只有一个后裔，所以情况要复杂一些。当看到自己家的长子归来，彭家的老太太听彭家老爹的一席话，想出了一个“化整为零”的计策，将全部家产赶在土改之前，预先分给这三个儿子，不就把“自己的地主成分”降低了吗？分家之时，身为长子的彭家老爹作为革命军人、团政委，主动放弃了自己的那一份，这使得他个人没有因土改运动中包庇自己的地主家庭而受到牵连。
1950年6月30日，中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
当然，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景象只维持了两年多时间，1956年搞合作化运动，这些土地又被政府收了回去，直至今日，国家是中国大陆上唯一的土地所有者。
1986年底，当我出差武汉，打算顺路回一趟老家的时候，我那位在外语学院当图书馆长的三哥告诫我说：千万不要把老家的亲戚招过来。我当然做到了。但给我还原老家土改运动中的这些景象的，也正是我们老家的这些亲戚们。
土改开始，我们那几个村落自然以杨姓为主，宗族和家族的势力占了上风，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当时的人们都很淳朴，没有仇恨就是没有仇恨，所以没有为难我的祖父——华堂先生，只是分掉了财产便宣告完事。
后来听俺家亲戚说，土改运动的“分浮财”阶段，也是当地贫下中农们最为欢欣雀跃的时候，在俺们潘集乡政府的门前，当地的六户“地富”家里运来的“浮财”堆成了六堆，其中，俺家的那堆“浮财”最大、也最多。俺家祖父事先已经将田亩地契、房屋钱财等交到了土改工作组，现在除了家具、衣被这些东西，彻底到连祖上留下来的家谱、老照片、文字东西及书籍字画都献了出去，被家乡父老们作为“浮财”瓜分一空。
有些后来发生的故事，值得一讲。
土改之后，最感到意外的是：由于“上面的恩典”，俺家主动交上去的房产准允发还，没有被公家占用，或分配给贫下中农。连同房产一起被发还会来的还有部分家具，以及几件中看不中用的装饰瓷器。我印象较深的，是浅粉的小孩半人高的瓷“掸瓶”，我祖父以后带到了北京，我们家很多年一直放鸡毛掸子，若干年后不知所终。
土改运动的几年之后，大约在合作化前不久，俺家老爹拜托老上司张明河，将俺的祖父、祖母以合法手续接到北京，给了一座单独的小宅院，供养起来。俺家祖父临走，将老家的房产无偿供当时的合作社，以后是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部使用。家具及其他所有的生活物品被曾经的两个“过继孙子”全部拉走。
土改时我祖父“主动上交”，这并不妨碍他依旧悄悄留下了些“黄白之物”（由此可见地主分子的狡猾之处），以后又悄悄带到了北京。以后俺家老爹去世，俺家的收入骤然减少，于是在很多年间，一点点悄悄变卖这些从老家带来的“黄白之物”以补贴家用，帮助俺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散，俺村的“生产大队”也不复存在。作为曾经的“生产大队部”的俺家房产被附近的贫下中农一拆而光，连祖坟的墓碑都没有留下，全被拉走盖房去了。
1986年底，我回到家中的故址，所看到的只剩下一块平整的场地和旁边杂树岗子上的几座坟茔，其余什么都没有了。当时的区政府领导人对我说，要为我家盖几间房，作为补偿，供我们闲暇时回来住住。当然，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都是屁话，靠不住的。因为当时的公有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不是人民公社那个时候了，他即使真的想盖新房，已经无法、也无处凑集盖房的用料了。
现在讲家住在西十的老彭家。
因为家产变少，土改中住在西十那个地方的贫下中农们分到的东西——浮财很少，失望至极，于是把火气都撒在提前分家彭家老太太的身上。彭家的老太太出身于贫穷到极点的一户人家，是卖身到富贵人家当丫鬟的。由于这户彭家的老太爷连娶两房太太都不生儿子（大女儿成为杨树屏的太太），于是将这位丫鬟填为第三房太太。想不到这丫鬟出身的第三房太太格外争气，以后接连生下了三个儿子。
其中只有大儿子参加了革命，1949年是解放军的团政委。
贫苦人家走出来的大户人家太太，有几个特点，比如说话比较“冲”，对下人比较“刁”，在经济上把得比较“紧”；还比如吃尽了苦，把钱看得比较“大”等等。恐怕最致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始终把自己看作是贫苦人家的人，每日勤劳，事必躬亲。可能特别是由于当解放军团政委的大儿子的归来，助长了老太太的底气和硬气，老太太不怕土改，也不买土改的账。
老人，老脑筋，就不知道此时您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您是贫苦出身不假，可后来成为了地主太太。老地主不在了，您就是再勤劳，您“女地主”的政治身份也不会改变，是土改要打倒的对象之一。所以到了土改运动中，她不听劝，不肯低头，始终对土改和贫下中农持强硬态度，死到临头还不自知，这给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正因为老太太“对土改运动不满”，土改运动一开始，老太太就被保卫土改运动的民兵们抓了起来，不许回家。西十那个地方开土改斗争大会，老太太被民兵押上台子，过去彭家的雇工、佣人、丫鬟都上台去，愤怒控诉老太太对下人们的刻薄之处。老太太不服，自然要还嘴：“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受的苦比你们还要多呢……”
但老太太的话音很快被贫下中农们高呼的口号打断，贫下中农们非要打掉“地主婆的威风”，这使得彭家老太太在土改斗争会上受尽侮辱不说，会后还要被游街，接着再受尽拳打脚踢。参加过这次斗争大会和游街的老乡们告诉我，老太太后来在大会上、游街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儿子是解放军的团政委……”
可有谁听得见呢？老太太最后，声音微小到几乎已经成喃喃自语了。她最后也完全糊涂了：儿子参加的这个什么革命，怎么把自己老妈的性命给搭进去了呢？
在我们老家留下来的文字历史中，对彭家充满了同情之心，对杨家（指的是杨树屏，不是我家）的“聪明到极点”充满了鄙视之意。认为杨家是站在彭家的肩膀上发起来的。起码彭家老爹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止一次讲起过，说他们杨家（指杨树勋这家人）使了我们不少钱……
那一次土改斗争会后，彭家的老太太就再没能活着回来，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从来人们都是三种推测：那次参加过斗争大会的老百姓说，是政府最后对顽固不化的老太太执行了死刑；亲戚们说，说老太太气愤不过，当晚就自杀了；还有人（我的亲戚）说老太太是被民兵打死的，可最后把责任推到了政府和老太太身上。
俺家老祖父与众不同，他认为彭家老太太属“自然死亡”。1951年1月那个寒冷的冬夜，距三个湖北佬回家仅一年时间，一下子跌入人间地狱。一个从未经历过斗争游街的老太太，没吃没喝被折腾了一整天，时值冬日，当夜又被关押在冰冷的囚室里，老太太先是心已死，此时冻饿交集，死去是很正常的。不死？除非有天大的造化。
十几年后的文革中，我祖父也是这样“自然”死去的。死去的经过跟彭家老太太几乎如出一辙。
以后的故事且等我静下心来，接着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