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烈士
我的有关湖北老家人的那些革命故事，主要是杨树勋和彭家老爹讲给我听的，别的人不大关心、也不熟悉这方面的内容。在这些有关老家人的革命故事中，最具悲壮英雄色彩的就是杨树勋的二哥杨树藩的英勇牺牲。
杨树勋家有四个男孩，其中老大杨树屏、老二杨树藩是父亲杨在春早年的孩子，或者说是大太太生的孩子；老三杨树勋1918年出生，跟樊作楷、冯德镛，还有俺家老爹同岁。杨树屏1903年出生，大杨树勋十五岁，但必须要称呼大他十几岁的我的祖父为“爷爷”，也就是说，他父亲杨在春要称呼比他岁数还小的我的祖父为“爹爹”。为避免当众出现这个尴尬的场面，杨在春、杨树屏父子，都为自己取了另外的名字。比如杨在春也叫“杨啸岩”，杨树屏也叫“杨友吾”。
但老二杨树藩、老三杨树勋都一直称呼自己的辈分排序中的名字，没有另取新的名字。
杨树勋下面还有一个老四，比杨树勋要小十来岁，是杨在春四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因为老年得子，“金贵”，杨在春一直带在自己的身边，也就是说，住在汉口，很少到应城老家来。旧社会抗战前，中国大陆普遍没有“户口”或“户籍”一说，有房子就有自己的家，来去自由。这个叫“杨树什么”的老四，我只听说，没有见过。
杨在春和我们家同为近亲近邻，原本都住在蔡杨那个村子，我查应城史料，杨在春家有房产十余间、有田九十余亩，收取地租；这跟我们家有房产十余间、有田五十多亩相差不大，我们两家原为一家，我想这应该都是祖上分家分田后的结果。
小时候我祖父跟我说过，祖上分田给几个兄弟，田地分为水田和旱田，水田产量高些，旱田大都种杂粮，产量低些。但这些田按祖上的用途又分为“生活田”和“读书田”，以保证自己的子孙有饭吃，有书读。
杨在春生于1883年，是我祖父哥哥的孩子，也就是说，他与我的父亲同一辈，管小他十几岁的我的祖父叫“叔”。1903年，他二十岁的时候生下长子杨树屏，后来这一家的顶梁门柱。
杨在春、杨树屏父子的智商极高，顶尖的聪明人。杨在春在清末考取过秀才，是武汉三镇辛亥革命的发起人和参加人之一。民国时期，杨在春被外放当过县长，以后回到老家湖北，担任过省民政厅长、汉口特别市政府秘书长、社会局长，1932年4月杨在春任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所以在汉口有自己的家眷和房产。
我强调“1932年4月”这个时间，是在这个时间的背后有多种事情同时发生。
1931年末，我们湖北乡下“闹红军”，我祖父将独子和同龄的杨树勋一起送到汉口，就住在汉口的杨在春家。此时我祖父因为帮助他们家经营矿山，已经积下有百万的家当，他们家当然应该对我祖父感激不尽才对，更何况还有着一层近亲关系。因为积下了大批财富，在应城县志上：“1934年至1936年间，他用了3万多光洋，在县城小北街建造了一栋花园式‘洋楼’”，杨在春的长子杨树屏在汉口另有新家，不跟父亲住在一起，他“花资两百余两黄金，在汉口北京路智明里买了一幢西式楼房；再花2万光洋在汉口江汉路昭明里，长期租赁了一幢‘别墅’。他娶了三房妻妾，安置于三处居住。”
有“遗传”就会有“变异”，出现异化，每个家庭都会如此。杨在春家的“叛逆”就是他的二儿子杨树藩，那是杨树藩已经悄悄使用化名加入到共产党，在当时中共四大中央委员张金保的领导下打进武汉纱厂，进行地下工作。一个大户人家的“二少爷”，能够像工人一样每天往纱厂跑，表明了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是习惯与穷人，而不是与富人交朋友的。
1931年底，十三岁的杨浩来到武汉后，整天跟二哥杨树藩“腻”在一起，说他给“奸党地下组织跑腿”，担任小交通、传递文件，也就在1932年初的这个时候。
正因为父亲、大哥都滞留在武汉不归，他们杨家在应城县城里的那个家就由二哥杨树藩说了算，把当时在武汉纱厂当女工且患有肺病的张金保接到应来治病休养。张金保是湖北黄石人，出自社会底层，纺织女工出身，家境非常贫寒，患了肺病的张金保原本是无钱治病休养的，杨树藩的救助有如雪里送炭，使她终生难忘。
也因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张金保不在武汉，致使地下工作经验不足的杨树藩终于被特务缉拿。那时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经简单审讯之后，杨树藩被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在汉口街头公开枪杀。
杨树藩牺牲后，我祖父受杨树藩父亲杨在春的委托，以杨树藩长辈亲属的名义，在汉口买了棺木，将杨树藩的遗体运回到应城家乡安葬。那时的杨在春，刚上任湖北省政府秘书长不久，不好自己直接出面与这个被枪杀的共党分子有什么瓜葛，于是要我的祖父出面。
我的祖父是亲眼看着这几个“大孙子”出生和长大的，其中与老二杨树藩和老三杨树勋的关系最好。我从未听到过他对杨树屏的评价，但听到最多的，是对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老四的评价。我祖父说解放后，老四一度混到分文全无的地步，头发长了，连理发的钱都没有，于是找了一把剪刀自己给自己剪，头上深一块浅一块像狗啃得似的。
我祖父对牺牲的杨树藩也颇有微词，因为他把毫不知情的我的父亲“忽悠”去当地下组织的小交通员，我祖父说：如果被发现抓住，那可是要杀头的。
我们家，从我的祖父到我的父亲，一直对杨树藩的被抓存有疑问，甚至怀疑杨树藩的被捕是他的父亲杨在春或大哥杨树屏中的一个“大义灭亲”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将在应城杨家养病的共党头目张金保赶走，以免祸及全家。果然，因为杨树藩牺牲，杨家与共产党的联系全部中断，张金保没有理由再住下去，只好被迫离开杨家，返回武汉。
杨树藩被安葬后，心存疑虑的我的祖父渐渐淡化了同杨在春、杨树屏父子的关系，退回到乡间。这户杨家人当中我们家仅同杨树勋一个人保持着终生的联系。1937年初，武汉警察局接到举报，对高中生杨浩展开调查。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杨在春得到消息，暗中通报我祖父杨浩已经被警察局注意，要他为这个独子早作打算。我祖父怕他这个独子遭到与杨树藩一样的命运，于是这才打点他去了北平。
我父亲多年来留下一条“金科铁律”给我的母亲：这个家（指杨树勋那个家）只有杨树勋一个好人。
那一年家乡的政协来人，杨树勋的孩子也在场，为了不刺激他们家人，我将这了留言改了一下，说“这个家杨树勋是个好人”，把对这个家其他人的评价给省略掉了。
杨在春1955年在汉口病故，时年七十二周岁，不算长寿。当时我祖父已迁居北京。在应城县志上，杨在春（杨啸岩）是个名人，与蒋作宾（蒋雨岩）、彭幼岩（彭又岩）并称“应城三岩”。在这“应城三岩”中，杨家、彭家三占其二。
其实外人写史，一般写到这个地步就尽够了，表面现象都已写了进去。但历史除了“表象”，还有“实质”，“实质”是靠分析研究才能发现的。
俺应城这个地方，因为靠近武汉三镇，洋派势力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洋派势力的影响中，主要是两大派系在相互作用，这就是亲英美的“教会派”和亲日的“留日派”。
杨家属于亲英美的“教会派”一系，孩子们都上教会学校，以后留英或者留美；蒋家和彭家都属于亲日的“留日派”一系，他们的孩子们走的是留学日本的传统道路。
留日派是由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湖北成为全中国最早的留日大省，张之洞的子孙后代都卷了进去。抗战爆发后，这些昔日的留日学生（包括张之洞后代在内）很多都成了湖北及武汉的伪政权头面人物。那一次我的祖父被日军抓走，幸亏这些留日派的出面相救，我的祖父才重获自由。
相比起来，亲英美的“教会派”势力也是有根基的，那一次，俺十八岁的老爹在武汉惹祸，躲到北平，被一家在天津租界区当局长的人家所雇佣，我想，同为亲英美的介绍人出面牵线是关键因素。只不过这个前教会学校的学生后来成为了八路军共党分子，这是最初所始料不及的。
从1931年底，我父亲因躲乡下战乱，十三岁就寄人篱下，寄住在汉口的杨在春家，旧社会势利眼是很盛行的（今天也依旧如此），难免会受尽那些亲戚富人们的白眼，虽然是很近的立有大功的亲戚也是如此。我祖父虽然为杨家赚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但他终究还属于拿工薪的“雇员”一类，没有逃脱地位低下的“穷亲戚”的身份。
这家人最能干、也是被政府定为“最坏”的一个人，是这家的长子杨树屏。我这位大堂哥在解放初期被中共的地方政权枪毙，他当时被定性为“应城膏盐矿暴力压榨剥削矿工的突出典型”，他的罪名主要有两项，一项罪名是由于对矿工的劳动条件苛刻，历史上曾经造成矿难，使多名矿工死亡；另一项罪名是解放初期拖欠克扣工人工资。注意，这两个罪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算什么，当年杨树屏并没有将巨额资产转移到国外，最后都便宜了中共的地方政权。由于杨树屏被枪毙，他所有的矿山、家产、房产全部被政府占有，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今天定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杨氏后裔，就是杨友吾的后人，大老婆彭氏生的。
这位后人一直在北京的中央民族乐团工作，但我从没见过，可见这两户杨姓人家的“老死不相往来”。这位杨树屏后人在临行前离开北京，赴加拿大之前，曾经与他的大舅、我太太的父亲深谈了半夜，谈的都是家乡土改前后的往事。他走之后，我太太对父亲对我说：他同共产党的血海深仇积得太深，他这一走，怕是绝对不再回来了。以后，他把杨树勋的后代也接了过去。
以上这些家族的往事，主要是杨树勋和他最小的妹妹，在天津船舶设计院工作的杨树湖讲给我听的。杨树湖特别讲到，家乡的过去，讲究在县城里盖“几进院落”，进深的几重院落越多，越能体现这户人家的“大富大贵”。但上海教会大学毕业的杨树屏就不同了，他盖了我们县城里唯一一座花园洋房。1951年枪毙杨树屏之后，樊作楷带领的县委、县政府机关占据了这座花园洋房的院落作为领导机构所在地。
1986年底，当张北海教授重返他家在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老宅的时候，在时间上非常巧合的是，我也同时回到了湖北老家。那一次，我还特意到有着武装卫兵把守的县委机关这个深宅大院里转了一圈，看看他们杨家的花园式洋房还剩下些什么。当时只看见古树参天，条石遍地，因为正在施工盖新的楼房。
三十年代初期，当时在汉口纱厂搞地下斗争的杨树藩，因为他的上级，当时被选为中共四中全会中央委员的纱厂女工张金保患有肺病，杨树藩将她接到应城的家里来养病，委托在老家的我祖父妥为关照。张金保解放后最后的职务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1984年去世，去世前听到解放后几十年间，杨树藩的烈士身份一直都未能确认，于是专门撰文证明杨树藩的烈士身份。
在应城我们家乡，起码杨家老爹和彭家老爹是杨树藩教育出来的结果（我觉得还应该有樊作楷和蔡坚——蔡金枝夫妇，但人家始终不承认，咱也不能强迫人家承认），可是在我们应城的烈士纪念馆里，几十年间却一直都找不到杨树藩的名字。
这里面有大的原因，也有小的原因。大的原因是客观的、但起着次要的作用；小的原因是主观的、但起着主要的作用。
大的原因在于，当时杨树藩的直接上级张金保虽然是中共四大中央委员，但当时罗章龙自立中共“第二中央”，张金保在这个“第二中央”里曾任“特别委员会书记”。以后虽然在延安做了检讨，重新恢复工作，但也从此再得不到重用。张金保最后的职务——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也不过是正局级干部，因参加革命年限很早，享受副部级干部待遇。
俗话说：“一将无能，连累三军。”作为张金保的直接下属，又牺牲得很早，所以杨树藩的烈士身份和事迹就被埋没起来。
说到小的原因，我认为这绝不是地方党政部门工作上的失误或无意中的遗漏，而是某些人有意造成的遗忘的结果。
在解放初期开展的全国性三大政治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之中，枪毙杨树屏应该在“三反五反”阶段。此时的樊作楷，已经离开了应城县委书记的位置，任孝感地区公安处处长。枪毙一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共烈士的亲属，这名声传出去不好听，所以只能把杨树藩的烈士身份严密封锁起来。
彭家老爹从部队离休之后，晚年做了两件工作，一个是给烈士杨树藩提供证明，恢复其应得的烈士身份；另一个是用写回忆的方式给自己的母亲正名。
晚年时，彭家老爹多次返回家乡，在我们当地的报纸上撰文回忆自己的母亲。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他之所以在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跟他这个劳动人民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归纳一下，彭家老爹之所以抗战爆发走向共产党一边，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品质出自母亲；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信任则出自杨树藩。
实际上，彭家老爹是杨树屏的小舅子，但与杨树屏交往不多，却深得老二杨树藩的拉拢和栽培。这一户杨家的人都是绝顶的聪明人物，这个共党分子杨树藩真是狡猾大大的：他一边将自己毫不知情的小叔子偷偷发展为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的小交通员，另一边将自己大哥的小舅子发展为潜在的中共外围分子。
这一家人，虽然都是绝顶的聪明，老大虽家财万贯，最终被共产党枪杀；老二被国民党杀害，但又不被共产党承认，是最冤的；老三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后回国，一直当教授，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老四解放后考进北京大学，据说被打成右派后劳改，不知所终。
这一家人，最后只有老大的孩子文革后出走到加拿大，把老三的孩子也带了出去。
我每每想起这家人的遭遇，都会联想到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不说了。
